李鴻儀

一八九七年二月十六日（陰曆丁酉年正月十五日），生於青海樂都高廟鎮石嘴村。

樂都歷史悠久。據高廟鎮柳灣村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遺物證明，距今四千多年前，先民們就在這塊沃土上繁衍生息。漢武帝時樂都地區歸入漢朝版圖，趙充國（前一百三十七年——前五十二年）在湟水流域屯田，促進了樂都的發展。南涼以樂都為國都。隋唐設州、郡，明清置衛、所。絲路輔道和唐蕃古道途經縣境。因此，自古以來樂都一直是青海東部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和交通要道。湟水自西向東橫貫縣境，形成河谷盆地，農業比較發達。樂都素有“文化縣”之稱，在青海是文化最發達的縣。清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建立樂都書院，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改為鳳山書院。從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至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從書院中考中舉人七名，貢生三十九名。光緒三十一年鳳山書院改為碾伯縣高等小學堂，即是李鴻儀後來所學習的新式學校。

李鴻儀出身貧苦的農家。同治間陝甘回民起義，樂都成為戰爭場所。石嘴村居民很多被逼迫投湟水而死，其祖父得志公帶全家上北山避亂，因而倖免於難。亂后回來，房屋燒毀，田園荒蕪，滿目荒涼。李鴻儀就誕生在這個亂世之後，所以家境非常貧寒。父輩弟兄四人，其父李承琳，居長，教私塾。叔父三人，均務農。祖母劉儒人性穎悟，同治避亂，為碾伯縣幕賓育兒，幕賓妻富有學識，見祖母賢慧，故以其學教之，因有文化，能讀舊小說。先生自幼受祖母疼愛，口授古詩，成誦不忘，至老猶朗朗上口，以教子女。先生幼時，愛發疑問，常使祖母發窘。六歲時問祖母曰：“天之上何物？地之下何物？”祖母隨口答之：“天之上是天，地之下是地。”聽后懷疑多年。十歲時，祖母病革，呼其至床前誨之曰：“多行方便，廣積陰德”。繼誨之曰：“存好心，說好話，干好事，成好人。”言畢遂逝。對其影響極為深遠，銘心不忘，躬行不輟，並以此言教育子女。

一九〇三年七歲時，入本村私塾，始發矇於唐萬澤先生。唐先生字潤之，河州唐王川人，清增廣生員，詩文書法，兼擅其長。十歲時已熟讀四書及詩經全部，十三歲時熟讀書經、易經、禮記全部及《唐詩合解》一部，記憶力甚強，至老猶能隨意背出四書五經內任意段落。四十多歲時，給其子教讀四書、五經，從不看書，隨口領讀，全本皆然，可見其用功之深。十三歲時，由潤之先生教學八股文承破題，兼作五言律詩，潤之先生以天資穎悟者目之。

一九一〇年，十四歲時，轉學於樂都崗子溝，從學劉洪基先生門下。劉先生系進士劉維儀次子，清廩膳生員，以飽學名於世。經劉先生講解四書、五經之義，並學作詩文，學問日進。得到樂都舊學名家李蘭谷先生的好評。李蔭南貢生命先生作《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義》，文成批改，得“略觀一藝，可造材也”評語。

一九一三年，碾伯縣高等小學堂改為第一高等小學，先生於是年春入學，受教於李生香、謝善述門下。謝善述（一八六二——一九二五），字子元。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拔貢，光緒十九年在民和、平涼等地任教，又在蘭州就讀師範，回鄉任教。李生香（一八七一—一九四四年），字蘭谷，幼讀私塾，每試名列前茅，蘭州會試，中第一名廩膳秀才，甘肅優級師範畢業。二人均為樂都教育界名人，《樂都縣誌》中有傳。先生受其教導，受益良多。一生酷愛文史，得力於此。在高級小學四年學習期間，除學習各科知識外，特別通讀司馬光《資治通鑒》一部。家存《通鑒》一部，圈點批語，滿篇皆是。精彩段落，皆能背誦。嘗與同學以某事件出於書之某頁打賭，先生均勝之。至今猶能敘說各歷史大事本末，絲毫不爽。史學根底甚深，於此可見。至一九一六年冬畢業，名列第一。因家寒未升學，旋於樂都大灣塘、長里堡任小學教員，積攢學費，準備深造。

一九一九年春，時年二十三歲，考入甘肅第一師範。在報考七百多人中，名列甲等第一名。在校期間充任學生自治會會長，時值“五四”運動時期，率領同學在蘭州宣傳抵制日貨，反對賣國，表現出高度的愛國精神。甘肅第一師範會萃教育界名人，校長楊漢公，北京大學畢業；國文教師何洪基，北京大學畢業；張映川，清翰林；經學老師張林炎，清翰林。各教師均能認真負責，嚴肅執教。校風優良，為全省冠。先生勤奮力學，深得各教師器重。每天黎明即起，到室外專心朗讀，這種晨讀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在以後的教書歲月中，他每天早晨，總要誦讀四書、五經、諸子百家。退休在家時，仍然如此。年過七十，猶能一口氣背完老子《道德經》。作文書法，皆擅其長。在一師所寫五大本作文，篇篇綿綉，批語多加讚美之辭。且字體秀美，堪為書范。先生在極其困苦的情況下讀書，一九二一年，甘肅大饉，哀鴻遍野，本省銀行發行的銀票，價格驟落，助學金不敷伙食費開支，常常受飢挨餓。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節約出錢購書。家中藏書萬卷，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他在這時購買的。一九二二年冬畢業，即回鄉任教，開始了他一生的教書生涯。

先生於一九二三年任教碾伯縣巴州高等小學，充任校長之職。一九二四年受同學吳邦振先生聘，充任馬蓮溝小學校長。課外給學生講《古文筆法》、《春秋左傳》，深受學生歡迎，遠方來學者頗多，一時校風大振，省督學視察，登報表揚。一九二九年縣教育局調先生到樂都縣立第三高等小學任教，一九三二年由康善堂校長聘為甘肅永登縣窯街高小教員，是為永登縣教學之始。

一九三三年受石韞璽校長聘，任永登紅山嘴初小教員。斯校成立多年，因教員未得其人，頗形廢弛。先生任教后，校風大振，深得當地父老愛戴，先生亦頗欣慰。開學時撰聯云：“初級復興，只期文光映浩水；小校又設，滿望化雨潤紅山。”一九三六年，受一師同學榮得明先生聘，任永登樂山小學教員。在該校任職五年，遠方來學者，多於本村學生，當地群眾一再挽留先生，他寫校門聯云：“三載重來，父老尊師獨尊吾；一枝仍借，童蒙求我不求人。”其自豪如此。一九四二年，受駱中三校長聘，任永登馬蓮灘小學教員，兼樂山小學校長。其所教小學畢業生考入永登中學者很多，解放後上大學者亦不少。是年其子李培業遠離家鄉，跟隨先生在永登上學，其後一直在先生身邊就讀，到小學畢業為止。

一九四四年，樂都石嘴村成立高等小學，在家鄉父老再三要求下，先生回到故鄉，在石嘴完小任教導主任。於是北山、河南各地學生聞之，紛紛來校就讀，幾致該校容納不下，不得不擴大校舍，一時石嘴完小引起樂都教育界注目。從此先生之聲譽日高，各地紛紛來聘。時蘭州學友，樂都縣教育名家李景白先生，任碾伯東關完小校長，此校即先生當年所讀的碾伯縣第一高等小學。經李景白先生多次登門聘請，先生即赴碾伯東關完小任教，時在一九四五年二月。

先生長於經史，解放前在各校任教，除教授所規定課程外，特加“經學”一科。每日一課時，分四書、五經兩班，複式上課，先生親授之。學生朗誦之聲不絕，嚴如私塾，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特有現象。給高年級學生加講《古文筆法》、《左傳》、《史記》名篇，故先生門下弟子，一般文史知識水平獨高。先生對家庭成員教育亦甚用力。弟兄六人，先生居長。五個弟弟，皆受其教育，文史功底均好。對先生特別尊敬，以嚴師視之。大弟鴻書，隨先生在灣塘、巴州小學讀書，后在縣師範講習科畢業，任小學教師多年，參加國民革命軍馮玉祥部隊，任營部軍需官，於一九二九年卒於陝西大荔縣。二弟鴻逵，幼時受其教導，畢業於師範講習科，一生從事小學教育。三弟鴻陸亦曾隨其讀書，畢業於樂都中學，先從事教育，一九四八年樂都縣成立參議會，選舉為參議長。（見《樂都縣誌》），“文革”后，任樂都縣政協委員。四弟鴻鈞，一九三二年隨先生就讀窯街高小學畢業，樂都中學初中畢業后，考入青海師範。一生任教小學、中學。五弟鴻銘，在石嘴完小受先生教育，后升入樂都中學，一生從事農業。長子培業，小學教育全受先生指導，課餘教讀四書、五經，一直到解放後為止，達十年之久。侄李堉業，小學讀書時，亦受先生教導。總之，先生對弟弟、子侄輩成長，起了決定性作用，實開一代之新家風，他的貢獻是很大的。

先生自一九一五年起，在課餘研治《西夏李氏世譜》。后又研究西夏史，不問寒暑，五十年如一日，成果頗豐。一九六五年農村社教，因寫家譜而羅織罪名，遭殘酷鬥爭。“文革”中尤甚。家中萬卷藏書，被“紅衛兵”付之一炬。先生愛書如命，目睹此景，痛哭不已，幾致大病，竟於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六日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六歲。

其一生所收集和撰寫家譜有十五部，調查材料和拓印碑誌累累，藏於家中。一九六四年社教開始，他預知家譜厄運來臨，便將石嘴家中所存十部家譜，秘密轉送到親戚處保存。一九七○年，又秘密拿回家中，密藏於南牆夾皮中，連家人都未知曉。黑古城所藏五部家譜，在“文革”中燒毀或遺失，特別是其調查材料數包（內有李英、李文碑文拓片）焚毀無存，是一巨大損失。

先生逝世之前一月，其子李培業由陝西回家守護。他頭腦清醒，終日曆數祖先事迹，一一如列眼前，言一生治譜，未遇知音，晚年又因此遭禍，不堪回首。邊說邊哭，淚如泉湧。聞者莫不悲痛。至臨終前三天，他似乎見到了家譜命運的光明就要到來。突然對其子說：“十部家譜，密藏於南牆中，我一生心血，全在於此，先祖無罪，令我子孫永保存之，家譜是消滅不了的。”接著他背誦李英神道碑文全文，以示銘刻不忘。當他朗誦至“猗歟李氏，世長西土，休光偉烈，昭耀千古”時，神採風揚，眼中炯炯有光。當念到“巴原奧區，山川鞏固，伉儷並葬，以篤終祜”時神態黯然。讀完后，長嘆一聲說：“會寧伯太爺，我見您來了。”說完后，一直閉口無言，直到三日後逝世。其對列祖列宗敬仰之情，何等強烈，其對祖先歷史研究之堅忍不拔精神令人振奮，其奮身保護家譜的英勇事迹，震撼著李氏後代的心靈！他是一個為歷史學而獻身的人，須知他的最後一部家譜，就完成於極左的六十年代！

先生自幼即對祖先歷史發生興趣，他說：“儀八九歲時，見族中長者，聚談先世事迹，竊喜我祖我宗，功業聲聞，非特傳之口碑，即昭耀典冊者，莫不家傳而戶曉。”（《新修六門家譜自序》，一九二七年）在高小讀書時，尤對史學殊感興趣。除通讀《資治通鑒》外，即對家藏《李氏六門家譜》開始進行研究。據《海東李氏家譜》（一九二三年）李承襄序中稱：“余早識寶亭族兄，為人光明磊落，富有膽識，承先伯得志嗣。舍侄鴻儀者是其子也。性嗜學，從明師，親益友，卒乃出其所學，以促進教育，灌輸文化為己任，今乃纂敘譜牒，閱時八載。其報本之心，非誠至極，豈能若是哉！”則知先生於一九一五年在高小讀書時，已開始研究家譜。

一九一六年高小畢業后，充大灣塘小學教員，又得到王學尹先生纂修的《李氏家乘》，成為他研究家譜的基本材料。他在《李氏家乘》的“說明”中寫到：民國丙辰冬（一九一六年）儀畢業於碾伯高小校，昱年受族祖蘭谷老師命及族叔潤之督學聘，充大灣塘國民學校教員，開校之三月與族中人不論尊卑，有見面相識之誼，時有吾六門高祖父貢生蔭武者頻來學校，談祖先歷史，因執此稿本授予，並命之曰：“祖先事迹，備錄在內，宜牢守之，永作後世修譜嚆矢。”為了進一步展開家譜的研究，從此，先生已注意收集史料。

一九一九年先生考入甘肅第一師範，因先生品學兼優，且長於史學，在李氏家族中，聲譽遠播，得到當時東府最後一位土司李承襄的賞識。寒暑假回家，來往步行，途經民和縣上川口，常往土司公署。翻閱土司官譜（今藏民和縣檔案館），為祖先開拓青海事迹所感動。但同時又不可解的是堂堂土司官譜，竟然將拓跋思恭敘為晉王李克用的後裔，鬧出張冠李戴的大笑話，關於此段實情，在他二十年後寫的《西夏李氏世譜序》（一九三七年）中有詳細記述。今錄如下：“民國庚申春（一九二○年），余於甘肅第一師範肆業，時有翰林筱梧張林炎夫子，金城人也，負授經史之責，尤以長於史學稱。因捧譜牒，乞之為序，翻閱畢，夫子以世系錯訛不確辭，余亦為之甚惑焉。及暑假旋里，道經享堂，親謁祖墓，詳錄碑銘。始知族譜之載晉王者，不免以訛傳訛矣。……於是遠搜近采，廣為裒集，詳閱魏書本紀，隋唐各書黨項傳，五代史李仁福傳，宋、遼、金各史夏國傳，元史李恆、李察汗傳，明史李英傳與甘肅新通志西寧李土司李百戶等土族志。並參看家存西寧衛右千戶所、世襲鎮撫、世襲百戶、世襲千戶、前千戶所世襲鎮撫各親供號紙，旁及稗官野史之記載，各門重修之家譜，經十餘寒暑之考究。列為圖考，編成西夏李氏世譜。凡各史乘確鑿者原錄之，世系錯訛者訂正之，原譜殘缺者補充之，世系中斷者完善之。使我族族譜，燦然詳備，以免今後歷史家之譏誚，后之起者，覽圖考，閱世譜，知我罪我，亦聽之而已。”先生為恢復李氏歷史的本來面目，為發揚光大祖先立功創業的精神而孜孜不倦地奮鬥了一生。

先生所寫譜牒不下二三十種，河湟李氏族中，到處可見，雖經“文革”之災。仍保存下來不少。考其寫作經過，大致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二十年代。此一階段他主要工作是以享堂會寧伯李英碑文為據，修正土司官譜之謬誤。完成兩部家譜，即《海東李氏家譜》（一九二三年）及《海東李氏家乘》（一九二五年）。他經過詳細考證，第一次提出了李土司系西夏皇族後裔的觀點，駁斥了川口土司族譜的沙陀晉王說。在所修纂的家譜中完全刪除了沙陀晉王的世系。

第二階段為三十年代。此階段主要工作是更廣泛地收集資料。特別發現了明代的更多史料，如家譜序言、中府鎮撫、千戶供狀，為西夏說找到了更有力的證據。且對世系表作了更多的補充，完成了《西夏李氏世譜》（一九三七年），由此最終確立了區別於土司官譜的另一家譜系統。實際上是恢復了明代家譜的內容。對於《西夏李氏世譜》將有專文介紹。（參看本書“前言”）

第三階段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此階段先生擴大研究領域，致力於西夏史研究。一九四五年先生在碾伯完小任教時，得讀樂都中學所藏的二十四史、甘肅新通志、西寧府志及其它地方志。一九五三年，其子李培業考入西北大學，遵先生之命，利用西北大學圖書館藏書，抄錄很多西夏史料供先生研究。他下了很大功夫，抄錄彙集成《西夏實錄》一部。他在全面研究西夏史后，撰成《西夏史略》一部，共四冊，藏於樂都黑古城家中，惜“文革”中遺失，不知是否尚在人間！

綜觀先生研究家譜過程，始則為了恢復李氏歷史真面目，繼而進行深入研究，完成《西夏李氏世譜》，最後把研究範圍擴展到整個西夏史領域，想取得更大成就。解放后，生活條件改善，圖書資料容易求得，以先生文史功底，繼續研究，定能取得想像的成果。可惜天運不佳，屢遭災厄，最後竟抱著遺憾，在“文革”中與世長辭了。

先生研究家譜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恢復西夏李氏的歷史本來面目。所以他的治譜原則是實事求是。他說：“世之作譜者，往往攀援仕官，附會名流，輒曰：吾宗即某卿之支派，某相之箕裘也。而不知譜者，貴譜其實耳。若於杳冥慌恍中，遠引繁稱，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如不譜耳。”他在這裡指出了一般家譜攀高附會的弊端，而自己務必去其弊而正本清源。他為了弄清李土司族源，廣泛地進行調查研究，除參閱《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外，並大量閱讀各種地方志及族中所存的土司、千戶、百戶等各種供狀，旁及稗官野史，各門重修之家譜，特別是親謁各處祖墓，拓印各處碑銘，下了很大功夫。樂都老鴉峽鸚哥咀古石刻，中撫鎮撫祖墳墓碑，高陽伯李文墓誌銘都由他親自調查抄錄而得以保存，現此種文物皆毀滅無存，幸由他抄錄，給李氏族源問題，增添了珍貴資料。最為可貴的是他在永登教書時，親自騎馬去涼州拓印《護國寺感應塔碑》，來回往返千里，其精神甚為感人。他還繪製了各個祖瑩墓圖，標明所葬各祖先名諱，特別是享堂墓圖，給我們留下了真實材料，徹底否定了系晉王墓的說法。現墓碑及墳冢全部毀滅無存，我們只有靠他繪製的墓圖，來想像當年墓群之盛狀。他不僅參考李氏各門家譜，並親自查閱祁土司、魯土司、阿土司等外姓家譜，若有與李氏有關者，皆一一錄之於譜，豐富了家譜內容。他訪問各地遺老，詢問祖先事迹，特別查清了中府世系，為全面反映西夏後裔的發展情況做了大量的工作。

先生對家譜的作用，在三十年代就提出可以補國史之不足的觀點，他說：“餘思之，家譜之作，非徒志孝友睦姻任恤之行，尊祖敬宗收族之誼已也，尤可以助國史所不及。語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凡民終生勞動，竭彼血汗，以擴國家利益，俾國勢蒸蒸日上，社會欣欣發展，其功績為國史所不逮而應著於簡編，珍藏諸家，使後世知之，不致湮沒弗傳者，惟譜是賴，是故家譜不可不作”。（《西夏李氏世譜》，一九三七年）他的這個觀點為家譜的存在價值作了根本的肯定。一部家譜就是一個家族的發展史，家譜是一個家族、一個家庭所特有的文化，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細胞，它是有深廣的人民性的。在國史中只寫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人物，一般平民百姓是不能留於經傳的。但是家譜中除大奸大惡者以外，不分貴賤尊卑，總按排行列出，記載著每個人的姓名和生卒年月，對本家庭發展有貢獻者，還要專門寫幾筆他的事迹。從全面反映“人”的歷史來說，它超過了國史。對於這樣的“家史”，為何不讓它永遠存在呢？誠然，家譜是宗法制度的產物，但棄其封建性，修人民自己的家譜，為何不可以呢？先生就是站在史學家的立場，來看待家譜的，在他所撰的家譜中，對勤勞一生、耕讀為本、教子有方的歷代祖先，不論其有無官位，均要簡述平生事迹，予以表揚，使後世子孫效法，真正起到了教育後代的作用。

綜觀先生一生，是孜孜不倦奮鬥的一生，默默無聞勤勞的一生。他為了追求真理，始終不懈地一步步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不管別人如何議論，他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今天看來，他所做的是驚天動地的事，是名垂萬世的事，但他卻不是為了出名，更不是為了取得史學家的稱號，而是為了還歷史本來面目這樣一個簡單的目的。在他誕辰一百周年的時候，他費盡心血編纂的《西夏李氏世譜》即將問世。視其成就，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稱他為民間西夏史學家了！

先生為人敦厚，樂於助人。淡泊一生，不求仕進。對腐敗政治尤深惡痛絕。先生之同學，多在省府為官，多次函請他去省府任職，先生嚴詞謝絕，甘為貧苦，不為腐敗政府服務。終生布衣粗食，只以教書為樂事。一生清白，未入任何黨派，遵循“君子群而不黨”之古訓，以自勵之。在樂都東關完小發生之一件事，顯出先生之人格。當時碾伯東關完小集合了樂都有名小學教師多人，大家均以培養英才為己任。時值抗日後期，學校倡導愛國精神，多唱歌頌祖國、抗戰到底的振奮民族精神的歌曲。先生更是帶頭高歌，氣概昂然。時馬步芳視察，召集小學生訓話。訓話畢，輪流唱歌，南關完小多唱頌揚馬步芳的歌曲，而碾伯東關完小則唱歌頌祖國歌曲，馬步芳回去，下令撤換校長李景白，令其親信祁某任之。祁某不學無術，引起全校師生不滿。先生髮動學生，要趕祁某下台，后被發覺，解職回家。石嘴父老又熱烈歡迎他到石嘴完小任教。至今學生們談及此事，非常敬佩先生不甘屈服惡勢力之反抗精神。

先生之品格高尚，一身正氣，無論新舊社會，均表現大無畏精神，絕不向惡勢力低頭。解放初，先生在天祝雲嶺小學任校長，縣府一干部下鄉工作，遇先生，以“自來紅”居之，出言不遜，粗魯異常，先生並不以自己出身不好而自卑，引用毛主席話，據理以斥之，該幹部理屈辭窮，溜之大吉。六〇年，時先生退休居家，生產隊使其看守玉米地，當玉米剛成熟時，社員因飢餓而偷搬玉米棒，先生體貼民間痛苦，每遇盜者，加以勸說，不反映給生產隊領導。一次盜者撒落包穀棒兩個，先生拾起，送交生產隊，生產隊反誣先生為盜者，進行訓斥。真正盜者看見先生受屈，從此再不盜矣。當我聽到這個小故事後，深深感到先生何等光明磊落，其道德品質何等高尚，故不嫌累贅，附筆於此，使人想見其為人。

從一九四六年起到一九四九年，先生均在石嘴完小任教。解放后，到甘肅天祝自治縣雲嶺小學任校長。一九五三年因身體不佳，要求退休回家。三十年如一日，以培養人才為己任。教學嚴謹，教導有方。樂都、永登二縣知識界，出於先生門下者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