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書案

妖書案

妖書案是明代萬曆年間的一樁疑案。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妖書第一次出現,題為《憂危竑議》;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妖書第二次出現,題為《續憂危竑議》。妖書案其實是發生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由國本之爭引起的黨爭。這一案件雖然不了了之﹐卻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黨爭的激烈。第二次妖書案與偽楚王案、劫杠案共稱“楚宗之亂”或“楚宗之爭”。

妖書案以皦生光受冤而死結案,一方面暫時結束了人人自危的混亂局面,另一方面也使門戶之爭愈演愈烈,黨爭在此後很長時間內成為明代政治的一大頑疾。

事件


明神宗長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原本是一普通宮女,在慈寧宮侍奉慈聖太后(明神宗生母)。有一天,明神宗來到慈寧宮向母親請安,剛好太后不在,神宗正要離開時,發現了清秀可人的王氏,於是私下臨幸。按照宮中規矩,皇帝臨幸宮女,應該賜一物件給對方,作為臨幸的憑證。但明神宗認為王氏是母親宮中的宮女,私下臨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沒有給王氏任何信物,自顧自地去了。誰知道這片刻風流后,王氏竟然懷上了龍種。慈聖太后本人也是宮女出生,知道此事後不但沒有為難王氏,還十分高興地召來明神宗詢問究竟。但出人意料的是,明神宗竟然矢口否認曾經私幸過王氏。只是這否認沒有什麼效果,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性生活都有專人記錄,明神宗臨幸王氏的事早就被記錄在《內起居注》中。實在無可抵賴了,明神宗才紅著臉默認了。明神宗對王宮女的臨幸只是一時興起,並不當真,新鮮勁兒一過,便不想負責任,因此他對王氏都沒有什麼感情。慈聖太后卻是一位賢后,讓兒子立王氏為恭妃,並且告訴兒子說:“我已經年紀大了,但還沒有嘗過抱孫子的滋味,如果王恭妃生個男孩,這是宗社的福氣,母以子貴,可不能計較原先的貴賤啊!”
十月懷胎后,王恭妃生下了明神宗的第一個兒子——朱常洛。王宮人雖然被立為恭妃,但皇長子朱常洛一直沒有被立為太子。
萬曆十四年正月,寵冠後宮的鄭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洵。鄭妃聰明機靈,明神宗與她情深意篤,一直保持終生。由於皇帝對鄭妃言聽計從,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她一直是一個朝野注目的人物,並招致了幾乎所有人的唾罵。
因為明神宗皇后無子,鄭妃又是皇帝的心尖,生了兒子后,明神宗立即晉封鄭妃為貴妃。大學士申時行等,認為皇長子朱常洛年已五歲,生母王恭妃一直未聞加封,但鄭妃甫生皇子,即晉封冊,顯見得是鄭妃專寵。大學士們擔心將來定有廢長立幼的事情,於是上疏請冊立東宮,有“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具在”之語。但明神宗在鄭貴妃的慫恿下,總想藉機立朱常洵為太子,於是就想出了種種辦法拖延,但遭到大臣們的極力反對。當時太子又叫國本,因此,皇帝與大臣間的這次鬥爭又稱為“國本之爭”。大臣力爭,要立朱常洛為太子,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再爭,爭了十五年,使得宮廷鬥爭變得錯綜複雜。

第一次


背景

萬曆十八年(1590年),著名大儒呂坤擔任山西按察使,在職期間,他采輯了歷史上賢婦烈女的事迹,著成《閨範圖說》一書。宦官陳矩(後來執掌東廠,參與審理第二次“妖書案”)出宮時看到了這本書,買了一本帶回宮中。鄭貴妃看到之後,想藉此書來抬高自己的地位,於是命人增補了十二人,以東漢明德皇后開篇,鄭貴妃本人終篇,並親自加作了一篇序文。之後,鄭貴妃指使伯父鄭承恩及兄弟鄭國泰重刻了新版《閨範圖說》。
儘管第二版的《閨範圖說》與第一版有許多相同之處,但出書人的初衷卻有本質的區別。更為糟糕的是逐漸有人將兩版書混為一談。

經過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擔任刑部侍郎的呂坤上《天下安危疏》(《憂危疏》),請明神宗節省費用,停止橫徵暴斂,以安定天下。吏科給事中戴士衡藉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彈劾呂坤,說他先寫了一本《閨範圖說》,然後又上《安危疏》,是“機深志險,包藏禍心”,“潛進《閨範圖說》,結納宮闈”,逢迎鄭貴妃。呂坤平白無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為自己辯護,說:“先是,萬曆十八年臣為按察使時,刻《閨範》四冊,明女教也。後來翻刻漸多,流布漸廣,臣安敢逆知其傳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緣因《閨範圖說》之刻果否由臣假託,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將臣所刻《閨範》與(鄭)承恩所刻《閨範圖說》一一檢查,有無包藏禍心?”
呂坤確實比較冤枉,他原來的書被人改頭換面,本來就與他無關,而還說他自己偷偷送進宮裡,企圖“結納宮闈”,更是莫名其妙的罪名。因為整個事情牽涉到鄭貴妃,明神宗裝聾作啞,沒有理睬。
不料平地再起風雲,一個自稱“燕山朱東吉”的人專門為《閨範圖說》寫了一篇跋文,名字叫《 憂危竑議》,以傳單的形式在京師廣為流傳。“朱東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東宮太子一定太吉。“憂危竑議”四字的意思是:在呂坤所上的《憂危疏》的基礎上竑大其說,因為《憂危疏》中沒有提到立太子的問題。文中採用問答體形式,專門議論歷代嫡庶廢立事件,影射“國本”問題,大概意思是說,《閨範圖說》中首載漢明德馬皇后,馬後由貴人進中宮,呂坤此意其實是想討好鄭貴妃,而鄭貴妃重刊此書,實質上是為自己的兒子奪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筆。又說:呂坤疏言天下憂危,無事不言,惟獨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稱呂坤與外戚鄭承恩、戶部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魏允貞等九人結黨,依附鄭貴妃。
此文(即所謂的“妖書”)一出,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人們不明所以,紛紛責怪書的原作者呂坤。呂坤憂懼不堪,借病致仕回家。

結果

明神宗看到《憂危竑議》后,大為惱怒,可又不好大張旗鼓地追查作者。鄭貴妃伯父鄭承恩因為在《憂危竑議》中被指名道姓,也大為緊張,便懷疑《憂危竑議》為戴士衡和全椒知縣樊玉衡所寫。在戴士衡上疏之前,全椒知縣樊玉衡曾上疏請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並指斥鄭貴妃。
明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鬧大,便親下諭旨,說明《閨範》一書是他賜給鄭貴妃的,因為書中大略與《女鑒》一書主旨相彷彿,以備朝夕閱覽。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經過嚴刑拷掠后,以“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擾大典,惑世誣人”的罪名分別謫戍廣東雷州和廉州。而呂坤因為已經患病致仕,置之不問。
呂坤之後再也沒有步入仕途,閉門著述講學,二十年後謝世。著名的《呻吟語》便是其作品。
戴士衡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死於廉州。
明光宗即位后,起用樊玉衡為南京刑部主事,不過為樊玉衡推辭。

第二次


背景

第一次“妖書案”,由於明神宗故意輕描淡寫地處理,所以並未引起政壇的震動。至於誰是《憂危竑議》的真正作者,始終沒有人知道。而六年後的第二次“妖書案”就非同一般了,其曲折離奇之處,令人匪夷所思。
在正式講第二次“妖書案”前,先繼續講“國本之爭”。明神宗遲遲不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自然是想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但封建皇朝對嫡長制看得很重,太子必須立嫡(皇后所生之子稱嫡),無嫡立長,在皇帝無子的情況下,可以兄終弟及。
當時明神宗皇后還在世,為了能夠名正言順地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唯一的辦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死了,扶鄭貴妃為皇后,這樣朱常洵的身份就變成了“嫡子”,名份超越了朱常洛的“長子”。基於這樣的考慮,明神宗在立太子的問題上採取了“拖”的態度,一直要拖到鄭貴妃當皇後為止。為了鄭貴妃,明神宗幾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他卻不敢在敗壞祖制這條路上走得太遠。然而,天不遂人願,偏偏明神宗皇后遲遲不死,不僅如此,還對王恭妃所生的皇長子朱常洛十分愛護。
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們自然不同意,上疏者前赴後繼,但都沒有起到任何效果。到了萬曆二十九年,明神宗到慈聖太后那裡問安,這位老太后不滿意地問明神宗為什麼遲遲不立太子。可能是老太后威風猶在的緣故,也可能明神宗對太后的問題事先沒有準備,驚惶之下竟然說了一句關鍵的錯話:“他(指兒子朱常洛)是都人(明朝皇宮內稱呼宮人為都人)之子。”意思是說朱常洛出身卑賤。但明神宗顯然是鬼迷心竅,他忘記了他母親也是都人出身。當慈聖太后怒氣沖沖地指著他說“你也是都人的兒子”時,明神宗這才醒悟過來,然後驚恐地“伏地不敢起”了。
這件事後,轉眼到了八月,內閣大學士沈一貫上了一疏,竟然立竿見影地收到了奇效。奏疏中用“多子多孫”勸明神宗早立太子,終於打動了皇帝,下詔即日舉行冊立太子禮。這太子的人選,自然是指長子朱常洛。
朝野上下,聞訊而歡聲雷動。但鄭貴妃卻坐不住了,為此跟明神宗大鬧了一場,明神宗又開始動搖,以“典禮未備”為由,要改期冊立太子。在關鍵時刻,沈一貫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他將明神宗的手詔封還,堅決不同意改期。在這樣的情況下,明神宗總算下了決心,於十月十五日正式冊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
朱常洛雖然當上了太子,但其實日子並不好過。明神宗不大喜歡他,鄭貴妃也對太子位虎視眈眈,隨時想“易儲”。

經過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早,內閣大學士朱賡在家門口發現了一份題為《 續憂危竑議》的揭帖,指責鄭貴妃意圖廢太子,冊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不僅朱賡收到了這份傳單似的東西,之前一夜,已經在京師廣為散布,上至宮門,下至街巷,到處都有。《續憂危竑議》假託“鄭福成”為問答。所謂“鄭福成”,意即鄭貴妃之子福王朱常洵當成。書中說:皇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實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用朱賡為內閣大臣,是因“賡”與“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此書大概只有三百來字,但內容卻如同重磅炸彈,在京城中掀起了軒然大波。時人以此書“詞極詭妄”,故皆稱其為“妖書”。
明神宗得知后,大為震怒,下令東廠、錦衣衛以及五城巡捕衙門立即搜捕,“務得造書主名”,第二次“妖書案”由此而起。
《續憂危竑議》中,指名道姓地攻擊了內閣大學士朱賡和首輔沈一貫,說二人是鄭貴妃的幫凶。這二人大驚失色,除了立即上疏為自己辯護外,為了避嫌,不得不帶罪在家。沈一貫老謀深算,為了化被動為主動,便指使給事中錢夢皋上疏,誣陷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另外一名內閣大學士沈鯉與“妖書案”有關。
之所以要誣陷沈鯉,除了因為沈鯉與沈一貫一直不和外,還因為當時內閣只有三人——首輔沈一貫、次輔朱賡,以及沈鯉,沈一貫和朱賡均被“妖書”點名,只有沈鯉一個人榜上無名,獨自主持內閣工作,自然,人們會理所當然地懷疑他。
而誣陷郭正域,一是因為郭正域之前與沈一貫因為 楚太子獄一事鬧得很不愉快,二是同知胡化上書告發訓導阮明卿“造作妖書”,而阮明卿就是給事中錢夢皋的女婿。錢夢皋為了替女婿脫罪,需要找個替罪羊。郭正域不但是沈鯉的門生,而且是胡化的同鄉,加上當時已經被罷官,即將離開京師,很有“發泄私憤”的“嫌疑”。
總而言之,沈一貫和錢夢皋聯合起來誣陷沈鯉和郭正域,不過是挾嫌報復,但卻由此引發一場大獄。
郭正域正要離開京師時被捕。巡城御史康丕揚在搜查沈鯉住宅時,又牽扯出名僧達觀(即著名的紫柏大師)、醫生沈令譽和琴士鍾澄。康丕揚上疏指出“妖書案”和“楚太子案”兩案同源。達觀大師紫柏真可因當時要求朝廷停止徵收礦稅,不停奔走在京師各界,而遭到當權者忌恨,因此亦被趁機牽連。達觀和沈令譽都受到了嚴刑拷打,達觀更是被拷打而誣以罪,自獄中歸后,沐浴端坐圓寂,而另一位醫師沈令譽亦被處以酷刑。但二人都未能如沈一貫所願,牽扯出郭正域等人。
這裡好重點講一下東廠、錦衣衛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會審。為了讓沈令譽服罪,事先做了不少布置。沈令譽奶媽的女兒只有十歲,也被叫到大堂作證。東廠提督陳矩(之前帶呂坤《閨範圖說》入宮的那位)問那小女孩:看到印刷妖書的印版有幾塊。那小女孩說:滿滿一屋子。陳矩聽了忍不住大笑。《續憂危竑議》只有短短三百來字,頂多也就兩張紙,哪來的一屋子印版。沈令譽的冤屈顯而易見,由此對郭正域和沈鯉的誣陷自然也不能成立。
這個時候,有些人紛紛出來檢舉揭發,錦衣衛都督王之禎等四人揭發同僚周嘉慶與妖書有關,但不久就查明純屬誣告。案情越來越複雜。原告胡化承認自己誣告阮明卿寫妖書。史載:“數日間,鋃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參與審訊的官員得到沈一貫暗示,想逼迫之前誣陷錢夢皋女婿阮明卿的胡化承認郭正域是妖書的主謀。胡化卻不肯附和,說:“(阮)明卿,我仇也,故訐之。(郭)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
因為郭正域曾經當過太子朱常洛的講官(老師),朱常洛聽說此事後,對近侍說:“何為欲殺我好講官?”這話相當有深意,諸人聞之皆懼。為了營救老師,朱常洛還特意派人帶話給東廠提督陳矩,讓他手下留情。陳矩為人精明,儘管太子地位不穩,但也決不會輕易開罪太子。加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郭正域跟“妖書案”有關,顯而易見地是場大冤獄。後來正是由於陳矩的鼎力相助,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針對郭正域的審訊一連進行了五天,始終不能定案。明神宗震怒,下詔責問會審眾官,眾官惶惶不安。東廠、錦衣衛,包括京營巡捕,壓力都相當大,京師人人自危,如此一來,必須要儘快找到一隻替罪羊。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妖書發現后整整十日,東廠捕獲了一名形跡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揭發兄長皦生光與“妖書案”有關。
皦生光本是順天府生員(明朝的生員不僅是官學生,還是一種“科名”),生性狡詐,專門以“刊刻打詐”為生。明人馮夢龍在《智囊全集》中記載了一則他的故事:有一鄉紳為巴結朝中權貴,到處訪求玉杯,想送給權貴做為壽禮,也曾託過皦生光。三天後,皦生光拿著一對玉杯求售,說這對玉杯來自官府,價值百金,現在只要五十金就行。縉紳很高興的買下。沒過幾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著兩個吵鬧不休的人前來,再仔細瞧,原來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皺著眉頭說,前次賣給縉紳的玉杯本是皇宮中寶物,被宦官偷出變賣,當前事機敗露,只有物歸原處,雙方才能平安無事。縉紳大為窘困,玉杯已送權貴無法索回,只好請皦生光想辦法,皦生光面帶為難色,過了許久才答應幫忙,他建議縉紳出錢賄賂宦官、衙門官員,或者能得以倖免。縉紳不得已,只有答應,於是拿出近千兩銀子。日後雖明知皦生光藉機詐財,但也無可奈何。
不僅如此,皦生光還膽大包天地借“國本之爭”訛詐過鄭貴妃的兄弟鄭國泰。當時有個叫包繼志的富商為了附庸風雅,曾經委託皦生光代纂詩集。皦生光故意在詩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鄭主乘黃屋”一句,暗示鄭貴妃為自己的兒子奪取皇位。包繼志根本不懂,便刊刻了詩集。皦生光立即託人訛詐包繼志,說他詩集中有悖逆語。包繼志情知上當,卻也無可奈何,只好出錢了事。皦生光又拿著詩集去訛詐鄭國泰,鄭國泰膽小,加上朝野上下輿論都對鄭貴妃不利,只好出錢了事。
皦生彩揭發聲名不佳的兄長后,皦生光之前的事迹全部曝光,錦衣衛如獲至寶,立即逮捕了皦生光,將其屈打成招。

結果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本來就可以結案了,主審的刑部尚書蕭大亨為了討好沈一貫,想把“妖書案”往郭正域身上引。但皦生光卻表現出最後的骨氣,在酷刑下始終沒有牽連他人。他的妻妾和年僅十歲的兒子都受到了拷打,卻都沒有按蕭大亨的意思招供。
儘管所有人都明白“妖書案”其實與皦生光無關,就連急於結案的沈一貫、朱賡都不相信,他們認為《續憂危竑議》一文論述深刻,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為,皦生光這樣的落魄秀才絕對沒有這樣的能耐。但急於平息事端的明神宗還是匆匆結案,皦生光被凌遲處死,家屬發配邊疆充軍。
皦生光死後,離奇的第二次“妖書案”就此不了了之,“妖書”的真正作者始終沒有人知道。妖書案之後,楚王朱華奎以助工為由,向朝廷貢獻萬兩白銀。運送途中,在漢陽被不滿朝廷處理方式的楚國宗室朱蘊鈐糾集數百人劫走。地方通判等官當場拘捕了帶頭行劫的宗犯32名,送往獄中。繼而楚王宗族群起鬧事,突入府院,想要奪回銀兩和被捕的宗人。副使周應治(鄞縣人,任廣東參政時在惠州建“天泉書院”,見葉夢熊《天泉書院記》)等無法約束,甚至被毆,只得匿身民間。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湖廣巡撫趙可懷,本熟悉楚藩情況,因之前辦理“偽楚王”案中順沈一貫意,宗藩恨趙可懷不公,趙可懷提訊要犯時,被朱蘊鈐和朱蘊訇掙斷刑枷,當場打死。萬曆三十三年四月,朱蘊鈐與朱蘊訇解送湖廣承天府處死,朱華堆等三人自殺,朱華焦、朱蘊鈁等被幽禁,史稱“劫杠案”。
過了一段時間后,朝野開始流傳“妖書”其實出於武英殿中書舍人趙士楨之手。
趙士楨是明朝歷史上傑出的火器專家,一生研製改進了多種火器。因其在政治上不得志,名字未能如宋應星徐光啟那樣彪炳史冊。
趙士楨的一生,頗富傳奇色彩。他早年是太學生,在京師遊學。他能寫一手好字,書法號稱“骨騰肉飛,聲施當世”,時人爭相買他所題的詩扇。有個宦官也十分喜歡趙士楨的書法,買了一把詩扇帶入宮中,結果被明神宗看見,大為賞識,趙士楨平步青雲,以布衣身份被召入朝,任鴻臚寺主簿。鴻臚寺有點類似於國賓館,日常職責是凡外國或少數民族的皇帝、使者,到京師朝見皇帝或進貢,按等級供給飲食及招待。
趙士楨為人慷慨有膽略,交遊頗廣。萬曆五年(1577年),張居正喪父,因貪戀權位不肯回家奔喪,發生了震驚朝野的“奪情”事件,五名大臣因此被廷杖。趙士楨不畏干連,予以調護,詞翰聲譽甚盛,號稱“他途入仕”名士。不過,他因“生平甚好口訐,與公卿亦抗不為禮”,加上又因為製造火器得罪了不少人,一生並不得志,當了十八年鴻臚寺主簿才升為武英殿中書舍人,還經常受到懷疑、誹謗。皦生光被殺后,京中盛傳妖書“是東嘉趙士楨所作也”。趙士楨為此而身心勞瘁,據說他已經精神錯亂,甚至多次夢見皦生光索命,終於一病不起,抑鬱病亡。
但趙士楨是妖書作者始終只是傳說,並沒有證據,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誰,始終沒有人知道。“妖書案”雖平,但其影響所及,卻已遠逾宮廷,遍及朝野,險惡的宮廷鬥爭也並沒有就此平息。
妖書案後接著又發生了著名的“明末三案”,事實上都是東林黨爭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