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勝發

昆蟲學家

傅勝發,昆蟲學家奉天(今遼寧)鐵嶺人。東北大學肄業。1945年赴美國學習。曾任中央農業實驗所技士、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技正、東北病蟲葯械廠廠長。建國后,歷任華東農業科學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江蘇分院研究員,江蘇省昆蟲學會第三屆副理事長,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九三學社社員。五十年代研究棉花紅鈴蟲特性,劃分出我國紅鈴蟲四個發生類型區。研究用溴甲浣消滅棉子內紅鈴蟲,獲得成果。合編有《中國棉蟲之研究與防治》、《棉蟲防治法》。

簡介


傅勝發(1909—1969),農業昆蟲學家。畢生致力於棉花害蟲防治事業,在棉紅鈴蟲研究上有較深的造詣。對棉花害蟲預測預報、棉花害蟲的檢疫,以及棉花害蟲防治技術的普及推廣工作,取得突出成績,為我國棉花生產作出了貢獻。

簡歷


1909年10月15日 出生於遼寧省鐵嶺縣。
1934年 畢業於瀋陽東北大學農科墾牧系,獲學士學位
1934—1937年 任國民政府中央農業實驗所農作物病蟲害系助理員,兼實業部合作事業講習所講師,棉產改進所治蚜委員。
1938—1946年 任國民政府中央農業實驗所農作物病蟲害系技佐、技士,曾兼任射洪縣立初中教員、射洪四川農業改進所棉場射鹽推廣區主任指導員、射洪病蟲葯械廠川北供應站主任,上海華中棉產改進處棉蟲防治總督導、國民政府農業部農業推廣委員會寄業督導等職。
1945—1946年 就讀於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昆蟲系,並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薩斯州美國昆蟲植物檢驗局棉蟲研究室實習。
1946—1949年 任(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農業實驗場農作病蟲害系技正;中央農業實驗所辦事處主任,兼農林部複員委員會病蟲葯械專門委員,瀋陽東北葯械廠廠長等職。
1950—1969年 任華東農林部南京病蟲人員訓練班副主任兼教務主任;華東農業科學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江蘇分院植物保護系副主任、技正、副研究員、研究員等。
1969年7月17日 因患食道癌逝世於南京。

主要論著


1 傅勝發,萬長壽.中國棉蟲之研究與防治.南京:棉產改進處叢刊(第2號),1948.
2 傅勝發等.棉花蕾鈴期害蟲綜合防治.江蘇人民出版社,1955.
3 傅勝發,萬長壽,曹赤陽.棉花紅鈴蟲及其預測預報.北京:財政經濟出版社,1956.
4 朱弘復,傅勝發,孟祥玲等.中國棉花害蟲·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叢書第5號.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5 傅勝發,曹赤陽,萬長壽等.中國棉紅鈴蟲的研究與防治.華東農業科學通報,1953(3):12,(4):11.
6 傅勝發,曹赤陽.馬鈴薯塊莖蛾在四川的分佈為害及塊莖消毒方法.華東農業科學通報,1956(4):227—231.
7 傅勝發.甘肅、青海兩省棉花紅鈴蟲考察報告.中國農報增刊,1957(4):19.
8 傅勝發,萬長壽,曹赤陽等.棉紅鈴蟲防治途徑的探究及其在生產上的應用.應用昆蟲學報,1958,1(1):1—16.
9 傅勝發.斜紋夜蛾的生活規律和防治.江蘇科技,1959,(總20.
10 傅勝發.棉花紅鈴蟲的田間防治.中國農業科學,1960(6):15—18.
11 傅勝發,曹赤陽.溫濕度對紅鈴蟲的分佈限制.中國農業科學,1962(4):9—13.
12 傅勝發,曹赤陽,萬長壽.棉紅鈴蟲的若干生態特性及其發生類型.植物保護學報,1963,2(1):75—87.
13 傅勝發.棉花蕾鈴期害蟲的田間化學藥劑防治.中國農業科學,1963(6):20—25.
14 傅勝發.有關控制紅鈴蟲為害的技術措施商榷.江蘇農學報,1964,3(1):47—52.
15 傅勝發.薊馬的防治問題.江蘇農學報,1964,3(1).
16 傅勝發.田間控制紅鈴蟲為害的關鍵.中國農業科學,1964(7):8—10.
17 傅勝發,萬長壽,曹赤陽,黃山.棉紅鈴蟲.上海科技出版社,1958.
18 傅勝發,黃山,萬長壽.玉米螟.上海科技出版社,1958.
19 傅勝發,萬長壽,曹赤陽.棉花害蟲選譯(第一集).上海科技編譯館,1963.

生平


傅勝發,字朔源,1909年10月15日出生於遼寧省鐵嶺縣。早年就讀於鐵嶺縣立師範。1929年考取東北大學農科墾牧系。“九一八”事變后,因不堪日本侵略者的壓迫,毅然隻身離家,隨學校南遷。結業后,經校長張學良將軍介紹到南京國民政府的中央農業實驗所病蟲害系任助理員。儘管當時國民政府對東北學生的待遇比一些著名大學的畢業生低得多,但由於中央農業實驗所有較好的學習條件,因此,他忍受著不公平的待遇留了下來。他除了做好本職工作外,還常常為一些達官顯貴們的庭園去噴葯滅蟲,工作是很艱苦的。
1937年,傅勝發隨同中央農業實驗所內遷到四川,旋被派駐射洪縣從事棉花病蟲防治的推廣工作,併兼任四川農業改進所棉場射鹽植棉指導區主任,從此開始了獻身於棉花害蟲防治的事業。這段時間,他活動在川北射洪、遂寧等縣,推廣陸地棉並指導防治棉花病蟲害。1945年赴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昆蟲系進修,並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薩斯州的美國農業部昆蟲植物檢驗局棉花害蟲研究室實習。1946年7月回國,正值抗日戰爭勝利后百廢待興之時。他除了擔任原國民政府中央農業實驗所農作物病蟲害系技正外,還兼任了農林部農業推廣委員會專業督導,農業複員委員會病蟲葯械專門委員會委員和上海華中棉產改進處棉花害蟲防治總督導。1947年又兼任農林部棉產改進處名譽技正棉蟲股長。后又被派任瀋陽東北病蟲葯械廠廠長,上海病蟲葯械廠特約研究員和北平病蟲葯械廠分廠顧問等職。1948年解放戰爭緊張階段,中央農業實驗所疏散到各地,傅勝發自願留守南京,守護財物等待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傅勝發任華東農業科學研究所(后改為中國農業科學院江蘇分院)植物保護系副主任、技正、副研究員、研究員。1963年赴北京參加全國農業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1956年加入九三學社。1964年任江蘇省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委員。他是中華昆蟲學會理事兼秘書長中國昆蟲學會理事,江蘇省昆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
1969年7月17日因患食道癌,逝世於南京。

推廣棉花害蟲防治技術


傅勝發早年曾從事過水稻、蔬菜、果樹、森林等的害蟲防治推廣工作,具有較全面的基礎知識和技術。1938年後,開始專攻棉花害蟲的防治。他在川北射洪、遂寧推廣陸地棉工作期間,面對病蟲為害嚴重的情況,心中十分焦急;心想如不做好防治工作,陸地棉就有難以立足之慮。於是他就紮下根來,從事防治病蟲的工作,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終於獲得成功。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射洪縣一帶農民還時常懷念他當時指導種植陸地棉和防治害蟲的事迹。
1946年傅勝發任職於棉產改進處期間,為配合陸地棉在全國各地的推廣,曾組織40多名具有大學畢業學歷的技術人員,經過短期培訓,分赴東北、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雲南等18個省市的主要棉區,指導棉花病蟲害的防治。這是當時國內一次規模最大的棉花病蟲防治行動。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各地植物保護工作的技術骨幹,對以後各省植物保護工作起到了顯著的作用。
傅勝發在棉花害蟲防治工作中,能深入生產實際、研究害蟲防治技術,切實解決害蟲防治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華東農業科學研究所,他領導棉花害蟲研究組針對華東各省棉區的主要害蟲,如地老虎金剛鑽蝸牛棉蚜葉蟎薊馬盲蝽象葉蟬、紅鈴蟲等進行了廣泛調查研究。他非常重視聯繫實際,強調到現場蹲點,按照生產條件進行工作。他所領導的棉花害蟲研究組長駐南京,他卻把組內的研究人員派到各地去工作:如派王敬儒去蘇北沿海棉區去解決蝸牛為害問題;派萬長壽、聞葭去山東研究盲蝽象、葉蟎為害問題等等。
為了總結棉花害蟲的研究和防治經驗,1948年,傅勝發與萬長壽合著了《中國棉蟲之研究與防治》一書。其中記述了我國棉花害蟲防治研究的進程,對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棉花害蟲的發生、分佈、為害損失、寄主範圍、防治方法等的演變和防治實踐作了歷史的匯總。書中列出中國棉花害蟲名錄達310種,對其中重要的20多種害蟲作了較詳細的闡述,同時介紹了近期較為成功的防治技術。書中還搜集了到1948年止國內發表的棉花害蟲文獻資料400餘篇,編成索引,以便讀者查考。這本書在當時是棉花蟲害防治方面較有影響的專著。
1959年傅勝發與朱弘複合著的《中國棉花害蟲》,系統地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棉花害蟲工作。傅勝發分擔了其中蝸牛、卷葉蟲、造橋蟲、金剛鑽、棉葉蟬、紅鈴蟲等10種南方棉區主要害蟲的章節的編寫。這本書是當時棉花害蟲工作的代表作。

棉紅鈴蟲的研究


1949年以後,傅勝發致力於棉紅鈴蟲的系統研究。他對該蟲害在國內的分佈及其季節性消長和越冬狀況作了比較全面的調查,並用實驗方法分析了蟲害損失的估計。在廣泛試驗的基礎上提出棉紅鈴蟲越冬期與田間防治相結合的方法。這些研究成果發表於1953年華東農業科學通報上,是當時推廣棉紅鈴蟲防治技術的指導性文章。並在1956年第八屆社會主義國家國際植物檢疫和植物保護會議上,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交流技術資料之一。爾後,該文又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的刊物上轉載。
1955年後,他對棉紅鈴蟲的生物學特性,發生的生態條件,越冬幼蟲的抗寒性,滯育發生的條件等進行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以期從基本規律上說明紅鈴蟲的分佈和探討利用自然條件作為控制紅鈴蟲為害的可能性。研究結果闡明了紅鈴蟲交配產卵的習性;各個蟲態發育過程中的生仔率變化;繁殖的能量與食物性質及環境溫濕度的關係;產生滯育幼蟲的生態條件和滯育幼蟲的生理指標及復甦條件;幼蟲在冬季低溫下的耐寒極限。這些研究成果分別寫成科研論文發表在《應用昆蟲學報》、《中國農業科學》和《植物保護學報》上。這三篇論文為紅鈴蟲在我國的分佈規律提出了理論依據,並為我國北部棉區利用冬季自然低溫來控制紅鈴蟲發生有了可能性。為了證實這一論點和驗證實驗數據,他不僅在實驗室總結出充分的資料,同時還派遣工作人員到東北、華北棉區實地考察。論文還提出了西北部分棉區至今沒有發現紅鈴蟲是由於該地區冬季低溫強度大,夏季濕度不足因而使紅鈴蟲不能繁殖的論點。為了證實這一論點,他親自攜帶試驗材料,在嚴格的控制下,與甘肅省的同志一起,在尚未發現紅鈴蟲的棉區建立了田野實驗室。經過現場實驗證實了論文中所提出的論點是正確的。這些研究結論簡化了控制紅鈴蟲為害的技術和檢疫方法,並為北方棉農一家一戶貯藏籽棉於暖室改成集體冷室貯藏,這又為利用冬季自然低溫控制紅鈴蟲的發生創造了有利條件。經過連續幾年抓冬季治蟲工作后,到70年代,北方棉區紅鈴蟲的為害已經得到較好的控制。
農業昆蟲學家都希望能夠用一種簡單的方法解決害蟲問題,而傅勝發以其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並考慮到當時農業生產的背景和經濟條件,農藥器械供應的限制及農民的技術素質和科學普及狀況,則提倡用多種手段解決害蟲問題。他在1955年出版的《棉花苗鈴期害蟲綜合防治》一書中,就較早地引用了綜合防治這個概念。雖然當時所提的綜合防治是指互為補充的幾種防治方法的結合使用,與後來發展的以生態學為基礎的綜合防治有些不同,但綜合防治的提法是適應於當時的生產實際的,因而得到基層領導生產的同志重視,並較容易被接受而貫徹於實際防治行動之中。

棉蟲測報和檢疫工作


傅勝發關於害蟲預測預報的思想,是1954—1955年他在蘇北指導國營農場大面積防治棉花害蟲的實踐中形成的。在國營農場指導生產比小農經營要求有更多的技術資料和精確的蟲情動態分析作依據。在國營農場決定一項技術行動,需要投入幾萬元的資金和物資,如果情況不確切就會造成極大的浪費。在這種大規模生產的要求下,他總結了一套工作方法,如設立蟲情系統考察圃,分層次的蟲情普查點,形成蟲情網路,根據蟲情網路提供的資料,作出分別類型的防治行動對策。1956年,他把這套工作方法寫成了《棉花紅鈴蟲及其預測預報》一書。此外,他領導的棉蟲組於1958年推薦作為害蟲預測預報的工具——黑光燈,也在各地普遍採用。

重視技術


棉花是使用農藥較多的作物,需要及時地推薦新的農藥品種和使用技術來對付不同地區出現的各種害蟲。傅勝發比較重視農藥的推廣與應用。30年代,他曾參預除蟲菊製劑防治菜蟲和刺蛾、棉油皂防治棉蚜、砒酸鉛和砒酸鈣防治棉大卷葉蟲和紅鈴蟲的推廣工作。40年代,他在美國進修期間,正值新一代有機氯農藥如DDT六六六(BHC)等在棉花生產上迅速推廣應用。他悉心學習了農藥試驗研究方法,吸收有用經驗,回國后,結合國內棉花害蟲對象,進行了大量試驗,為引進應用這類新農藥的技術打下了基礎。50年代,他還對引進有機磷農藥如1605、1059、敵百蟲樂果、3911及有機氮農藥西維因等,進行大量的農藥試驗,以適應生產的需要。
傅勝發積極支持開展作物病蟲的檢疫,他領導的棉蟲組於1955年在國內首先開發應用溴甲烷熏蒸棉籽以殺滅棉籽內潛伏的紅鈴蟲,為開展檢疫工作提供了技術條件。1954年,長江流域棉區發生大面積水災。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均從省外大量調運棉種以應來年播種需要。為了防止調運棉種時紅鈴蟲擴大傳播,在傅勝發的建議下,農業部組織了大規模的棉籽熏蒸工作。第一次示範熏蒸的棉籽就有50萬公斤。以後陸續在6個省17個縣市的棉花產地、轉運口岸及進口銷地進行熏蒸,全年共熏蒸棉籽1372萬公斤。1955年,凡經過棉籽熏蒸的棉花產區,紅鈴蟲的為害明顯減輕。這項工作獲得了農業部頒發的愛國豐產獎勵。這次大規模的棉籽熏蒸,訓練了一批技術幹部,也為後來開展紅鈴蟲的檢疫打下了基礎。
1955年,他應安徽省的邀請,協助該省從四川調運馬鈴薯。為了解決馬鈴薯塊莖蛾(檢疫性害蟲)的傳播,在四川馬鈴薯產地開縣,就地研究了馬鈴薯塊莖蛾的為害習性、生活規律,試驗制定了用溴甲烷消毒塊莖的技術方案,從而保證了馬鈴薯的安全調運。

作風


傅勝發的工作特點是,實事求是。1958年,在“大躍進”中,他曾參加一個生產考察組去蘇北核實棉花產量。根據田間實際測產,發現很多地方的產量遠低於實際測產數字。他據實向領導部門反映,反被斥為保守,甚至考察團也被無理撤銷。在工作中他能接近群眾、接近技術幹部,發現基層工作中的工作勤奮有成績的同志,他便積極地予以推薦。靖江縣一位農民技術員陳樹勛,鑽研噴霧器的改進很有成績,經他推舉后成為全省聞名的農民專家。傅勝發平易近人,從不擺架子,50年代蘇北交通不便,到基層鄉村或農場去,有時是坐在別人的自行車後面的車架上,一坐就是數十里。有一次因駕車不慎被摔倒在水溝里,但他並未因此影響到基層的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在華東農業科學研究所除了承擔研究課題外,還承擔了中國農業科學院江蘇分院植物保護系副主任,協助朱鳳美主任管理繁重的系務工作,並經常進行有關地方和省際間的技術服務、諮詢等工作。他除白天辦理公務外,每天總是清晨4時左右起身,閱讀文件和處理一些未了公務。他的各種筆錄、摘記、文稿都是字體工整,從不潦草散亂。他自奉儉樸,但樂於助人。抗日戰爭期間,雖然生活艱苦,但他每逢遇到來自東北的鄉親或有困難的同志總是解囊相助。他在我國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甚至“文化大革命”中,儘管受到了衝擊,但他從無怨言或動搖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念。他因長期積勞成疾,後患食道癌,醫治無效,於1969年7月17日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