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崎貿易

長崎作為一個貿易港口的漫長歷史始於1570年，在自1641年起的200多年間，江戶幕府堅持鎖國政策，斷絕著與外國的一切貿易交往，而在這一期間，長崎卻是日本唯一的對外開放的窗口。

１７世紀，日本進入江戶幕府時代后實施鎖國政策，幾乎全部停止了同外國的交往。長崎成了當時日本唯一能夠同中國從事貿易往來的港口。江戶幕府為了加強對來日本做買賣的中國人的監督管理，防止和減少走私活動，規定中國商人和同船來的人員只能集中住在距離港口不遠的地區，並設置了“唐人屋敷”（專門為中國人設置的居住區）。後來，由於來長崎從事貿易活動的中國人相當多，常常使“唐人屋敷”爆滿，不得不將供中國人居住的區域逐步擴大。中日貿易最盛時，整個長崎地區的人口只有５萬左右，而來自中國的商人就達到了１萬之多。

那時唐船運來長崎的商貨有中藥材：麝香、人蔘、鹿茸、羚羊角、枸杞、治性病的山歸來、治醉酒（二日醉）的檳榔子等，這些中藥材，重量很輕但價格昂貴，而且很受日本人歡迎。商貨中有煉製金銀製品和做彈藥必須用的鉛，有繪製陶瓷器的染料，有做刀鞘和鎧甲用的鹿皮、鯊魚皮等，當然還有書籍字畫，但最大宗的商貨是一是生絲二是白砂糖。

陶瓷和生絲是中國傳統對日出口貨物，但自豐臣秀吉征朝鮮，從那裡掠來很多制陶瓷技工，發展了日本自己的陶瓷工業后，生絲、白砂糖貿易便成了第一、第二位。

1624年佔領台灣的荷蘭人加入了對日生絲貿易，但那時的鄭芝龍、鄭成功一族，以平戶為基地，直接將生絲賣到長崎，使得荷蘭通過台灣運來的生絲交易始終不佳。葡萄牙人曾是對日做生絲貿易的最大客商，隨鎖國令的頒布，他們於1639年被趕出日本，做生絲貿易的只剩中國和荷蘭兩家客商了。但唐船的生絲是荷蘭船的數倍甚至十幾倍，比如1662年唐商運來長崎的生絲是36萬斤，荷蘭船運來的是3萬斤。

被鄭成功從台灣趕回印尼雅加達為據點的荷蘭船每年來長崎一次，是春天的四月。唐船一年裡春季、夏季、秋季共來三次。日本生絲一年的價格是按春天裡荷蘭船、唐船來時定行情的，於是春季里來的唐船隻載少量生絲，以將賣價抬高，夏季秋季再大批運來，這樣生絲貿易主動權就掌握在唐人手中了。

來航唐人到長崎做生意，總要住三、四個月。他們都住在住宅唐人或者懂些中國話中國生活方式的日本人家中。這些住宅唐人和來航唐人不是親朋也是家鄉人，他們不僅管他們住宿，還管保管貨物，還管交易的中介斡旋，貨款交付等。住宅唐人保證了來航唐人交易的順利進行，當然就有了手續費。有許多住宅唐人很富裕，他們可以積極主動地先付款給來航唐人預約來年貨物，這樣的信賴關係使得許多交易牢牢掌握在華僑華人手中。

日本政府為了防止因“鎖國令”引起混亂，在由住宅唐人擔任的唐通事中又增加了“唐年行司”一職，負責調解可能發生混亂糾紛。首批唐年行司是於1678年任命的長崎在住有力唐人歐陽雲台、何三官、江七官、江三官、何八官、陳奕山六人。另外，為防止走私和天主教潛入，施行了“請人制”（身元保證人）——來航唐人要有在住唐人做保證人。

在此擬就17世紀來日本的中國商船的數字略作介紹。17世紀前半期因無可參閱的日文記載，所以只能以平戶英國商館和平戶、長崎荷蘭商館的日記作為參考依據。

來日中國商船的具體數字如下：1612年平戶30艘，1614年6月以前60至70艘，1631年70至80艘，1640年74艘，1641年97艘，1644年54艘。1641年的97艘含鄭芝龍的6艘，其他鄭氏船7艘。1666“年的35艘含鄭氏船11艘，1670年的36艘含18艘，1676年的29艘含9艘，1676；年的24艘含10艘，1678年的26艘含7艘；前面提到的1681年的9艘，均為來自東南亞的鄭氏船。

鄭成功在其勢力鼎盛時期，於廈門擁有分別以仁、義、禮、智、信命名的五家批發行，在杭州也擁有五家分別以金、木、水、火、土命名的批發行。他還將征自福建沿海勢力範圍內的居民稅金貸給商人，令其貿易，待商船回港后再收取本利。鄭氏船裝運的，多數是長崎貿易最主要的商品——生絲，因此遷界令的實施，實際給鄭氏船在貿易商品的收購上設置了極大的障礙。

1635年至1647年，中日雙方都無資料記載。根據調查荷蘭方面的記載表明，在1634年至1644年的10年間，中國船的平均入港數是57艘，而1681年前後只有10艘。兩者相比，後者的銳減明顯起因於遷界令的實施。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長崎成為澳葡擔負起中國與日本通商的唯一中轉站。本來，中日貿易歷史悠長，但15世紀后（即明中葉），因海疆不靖，倭寇為害甚烈，明政府為防範倭寇侵擾，中斷了中日貿易。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抓住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每年順夏季的西南季風，越過台灣海峽，抵達日本門戶長崎，同年秋天再乘季候風返回澳門。這條航線通航貿易歷時70多年。

日本與中國有著傳統的貿易往來。但從明朝中葉起，倭寇活動日益猖獗，威脅著我國沿海人民的安全。於是中國政府宣布厲行海禁，從此中斷與日本之間的正常貿易。在這種情況下，居留澳門的葡萄牙商人乘機充當了中日貿易中介人的角色。葡商通過澳門取得大量中國貨物，運銷日本。日本各地的大戶紛紛爭出高價搶購中國貨，使葡商大獲其利。

從1570年開始，長崎成為澳葡對日貿易的固定商埠，每年初夏，葡萄牙的大帆船乘西南季風東渡日本，把中國的生絲、綢緞等日本人喜歡的中國貨物運到長崎出售，賺取巨額利潤。仍以1600年一艘運往長崎的澳葡商船為例，其中白絲500—600擔，廣州價格每擔銀80兩，長崎價格約150兩，利潤率約90％，各色絲絨，廣州價格每擔銀140兩，長崎為370—400兩，利潤率164％—186％，各種綢緞1700～2000匹，廣州價格每匹1.1～1.4兩，在長崎2.5～3兩，利潤率111％～127％，另有金、麝香、水銀、糖、茯苓、白鉛粉、棉線、各色棉布、鉛、錫、大黃、甘草等，廣州與長崎之差價都超出1倍，利潤率在100％-300％間，其中茯苓高達300％—354％。從澳門運往長崎的中國黃金數額也多達三四千兩，其重要性僅次於絲織品。

葡萄牙商人運銷長崎的貨物主要是中國的絲織品和生絲，以及歐洲和印度的古玩、藝術品、武器、香料、葡萄酒、棉花等。用這些貨物換取日本的黃金和白銀。當時，日本的金銀外流量很大，即使是澳門貿易趨向衰落的1636年，長崎輸入澳門的白銀仍有2350箱，即235萬兩。這還只不過是貿易繁榮時期輸出數的二分之一左右。通常日本每年的白銀出口數達450萬兩，黃金則為每年300大桶，價值300萬英鎊。澳葡用日本白銀購買中國貨物運銷果阿和歐洲，而黃金則運至印度和歐洲出售，因為那裡的金價比中國高得多。澳葡低價購買中國貨物，在長崎高價出售，獲利常達一倍以上，引起日本人的不滿。1604年，日本政府決定實行進口絲織品統購，即‘蠶絲分配行會’制度，日本人稱之為‘絲割符仲間’。澳葡運到長崎的絲織品統一由日本商人頭領確定價格購買，然後批發給商人出售。這樣避免了日本商人在互相競爭中任意提高絲價。日商所訂的價格，通常視絲的進口數量，以及市場需求情況而而浮動。葡商如不同意日方所訂價格，可將貨物運回澳門。這種絲織品統購辦法對葡人任意抬高物價、牟取暴利，起了一定的遏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