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規劃

“反規劃”以土地生命系統的內在聯繫為依據，是建立在自然過程、生物過程和人文過程分析基礎上的，以維護這些過程的連續性和完整性為前提的。傳統規劃中有關不建設區域把綠地作為實現“理想”城市形態和阻止城市擴展的“工事”，而綠地本身的存在與土地生態過程缺乏內在聯繫。

“反規劃”是主動的優先規劃。在城市建設用地規劃之前確定，或優先於城市建設規劃設計。

傳統規劃中有關不建設區域是被動的滯后的。綠地系統和綠化隔離帶的規劃是為了滿足城市建設總體規劃目標和要求進行的，是滯后的；是一項專項規劃。

“反規劃”是綜合的，包括自然過程、生物過程和人文過程（如文化遺產保護、遊憩、視覺體驗）。

傳統規劃中有關不建設區域是單一功能的，如沿高速公路布置的綠化隔離帶，缺乏對自然過程、生物過程和文化遺產保護、遊憩等功能的考慮。

“反規劃”是系統的，一個與自然過程、生物過程和遺產保護、遊憩過程緊密相關的，預設的、具有永久價值的網路；是大地生命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

傳統規劃中有關不建設區域是零碎的，往往是迫於應付城市擴張的需要，並作為城市建設規劃的一部分來規劃和設計，缺乏長遠的、系統的考慮，尤其缺乏與大地肌體的本質聯繫。

生態基礎設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簡稱EI）是維護生命土地安全和健康的空間格局，是城市和居民獲得持續的自然服務的基本保障，是城市擴張和土地開發利用不可突破的剛性限制。

在這裡，我們強調，生態基礎設施是一種空間結構（景觀格局），必須先於城市建設用地的規劃和設計而進行編製。景觀安全格局是判別和建立生態基礎設施的一種途徑，該途徑是以景觀生態學理論和方法為基礎的。基於景觀過程和格局的關係，通過景觀過程的分析和模擬，來判別對這些過程的健康與安全具有關鍵意義的景觀格局。這些景觀安全格局構成區域和城市的生態基礎設施或潛在的生態基礎設施。

第一、反思城市狀態：它表達了對我國城市和城市發展中一些系統性問題的一種反思；

第二、反思傳統規劃方法論：它表達了對我國幾十年來實行的傳統規劃方法的反思；

第三、逆向的規劃程序：首先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和安全的名義和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義，而不是從眼前城市土地開發的需要出發來做規劃。

第四、負的規劃成果：在提供給決策者的規劃成果上體現的是一個強制性的不發展區域，構成城市發展的“底”，它定義了未來城市空間形態，並為市場經濟下的城市開發鬆綁。

後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促使人們重新審察人與自然的關係。“反規劃”這種哲學觀是後現代主義在規劃界具體的表象，它是對理性規劃模式顛覆和變異，是將規劃理論中的複雜性重新定義的表述。有一個值得推崇的觀點是，城市被看作一個動力系統，城市各個系統處於混沌的狀態，而且是在秩序支配下的複雜狀態，複雜中包含著秩序。它的理論基礎是混沌學的—個推論——分形理論

分形理論是Michael Battg 和Paul Lougleg提出的《分形城市》學說，其靈感來自於混沌學的一個數學推論——分形。兩位分形城市研究者在分析了一系列城市形態案例（如功能分佈、城市成長方式等方面）后指出：①複雜的城市可以理解成非常簡單的實體組成；②分形不僅存在於空間還存在於時間。他們在此基礎上致力於建構可預測的城市模型，用重複、迭代的遞歸的程序來構建和發展理想的城市。他們的工作已取得階段性成果。

“反規劃”方法論從具體操作層面來說就是一種叫做疊合（SUperposition）的方法，用多元拼貼的手段，把四個基本子系統——防洪Sp、生物保護Sp、文化遺產Sp、休閑Sp等透明地疊置交融，四個系統都沒有包括其他系統，邊界模糊的四個子系統的組織遵守分形的長生方式，並試圖通過這樣的形式，使城市看上去像自行演進的，而不是經過規劃的。這種規劃圖上的各個系統支離破碎的形狀，讓人想起點彩派的繪畫創作手法。這種規劃自然是抽象的模型，而不具備真正制度上可運作的意義。

當今可持續發展、生態安全的課題是全球性的，彼此形成“蝴蝶效應”。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步履維艱，任重道遠。應該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域，其生態安全有著不同的內涵和解決之策，當務之急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相同。有人說，貧窮是最大的環境污染，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在貧窮的生存環境不斷得以改善的同時，尋找建設開發與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切實可行的辦法才是必由之路。我國還有近3 000萬人尚未解決溫飽問題，因此消除貧困和發展經濟，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仍是我們壓倒一切的任務。世界是多元的，把任何一種主張當成絕對真理都會導致謬誤。但不可否認，人類的生存和進步離不開科學技術，人類的正常思維也離不開理性，理性是人類自古以來的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正規劃”的一切思維理論基礎是理性主義。

眾所周知，現代城市規劃從19世紀後期興起至今，所高舉的思想旗幟—直是維護公眾利益與社會公平，這也是現代規劃編製體制的價值取向和思想基礎，綜觀我國二十多年的規劃實踐，成績有目共睹，如城市規劃地位得到確認，城市規劃內容體系、技術方法也得到法律規範等。重新回到原始起點，探討建立“反規劃”抽象理想和價值是不現實的，因為使其碰壁和破碎的是中國社會經濟的環境與人、地關係的現實和城市建設的劇變。

自然服務是人類社會經濟系統最根本的依賴，和諧社會及和諧的城市結構和功能關係，最終來源於人和土地的和諧關係，包括讓土地告訴我們適宜的功能布局、適宜的居住地、綠色的而快捷的交通方式以及連續而系統的遊憩網路，甚至城市的空間形態。

“反規劃”就是要從建立和諧的人地關係入手，來建立健康和諧的城市社會和城市形態。國內外生態規劃的思想、綠地優先的思想、景觀規劃的傳統都可以作為對“反規劃”概念的一種理解，但“反規劃”是一種系統的規劃途徑，是一種基於前人豐富成果的整合，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當下規劃方法論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提出的，以應對疾速的城市化進程和不確定的城市空間發展。任何離開當下中國的背景來討論“反規劃”用語的規範性與合理性都是毫無意義的。如果規劃師的城市理想的實現有賴於城市決策者的理解和認同的話，那麼，經過與上百個城市決策者的交流，作者還是婉拒了多位尊敬的學者的勸告，而願背千夫指責堅持使用“反規劃”概念，因為它不需要更多的語言，就可以把一個規劃師對土地的憂患意識和人文情懷，讓百忙之中的市長們迅速理解並牢記，並能很快付諸有益的行動，僅此而已。如果因此能喚起同行的憂患和創新意識，則更有拋磚引玉之感。（俞孔堅系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哈佛大學設計博士；李迪華系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副院長）

應用“反規劃”理念，通過對未來區域和城市生態安全具有戰略意義的景觀元素和結構的規劃控制，建立生態基礎設施。為此提出以下十一大戰略，以下是其中的一些關鍵戰略：

維護和強化整體山水格局的連續性

城市之於區域自然山水格局，猶如果實之於生命之樹。維護區域山水格局和大地機體的連續性和完整性，是維護城市生態安全的一大關鍵。古代堪輿把城市穴場喻為“胎息”，意即大地母親的胎座，城市及人居在這裡通過水系、山體及風道等，吸吮著大地母親的乳汁。破壞山水格局的連續性，就切斷了自然的過程，包括風、水、物種、營養等的流動，必然會使城市這一人文之胎髮育不良，以至失去生命。歷史上許多文明的消失也被歸因於此。

古代“風水說”稱，斷山斷水是要斷子絕孫的。現代生態學和景觀生態學告訴我們，連續的山水和自然棲息地系統有重要的意義。我們吃的三文魚就是在林子裡頭的小溪里產卵，在海裡頭生長，如果這條河流給斷了，那三文魚也沒有了；長江裡頭好多魚也是這樣的。我們愛吃的武昌魚是在武昌上游的湖泊里產卵繁殖，然後到下游的長江里生長。河流廊道是大自然唯一的連續體，水是唯一的連續體。來自喜馬拉雅山山頂的一滴雪水，可以流到太平洋去，因為河流是連續的。所以上游山谷和湖泊的魚卵和幼體能夠在太平洋中生長，因而有了生命的連續。所以，這個國土只有維護它的自然過程和格局的連續性，才能有它生命的可持續性。否則這個這塊土地是死的，生命是要斷絕的。

??這是我們在浙江台州做的一個規劃，這是個“反規劃”的例子。就是如何首先維護土地的完整性，水系整體網路的連續性，如果把這個維護好了，我們的防洪就簡單多了，旱澇就不會這麼嚴重了。這是我們對北京西山水脈的研究，北京西山地區和整個北京地區的水脈應該得到完整的保留。

維護和恢復河道和海岸的自然形態

河流水系是大地生命的血脈，是大地景觀生態的主要基礎設施，污染、乾旱斷流和洪水是目前中國城市河流水系所面臨的三大嚴重問題。於是以防洪、蓄水和治理污染為口號的河流治理往往被當作城市建設的重點工程，“民心工程”和政績工程來對待。然而，人們往往把治理的對象瞄準河道本身，殊不知造成上述三大問題的原因實際上與河道本身無干。於是乎，耗巨資進行河道整治，而結果卻使欲解決的問題更加嚴重，猶如一個吃錯了葯的人體，大地生命遭受嚴重損害。這些“錯葯”包括：

1）大錯之一：高堤防洪：必須認識到，在全國普遍缺水的情況下，洪水是資源。洪水之所以變得如猛獸豺狼，只應我們沒有善待河流水系。防洪之道決不在高築河堤，而在建立一個滯洪的濕地系統，從區域尺度上解決水資源的蓄留。100年一遇、500年一遇的水泥堤岸可以休矣，無論從短期經濟利益還是長遠國土生態考慮，都告訴我們必須走區域生態之路來協調旱澇之災的問題。

2）大錯之二：水泥護堤襯底。大江南北各大城市水系治理中能倖免此道者，幾乎沒有。曾經是水草叢生、白鷺低飛、青蛙纏腳、游魚翔底，而今已是寸草不生，光潔的水泥護岸。水的自凈能力消失殆盡，水－土－植物－生物之間形成的物質和能量循環系統被徹底破壞；

3）錯之三：裁彎取直。古代“風水”最忌水流直瀉僵硬，強調水流應曲曲有情。只有蜿蜒曲折的水流才有生氣，有靈氣。現代景觀生態學的研究也證實了彎曲的水流更有利於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有利於消減洪水的災害性和突發性。

4）大錯之四：高壩蓄水。至少從戰國時代開始，我國祖先就已十分普遍地採用作堰的方式引導水流用於農業灌溉和生活，秦漢時期，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作。但這種低堰只作調節水位，以引導水流，而且利用自然地勢，因勢利導，既保全了河流的連續性，又充分利用了水資源。大江、大河上的攔腰水壩已經給這一連續體帶來了很大的損害，而當所剩無幾的水流穿過城市的時候，人們往往不惜工本攔河築壩，“美化”城市，從表面上看是一大善舉，但實際上有許多弊端，包括：變流水為死水，富營養化加劇，水質下降，如不治污，則往往臭水一潭；破壞了河流的連續性，使魚類及其它生物的遷徙和繁延過程受阻；影響下遊河道景觀，生境破壞；喪失水的自然形態，水之美在於其豐富而多變的形態。城市河流中用以休閑與美化的水不在其多，而在其動人之態，其動人之處就在於自然。

保護和恢復濕地系統

濕地是地球表層上由水、土和水生或濕生植物相互作用構成的生態系統。濕地是人類最重要的生存環境，生物多樣性極為豐富，被譽為“自然之腎”，對城市及居民具有多種生態服務功能和社會經濟價值。包括：提供豐富多樣的棲息地，調節局部小氣候，減緩旱澇災害，凈化環境，滿足感知需求並成為精神文化的源泉，教育場所，等等在城市化過程中因建築用地的日益擴張，不同類型的濕地的面積逐漸變小，趨於消失，或富營養化，對其周圍環境造成污染。所以在城市化過程中要保護、恢復濕地，避免其生態服務功能退化，對城市可持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我們在填埋濕地。我們沒有一個完整的濕地概念來對待國土。濕地是決定國土健康與否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為什麼美國很早就出現濕地法、濕地保護法？濕地是維持土地水分平衡，防止洪澇災害的關鍵。中國為什麼這麼多洪澇災害？濕地系統破壞了。很簡單，我們的水利部門只管河流廊道，濕地不是水利部門管的，而環保部門又管不了河流廊道，所以河流被切割了，沒有一個完整的概念。我們的研究表明，如果不做防洪堤，實際上你也可以解決防洪問題，靠什麼？靠濕地系統和水系統，變成一個連續的網路。濕地就是海綿啊，下雨時，它能夠吸收大量的水呀，旱季就可以滲出水啊。

建立無機動車綠色通道

國際城市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以汽車為中心的城市是缺乏人性、不適於人居住的，從發展的角度來講，也是不可持續的。“步行社區”、“自行車城市”已成為國際城市發展追求的一個理想。

然而，快速發展中的中國城市，似乎並沒有從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中獲得啟示，而是在以驚人的速度和規模效仿西方工業化初期的做法，“快速城市”的理念佔據了城市大規模改造的核心。非人尺度的景觀大道，環路工程和高架快速路工程，已把有機的城市結構和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單位制”社會結構嚴重摧毀。步行者和自行車使用者的空間在很大程度上被汽車所排擠。

你看，還在幾年前，80%的北京人是靠騎自行車或乘公交車上下班，那時候很少有堵車和上班遲到的事；再看現在的北京，我們放掉了以前騎車的方式，以開車為時尚。不久會發現，對許多人來說開車將變成是被迫的了。現在的美國和歐洲，正在以騎車為時尚。但是再過五年，或者最多也就十年二十年，我們也會以騎車為時尚，可以看到我們的時間差。但是等到我們再緩過勁來時，再想騎車的時候，我們已經沒有可以騎車的路了，我們的路全被汽車給佔了。中國城市正在擴張，未來中國的城市至少比現在大三倍，所有的城市可能要比現在至少大三倍，所以這個時候要建立一個城市格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現在關鍵的戰略性的規劃在開始的時候，國土部門和建設部門就應該制定綠色通道，城市中要將綠色通道留出來。沿河流也好，沿社區間的綠地也好，建立起社區間的綠色通道。上下班將來靠騎車，中國將來一定要靠自行車和公交來解決交通問題，決不能靠小汽車。北京現在已經出現嚴重的交通堵塞現象。更何況中東問題，更何況我們的石油危機問題，中國要和平崛起啊，希望寄托在自行車上和軌道交通上。中國如果寄托在汽車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就會受到威脅，這是免不了的。國家間的能源競爭，跟美國的競爭，跟日本的能源的競爭，你不能不跟他們在中東、東亞發生競爭，一定是要發生摩擦的。所以真正解決的對策是解決綠色交通，而綠色交通的關鍵是在規劃城市的時候就要留出非機動車的綠色通道和沿軌道交通線的城市布局。你想想看，如果從北京的核心區能一直騎車到西山的話，那該多暢快！一個或半小時我就騎到西山去了，上班既解決鍛煉問題，又節能。

所以西方人早就開始認識到這個，從八十年代開始就強調建立非機動車道，但是他們是付出代價的。因為他們城市已經定型了，他需要拆掉城市的部分，他需要拆掉道路。最近幾年，在美國波士頓一個叫大開挖的工程花了200億美元，把穿越城市的快速車道埋到地下去，重新在地面上恢復綠色廊道和步行、自行車空間。我有幸參與了其中一段的設計。人家花了200個億，而我們現在是不需要花太多的錢就可以實現。為什麼？我們的城郊的土地還有餘地、還是農田，所以你把這個系統保留下來，留給後代，留給十年以後，一定是會有很好的結果。這也是和平崛起的戰略性規劃。

大家現在都在嚮往汽車，所以根本不考慮自行車問題。加拿大有一條橫貫整個國家的綠色的自行車道，整個暢通無阻。在中國完全可以建立這樣的綠色自行車通道，大運河就是其中一條，大運河將來一定是這樣一條綠色廊道。現在不去規劃建設，將來也要建，但將來要建可能要花上幾個億，幾百個億來建，現在來建可能是不需要花多少錢。所以說差別就在這，我們必須站在戰略高度來認識。

所以，作為城市發展的長遠戰略，利用目前城市空間擴展的契機，建立方便生活和工作及休閑的綠色步道及非自行車道網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一綠道網路不是附屬於現有車行道路的便道，而是完全脫離機動車道的安靜、安全的綠色通道，它與城市的綠地系統、學校、居住區及步行商業街相結合。它將是應對未來全球性能源和石油危機的關鍵性戰略，必須從現在開始建立。

建立綠色文化遺產廊道

綠色文化遺產廊道是集生態、休閑與教育及文化遺產保護等功能為一體的線性景觀元素，包括河流峽谷、運河、道路以及鐵路沿線。它們代表了早期人類的運動路線，並將人類駐停與活動的中心和節點聯繫起來，體現著文化的發展歷程，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發展歷史在大地上的烙印。從早期山區先民用於交通的古棧道和河邊的纖道，到秦始皇修建輻射在中華大地上的馳道，和隋煬帝開鑿橫貫南北的京滬大運河，眾多具有數千年或數百年歷史的文化遺跡如明珠閃爍般被線性景觀串聯起來。要注意，關於遺產的概念，不光是5000年、3000年的遺產或幾百年的遺產才有價值，腳下的好多文化遺產都可能有重要的價值，50年，30年的遺產也有價值，我們把中山市的粵中造船廠改造成了一個城市公園，就是將其作為社會主義工業化遺產來對待的，獲得了多項國際獎和國內大獎（圖-17）。

然而，隨著城市的持續擴張、以及交通方式的改變，特別是現代高速路網的橫行，這些線性歷史景觀被無情地切割、毀棄。即便許多節點被列為地方、國家、甚至世界級的保護文物，但它們早已成為一些與原有環境和脈絡相脫離的零落的散珠，失去其應有的美麗與含意。將這些散落的明珠串聯起來，與同樣重要的線性自然與人文景觀元素一起，構成城市與區域尺度上價值無限的寶石項鏈。這同時又是無機動車穿行的慢步道和自行車走廊，它將是未來市民的生態休閑與文化教育及環境教育的最佳場所。

可以預見，融歷史文化、自然生態及旅遊休閑和文化教育為一體的綠色遺產廊道將在未來中國大地景觀上構築起一個迷人的網路。

保護和利用高產農田作為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

保護高產農田是未來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模式也將鄉村農田作為城市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隨著網路技術、現代交通及隨之而來的生活及工作方式的改變，城市形態也將改變，城鄉差別縮小，城市在溶解。而大面積的鄉村農田將成為城市功能體的溶液，高產農田滲透入市區，而城市機體延伸入農田之中，農田將與城市的綠地系統相結合，成為城市景觀的綠色基質。這不但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為城市居民提供可以消費的農副產品，同時，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休閑和教育場所，日本筑波科學城就保留了大片的農田，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英國在1979年時就有20多個社區引入城市農田，還有相應的機構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法國在建設新城時引入農業景觀，把農田作為綠地引入城內及城市周圍，使城區的綠地、水面達到40%，並用農田作為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隔離帶，他們稱之為“建設沒有郊區的新城”。

俞孔堅，李迪華劉海龍張蕾韓西麗

這是一項叢區域到城市地段的跨尺度規劃設計案例，以浙江省台州市為例，運用“反規劃”途徑，首先進行不建設區域的規劃，以保障大地生命系統的安全和健康；應用景觀安全格局理論和方法，建立一個生態基礎設施，滿足生態防洪、生物保護、鄉土文化遺產保護，和遊憩等綜合功能需要。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礎設施保障居民獲得的社會經濟服務一樣，區域和城市的生態基礎設施保障城市居民能持續獲得生態服務。“反規劃”途徑是針對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人地關係嚴重惡化、現行規劃方法論存在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提出的。獲獎項目主持人俞孔堅，李迪華帶領北大團隊多年來從事“反規劃”與生態基礎設施的理論與實踐，2003年出版《城市景觀之路: 與市長交流》已連續重印6次，使這一生態規劃的思想在中國許多城市開始生根開花，台州就是其中一個案例。2005年，該案例獲全美景觀設計師協會年度榮譽規劃獎(ASLA Honor Award, Planning and Analysis)。評獎委員會認為：該途徑和案例“從環境和生態出發，進行了非常全面的分析……創造了一個能夠發展出多種建築和景觀形態的城市空間結構。”

北京的土人景觀提出的一項從區域到城市地段的跨尺度規劃設計案例，以浙江省台州市為例，運用“反規劃”途徑，首先進行不建設區域的規劃，以保障大地生命系統的安全和健康“反規劃”途徑是針對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人地關係嚴重惡化、現行規劃方法論存在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