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長
2007年亞洲開發銀行提出的概念
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由亞洲開發銀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長尋求的是社會和經濟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與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相對立,包容性增長倡導機會平等的增長,最基本的含義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說白了一句話,就是能使大家“機會平等的增長”。
包容性增長
包容性增長
我國正是處於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業結構重要調整的時期,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我國經濟增長將從依靠外需型轉為內需性的經濟增長。因此,胡錦濤主席強調:”應結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優化產業 結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提高全社會就業水平,增強抵禦危機和風險能力;加強社會保障網路建設,著力解決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民生問題,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標。”旨在建立一個內需性的經濟增長。
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依然存在,世界經濟形勢好轉的基礎並不牢固。對於中國的崛起,美國在政治軍事遏制無法奏效的情況下,美國正在採取經濟、外交等各種手段試圖延緩中國崛起的步伐和規模。
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對世界提出的“包容性增長”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包容性增長
從2007年亞行首提這一概念,2010年9月國家領導人在正式場合再次倡導,業內人士分析認為,2008年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是“包容性增長”被官方採納和認可的助推器。
金融危機發生以後,我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經濟恢復較快。但與此同時,從經濟學家到中央政府都開始思考中國經濟增長如何更加可持續的問題。
這次重提“包容性增長”,帶有一定的前瞻性含義。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對未來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應該朝著哪個方向走的一個大的判斷。
在2010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一項重要議程就是研究關於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
包容性增長
《中國經濟周刊》:“包容性增長”作為一個新概念,目前並沒有人給予準確的定義。您怎樣理解“包容性增長”?
庄健:亞行當時在中國提倡“包容性增長”,比較重要的一個觀點是:保持較快經濟增長的同時,增長也要是可持續的、協調的、更多關注社會領域發展的。
這種增長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是考慮到其他方面,尤其是社會領域的,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夠享受到這種發展的成果。
馬曉河: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長”,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經濟增長應該是互相協調的。
從國際講,“包容性增長”應該是A國增長了,不應該去損害或者抑制B國,不要給對方帶來危害;國家跟國家之間應該是協調、和諧的增長,是共贏和多贏的,應該有益於多方。
湯敏: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長”應該有各種各樣的含義,包括環保、和諧社會等諸多方面的改變,但我認為,最核心的含義,就是經濟增長讓低收入人群受益,最好是讓其多受點益。比如怎樣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占整個GDP的比重,怎樣增加工資收入,這些就是“包容性增長”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當然還包括怎樣增加農民的收入,因為這些人群是收入分配中比較弱勢的部分。
胡錦濤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提出這一概念,應該是向外界傳遞一種信息:中國現有的發展方式、發展模式是需要改變的,說得嚴重點,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各個方面都要包容性增長。
包容性增長
2010年9月16日,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開幕式並發表題為《深化交流合作 實現包容性增長》的致辭。“包容性增長”是胡錦濤致辭中的一個關鍵詞。
胡錦濤
第一:科學合理調度生產關係,有助於增強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使民眾能夠更積極的投入到國家建設當中。
第二:提高各產業鏈的發展,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增強出口經濟,有助於提高社會經濟發展和諧。
第三:包容國內外環境,於外有助於適配國際形象,與國際接軌,於內有利於提高國民生產,為國內市場經濟提供自由但規範的競爭環境。
總之,包容性增長是以科學發展觀為前提,構建和諧社會為最終目的的一項意義重大的倡導及決策。
包容性增長
倡導包容性增長
當前,世界經濟仍然處在深度調整期,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恐怖主義、難民潮等非經濟因素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更加明顯。主要經濟體經濟走勢和宏觀政策取向分化,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穩,大宗商品價格低位震蕩,新興經濟體困難和風險明顯加大。尤其是近期英國“脫歐”對世界金融、貿易、資本流動等帶來短期衝擊,從長期看,“脫歐”有可能成為新的風險源頭。
全球經濟這種複雜嚴峻的低增長困境,究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結構性矛盾和問題。雖然各國國情和所處發展階段不同,結構性問題的具體表現特徵和嚴重程度也不盡相同,但在應對策略上,國際社會對推進結構性改革有普遍共識,強調加強結構性改革和提升潛在增長率的重要性。
包容性增長是公平參與、效率最優、合理共享和可持續的增長,核心是減少或者消除發展機會上的不公平。包容性增長需要包容性制度的支撐、要依靠結構性改革實現。用改革的思維、辦法,消除體制機制障礙,形成促進要素積累和技術創新的制度,包括勞動力自由流動、鼓勵平等競爭、市場價格形成機制等一系列包容性經濟制度。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在於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而不是更多——發揮政府作用。
結構性改革必然是個艱難的過程,涉及的利益關係錯綜複雜,面臨的風險難以準確把握,需要總體規劃,合理安排結構性改革的優先順序、力度和節奏,做好長短搭配。同時,宏觀經濟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之間的關係同樣值得關注。一些結構性改革短期內具有緊縮趨勢,應該有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之相配合。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在供給側,需求側主要是政策支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與需求側的政策有效銜接。當然兩者的協調是一個難題,各國的協調空間也不一樣。
財政支持中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
推動結構性改革,實現包容性增長,要從優化資源配置、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入手。財政支持中國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措施包括:
第一,支持“三去一降一補”。“三去一降一補”是針對中國產能過剩、庫存高企、槓桿偏高、成本過高、短板突出等結構性問題提出來的五大任務,也是工作目標。這需要以改革為基本手段,充分發揮市場機製作用。在此過程中政府不能決定誰生誰死,優勝劣汰是市場出清的結果,財政要做的主要是為下崗職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並創造培訓、轉崗再就業的條件。同時,繼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重點支持扶貧、環境治理等薄弱領域,多“雪中送炭”,少“錦上添花”。
第二,推動理順價格關係。當前的重點是減少對市場價格形成的不當干預,著力完善靈活有效、無扭曲的價格形成機制。以支持農產品收儲制度改革為例,近年來已陸續出台了棉花、大豆目標價格改革,相應取消了最低保護價收購,市場有效發現並形成價格、進而引導農戶理性決策的機制已初步形成。下一步,要繼續改革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將產業鏈的扭曲矯正過來,提高資源配置和供給效率。
第三,推進城鄉要素流動。中國正實施的以人為本新型城鎮化,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促進產業發展、就業轉移、公共服務和人口集聚相統一。2015年財政開始實現義務教育資源可攜帶,使農民工子女享受城市的免費教育。下一步將落實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財政政策,進一步打破人口自由流動障礙,使得更多的勞動要素能夠從農業、農村有序有效轉移到生產率水平更高的非農產業和城市,促進進城農民安居創業。
第四,優化投資結構。中國儲蓄率高,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正在協同推進。保持一定的投資水平,既有基礎,也有必要,關鍵是要淘汰落後產能,優化投資結構。中國將通過保護知識產權、提供稅收鼓勵等方式,推動企業增加研發投入,著力提高設備和高附加價值產業的投資。面對社會急需的一些公共服務遇到的資金瓶頸,中國政府大力推廣PPP模式,吸引私人資本投向公共服務,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和效率。
總之,挑戰與機遇並存,以改革的方式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率,實現中國經濟包容性、可持續中高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