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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部《法律與生活》雜誌社執行總編
- 曲靖市陸良縣工業園區管委會專職副主任
程萬軍
司法部《法律與生活》雜誌社執行總編
程萬軍，資深傳媒人、知名作家、歷史學者。1968年出生於內蒙古庫倫旗， 1991年畢業於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2000年步入北京傳媒業。歷任多家報刊主編、評論員，現為司法部《法律與生活》雜誌社官網執行總編、中央電視台《法律講堂》文史版主講人。
著有《破解中國歷史十大死結》、《逆淘汰》、《看透日本》等。均為卓越噹噹上榜圖書。其中《逆淘汰》榮登卓越暢銷榜政治類第一名、噹噹新書熱賣榜歷史類第二名，《北京晨報》連續整版專訪、《作家文摘》系列連載，中央電台、各大門戶網站廣為品讀。主張“用通俗語言表達不俗思想, 為無解之題探索有解答案”，作品力現“理想與憂患並存，激情與鋒芒永在”之獨特文風。
文學作品系列：
2008年出版《血性:時代缺失的隱痛》
2009年出版《破解中國歷史十大死結》
2010年出版《逆淘汰》
2013年出版《看透日本》
2014年出版《誰主東洋》
2015年出版《華夏魂》
電視演講系列：
2011年 《中國式命運怪圈》12集
2012年 《逆淘汰——中國人才流失之謎》12集
2013年網上大講堂——《程萬軍談中日關係及日本政史》
2014年 中央電視台12套《大明開國第一大案》6集
2015年中央電視台12套《東林沉浮》10集
2016年中央電視台12套《大明才子解縉》11集
博主本色
理想與憂患並存，激情與鋒芒永在！
不做“純文人”，讚賞“文以載道，道以實行”！
拒絕幼稚，堅持率真。先天下憂，先天下樂！
獨立經濟地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死結
世人皆知，“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殊不知離開了獨立經濟來源(稿酬)的魯迅，骨頭還能硬多久？當前“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要不要與市場結合否則“餓死活該”的問題，而是目前的“市場”給了知識分子多大的尋求“經濟獨立”的空間？因為市場經濟“不完善”，所以知識分子要想取得經濟上的獨立，即便接近，也難免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真正”二字便無從說起。
在以往大一統的大體制框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經濟地位”缺少最根本的支柱。即便是在今日中國有史以來經濟最活躍的時代，經商“下海”的知識分子雖然也有一些取得了成功，但由於他們的發展受到國內金融等“瓶頸”的必然限制，所以想成為世界重量級的經濟人物恐怕不是量的差距。“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給大多“下海”知識分子帶來的總體生存狀態不是“獨立”而是“飄搖”，所以，在現有狀態下，“經濟獨立”於大多知識分子而言，仍是奢望。
在飄搖的生存狀態下，那些自詡為精英的知識分子，大多還是安於且力爭留在“體制內生存”，批判社會的“良知力量”，卻留戀或不得於不寄於“公家”籬下，想來真是一件“精神分裂”的怪狀。籬下知識分子，圖求人格的完全不依附，確是一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難事。
胡勝華先生在談胡適的身份意識一文里，有一句話問得極是：試問有多少知識分子可以不倚仗政府、不倚仗公家、不倚仗體制而能夠我行我素，批判社會？試問又有多少知識分子為了擠進政府、擠進公家、擠進體制而不遺餘力，爭得你刀我槍……？
如果把“公家”視為圈裡，“市場”視為圈外，那麼通過現實中的比較，不難看出知識分子的總體經濟狀況之端倪，雖然無論圈裡圈外，中國知識幾無真正的“經濟獨立”，但僅從收入與福利兩項指數對比，圈內知識分子仍具有圈外無法企及的穩定與優裕。如果把他們可有一比，圈外知識分子似享有家貓的地位，他們不必為酒飯發愁，因為早已有“主人”拌好上等的貓糧，他們往往在酒足飯飽之後，充滿同情地看著那些“找市場”的同類。而圈外知識分子呢，由於先天本不是“野貓”的成份，而後天又缺少森林的庇護，所以其狀態只堪比“流浪貓”——先天不“野”，是從家貓堆里跳出或被趕出來的；後天找不到森林，因為一方水土缺乏成林的氣候條件；故而，他們只能充當“流浪貓”，在“流浪”中以飢一頓飽一頓的代價換取有限獨立自由的空間。
當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屢遭質疑時，當他們渴望“豢養”的“科舉心態”總是揮之不去時，我們不能不從“經濟地位”這個基礎上尋找答案。兩千多年的大一統封建專制社會，用俸祿的餌食把知識分子牢牢限制在“圈中”，即使在動亂年代，因為他們找米下鍋的依賴性，所以不是為地主所用、就是再次轉而依附在造反的農民身上。如此的經濟弱勢地位，深化的是“求用於老爺”的意識形態；鞏固的是先天的軟弱與依賴性。
自古以來的知識分子，本質仍扒不掉“儒生”與“士大夫”這兩張皮，而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小農經濟，在小農經濟中，只有地主階級才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地位，而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其他階層只不過是附在地主階級上的毛，知識分子概莫能外。“求用”與“不為用”成為知識分子(儒生)得志與不得志的一生最大價值體現。當“士為知己者死”的口號叫得山響之際，其精神本質與“有奶就是娘”的孩子已無涇渭的分明。儒生被大地主用則為“士大夫”，不用則為“腐儒”，這就是歷代知識分子獨木橋上的非此即彼的選擇。
“十年浩劫”期間受難的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為什麼喪失了獨立人格？正如被當時紅衛兵都指責為“軟骨頭”的郭沫若，為什麼他們在新民主主義運動時期能夠傲骨臨風？除了政治高壓指數，若干年後失去獨立經濟地位正是一個致命因素，當個體的經濟不復存在，只有集體(單位)才能領到一口飯吃的“大鍋飯”時代降臨時，人們所失去不僅僅是生產力水平發展的動力，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獨立的經濟生活來源——舉國“入瓮”即時上演，嗷嗷待哺的個體何需“請君”？打破頭皮，擠進“公家”門坎，是一條光明的“養命”之路，在一個只有“圈養”的時代，恐怕只有退化為“家畜”才能夠生存下來。
2000年以來中國知識階層雖有變遷，但若以“中產”的標準觀之，恐怕仍大多沒有完成這一質的演變。當今知識分子，信步“中產”佔多大比例？那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們，從收入講或許已躍“中產”，但從獨立經濟地位而言，或許與古代豪紳豢養的“食客”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距離，否則，就不會動輒以“利益共同體”的代言人身份，以扭曲的“經濟學原理”，來解釋權貴的“巧取豪奪”現象“正常不過”。這是知識分子渴望“收買”的精神發揚。
在“公家”籬下發出“吶喊”的知識分子，大多還是如魯迅先生所言的“老爺，您的衣服破了”式的依附與幻想。“公家”就像一根放飛風箏的線，知識分子只能成為“公家”收放自如的風箏，何時可如大雁般自成隊列，領飛翱翔？！
古代官場競爭
為何庸人往往大獲全勝？
任何一個熟讀中國歷史的人都能認識到：歷代官場中最成功的官員，其最顯著的特點是“會做人”，而不是能做事。
所謂“會做人”，並非是指普通意義上的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級面前“值得信賴”，上級的嘉許高於一切口碑。
為何上級的嘉許高於一切口碑？因為官出上級的人事體制。
在中國政治中，有一個遺產是代代相傳的，這就是各級官員的層層任命制。各級官員即便是“考”出來的，那也只不過是當官的“資質”而已，並不表明獲得權力，真正的官銜最終要由上級任命。所以，上級能不能發現你、任用你，成為仕途“臨門”關鍵一腳。
於是，官場中的官員，為奔一個好前程者，顯然不能把“為民干實事”作為當官的宗旨，而是要把“為上級服務”作為核心任務。
當然，既能做事，又會“做人”的成功官員也不乏成功先例，但這絕不佔那些“成功官員”的主流。不做事只“會做人”的官員照樣升遷，而能做事而不“會做人”的官員，升遷無望。
這是因為，古代官員的考核與任免，主要不在於他們能做出多少政績，而在於他們與上級的關係密切程度。能搞定上級的，就能飛黃騰達，就能戴穩烏紗，而與上級關係疏遠者則鮮有升遷的機會。凡能在領導生活圈裡如魚得水能夠呼風喚雨者，無不得到提拔重用，僅限於在領導工作圈裡折騰的，其升遷的機會寥寥。
由是，你對逆淘汰過程中“說假話的戰勝說真話的”就很好理解。下級對上級“報喜不報憂”，一切皆因用人體制使然。正是以人身依附為特徵的人事制度的確立，才導致下級只對上級負責，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為避免常理的逆向人才淘汰，對上諂媚，對下輕慢，必然成為古代各級官員相處、相交時的常態。
如果失去了制度合理這個前提，從人的慾望角度深究“逆淘汰”成因，則“逆淘汰”甚至有“存在合理之處”。
因為在人性中，有一個人人都有的弱點，那就是都喜歡聽悅耳的好話，喜歡別人奉承和拍馬。而人才們往往仗著自己的才氣和清高不屑於投機鑽營，庸人們則不靠拍馬逢迎就無以生存。
這就決定了後者必然會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級，籠絡上級上。在以人身依附為特點的官場格局中，做長官的十有八九顯然更欣賞後者的表現。
這就毫無疑問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於迎合上級、籠絡上級的平庸者們，提供了更多的升遷機會。如此這般逐級淘汰的結果，必然是庸人們大獲全勝。
……
（全文內容請見程萬軍博客）
古代奇才為何多是“山野村夫”？
中國古代尤其在亂世，出現不少奇才，他們大都來自民間。一言以蔽之，曰：人才在野。
沒有董卓亂京，群雄並起，他孔明還在家鄉務農，充其量得個民辦教師的“講台”，才幹到哪裡發揮？哪個賣官鬻爵的大員會選用一個田間吟詩的農民為官呢？
是“董卓之亂”成就了孔明之類的民間奇才，是這些民間奇才風雲際會、群策群力，才推翻了舊世道，建立了新政權。
東漢末年十八路諸侯並起，到後來三國時等於只剩三路，看看勝出的人才，多是“山野村夫”出身。在起初討董卓的十八路諸侯中，領軍人物是官宦子弟袁氏二兄弟：袁紹與袁術。然而，這兩位貴族之後最後無一成事。真正成事、成為日後三國之主之一的，反倒是不被他們看好的、起於民間的鞋匠劉玄德。
後來的三國之主，在十八路諸侯中都算不得什麼“巨頭”。曹操還算是比較有實力的一路，孫權的父親孫堅只不過是居中的一路，而劉備劉玄德雖打著“皇叔”的旗號，其社會身份不過是個民間鞋匠，他的左膀右臂，一個賣綠豆的關羽，一個殺豬的張飛，他們當時僅帶著一小路人馬、只能依附在公孫瓚那路，是一路諸侯中的一支小分隊，誰會料想這隻“民間小分隊”以後會得到三分之一天下呢？
……
（全文內容請見程萬軍博客）
記者節，你為何被人淡忘？
第十個記者節，許多媒體同行竟忘了今天是我們共同的節日，記起是在相互提醒下。這一天顯然缺乏節日的氣氛與熱度，記者節越來越淡了，甚至被社會乃至記者遺忘……
在曾經一個時期，人們對“無冕之王”的期望值是超乎尋常的。許多正常領域不正常的作為，人們都希望媒體介入“立竿見影”。而今，炙手可熱的傳媒時代雖然仍在持續，但是人們對媒體的作用已經有了更冷靜的認識。
2009，中國媒體改革動作頻頻，媒體的企業化既是事業單位減輕負荷的不得已，又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然而，記者的處境與地位並沒有由此上升，而是生存與採訪環境越發嚴峻，你如果不是栽花而是來挑刺，那麼被採訪者可是連真記者與假記者都敢打……
當記者連飯碗與安全感一併受到威脅時，他們或許被迫轉入“經營之門”，退求“宣傳之道”。
當一個社會沒有“白衣天使”，也沒有“人類靈魂工程師”時，“無冕之王”或許與醫生、老師共同擁有的是一個統稱：生意人。
盡數的“生意人”令這個社會留下的，是無限且唯一的經濟想象力。
……
（全文內容請見程萬軍博客）
北京晨報就《逆淘汰》專訪作家、獨立評論人程萬軍
程萬軍：中國人才是怎麼被毀掉的
這一數字對於科技相對落後的國家來說意味著什麼？更重要的是，剩下的那20%左右的人才，真的發揮出自身的價值了嗎？
2005年，程萬軍開始想寫一本書，來探討中國式人才成長的困境與問題。“逆淘汰”，是程萬軍最終為他的書定下的名字。“在下水道里，只有老鼠和蒼蠅才能活得最好，在那裡，真正的人才無法生存。”望了一眼窗外，程萬軍的話意味深長。
“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為什麼這一現象頻頻發生？我們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美國教育更發達，培養的人才更多，可現實卻是，人才資源相對缺乏的中國，大量人才反而流向美國。即使留下來的人才，也往往不能做到人盡其用，隨著時間推移，他們要麼能力下降，要麼乾脆被“廢掉”。
“中國的歷史，就是人才流失史。”程萬軍拋開了手中的《二十四史》，開始大聲疾呼：“再不重視人才流失的問題，再不改善人才的生存環境，我們將付出更慘重的代價。”
▲人才退化令人憂
晨報：您為何特別關注人才的話題？
程萬軍：我大學畢業后在國有單位工作，當時單位中有很多年輕人，他們無處施展，終日只能養尊處優，幾年下來，能力不僅沒提升，反而下降，這促使我去思考：人才究竟應放在什麼環境中才能增長本事？為什麼許多人才幾年後不僅沒進步，反而退化了？
晨報：為什麼呢？
程萬軍：因為我們的用人體制有問題，在傳統“大鍋飯”體制下，企業與個人利益不統一，領導考慮更多的是自己能得到什麼好處，而非企業如何。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人唯親成了常態，人才反而是多餘的。當一個企業的資源都被領導佔據時，那麼，在這個企業中的人才就沒有了施展的空間，逐漸退化，而當一個社會的資源都被少數人佔據時，那麼，這個社會中人才就經常被廢掉。
晨報：從那時起，您就開始研究“逆淘汰”了嗎？
程萬軍：那時只是有一些感受，思考並不深入，幾年後，我又回到了這樣的氛圍中，發現情況和10年至20年前完全一樣，沒什麼改變，有想法的年輕人在這種環境下很痛苦。按說那樣一本雜誌，對質量要求低，工作量並不大，可那麼多人居然完不成。我去以後，一個人承擔一半以上的工作，可我只用忙半個月，剩下的半個月基本在休息。
▲個人才華可能被埋沒
晨報：從何時起，您覺得應該把自己的思考寫出來？
程萬軍：2009年，兩件事給我的震動特別大，一是錢永健先生獲獎，另一個是公務員報考熱。媒體報道，競爭最激烈的職位，甚至達到了4000多比1，這種年輕人集體奔仕途的現象，真是好事嗎？大家都在往體制里擠，不知道他們想過沒有，在現有體制諸多問題沒有解決的前提下，對於個人生活來說，那裡可能是福地，但對他們的才華而言，那裡可能是墳地。種種原因，促使我下決心，把這麼多年的思考寫出來。
▲為什麼人才會流失？
晨報：人才流失增加，是否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副產品？
程萬軍：不是這樣的，人才流失在中國一直存在，並非今天才出現，比較著名的例子有范文程，正是他獻了“反間計”，誘使崇禎殺掉袁崇煥，在消滅明朝的戰爭中，范文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范文程是漢人，你可以說他是漢奸，但你不能說他不是人才。
晨報：為什麼范文程要去幫別人呢?
程萬軍：因為他在官場中得不到重用，即使勉強被人用了，他的才華也會很快別體制廢掉。因為傳統的政治體制是基於血緣建立起來的，通過血緣政治，既得利益者可以把已得的利益固化。皇帝的兒子天然就是皇帝，宰相的後代，必然是身居要職，而老百姓的孩子，機會寥寥。血緣政治的根本是任人唯親的，遠離公平，只要奴才，不要人才。在這樣的背景下，沒什麼硬關係的范文程當然要投靠別人了。你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三國、戰國等戰亂時代，反而人才輩出，而和平年代，才人調零。為什麼？因為戰亂打破了血緣政治格局，平民有了施展才華的舞台，而在和平時期，在血緣政治的壓迫下，有的能力退化，成了庸才。
晨報：你的意思是，如果沒有明朝滅亡，范文程仍無發揮的空間？
程萬軍：是的，這是傳統政治體制所決定的，可怕的是，這種體制超穩定，非戰亂很難打破。
▲可怕的文化敗血症
晨報：是不是可以這樣看，范文程這樣的人才，反而會期望戰亂的格局？
程萬軍：是的，當社會固化時，越是下層的人才，會越希望亂，因為只有亂他們才有翻上來的機會，於是，周期性的戰亂不可避免。但問題是。雖然戰亂打破了傳統的政治格局，卻沒能從根本上改變血緣政治的格局。
晨報：為什麼呢？
程萬軍：因為血緣政治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文化中，傳統中國人有家無國，他們願意為家庭犧牲，卻不願意為國捐軀，這就形成了私民社會，而非公民社會。不僅皇帝在搞家天下，每個官員也都是圍繞家族來分配資源的，普通人也如此，變來變去，還是血緣政治那一套，較難建立起一套公平的用人機制，這就是“文化敗血症”。
▲官出上級還不如考試
晨報：那麼，如何才能徹底改變人才被毀的情況呢？
程萬軍：根本在於改革用人機制。我們現有的人才選拔機制應更多採取考試製，減少推薦制。事實上，考試製度至少在形式上是公平的，比單一的推薦制更好一些，只要官出上級的狀態不變，“逆淘汰”就不可避免。
晨報：官出上級的弊端在哪裡？
程萬軍：官出考試，人們只需要考出一名合格的負責人就可以了，搭班子是他的事。而官出上級，就是要平衡各方利益，結果班子中往往聚合了多種政治勢力，表面上似乎照顧了內部民主，可事實上，導致了許多單位正職和副職之間在窩裡斗，這種情況在古代就很普遍，正職不能免副職，這種用人體制太落後，造成內耗。
▲應建立獨立的考試院
晨報：我們國家目前不是也有公務員考試嗎？
程萬軍：但問題是，考試的權力究竟在誰手裡？目前公務員考試方式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出現了一些怪題、偏題，我的建議是，應把考試權更加集中，考試權過於分散，管理不便，不利於選拔出真正的人才。我認為應成立獨立的國家考試院，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晨報：可考試院在國外並不普遍？
程萬軍：這要考慮到中國的具體國情，西方文官體制比較成熟，有沒有獨立的考試院並不重要，中國大環境還存在缺陷，考試院可以營造一個相對公平的小環境，這也可以有效避免“逆淘汰”，更好地保護人才。
以上選自： 2010年1月18、19日《北京晨報》 記者陳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