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字芸台，后改字仲澐（一說字仲潭），浙江紹興人，中國歷史學家。
1913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文預科，翌年進文本科國學門，受業於國學名師黃侃、陳漢章和劉師培等人。1917年在北京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曾一度任校長蔡元培的私人秘書。1918年春，赴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任教；同年夏，往河南汲縣省立中學授課。1922年任天津南開學校國文教員，后兼南開大學教授，講授中國文學史、文論名著和國學要略。1925年，應顧頡剛之約，加入文化團體朴社；在天津出版《文心雕龍講疏》一書，博得梁啟超等人的好評。同年，五卅運動爆發，他參加了天津各界反帝大遊行。此後，開始閱讀宣傳新思潮的書刊，並改寫白話文。翌年秋，在天津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秋，開始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中法大學、輔仁大學等校任講師。1932年10月出任女子文理學院國文系主任，次年10月任該院院長。
他主編《中國通史簡編》，並長期從事該書的修訂工作，還著有《中國近代史》（上冊）、《文心雕龍注》、《范文瀾史學論文集》等。其中《文心雕龍注》一書，征證詳核，考據精審，究極微旨，為一時名著。
大事件
1893年11月15日生。他出身於世代讀書的家庭。5歲至13歲入私塾並受教於父，14歲入縣高等小學堂，1909年入上海浦東中學堂（今浦東中學新建教學樓命名為“文瀾樓”以示紀念），一年後轉杭州安定中學堂至1912年畢業。1913年進北京大學文預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國學門，受業於著名學者黃侃（季剛）、陳漢章和
劉師培；從黃侃學《文心雕龍》。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191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后赴日本留學，曾任蔡元培私人秘書。
范文瀾
1918年，經
許壽裳介紹，到瀋陽高等師範學堂任教。從1920年到1925年先後在河南省衛輝一中，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任教。1925年，五卅反帝愛國運動興起，范文瀾參加了天津人民群眾的遊行示威等活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失掉聯繫。
1927年，在北京會見李大釗。范文瀾常在課堂上講共產主義，天津警備司令部要逮捕他，經校長張伯苓協助，於是年5月離開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
中國大學、
朝陽大學、
中法大學、
輔仁大學任教，最忙時每周上課30小時以上。這時，范文瀾與個別黨員以及黨所領導的團體——教聯、左聯、互救會發生聯繫。
1930年9月，閻錫山派兵查抄范文瀾住宅，搜出《紅旗》等書報文件，指為共產黨而逮捕，經人營救獲釋。暑假后，為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國文系主任。11月，
周樹人（
魯迅）至北京，在范文瀾家中與左聯等團體的代表會談。1933年暑假后，為女子文理學院院長。1934年暑假后，又被反動派逮捕，經蔡元培等人營救獲釋。1935年，在中法大學任教。1936年，在河南大學任教。
“七七”事變后，在黨的領導下，范文瀾創辦抗戰講習班，親自上課，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6月，開封淪陷，隨河南大學轉移到雞公山一帶。不久，與黨取得聯繫，在
遂平創辦抗日訓練班，又隨新四軍在信陽一帶開闢
游擊區，又在第五戰區抗敵工作委員會做統戰工作，長期奔波於桐柏山中。1939年9月，在
竹溝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0年1月，到達延安，為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為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傳部工作。范文瀾因工作調動，於1946年4月到達
晉冀魯豫邊區，任北方大學校長。1947年，兼歷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7月，北方大學與
華北聯合大學合併為華北大學，吳玉章為校長，范文瀾為副校長兼研究部主任、歷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隨
華北大學遷至北京。參加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代表會議籌備會。9月，由該會推選，參加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942年發表《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解放日報》1942年6月9日）1948年8月，范文瀾被任命為
中原大學校長，雖先後因病、因另有重任，未能到校視事，但一直和學校領導機構保持著聯繫，具有一種特殊的精神影響力。他為中原大學兩周年所寫紀念文章中祝願學校“在現有
基礎上，加速地充實並提高”，“建立起一個新型的正規大學”，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1950年，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改為中國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為所長。1951年，
中國史學會成立，郭沫若為會長，范文瀾為副會長，主持日常事務工作。1954年當選為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6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59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65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69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69年7月29日逝世於北京。
范文瀾夫人戴冠芳是浙江寧波人，長范文瀾一歲。范文瀾從北京大學畢業后，回到任河南省河北道尹的叔父范壽銘家，與戴冠芳結婚。范、戴是結髮夫妻。戴冠芳之父在河南當過縣官，年少時她在河南生活過，因而戴會說北方話。范文瀾任北方大學校長時，戴也在校中幫忙家務，每天紡棉花、燒火做飯，精心照料范文瀾的生活起居。戴冠芳曾對范文瀾的學生說：“范老是大學教授，而我卻是一個字也不認識的文盲”。儘管兩人文化程度相差太大，但范戴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中國通史簡編》范文瀾著
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101.3萬字
中國通史簡編
本書是第一部運用
馬克思主義系統論述中國通史的通史著作。1941年，該書第1版，從原始社會到清代中葉，先後分兩冊在延安出版。以後，作者對本書重新改寫，分冊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冊，寫到隋唐五代。終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寫計劃。本書是作者史學研究的代表作。
《中國近代史》著新華晉綏分店1947年第1版29.7萬字。本書是一部中國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時所寫。該書所敘內容的時限跨度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對抗瓜分野心的
義和團反帝運動這61年間。
《捻軍》范文瀾等編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第l版182.6萬字本書是有關
捻軍的一部大型資料專輯。它是由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一部分，由范文瀾，
翦伯贊、
聶崇岐、
林樹惠、
王其榘共同編著。
“白話版”《沁園春·雪》
《中國通史》(第一、二、三、四冊)（范先生故去后，第五、六、七、八、九、十冊由蔡美彪等編撰完成），《歷史考略》，《群經概論》，《水經注寫景文鈔》，《文心雕龍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范文瀾史學論文集》，《關於中國歷史的若干問題》。
著作
范文瀾在私塾讀書時，就已經讀了《四書》、《五經》和《泰西新史攬要》等書。他尤愛讀《禮記》“大同之世”、
陶潛《桃花源記》。還瞞著塾師和家長，偷閱中國古典小說。中學時代，課外喜讀翻譯小說中的《
魯賓遜漂流記》、《國粹學報》上
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學時代，從劉師培治經、陳漢章治史，黃侃學文。常讀《新青年》。在南開大學任教時，應
顧頡剛之約，組織朴社，出版書刊。1925年出版的《
文心雕龍講疏》，是范文瀾的第一部學術著作。1926年，出版了《群經概論》。1931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龍講疏》改為《
文心雕龍注》，於1936年出版。從范文瀾早年三部學術著作看出，他文學、經學、史學都很精通。
范文瀾還於1929年編過一本“消遣苦悶的歲月”的資料書——《水經注寫景文鈔》。於1935年寫過一本宣傳愛國思想的通俗讀物——《大丈夫》。以上這些書，還都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作品。《
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是他以後半生精力撰寫出來的兩部重要著作。
范文瀾到延安后，開始撰寫《中國通史》，以“為某些幹部補習文化之用”。當時擬定“略前詳后，全用語體，揭露統治階級罪惡，顯示社會發展法則等幾條”。作為準繩。上冊（上古到五代）於1941年出版，中冊（宋遼到清中葉）於1942年出版，下冊只完成鴉片戰爭到義和團運動部分，題名為《中國近代史》上冊，於1946年出版。而上、中冊合稱《中國通史簡編》。
范文瀾
范文瀾這種實事求是、力戒虛誇的態度著名學者韓儒林先生曾將范文瀾為學的態度概括為：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這是對范文瀾治史精神的極好的寫照。北大求學期間，他深受老師黃侃、劉師培的影響，服膺乾嘉考證名家治學“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嚴謹態度，摒棄任何缺乏證據的臆說。
早在范文瀾去延安以前，吳玉章就已率先提出殷周是奴隸社會，西周進入封建社會的論點。1939年，毛澤東編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課本，第一章“中國社會”由張聞天等起草，毛澤東修改定稿，文中採用吳玉章的論點，說：“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1940年1月，毛澤東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也沿用這一論點，說“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這時，范文瀾到達延安。5月間在《中國文化》第3期發表《關於上古歷史階段的商榷》一文，文申明確提到“殷代是奴隸社會，西周是封建社會，這是我黨歷史學者吳玉章同志的主張”。他表示贊同這一主張，並作了論證。編寫《中國通史簡編》時即採用了這一主張。此後，范文瀾在他的著作中始終堅持這一論點，並陸續有所論證。
范文瀾白描畫象
范文瀾自北京大學畢業后，范文瀾即留校任
蔡元培的私人秘書，那時毛澤東正在北大圖書館工作。1940年1月，范文瀾帶了30多箱書籍，從河南抗日根據地來到延安，主持中央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的工作，任主任。
《中國通史簡編》的出現，是中國史學史上一個革命性的前進。《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地敘述中國通史的著作。范文瀾既懂得馬克思主義，又熟諳中國的傳統文化，並且較好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民族特點結合起來，形成他的著作的獨特風格。兩書雖都有缺點，大醇小疵，功績是首要的。
范文瀾對於歷史研究，提出學習理論、掌握資料、文字表達、言行一致四個問題，勉勵後學。他說：“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論和我們自己的整個思想意識、思想方法、生活行動全面地聯繫起來，才叫做馬克思主義者在做史學工作。”語重心長，希望甚殷。
范文瀾對黨的事業滿懷責任感。他在延安寫作條件十分艱難的情況下，寫成《中國通史簡編》。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評的精神。十年動亂中，他帶病工作，直到逝世。范文瀾早年在經史考證上即成績卓著，所撰《文心雕龍注》至今仍是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