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紀念館

周公館確切的建築時間已不知，一般認為，建於1912至1936年之間，磚木結構，為法式（也有說是西班牙式）花園住宅，原為法國在華商人所有。

1946年11月19日，周恩來返回延安，董必武全權負責“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的全部工作。

1946年11月30日，中共代表團上海聯絡處和《新華日報》上海辦事處聯合在周公館設宴慶祝朱德六旬壽辰。應邀赴宴的有：章伯鈞、史良、柳亞子、王紹鏊等。

1947年3月1日，國民黨當局封鎖周公館，董必武冷靜地主持了最後一次黨支部大會，布置好各項任務后才撤離。 3月5日，中共駐滬人員被迫離開上海前往南京，3月7日，在董必武率領下同駐南京人員一起返回延安。 3月19日，沈鈞儒代表民盟前往上海周公館，與國民黨當局辦理代管中共代表團房產手續。10月25日，民盟代管的上海周公館等處均由警官查視。10月30日，上海警察局派員接受民盟代管的中共在滬房產。

1981年6月5日，鄧穎超等中共中央領導來舊址參觀踏勘，根據鄧穎超的回憶，將原復原在三樓東間的周恩來辦公室兼卧室，移置到一樓東間。

1982年3月5日，紀念館實行內部開放。1986年9月1日起，正式對外開放。

2011年6月24日上午，民盟上海市委在上海周公館舉行“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傳統教育基地”掛牌儀式。

周公館，位於上海思南路73號，是一幢建於19 世紀二十年代初的西班牙式花園樓房，共有一底三層。在思南路其它各色洋房中，其他建築都是三層，只有周公館是四層。

一樓朝南的一間面積約四十平方米是會客室，牆上掛著召開記者招待會使用的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形勢圖，當年周恩來多次在這裡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朝東的一間面積約14平方米，這是周恩來的工作室兼卧室。室內陳設非常簡單，床上被子是辦事處成立時發的，辦公桌上是周恩來為上海各界人士於1946年10月4日舉行公祭時，李公朴、聞一多在追悼大會上親筆寫的悼詞和他閱讀的一些書刊。周恩來經常在這裡工作到深夜。中間的一間是飯廳，面積約20平方米，這是辦事處工作人員吃飯的地方，周恩來、董必武在這裡與大家一起用餐。

二樓整層樓面，是辦事處外事人員的工作室兼卧室。陳列著收音機、英文打字機、油印機和編輯出版的《新華周刊》等物品。

三樓正中一間面積約40平方米，是辦事處集體宿舍。朝北的一間面積約12平方米，是董必武的工作室兼卧室。

另外，底層還有傳達室、汽車間。汽車間里停放著周恩來使用過的“別克”轎車（今為複製件）。

周公館毗鄰的思南路71號建築是紀念館的業務辦公用房。73號、71號兩幢樓房全部佔地面積2345平方米，建築面積1049平方米。

周公館的外牆上鑲嵌著光滑的鵝卵石，夏天整幢樓房掩映在濃綠的爬山虎的葉叢中。樓房的南面，有一個佔地一畝多的花園，花園的中間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草坪的中央聳立著一棵與樓房一般高的百年大雪松，三面環繞著女楨、臘梅、黃楊、冬青、玉蘭、海棠、茶花等樹木花卉，還有一個小的噴水池，環境幽靜，當年周恩來曾在花園裡會見客人。

周公館展廳面積約50平方米，共展出照片70餘張，概括反映了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周恩來、董必武等在上海領導“辦事處”積極宣傳中共堅持和平、民主、堅持政協決議，廣泛開展愛國主義統一戰線的鬥爭史跡。內容分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紹辦事處設立的歷史背景。陳列有周恩來致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函；有宋子文給上海市市長吳國楨的密電；內容是阻撓中共代表團在滬設立辦事處和監視辦事處而設立的特務監視點外景照等。

第二部分主要是介紹周恩來在滬領導辦事處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等形式，揭露美蔣勾結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宣傳中共和平、民主的主張，擴大中共在國統區的影響。陳列有周恩來出席中外記者招待會；周恩來在上海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大會上的演說等珍貴歷史照片。

第三部分主要介紹周恩來在滬開展統戰工作的情況。陳列有周恩來與宋慶齡在一起晤談；有鄧穎超等與外國朋友在一起合影；有周恩來等與著名民主人士郭沫若、沈鈞儒、馬敘倫、盛丕華、許廣平、黃炎培等人的活動照片。

第四部分主要陳列周恩來、董必武和國民黨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進行黃河堵口及救濟物資方面的談判鬥爭的有關歷史照片。

第五部分主要介紹辦事處的撤離。陳列有刊載國民黨當局逼迫中共人員撤離南京、上海、重慶的報刊文照；有辦事處最後一批成員，董必武、華崗、潘梓年、錢之光等撤離時的合影等。

1959年5月26日，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舊址被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1979年2月，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紀念館經中共中央批准籌建。

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紀念館籌建初，屬上海博物館領導。1985年3月，改由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領導，成為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一個部門，對外仍相對獨立。1988年5月，根據市文化局黨委指示，紀念館除黨的關係仍屬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黨支部領導外，行政、業務等工作完全獨立，成為一個獨立建制的單位。1988 年10月，紀念館改屬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領導。

1994年，思南路73號舊址毗鄰的71號內8戶居民遷出后，成為紀念館的業務辦公用房。

1998年4月，根據上海市文管委的指示，紀念館取消獨立建制，與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合併，劃歸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領導，原紀念館機構撤消，成為“一大”紀念館的一個部門。紀念館的文物藏品、資料和照片等歸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保管部統一管理；有關人員也調入“一大”紀念館統一安排使用。紀念館對外仍相對獨立，主要承擔舊址保護和開放接待工作。

1946年5月，根據“雙十”協定，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前往南京，與國民黨進行談判。6月，代表團決定在滬設立辦事處，為此租下該幢房屋，但國民黨當局不允許掛“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的牌子。6月18日，從南京來滬的董必武果斷決定：“不讓設辦事處，就稱‘周公館’。”至今，門口掛的中英文門牌寫著“周公館，Residence of General——ChouEnlai”。

在國共和談期間，周恩來往返奔波於京滬兩地，與上海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文教、工商界愛國人士，及國民黨上層進步人士廣泛接觸。每逢周恩來抵滬，周公館便賓客盈門，高朋滿座。 ]宋慶齡曾親臨周公館訪問，張瀾、沈鈞儒、馬敘倫、馬寅初、譚平山、柳亞子、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許廣平、沙千里、史良、包達三等愛國民主人士，也經常或有時在周公館里看到。

周恩來也很重視文化界的工作。許多作家、藝術家和電影戲劇演員也經常應邀來座談，其中有田漢、陽翰笙、胡風、夏衍、於伶、黃佐臨、劉厚生等，還有電影明星白楊、秦怡、張瑞芳、丹尼等。

此外，加拿大和平人士文幼章是周公館的老朋友。他在周公館里，他象在家裡一樣，和周恩來談論形勢，和家康等人談論事務，還幫助年輕同志潤飾英文稿。美國女記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前往延安之前，周恩來也曾在上海周公館里會見她。

周公館一樓大客廳舉辦過中外記者招待會，但因到會的記者經常太多，大客廳里坐不下，還有許多人要坐到一樓平常用來吃飯的廊廳里。因此周恩來總是站在大客廳通廊廳的門中間，一半身子在客廳，一半身子在廊廳。大門敞著，以便讓盡量多的記者來參加。 1946年7月17日召開的中外記者招待會，到會的100多人把一間不大的客廳擠得水泄不通，許多晚到的記者不得不在門窗外、陽台上站著聽講。

公交17、24、36、41、42、96、104、128、146、575、780、781、786、835、864、869、933、911、920、932、945路等。

“周公館”附近的名人故居：孫中山故居——香山路7號、張學良公館——皋蘭路1號、梅蘭芳舊居——思南路87號、柳亞子舊居——復興中路517號、劉海粟故居——復興中路5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