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初群雄事略

傳記，明末清初錢謙益編撰。作者生平及本書遭毀緣由，請參見《初學集》一文。

《國初群雄事略》大約編撰於明天啟六年（1626年）前後，共十五卷。《絳雲樓藏書目》稱該書為《開國群雄事略》，實為一書。該書記述了元末明初農民起義領袖韓林兒、郭子興、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明■、張士誠、方國珍，以及元將擴廓帖木兒、陳友定、李思齊、納哈出、察罕、何真、何榮十五人的事迹。先後有漢唐齋馬氏、蘭味軒庄氏藏鈔本（十五卷）、清鈔本（不分卷）、黃丕烈藏鈔本（十四卷）、張爾田藏鈔本（十四卷）、沈韻齋藏鈔本（十四卷）等。近人張鈞衡以馬氏，庄氏藏兩鈔本相互校訂，定為十二卷，收入《適園叢書》，刊刻行世。該本是錢氏諸多著述中最後刊行的一部。1982年，中華書局又以沈韻齋鈔本為底本，參校清鈔本及《適園叢書》本，標點后出了鉛字本行世。

元朝末年，各地農民揭竿而起，打出了反抗異族統治者的旗號，一時間，歷史風雲變幻莫測，華夏大地處處金戈鐵馬。每逢多世之秋，必有非常之事，亦必有非常之人出，他們的事迹行略，在歷史大背景的映襯之下，往往披上了一層傳奇色彩，染上了一絲浪漫氣息，令後來讀史者遐想不已，感喟不已。儘管該書的撰者錢謙益在《序》中說明了作是書的原因：“用是系以年月，疏其始終，仿司馬遷《楚漢月表》之意，俾後世有觀矣。”難道在發興亡之嘆時，英雄們的轟轟烈烈的事迹，以及宏大的歷史變革的場面，就不會在錢謙益這個充滿想象力的文人身上激發出一種情感方面的投入嗎？

事情之起，先是韓山童、劉福通在汝（今屬河南）舉事，後來韓山童戰死，劉福通又擁山童之子韓林兒在亳州（今安徽亳縣）建立宋政權。錢氏在《序》中說明了列《宋小明王》於該書卷首的原因：“序錄開國群雄，首滁陽、亳都者，何也？志創業也。”其後則有徐壽輝在薊水（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權，張士誠在泰州（今江蘇泰州）起事，佔據高郵（今江蘇高郵），建立大周政權，方國珍盤踞海上，取溫州、台州、慶元（今屬浙江）等地，郭子興起於濠州（今安徽鳳陽），朱元璋依靠郭子興，借重韓林兒，“數月而館甥，期年而別將，脫真龍於魚服之中，而藉以風雷，傅之羽翼。”終於成就一代霸業。郭子興於至正十二年率眾起事，當時朱元璋前去投靠，“閏三月一日晨旦，太祖抵濠城，守者縛而欲斬之。有人報於首雄（郭子興），良久得免，收入步伍。幾月，拔長九夫。……既長九夫，王常召與言論，久之，王知太祖非可久屈，收為家人，親待同子弟”。

又“皇上居元帥府數月，王謂曰：‘汝單居，當為汝婚。’王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招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反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也。’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也。”所節選的這兩段事略寫了朱元璋崛起之緣由，需要注意的是，由於所引的兩段史事皆明人所撰，是以對朱元璋多歌頌讚嘆敬重語，亦可從中見出歷史的遺跡來。不久，郭子興把兵權全部交給朱元璋，隨即生病而歿。是時，劉福通、韓林兒聲勢日烈，朱元璋被封為左元帥，但“上（朱元璋）初欲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后從諸將議，欲藉為聲援，從之。紀年稱龍鳳，然事皆不稟其節制。”從中可以看出朱元璋的野心和老謀深算來。十年後，朱元璋羽翼豐滿，遂派廖永忠沉溺韓林兒於瓜洲江中，建立明朝。

該書中作者是站在朱明王朝的立場上為這段歷史作記的，因而對於其他的農民起義領袖，記述均含有一定的傾向性。首先從《序》中，我們便能感到這一點：“元失其鹿，斬木揭竿，魚書狐呼之徒，汝、潁先鳴，淮、徐響應，濠城遙借聲勢，因緣起事，而滁陽位又在四雄之下。彭、趙，徐城之逋寇也，儼然踞坐堂皇，指揮奔走，所謂微乎微者也。滁陽既歿，孤軍無倚，假灤城之虛名，虛崖山之餘燼，用以部署東南，號令天下。定台城，開吳國，建帝王公世之業。日月出而爝火熄，於是龍鳳之君臣事業，風銷煙滅，杳然盪為窮塵，而論為劫灰矣。嗟夫，安豐之振甲，寧逆耳於青田；瓜步之膠舟，終歸獄於德慶。”字裡行間顯出了對朱元璋的推崇，以及認為朱才是真命天子的想法。而“次偽天完（徐壽輝），次偽漢（陳友諒），次偽夏（明玉珍），志割據也。次東吳（張士誠），次慶元（方國珍），志監竊也。”則對其他農民起義領袖用了輕蔑或貶抑的稱語。歷史往往就是這樣，在封建王朝各個派別相互之間打來打去，最後必有一家平定天下，於是成為“正統”，而其他失敗的對手呢，則全被他貶為“賊”、“寇”、“盜”了，所謂“勝者王侯敗者寇”，信夫！作為一個命運繫於君主之手的封建文人，錢謙益當然不會想著對“正統”觀念發生懷疑的。

如果排除了作者的歷史局限之外，總的來說，《國初群雄事略》還是有其客觀的一面的。如該書還錄了擴廓帖木兒、納哈出、李思齊、陳友定、何真等人的事迹於後幾卷，並在《序》中說明了這樣寫的理由：“天命不僭，夷狄有君，故以擴闊（帖木兒）、陳友定終焉。”儘管還是從“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有天下必有一個皇帝的封建舊觀念出發來為其作傳的，但畢竟還是有其歷史的客觀性的，正如其接著所寫的：“於乎！有元非暴虐之世，庚申非亡國之君也，惟其聰明自用，優柔不斷，權分椒塗，政出奸佞。寵賂於焉滋章，紀綱為之委替。沙河之潰師，費以億萬，而敗將歸踞於台灣；高郵之圍寇，功在漏刻，而大軍立卸於城下。省院之駁議未決，而航海之寶賄直達於宮中；江淮之壁壘方新，而曠林之干戈相錄於閫外。馴至撫軍之院，朝設而罷；講解之書，此奉而彼格。

南討之詔旨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師旅已搗燕南。然後仰觀乾象，而喟然知事之不可為也，寧有及乎！《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后之人主讀儀鑒之詩，而以庚申為車，雖與天無極可也。”其中對元朝君主的才能是有所肯定，而不帶夷夏之辨的偏見，分析元朝失敗滅亡的原因，純從其朝政的實際情況來分析。而這麼寫也是由於作者是要為當時及後世的讀者提供歷史教訓的。再聯繫作者所處之天啟年間，明朝與后金交兵正酣，而朝中魏忠賢、客氏又恃寵專權，閹黨人橫行不法，正直之士屢遭貶斥，聯想到這些背景，我們似乎可從前面一段話品出更多的味道，像“惟其聰明自用，優柔不斷，權分椒塗，政出奸佞。寵賂於焉滋章，紀綱為之委替。”這樣的話，難道僅僅是一般歷史教訓的總結，難道不是對當政者隱約的勸諫？作者的用心可謂良苦了。對於后五卷中所述將領，錢謙益也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在《河南擴闊帖木兒》一卷中，通過大量的史料引用，一方面突出了擴廓帖木兒專橫拔扈的性格，另一方面又寫出了其“勇剛毅、臨敵不屈”的一面：“上（朱元璋）幸汴，遣老保（擴廓之舅）招諭王保保（擴廓之漢名），保保鴆殺之。”而通過朱元璋的話來讚揚擴廓帖木兒，可見作者對其不乏稱許之意：“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太祖（朱元璋）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來之，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問曰：‘我朝誰為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男子也。’其後，民間每相消曰：‘常西邊拿得王保保來耶！’至今遂成諺語”。錢謙益如此稱讚擴廓，自有表白自己的孤忠之意。然而造化常常捉弄人，清順治二年五月，清兵取南京，時為禮部尚書的錢謙益率先投降，終於沒有能成全其氣節，為後人所不齒。對於陳友定，書中也頗多讚歎處。如：“先是，上（朱元璋）遺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其血酒■中，慷慨飲之，誓眾死守。”

“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乃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舁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師。”“友定至京，帝將釋之，授以原官，曰：不降，伏‘銅馬’（古炮烙刑也）。友定伏之。命■其屍。”其事迹真是可歌可泣，催人發奮。對於降明的李思齊，納哈出，何真等，錢謙益也不吝讚詞。對於納哈出，引了《太祖實錄》中的一段話來說明其忠心和誠樸：“上初獲納哈出，以為元世臣子孫，待之甚厚。納哈出居常鬱鬱不樂，上遣降將萬戶黃儔察其去就，儔見納哈出言上所以待遇之意。納哈出曰：‘蒙主公不殺，誠難為報。然我北人，終不能忘本。’儔以告上，上曰：‘吾固知其心也。’謂徐達等曰：‘納哈出，元之世臣，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還。’達等以為虜心難測，若舍之去，恐貽後患，不如殺之。上曰：‘無故而殺之，非義。吾意已決，姑遣之。”連一向多疑刻薄的朱元璋也對納哈出如此看重，那麼作者的褒貶之意顯然更清楚了。

《國初群雄事略》是輯錄當時所有的各種史籍中有關的史實，由撰書者攢輯而成。從中可以看出錢謙益治史的路徑和功力。該書每述一件事，除要引用正史中的材料外，還要引大量雜史、筆記、文集等，顯示出了獨特的治史方法。在《宋小明王》一卷中，錢氏一共引了《元史》、《草本子》、《元史續編》、《庚申外史》、《死節詩後序》、《太祖實錄》、《皇明紀事錄》、《龍鳳紀略》、《鴻猷錄》等二十全種文獻，其中俞在《皇明紀事錄》、《秘閣元龜政要》、《龍鳳紀略》的原書現已亡佚，愈顯出《事略》一書中史料的可珍貴處了。《事略》中還附以校勘記，對所引史實的疑問錯訛處，均有詳備的考證和按語。如《河南擴廓帖木兒》卷后的校勘記中，即有二十處改正，中如：“‘得志者方命’，原本訛‘方’為‘妨’，據《太祖洪武實錄》卷一二改，”“‘據其省治’，原本訛‘治’為‘城’，《元史》卷四六《順帝九》至正二十三年三月條載：‘戊申，孛羅帖木兒遣竹貞等入陝西，據其省治。”又“‘癸酉’，原本訛‘癸’為‘己’，《太祖洪武實錄》卷三一洪武元年十月條載：‘癸酉，兵至澤州，故元平章賀宗澤、張伯顏等引兵遁去，遂取之。’據改。”由此可以看出，錢氏引史並非隨意為之，而是在考證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的。我們從這些方面也可品出該書的價值來。

《國初群雄事略》是研究元末明初歷史的重要史料。由於錢為乾隆帝所不喜，其書曾被禁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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