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止戈

地下黨

1924年止戈在四川筠連高小畢業，就到敘府（宜賓）進陸軍第九師劉文輝的軍事幹部養成所。1925年進劉文輝辦的軍官講習所學習。1926年隨軍駐雅安。1927年8月，經駐邛崍縣的二十四軍第六混成旅張志和部秘書官百中（地下黨員）介紹入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冒著生命危險在國民黨軍中策劃武裝起義。1928年春被派到潼南參加鄺繼勛組織的武裝起義，后在涪陵、豐都、江津、合川等地國民黨軍中組織策劃了4次起義。1930年參加忠、豐、涪邊區的武裝鬥爭。1931年春去重慶，組織上派去鄰水清理組織，在鄰水被叛徒楊大明出賣，抓入重慶監獄。1933年春軍閥劉湘辦“國難大赦案”，經獄中地下黨支部吳誼介紹，出獄找到了組織。組織上又派去江北九龍場二十一軍暫編師余安民部作兵運工作，7月被叛徒、特務張嘉珞發現告密，師長余安民率手槍排抓他，事前他已感不妙跑脫，劉湘嚴勵通緝捉拿。止戈逃走後重慶組織已遭破壞，盲目奔波來到了瀘州，幸運遇著一個李老師，就介紹止戈去袁品文部，這時的袁部因起義失敗，投奔貴州省長兼二十五軍軍長王家烈，進駐湄潭縣，編為第三師任副師長（無師長）。止戈離開四川瀘州，到袁部任參謀，黃大陸是該師的參謀長，他們二人的思想比較一致。止戈同黃大陸商量幫助袁，為革命打下基礎。他們先從建設好湄潭著手，不久湄潭出現了新氣象。這時王家烈不放心袁部的第三師，便調到貴陽進行了整編。黃大陸、鄧止戈也隨軍調到貴陽。

九人工委

鄧止戈在貴陽，同在上海參加“左聯”回到貴陽搞革命活動的谷友庄取得聯繫，也同從畢節到貴陽的繆正元有結識。1934年夏，林青、繆正元、秦天真從畢節等地轉移到貴陽進行地下工作。這時又有趙促成、王石安（織金人）從上海來到貴陽活動，通過谷友庄的關係同這4位地下黨員取得聯繫，當時在貴陽的高言志、李逸生同秦天真他們有交往，4位共產黨員和搞地下活動的這5人結合在一起。經過大家商議，建立了一個群眾性的革命組織——九人工作委員會，叫“九人工委”，作為當時領導貴州革命活動的臨時組織形式（不是黨的一級組織機構）。“九人工委”是以黨員為核心，林青為領導，鄧止戈是軍事幹部出身搞軍運。

鄧止戈在貴陽，因黃大陸參謀長的關係，到尤禹九旅任參謀，尤旅調畢節駐防，止戈隨軍到畢節。根據“九人工委”的分工，鄧止戈的任務是搞軍運。1934年夏來畢節時，止戈找到畢節搞軍事工作的王冠蘭、楊一民，王、楊告訴止戈他們已同畢節專區有武裝的安岳階、鄧廣乾、周質夫、席大明等有了聯繫，鄧止戈告訴他們要加深對地方武裝的工作，同時了解尤禹九部在畢地的情況。止戈留在部隊接交人員、宣傳抗日、進行地下活動和聯繫武裝的工作。隨後建立了黨支部，鄧止戈任書記、楊傑任組織委員、邱在先任宣傳委員，這是畢節又建起來的第二個黨支部。

中共貴州省工作委員會

1935年初，尤禹九旅調駐安順、水城一帶，止戈隨軍離開了畢節。到了安順，又會見了黃大陸，兩人商量武裝鬥爭，因黃在部隊任師的參謀長，不便同“九人工委”開會商談，是以單線聯繫。1935年1月中央確認了林青們發展的黨組織及開展的工作，批准建立“中共貴州省工作委員會”，林青任省工委書記兼遵義縣委書記，鄧止戈、秦天真為省工委委員。省工委的建立，是貴州省第一次建立地方黨組織的領導機構，從此，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工作。

1935年1月貴州省工委建立，這時止戈是省工委委員，分管武裝工作，為策應後面來的紅軍，派止戈於8月第二次來畢節，積極開展畢節的地下工作，開辦讀書會，建立學習小組閱讀進步書籍，培養積極分子，開展反蔣抗日活動，畢節的進步活動又活躍起來了。鄧止戈兩次到畢節，在川滇黔邊區已聯繫了幾支武裝，有席大明、周質夫、阮俊臣部，在畢節也了解不少的敵情。當紅軍二、六軍團向畢節進軍，止戈在城策應糧草、住地、組織群眾迎接紅軍。止戈組織了群眾在城外夾道歡迎紅軍入城。

鄧止戈兩次到畢節聯繫的武裝，席大明、周質夫的隊伍同紅軍入城，阮俊臣的部隊在川黔邊活動。1936年2月14日，軍團領導在畢節建立了貴州抗日救國軍，鄧止戈任參謀長。2月下旬形勢發生變化，二·六軍團接到中央命令轉移北上，繼續長征，抗日救國軍帶領留城的二支隊隨紅軍長征，編入二軍團五師領導的十四團和六軍團十八師的新兵團等部。鄧止戈任六軍團參謀、新兵團參謀長，在長征中作戰負傷，隨軍北上直到延安。

回貴州工作

1938年2月，根據貴州工作的需要，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找鄧止戈、秦天真談話后，派回貴州工作，貴州省工委由鄧止戈、秦天真、黃大陸、李策4人組成，鄧止戈任書記，3人為委員。鄧止戈由延安派回貴陽領導貴州的工作。

1938年3月至1940年4月，鄧止戈、秦天真從延安來到貴陽后，省工委繼續鞏固和發展黨的組織，進一步壯大抗日進步勢力，明確黨委和支部的領導和成員。1939年的4月、9月，在晴隆縣和貴陽近郊分別辦了黨員訓練班，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員的水平。

回延安

1940年3月鄧止戈去重慶找中央南方局彙報請示，4月回到貴陽后成立鄧止戈任書記的貴州臨時省工委，陳于丹、張述成、肖次瞻、杜守敦為委員。鄧止戈把工作安排好后，撤回延安。

1949年，鄧止戈隨軍南下，解放大西南，任西南服務團四支隊政委，四支隊人員參加四川的解放，大多留在當地工作，止戈留在了四川。

病逝

鄧止戈於1991年11月3日在成都病逝，享年85歲。

長征路上建新軍－－－－鄧止戈

1936年2月14日，一支具有歷史意義的愛國武裝——貴州抗日救國軍，在貴州省的畢節誕生了。它的誕生不是偶然的。早在1935年2月間，中共中央即指示中共貴州省工委，在川滇黔邊組織武裝，以配合已經長征入黔的紅軍，從而為日後成立貴州抗日救國軍創造條件。到1936年，當紅二、六軍團人黔，北渡烏江，向黔西、大定挺進時，2月8日貴州省工委即與進至大定的紅六軍團取得聯繫，並組織地下黨領導的二千餘武裝去迎接紅軍到畢節會合，於是促成了貴州抗日救國軍的成立。

貴州抗日救國軍對支援紅軍長征和北上抗日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紅軍長征后，它們又在川滇黔地區堅持革命鬥爭，直到抗日戰爭初期。時間雖然已過去五十多年，但我對貴州抗日救國軍成立的經過和鬥爭情況，至今仍記憶猶新。

一

中央紅軍長徵到貴州之前，我先後在貴州省的湄潭、貴陽、畢節等地搞兵運工作。我和林青、繆正元、黃大陸、秦天真等地下黨員，曾於貴陽開過幾次會，共同研究認為：貴州地下黨還沒有和黨中央取得聯繫，要很好地開展工作，關鍵的問題是想辦法派人去找黨中央聯繫。l935年1月，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遵義。我們聞訊萬分欣喜，即由林青同志前往遵義，找到中央組織部長兼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羅邁（李維漢）同志，彙報了貴州地下黨的活動情況。羅邁同志代表黨中央批准成立貴州省工委，由林青任書記，我和秦天真為委員，我分管軍事工作。

1935年2月間，中央代表楊濤（潘漢年）同志到貴陽向貴州省工委布置了在川滇黔邊開展武裝鬥爭，並迎接以後可能來貴州的紅軍的任務，還交代了省工委同紅軍接頭的暗語。省工委把黨中央部署的這個任務分工給我去執行。當時貴州省工委尚沒有。自己領導的武裝部隊，我和黃大陸等同志正在利用蔣介石同貴州地方勢力王家烈的矛盾，推動貴州人民和貴州軍隊起義反蔣，以便從中建立我們的武裝，配合中央紅軍在遵義西北地區的活動。

中央紅軍3月21日第四次渡過赤水后，於4月初南渡馬江，佯攻貴陽，隨即進入盤江八屬，作入滇準備。

當中央紅軍將離貴州之際，蔣介石即遂行其“剪除異己”的陰謀，免去王家烈貴州省主席職務，只留軍職，並於4月26日另任命吳忠信為貴州省主席。蔣介石力圖把貴州作為其統治西南的基地，提出“貴州中央化”的口號，推行保甲制度和“新生活運動”，實施“剿匪”、“反共”大戒嚴、大搜捕、清鄉、清城等黑暗恐怖的法西斯統治，使貴州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並加劇了蔣介石與貴州地方勢力的矛盾。

蔣介石又於4月底免去王家烈原二十五軍軍長職務，調任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接著又改編黔軍，將二十五軍的原兩師、五旅、十五團，改編為兩個師，每師三個團。這時貴州軍隊反蔣情緒高漲，在改編前即有周方仁旅長率兩個團起義反蔣，拒絕改編。改編后，貴州的編余官兵在兩廣軍閥的暗中支持下，在貴州各地開展“新黔軍”活動。但這些反蔣軍人大多數是跟陳濟棠、李宗仁走的，他們想搞西南政府，採取反蔣反共的立場，不和我們合作。因此我們只有爭取其中覺悟較高，對抗日反蔣有認識，能和我們合作的少數先進分子，對他們進行工作和幫助。

當時許多反蔣軍人為了拉隊伍，都紛紛回到各自的地盤去搞團隊武裝，發展自己的勢力。曾在二十五軍當過營、團長的席大明也在編余遣散之列。他特地到水城找黃大陸同志幫助，黃要席回家去搞武裝，並給他兩支手槍和幾百發子彈。席大明回到家鄉赫章后，組織了一支隊伍，活躍於滇黔邊境。

原在二十五軍任少校參謀的周質夫，在被編遣后回到家鄉畢節縣海子街。在區長、聯保主任等職務的掩護下，組織了一支數百人的武裝，反蔣情緒很高。

但是，貴州軍人的“新黔軍”運動和反蔣活動沒有活躍多久即到尾聲了。

1935年7月19日，貴州省工委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破壞，在貴陽製造了“七?一九”事件。省工委書記林青等同志被捕后，省工委於8月間召開了臨時會議，決定仍由我到川黔邊繼續開展武裝鬥爭。我即去畢節一帶活動了。

二

1935年8月我到畢節后，一方面發展黨組織，個別接受楊傑、邱在先、康慶長為黨員，建立了畢節支部；另一方面派楊寶民到赫章、楊家灣一帶同席大明部聯繫，派康慶長到川黔邊找中央紅軍在“四渡赤水”中留下的川滇黔邊游擊縱隊聯繫，派楊育民去畢節海子街找周質夫等部聯繫。

當時國民黨已在畢節設有專員公署。專員莫雄原系江西省吉安專區的專員。1935年4月間，蔣介石接見莫雄時說：共軍在貴州赤水河留下約七八千人的游擊隊，要莫雄把吉安專署的原班人馬搬到貴州畢節負責“剿辦”。此後，該專署人員即於5月從江．西吉安來到貴州畢節，正式成立貴州畢節專署，管轄黔（西）、大（定）、畢（節）、威（寧）、水（城）五個縣。

莫雄到畢節后，下令限期收繳民間私藏槍支。席大明是彝族人，他的隊伍同雲南鎮雄安家彝族軍常打冤家，兩家各有千餘支槍，勢力相當。席大明的槍支是用來械鬥保家的，因此拒絕收繳。莫雄便派軍隊“進剿”。因席大明的隊伍平時是拿鋤頭種地的農民，莫雄的官兵是外鄉人，人地生疏，所以“進剿”無結果。

楊寶民找到席大明時，席說要我幫助他想辦法對付莫雄。我知道這一情況后，即要楊轉告席大明，說我準備找紅軍川滇黔游擊縱隊餘澤洪部到赫章來幫助他打莫雄。康慶長即為此帶著我的信去川滇黔邊找餘澤洪聯繫。

中央紅軍在四渡赤水中，曾在川黔邊留下川南遊擊隊、黔北游擊隊和黔西遊擊隊，這些都是為準備堅持川黔邊武裝鬥爭而部署的。中央紅軍南渡烏江后，除黔西遊擊隊被敵人擊潰散失外，黔北游擊隊后與川南遊擊隊會合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游擊縱隊，原司令員徐策犧牲後由餘澤洪任司令員。

餘澤洪接到康慶長捎去的信后，回信說，他們被雲南龍雲的軍隊和四川劉湘的軍隊圍攻，正準備分兵突圍，看情況以後再聯繫；另介紹他們所屬的在貴州邊境活動的一支游擊隊阮俊臣部與我聯繫。

以後我再派康慶長去與餘澤洪部聯繫時，該部在突圍時主力已被打散，只剩下百餘骨幹晝伏夜出活動，就未聯繫上了。

1936年2月5日，我在畢節喜聞紅二、六軍團已勝利渡過烏江上游的鴨池河，向黔西、大定、畢節挺進。畢節專署的官員和城裡的豪紳等，聽到紅軍渡過鴨池河的消息后，紛紛向專員莫雄獻策說：紅軍來了，主要是打紅軍，暫時不要打席大明，席是本地人，也有保鄉守土之責。還說最好的辦法是招席大明打紅軍，打走紅軍后再解決席大明。

莫雄即派出八個豪紳作代表找席大明談判，委任席大明為畢節專區黔、大、畢、威、水五縣的“清鄉”司令，並要他立即率領部隊到大定防禦紅軍。

席即將這一情況報告我，請我想辦法出主意。我考慮了紅軍向黔大畢挺進的形勢，考慮了莫雄同席大明勢力不相上下，估計莫雄此時不敢攻打席大明等情況后，即向席說：紅軍來后，莫雄可能採取一箭雙鵰之計，我們可以將計就計，同紅軍會師來消滅他。現在你可以答應接受他的委任，但要提出：打紅軍要子彈，要錢糧，要莫雄送十箱子彈、一千元銀元來，部隊才能開拔。

莫雄答應了席大明的要求，但要席部開進畢節城后才照發子彈和現金。席大明旋即率部進城，莫雄果然兌現了許諾，並要席部立即開赴前線。

這時我按照黨中央規定的同紅軍聯繫的暗語，寫信派人同席出發去前方。信的內容是：劉祖玉：我是小開派來找你們的（即黨中央規定的同紅軍聯繫的暗語）。現在我們有部分地方武裝配合你們攻打畢節專署，請即開到畢節來……。

我還布置席大明部把沿途的軍事要地先行佔領，不讓敵保安團佔去，並要席等到了前方立即想法把信送交紅軍取得聯繫，迎接紅軍進畢節城。

這時紅二、六軍團已進佔黔西、大定。2月8日，席大明和我派出的送信人在大定見到了紅六軍團先頭部隊的指揮員譚家述，把信交給了他，並彙報了這裡搞武裝的情況。譚將信轉報任弼時、王震、夏曦后，紅六軍團領導即決定速向畢節進軍。畢節專員莫雄等及保安團，見席部一槍不打就往回退，又將畢節城郊的制高點佔領，後面還有紅軍跟進，始知中計，立即棄城逃跑。紅軍遂不費一槍一彈佔領了畢節城，並俘虜了莫雄的弟弟和偽保安司令部參謀長。

紅軍進城后，我即親率席大明等會見王震和夏曦等同志。隨後周質夫、阮俊臣等部也陸續開進了城。至此，貴州省工委執行黨中央關於在川滇黔邊搞武裝，迎接紅軍的任務初步完成。

三

紅二、六軍團在長征途中，還在石阡時（1936年1月）就由任弼時同志傳達了黨中央瓦窯堡會議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精神。瓦窯堡會議精神對二、六軍團在黔、大、畢時期整個群眾工作包括爭取團結地方武裝，有重大的指導意義。二、六軍團由石阡進到黔西時，成立了中共川滇黔省委，進佔大定后，又成立了以賀龍同志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由此，各項群眾工作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展開了。

貴州地下黨領導的席大明、周質夫、阮俊臣各部武裝二月九日陸續到畢節集中。這時我請示王震同志用什麼名義來統一編製?王震同志對我說，賀老總的意見，現在抗日救國是全黨全國的重要任務，要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就以地下黨領導的武裝為基礎，成立貴州抗日救國軍好了。王震同志還對我說，周素園老先生是贊成馬克思主義、贊成抗日救國的開明士紳，我們要團結他，就請他來當抗日救國軍的司令員，同時要我當參謀長指揮部隊。周素園是貴州辛亥革命的領導人之一，曾任貴州軍政府行政總理。他受革命思想的影響，對國民黨政府不滿，拒絕蔣介石的委任，寓居家鄉畢節，德高望重。為了抗日救國，拯救民族危機，周素園老先生毅然接受紅軍的委任，擔任了抗日救國軍司令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2月14日，地下黨領導的各部武裝，齊集畢節縣城小教場開會，正式宣布成立貴州抗日救國軍，由周素園任司令員，我任參謀長，還宣布了各支隊的領導人員。

第一支隊司令員席大明，全隊千餘人，由六軍團政治部破壞部部長李國彬任政治主任。

第二支隊司令員周質夫，全隊約七八百人，由六軍團十八師政治部組織部長廖明任政治主任。

第三支隊司令員阮俊臣，全隊約四五百人，由六軍團十八師的一個團政委歐陽崇廷任政治主任。

由於地下黨在畢節的活動有較好的基礎，為紅軍到來后開展各項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一天，王震和夏曦同志來救國軍司令部視察，說：“總部決定以黔大畢為基礎，創造川滇黔邊新蘇區，以配合紅軍主力作戰，救國軍擔任新蘇區的後勤工作，並加速擴軍，壯大紅軍力量。”

抗日救國軍在黨的領導下，活動是很積極的。原川滇黔游擊縱隊司令餘澤洪突圍失散后，只帶了不上百人的幹部人員在川邊敘永一帶隱蔽活動，我們就派第三支隊阮俊臣部去接餘澤洪等來畢節。滇黔邊的少數民族都有武裝，我們就派席大明率第一支隊去滇黔邊境聯合這些武裝，擴大救國軍。這時救國軍的第二支隊周質夫部留守司令部。

後來，六軍團政治部宣傳部的胡部長調來抗日救國軍任政治部主任。我即介紹畢節中學的進步教師劉竹君等，組織寒假中由貴陽回家的學生和畢節的進步中小學教師，以及參加過草原藝術社的群眾，共約五十餘人，同六軍團的宣傳部一起組成宣傳隊，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動員群眾支援紅軍作戰，動員城關各行各業照常營業。這時六軍團政治部還印發了《為抗日討蔣告工農民眾愛國戰士書》，號召工人、農民、貧民、學生、商人和愛國軍人“不做亡國奴”，加入抗日救國軍或紅軍，“去打日本帝國主義”，“共同挽救中國的民族危亡”。畢節一時出現了革命的、熱烈的新氣象。

2月18日，夏曦同志來司令部對我說：川滇黔省委決定建立畢節縣黨的臨時區委，要我指定在畢節工作的本地黨員一人參加。我就介紹畢節地下黨支部書記楊傑去參加。夏曦寫了介紹信，叫楊傑去找區委書記李國斌接洽，李讓楊參加了畢節街道組的工作。在紅軍和地下黨同志主持下，2月l8日在百花山召集了苦大仇深的積極分子開代表會議，有挑水夫朱紹清和婦女積極分子李高吉等數十人參加，在會上成立了畢節縣革命委員會，選舉朱紹清為主任，下設宣傳處、供給處和婦女會等辦事機構。縣革命委員會一成立，畢節人民興高采烈地說：“幹人的苦日子出頭了，挑水夫都能當縣長了！”

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號召下，當地贊成抗日反蔣的武裝力量和革命群眾都紛紛起來參加抗日救國軍和地方游擊隊，畢節、大定和黔西地區，區、鄉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和救國會。當時各縣共建立了八個區蘇維埃臨時政權，九十多個鄉、村蘇維埃政權和救國會。在黔西北高原上第一次出現了人民的政權。同時，還組建了不少地方游擊隊。如大定的苗族獨立團，黔西的沙窩、甘棠大寨等游擊隊，畢節的鴨池、朱昌、宋伍等游擊隊，配合紅軍進行戰鬥，壯大了人民武裝力量。

在組建苗族獨立團時，六軍團政委王震同志接見了大定八堡六寨的苗族代表和獨立團的領導人李正芳等，鼓勵他們團結起來抗日反蔣、保衛家鄉的利益。王震同志還派政治部巡視團主任謝友才（現名謝中光）任苗族獨立團政委，並撥給該團一批槍支和數百元大洋以資活動。苗族獨立團很快發展壯大起來，在黔西北少數民族中有很大的影響。

在紅軍和地方黨組織、蘇維埃政權的配合宣傳、組織下，黔西北的廣大群眾發動起來了。二、六軍團贏得了時間進行休整和補充給養。大定、畢節兩縣的婦女積極為紅軍趕製新衣，使全軍指戰員幾乎都穿上了一套新衣服。在紅軍開展擴軍工作中，從黔大畢各區鄉游擊隊中，選拔了許多青壯年參加紅軍，共擴充新戰士五千多名。

黔大畢地區的人民對於紅二、六軍團奪取長征的勝利做出了很大貢獻。紅二、六軍團的同志們回憶起長征的戰鬥歷程時常說：“在貴州的黔大畢，是二方面軍長征途中的黃金時代。”

四

1936年2月27日凌晨，王震和夏曦同志對我說，紅軍要作戰略轉移，要我立即率領抗日救國軍撤退。當時因第一和第三支隊都已經出去活動了，我即率領第二支隊隨同救國軍司令部撤退。

由於當時社會的弊習，這個支隊有不少人抽大煙，支隊司令員周質夫也抽大煙，在行軍途中不抽大煙就走不動，很不適應行軍打仗的要求。進到赫章附近時，紅六軍團政治部即動員抽大煙的人回去堅持鬥爭，把不抽大煙的三四百人組織起來，編人六軍團十八師五十二團參加長征。周質夫因抽大煙，率領吸煙的百餘人回去繼續堅持鬥爭。我和周素園則隨紅軍長征。

抗日救國軍第一支隊席大明部，在紅軍撤出畢節后，繼續在赫章城、平山堡、楊家灣一帶堅持了半年多的游擊戰爭，以後在反動派的重兵圍攻下失散，席大明在畢節被捕壯烈犧牲。

第二支隊周質夫率領的一部分游擊隊在滇黔邊境堅持了一段時間，周質夫後來在雲南鎮雄病逝。

抗日救國軍第三支隊阮俊臣部在川黔邊境堅持鬥爭，後來阮俊臣和政治主任歐陽崇廷發動畢節駐軍某團連長陶樹清起義。陶於1926年冬參加過劉伯承領導的瀘州起義，為反對蔣介石的不抗日、專反共的反動政策，率領一個營三百多人起義，后同阮部一起到雲南鎮雄加入川滇黔游擊縱隊。該隊司令員餘澤洪犧牲以後，阮俊臣即任縱隊司令員，“劉復初任政委，陶樹清任副司令員。這支游擊縱隊堅持鬥爭一直到1942年，經過七年多硝煙瀰漫的苦鬥，最後在國民黨川滇黔三省“會剿”中失敗，阮俊臣、歐陽崇廷、陶樹清等同志英勇獻身。

抗日救國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末期，開創黔大畢新蘇區，支援紅軍長征北上抗日，抗日戰爭初期又在川滇黔邊高舉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旗幟，英勇戰鬥，對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抗日救國軍這種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和光輝業績，永遠留在人民心中，鐫刻在革命的豐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