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俠父

宣俠父1899年12月5日出生在浙江諸暨的一個貧寒的小知識分子家庭。宣俠父幼時就讀於本鄉的坑塢小學，後轉到他父親教書的學校，17歲時畢業於店口覺民小學。宣俠父少年時聰慧銳敏。其父宣鐵珊是遠近有名的拔貢，鐵珊為人忠厚老實，詩詞歌賦俱精。因為家境清貧，曾充“槍手”替代別人中過舉人。宣俠父的舊學基礎就是跟他父親打下的，舊體詩詞寫得也很好，極受同窗和遠近親朋所喜愛。他愛好書法，練就一手王羲之的蘭亭體小楷，寫得雋秀飄逸；還會寫一手漂亮的空心字。

宣俠父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特種水產學院本科漁撈科學習。1920年夏，以優異成績考取官費留學資格，東渡日本，入北海道帝國大學水產專業攻讀生物學。在日本，受到馬克思主義的熏陶，特別是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他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信心，也明確認識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國，從而拋棄實業救國思想，積極投身中國留日學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

此時，浙江水產學校因宣俠父在日本參加革命活動，而停止了他官費留學的待遇；1922年，被迫離開日本回到杭州；1923年，加入共青團，任團杭州地委秘書；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高小，他有一個最要好的同學叫金煥善，家在縣南陶朱鄉的金村，他最小的妹妹叫金婉琳（后改名為金鈴），在艱苦的鬥爭環境中結識了宣俠父並對他產生了愛情。金鈴的母親臨終前把宣俠父叫到床前，囑託說:“琳琳給你做老婆，你要好好待她!”兩人遂於1929春節前夕結為伉儷。

1924年5月，他受中共浙江省委的委派，組織並帶領樊嵩華、陳德法、石祖德、胡宗南等十餘人，經上海去廣州投考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成為黃埔第一期第二大隊學員，在整個一期同學中年紀最長，加上文才好，既詼諧又風趣，言辭中肯，在同學中頗孚眾望。軍校開學兩個月後，要成立國民黨支部，校黨部與隊的區黨部均以選舉產生，而分隊黨小組的組長卻是由校本部指定，用校長蔣中正的名義公布的，懾於校長威嚴，沒人敢公開反對。宣俠父卻挺身而出，寫了一份報告呈給校長說：“由校長指定黨小組的小組長，不符合黨的組織法，請收回成命，改由各小組選舉自己的小組長。”蔣介石看了十分惱火，把宣俠父叫去，威脅說：“你如自動收回報告，我將不予追究。”宣俠父冷靜地回答：“小組長產生的辦法違背了民主制度精神，應不應提意見，責任在我；接受不接受，權在校長！”蔣介石大怒，下令把宣俠父關在禁閉室反省檢查，限3天之內寫出悔過書，否則嚴懲不貸。

如果此時宣俠父向蔣低頭，事情可能還有緩轉的餘地。但3天後，當他再次被蔣介石叫去時，宣俠父不僅沒有寫出悔過書，還義正詞嚴地說：“學生無過可悔！”蔣介石盛怒之下寫了一紙手令：該學生宣俠父，目無師長，不守紀律，再三教育，堅拒不受，著即開除學籍，即令離校，以伸紀律，而整校風。蔣還留了3天期限，3天之內願意悔過，仍可從輕發落。

3天內，總教官何應欽率全體教職員請求蔣介石從輕發落，被嚴辭拒絕。於是大家又請在廣州的軍校黨代表廖仲愷來校解救。廖火速趕到學校，對宣俠父說：“我到校長那裡，把你的報告撤回，結束此事，對你來說，是委曲求全，但為革命受委屈，是不會使你受到傷害的。”宣俠父說:“個人前途事業事小，建立民主革命風氣，防止獨斷專行的獨裁作風事大。”最後宣俠父對廖仲愷說：“大璞未完終是玉，精鋼寧折不為鉤。”

第四天，在真理面前寸步不讓的宣俠父，作為黃埔一期唯一被開除的學生，昂然走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大門，揚長而去。事情發生在1924年初秋，黃埔一期開學才兩個月。

1925年春，受黨組織派遣，到李大釗處工作。經李大釗推薦，以左派國民黨員身份，同錢清泉前往張家口馮玉祥部做政治宣傳工作。期間，他與馮玉祥及上層軍官廣泛接觸，積極做團結爭取工作。同時，專心學習蘇聯紅軍政治宣傳工作的經驗，開辦圖書室、俱樂部、訓練班，對廣大官兵進行啟蒙教育，宣傳新三民主義，宣傳馬克思主義，從而開創了共產黨在國民軍聯軍中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8月，隨馮玉祥部第二師師長劉郁芬西征甘肅途經寧夏，沿途在平羅、寧夏府城、寧朔、中衛等地廣泛接觸各族各界人士，了解西北政治形勢和民情風俗，親自起草布告、傳單，向軍民宣傳三民主義，宣傳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主張，爭取各族群眾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在寧夏府城，以劉郁芬的名義，向五中八師捐贈圖書，成立了圖書館。從此，魯迅、蔣光慈、錢杏邨、高吾罕等人作品和《新青年》等報刊，開始在青年學生中傳閱。他們是最早在寧夏府城開展革命活動的共產黨人。10月，隨軍抵達西北重鎮蘭州。根據中共北方區委關於建黨工作的指示，同錢清泉與先期從武昌高等師範畢業回到蘭州的共產黨員張一悟取得聯繫，於年底創建了甘肅省第一個黨組織——中共甘肅特別支部，張一悟任書記，他和錢清泉任委員。甘肅特支成立后，積極發展黨員，團結動員廣大民眾和國民黨左派及上層進步人士，廣泛開展革命宣傳和反帝反封建鬥爭，開始了蘭州地區及甘肅省在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有組織的革命活動。宣俠父在工作中積極宣傳和認真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全力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族群眾反對反動軍閥馬麒的正義鬥爭。他們熱情幫助黃正清（甘南拉卜楞寺活佛嘉木祥之兄）等藏族同胞，在蘭州皖江會館成立了“藏民文化促進會”，組織會員學習文化，啟發會員覺悟，進而讓廣大藏族同胞懂得要生存必鬥爭的道理和求生存的方法。

1926年夏，宣俠父作為甘肅督辦代表前往甘南藏區，耐心聽取藏區各界人士的意見和要求，鼓勵藏族僧俗加強團結，堅決反對軍閥壓迫。在昌札赫寺，宣俠父受到嘉木祥活佛父親黃位中的熱情接待，還給他起了藏族名字——乍喜才仁。通過交談，宣俠父了解到封建軍閥馬麒在甘南的種種惡行和藏族群眾被殘酷盤剝及壓榨的情況，建議組織甘青藏民大同盟，併當即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許多藏族頭人紛紛拜訪宣俠父，明確表示接受他“團結起來，自求生存”的忠告，同時為表心跡還贈送了銀元和土特產。對於藏人所贈錢財，宣俠父婉言謝絕不成，只好帶回蘭州捐贈蘭州革命青年周報社。從甘南回到蘭州，宣俠父立即為藏民起草了《甘邊藏民起訴國人書》，以懇切的語言、犀利的筆鋒，淋漓盡致地揭發、控訴了軍閥馬麒在甘南犯下的種種罪行。該起訴書不僅在省內散發，還寄往全國各地，使馬麒等封建軍閥惶恐不安。之後，宣俠父經多方奔走，積極做各方面的工作，迫使馬麒退出拉卜楞寺，從此結束了封建軍閥對甘南藏區的剝削和壓迫。

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的消息傳到蘭州。為適應蘭州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宣俠父幫助成立了國民黨蘭州市黨部，開辦政治訓練人員養成所，自任教務主任，為國民軍聯軍培養政治工作人員，領導國民黨左派同國民黨右派分子以及教育界一批中小豪紳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11月，宣俠父離開蘭州，輾轉西安、潼關等地，擔任國民軍聯軍第三路軍政治處處長，繼續從事部隊宣傳政治工作。期間，撰寫了《國民軍聯軍概論》一書，深刻分析了國民軍聯軍勝利和失敗的原因，全面總結了部隊政治工作經驗。面對北伐戰爭的發展形勢，他豪情滿懷，賦詩“中華民族命何窮，都在鐵蹄踐踏中，近日工農齊奮起，國民革命快成功。”“人民漸自夢中回，軍命呼聲驚似雷，同志如今須記取，自由要用血來爭。”鮮明地表達了對革命形勢勝利發展的喜悅之情和革命到底的決心。1927年5月，隨馮玉祥出師潼關，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領中將銜。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馮玉祥轉向蔣介石，開始在國民軍聯軍中“清黨”，共產黨人被“禮送”出國民軍聯軍。宣俠父和蔣庭松、劉志丹、王汝揖、方仲如、孔廣耀、曾曉淵、劉貫一等幾十名共產黨員被一排士兵押上兩節悶罐車拉到鄭州，又被掛在平漢路列車上。到了駐馬店，大家才得知武漢分共的消息，車至武勝關，押車排長拉開車門，大聲宣布馮玉祥的驅逐令后，就徑自帶上隊伍走了，車廂被擱置在鐵軌上再也無人問津。宣俠父帶領幾位同志與車站方面幾經交涉，才被掛上南去的列車駛向武漢。

列車到達武漢后，他們立即去找黨中央組織部門分配工作。組織部決定讓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去參加南昌起義，一部分赴蘇聯學習，宣俠父和幾個有條件回家鄉開展工作的被派回原籍。

1928年8月，宣俠父回諸暨，與陳作人等黨員開展農民運動。9月，在諸暨城南滴水道院召開中共諸暨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中共諸暨縣委，被選為委員，兼軍事部長。年底，縣委決定實行“二五”減租，他與黨員一起，首先組織全村農民向國民黨縣政府請願，提出減租要求。同年秋，又參與領導全縣農民減租抗租鬥爭，迫使縣政府答應農民的要求，取得了鬥爭的勝利。減租鬥爭勝利后，國民黨開始有計劃地搜捕共產黨員。宣俠父根據黨組織的決定，離開金村回到了長瀾。就在他與金鈴新婚後的第二天，有人向姚公埠派出所告了密。所幸農民石永蓮獲悉后及時通知金家，內侄金樹望和一個叫丁永的青年農民馬上從金村出發，走了50多里崎嶇山路於當晚趕到長瀾報信，宣俠父才連夜翻越坑塢山逃走。黨組織考慮到他在家鄉目標太大，不宜久留，決定他到外地開闢工作。

經過反覆斟酌，宣俠父決定到他所熟悉的西北軍從事兵運，遂於1929年3月輾轉來到山東濟寧國民黨軍孫良誠部所屬的梁冠英部。任二十五路軍總參議和南京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宣俠父在此很快就與留在這支部隊的地下黨員取得了聯繫，工作開展頗為順利，還創辦了一個名為《混戰》的刊物，報道紅軍戰鬥和工人罷工的消息，揭露新軍閥的反革命罪行。不料到了5月，馮玉祥獲悉宣俠父在梁部從事革命活動，立即電令梁將宣俠父押送開封，軟禁在總部軍法處，以後又轉押至撞關監獄。不久，馮因準備同蔣介石打仗，無暇他顧，宣俠父因此獲釋。他的弟弟翼父這時在胡宗南部第一師當連長，已安家在武漢。入秋後宣俠父便來到武漢，住在弟弟家裡。得知父親已經去世，他就託人將妻子金鈴接來同住。內侄金樹東隨後也來到武漢。這時金鈴有了孩子，由於環境艱苦，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宣俠父於1930年春在漢口寫完《灰夢》及《入伍前後》兩部自傳體長篇小說，交內侄金樹東攜至上海，由當時在復旦大學任教的陳望道閱后，倍加讚賞，認為這是一本內容新穎、風格獨特的作品，推薦給上海北新書局。北新書局編輯部認為，作者文筆生動、秀麗、犀利、詼諧，建議將《灰夢》書名改為《西北遠征記》，俠父決定用筆名“今秋”、“石雁”出版。1929年，宣俠父入國民革命軍梁冠英部，任二十五路軍總參議和南京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宣俠父在此時同“左聯”交往密切，但考慮到他當時的身份，公開加入左聯顯然不妥。后經左聯黨團組織決定，吸收他為左聯秘密盟員，這件事只有幾名左聯極少數領導人知道。

宣俠父還說服了梁冠英，請他出資在上海幫助幾個文人朋友辦個書店。梁出了3萬元大洋，俠父攜款到上海，在上海七浦路上建了湖風書局，請其兄宣歸父題寫了書店匾額。為了書店的開業少受干擾，周和金作為梁冠英的人曾去拜訪過杜月笙。書店開張后，出版了文化總同盟黨團秘密機關刊物《文學導報》，還出版了丁玲主編的文學刊物《北斗》，終於使左翼文學有了自己的喉舌，自己的出版陣地，為反擊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梁冠英按蔣介石命令反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宣俠父極力勸阻未被接受，便毅然離開二十五路軍，轉赴上海。1932年秋，去張家口支持馮玉祥建立抗日同盟軍。1933年5月，察哈爾民眾抗日盟軍成立，他任該軍中共前線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常委，兼二路軍政治部主任、第五師師長。抗日同盟軍失敗后，與吉鴻昌等在天津組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1934年3月，介紹吉鴻昌加入中國共產黨，並陪吉鴻昌赴上海履行入黨手續。宣俠父化名楊永清，在上海參加中央特科工作，為特科負責人之一。宣俠父的公開身份是上海申報的記者。不久風聲走露，宣俠父的活動被人盯梢。正巧在香港的陳希周和梅龔彬來信說十九路軍陳銘樞和李濟深要有大行動，請派能力強的政工幹部到香港。於是潘漢年就報請中央，派宣俠父到香港。

1935年，宣俠父化名宣古漁，到香港進行統戰工作。在宣俠父、梅龔彬、和陳希周的協助下，李濟深等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成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會議推選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馮玉祥等12名中央委員。李濟深任主席，下設七個部，發行《大眾日報》。宣俠父、陳希周、和梅龔彬等共產黨人，分別擔任了同盟的不管部長、群運部長、和宣傳部長。

1936年，兩廣地方勢力陳濟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等發動“兩廣事變”，邀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人參加。宣俠父、陳希周就隨李濟深和蔡廷鍇奔赴南寧。在廣西半年多的時間裡，宣俠父任重建的十九路軍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師參謀長。後任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悟州市委主任。“西安事變”時，宣俠父正在李濟深處，幫李濟深草擬了對西安事變的通電。不久，宣俠父奉周恩來、葉劍英"速來西安"電示，到西安紅軍聯絡處工作。不久北上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

1937年3月，黨組織又派遣宣俠父到西安協助周恩來同志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9月，被任命為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高級參議。1938年3月，丁玲率西北戰地服務團由山西到西安，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宣俠父幫助他們取得合法地位。同時，還千方百計解決了其經濟上的困難。

1938年4月中旬的一天，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接到蔣介石的旨意：把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高級參謀宣俠父秘密制裁。按照職責分工，蔣鼎文把秘密制裁宣俠父的任務交給軍統西北區區長張毅夫。接到命令的張毅夫心裡明白，這是自己彙報給軍統的有關宣俠父在西安“逆行”的材料起作用了。

宣俠父是1937年10月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特意吩咐張毅夫說：“宣俠父這人是共黨，狡猾得很，共黨派他專門來和咱們打交道，他很不簡單。他滿口為了抗日，百般要挾，和我爭吵，毫不客氣。他說我們不接濟八路軍，妄想借敵人之手消滅八路軍。他到處煽動，散播流言，攻擊我們歧視八路軍，破壞抗戰，簡直是和我們搗亂，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亂子不可！你們要特別監視他的活動，把他的言行動態隨時報給我”。

張毅夫接到蔣鼎文布置的任務后，不僅對宣俠父嚴加監視，還動員軍統局西北區所有能用得上的情報力量和手段對付宣俠父，把他的言行舉止都整理成材料，報告給軍統局。軍統局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整理了宣俠父五條罪狀向蔣介石彙報：

（一）宣俠父在西安與楊虎城舊部杜斌丞、趙壽山以及趙壽山派駐西安辦事處長老共產黨人楊曉初等，來往勾結，教唆杜斌丞、趙壽山等反中央、反蔣；

（二）宣俠父與西安各方面左傾人物廣泛接觸，打著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動西安學生、流亡青年到延安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宣俠父所在地成了左傾人物、青年學生聚散的中心，因此引起西安各學校學生思想混亂，學生不安心求學，學風敗壞；

（三）宣俠父在西安以黃埔同學關係為名，與機關、部隊軍官拉關係，散播共產主義思想，影響所及勢將引起軍官思想動搖，部隊叛變；

（四）宣俠父在西安“公開指責中央，誹謗委員長”限制言論、出版自由，鎮壓抗日救亡運動，歧視共產黨、不補充八路軍武器軍用品，散布不利於中央和破壞抗戰的言論；

（五）宣俠父在西安指揮共產黨地下組織進行陰謀破壞活動等等。

由於張毅夫剛剛接到戴笠的調令，正準備到武昌軍統局擔任代理主任秘書職務，所以，他把密令旨意又轉給了接替自己三科科長職務的徐一覺。徐一覺立即夥同情報組股長丁敏之召集行動組組長李翰廷，秘密協商暗殺事宜。李翰廷帶著物色好的三個隊員佟榮功、李俊良和丁善慶來見徐一覺和丁敏之。

佟榮功是1938年年初被軍統從漢口派到軍統西北區的，西北區區長張毅夫安排他在李翰廷手下當行動隊員。行動組是專門搞逮捕和暗殺的，“行動”和“制裁”是特務們的行話，如果說誰被“行動”了、“制裁”了，就是指被暗殺了，行動隊員個個是殺手。

徐一覺說：“奉行營蔣鼎文主任轉奉委員長來電，秘密制裁宣俠父。他是黃埔一期的，現在在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當高級參謀”。丁敏之接著說：“宣俠父住在西安北大街通濟坊5號。蔣鼎文主任說，明天上午，他陪同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軍代表林伯渠到蔣鼎文主任的公館接洽公務。”李翰廷指著佟榮功、李俊良和丁善慶說：“你們三個明天去蔣公館附近監視，記住了宣俠父的模樣，以便下一步動手！”徐一覺強調說：“切記不能貿然動手，制裁宣俠父是政治需要，一定要等他身邊無人的時候下手，不能讓第二個人看見，否則就可能引發政治問題。”

第二天一早，佟榮功、李俊良和丁善慶就到了蔣鼎文公館外，等候宣俠父到后識別他的相貌。約莫九點鐘，一輛小汽車駛到蔣公館門前停下，三個特務六隻眼睛立即盯住了小汽車。

身著便衣的林伯渠和宣俠父下了車，兩人目不斜視，威嚴並迅速地進了蔣公館。三個特務看到的都是他們的背影，誰也沒看清宣俠父長得什麼樣。於是，三個特務又化裝成小商販和平民，在通濟坊5號宣俠父住處附近守候，等宣俠父外出時辨認。

可是，一連十多天，宣俠父要麼是被汽車接進接出，要麼就是閉門不出，三個特務一直沒找到機會。還是李翰廷主意多，他讓人拿來一身警察制服，讓佟榮功換上，跟在一個戶籍警察身後，到宣俠父的住處“查戶口”。這才看清了宣俠父的相貌。接下來，就是找時機動手了。特務們監視發現，宣俠父的活動場所主要有三處：位於七賢庄的八路軍辦事處、蔣鼎文公館和西安北大街通濟坊5號自己的住處。前兩處顯然不適合動手。七賢庄八路軍辦事處是個極為敏感的地點，它是共產黨在國統區的一個窗口，是國民黨特務監視的焦點，也是共產黨戒備最為嚴密的地方。蔣鼎文公館附近也不能動手，最好的下手地點是宣俠父的住處與八路軍辦事處之間的路上。

但是，由於宣俠父的工作非常忙碌，每次外出不是與人結伴，就是行蹤不定，一走數日不回。兩個月過去了，特務一直沒找到機會下手。軍事委員會西安別動隊增派了王寶元等三名行動隊員，派了一輛小汽車，以儘快幹掉目標。特務們又進行了明確分工，丁善慶負責臨場指揮，佟榮功認識宣俠父，就在宣俠父住處外監視，負責指認目標，李俊良和王寶元藏在汽車上，隨時準備配合抓捕，另外一個特務負責跟蹤和交通聯絡，李翰廷則在附近指揮督導暗殺行動。

1938年7月31日這天下午五點多鐘，佟榮功突然發現宣俠父騎著一輛自行車從住處出來，馬上用手勢告訴了丁善慶。丁善慶立即和一個特務騎車尾隨宣俠父。宣俠父在八路軍辦事處門口下了自行車，一個年輕同志歡快地跑過來，“宣將軍，給我去練練車！”然後從宣俠父手裡接過自行車，推到附近的革命公園練習騎自行車去了。尾隨的丁善慶斷定，宣俠父辦完事後，會回到革命公園取車，然後再回住處。於是他示意佟榮功乘坐的汽車停在革命公園附近。

果然，十多分鐘后，宣俠父和兩名青年學生模樣的人從辦事處出來，一路說笑著向革命公園走去。那個練車的年輕同志把車還給宣俠父，熱情告別後，宣俠父騎上自行車匆忙原路返回。丁善慶做了一個準備動手的手勢。佟榮功乘坐的汽車加速，超過宣俠父后，停在了宣俠父必經的新城路西京醫院門前預伏。丁善慶和另外一個特務則繼續騎車緊隨宣俠父。當宣俠父行駛到西京醫院門前時，佟榮功從汽車上首先跳下來，舉槍攔住宣俠父的去路。與此同時，藏在醫院門裡的李俊良、王寶元和汽車司機也躥了出來。“你們想幹什麼？我是十八集團軍的！閃開！”宣俠父停下自行車，義正辭嚴。

這時，尾隨跟蹤的丁善慶也趕到，一夥特務不由分說，抓住宣俠父就往汽車裡推。李俊良惡狠狠地回答：“早知道你是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的，蔣主任請你去講話！”載著宣俠父的汽車飛快開走。佟榮功沒有上車，他騎上宣俠父的自行車迅速離開現場。綁架行動在瞬間完成，來往路人甚至來不及看清發生了什麼事，現場就又恢復了平靜。

汽車往東倉門西安別動隊隊部駛去。車上的宣俠父很鎮定，明白自己被綁架了，剛才李俊良的話，已暴露出他們是蔣介石的人，綁架他肯定也是蔣介石的指令，自己處境危急。他嚴厲地說：“蔣主任請我講話？謊話！他會和我有什麼話說？我警告你們！胡宗南約我有事相談，耽誤了時間你們擔待得起嗎？”

說話間到了西安別動隊隊部，李翰廷和丁敏之等已經等在那裡。宣俠父被從車上拉了下來，李俊良提著毛瑟手槍，把宣俠父推到院子東頭的一個籃球場上。李俊良的手槍連著響了兩聲，宣俠父站著不倒，手槍又連著響了兩聲，宣俠父還是站著不倒。李俊良一連打了7槍，宣俠父才倒下。當夜，別動隊的特務把宣俠父的遺體裝進麻包，扔進下馬陵東城根一個枯井內，用土填平。害怕事情敗露，別動隊派人在附近看守，防止遺體被共產黨發現。

發現宣俠父失蹤后，林伯渠立即派人多方查找無果。根據調查線索，斷定是國民黨所為，於是，林伯渠向國民黨軍委會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要人。蔣鼎文裝作無辜地說，正是國共合作一致團結對外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動共產黨的人？

蔣鼎文唯恐宣將軍被軍統暗殺的真相暴露，引發西北國共雙方的政治爭端，命令西安警察全體出動，在整個西安城以“清查戶口”為名，尋找宣俠父的下落。同時，蔣鼎文叮囑李翰廷他們，吩咐手下，不能有任何破綻，否則就可能引起西北的政治問題。李翰廷命令手下嚴加看守宣俠父的屍首，並讓佟榮功把宣俠父的自行車拆成零件賣掉，徹底銷贓滅跡。

為了把假戲演到家，他們又自導自演了一場“宣俠父出逃”戲。從警察局挑選了兩名偵緝隊員，一個假扮宣俠父，另一個假裝重要案犯。佟榮功、丁善慶、李俊良和另一名特務扮作押解員，要把“宣俠父”押解到漢口。當一行人在陝西商縣附近一個小村莊夜宿的時候，按照事先排練好的“宣俠父”和那名要犯把手銬扔在公路旁邊“逃跑”了。佟榮功等到商縣縣長那裡佯裝請求幫助，派人追捕“逃犯宣俠父”。縣長把他們送到了保安司令部預備第一師師長謝輔三那裡，謝師長見到佟榮功手裡持有蔣鼎文簽發的護照和押解公文，知道逃跑的犯人是蔣總裁手諭抓捕的要犯，認為事關重大，馬上詢問蔣鼎文如何處理。蔣鼎文電令謝輔三師長把佟榮功等押解回西安，交行營第三科法辦。佟榮功他們回到西安后就被放了，“演出”也就此結束。從此，中共再問蔣鼎文要人時，他便聲稱：“宣俠父在押解漢口途中逃跑了。”

宣俠父遇害后，周恩來曾三次要求蔣介石追查宣俠父下落，直到10月，因徐一覺獨佔了殺害宣俠父獎金的一半，王敏之要求軍統“秉公處理”，無意中泄露了這個天大的秘密。從西安警察局偵緝大隊的內線，共產黨方面得知宣俠父已被暗殺，立即強烈要求蔣介石答覆並嚴懲、見事情無法再遮掩，蔣介石不得不坦白了：“宣俠父是我的學生，多次背叛我，是我下令殺掉的。”

對宣俠父的死，李濟深深感悲痛，多年後老人回憶說：我身邊有個秘書，代我寫文章的，也是共產黨員，以後派去西北聯絡，被胡宗南槍斃了。看起來這個蔣校長，先是沒有知人之明，接著沒有用人之能，最後沒有容人之量，安能不敗？

1951年3月的一天,，遼寧瀋陽皇姑屯區富貴街110號的王記雜貨鋪，進來幾個便衣警察，對著雜貨鋪老闆王子明喊道：“佟榮功！你藏不住了！跟我們回北京！”

當時正處在鎮壓反革命運動高潮期，抓幾個國民黨特務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王記雜貨鋪的老闆可不是一般的小特務，消息很快在皇姑屯區的百姓中傳開了，原來王記雜貨鋪的老闆不姓王而姓佟，叫佟榮功，解放前在北平警備司令部當官，還擔任過戴笠的警衛長、鄭介民的隨從副官等等。

佟榮功在交代歷史罪行中，提到曾被保密局派到西安當特務，這引起預審人員的注意，經進一步審訊，佟榮功交代了1938年7月參加暗殺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高級參謀宣俠父的罪行。

此時，距宣俠父將軍西安神秘失蹤已過去了13年。

宣俠父以他高超的政治軍事理論素養、深邃的洞察力、敏銳的才思，寫了大量政治軍事論文，發表在抗戰刊物上。《一·二八戰爭的回顧與十九路軍將領今後的任務》，《民族危機中的內戰問題》，《台兒庄戰役檢討》等論文都體現了他這些特點。據其內侄金樹望回憶，胡宗南邀請宣俠父同去徐州視察軍隊，請他給部隊演講，他便在火車上一夜寫就了《游擊戰爭概述》，演講在國民黨軍隊里引起巨大反響。另有一篇在他犧牲前兩天完稿的《論持久戰》，曾由金樹望謄寫，是一篇有6-7萬字的抗日軍事著作，他犧牲後由夫人金鈴帶到延安，送給了毛主席，那時，毛主席說他已寫了一篇同內容的文章。

宣俠父還寫了許多舊體詩詞。雖經幾十年戰亂，遺失多多，但由家屬和朋友保存了77首，已與他的上述雜文和論文一起收入《宣俠父詩文集》，他的詩歌或寫景抒情，或直抒胸臆，表達了對家人的親情，對戰友的懷念，激越，婉約，豪壯，多姿多彩，表達了他不同時期真摯的心境心情，張揚了傲骨嶙峋、架鶩不馴的個性。尤其是後期詩作，更表達了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和悲壯的情懷，其詩作豐富的想象力和生動精妙的語言令人讀來愛不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