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序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作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日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並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征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蟲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採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睹，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首先，許慎在序中講文字的起源歸結為一下幾個階段：

1、第一階段：庖犧氏作八卦。

《說文序》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

許慎將此列為文字起源的第一階段。在此前，雖在《淮南子》《易》《尚書序》中均對庖犧作八卦有提及，但並沒有將其與文字的起源聯繫在一起。

那麼許慎的說法是否可靠呢。

八卦與文字的相關性首先在於，它們都是一種表達意義的書面符號系統。八卦演變下去，如在西漢《焦氏易林》中，演變出4096卦，其實便可看作為4096個“文字”。

在傳世銘文材料中見於昭王時安州六器之一的中鼎，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先後在安陽四盤磨卜骨，長安張家坡西周遺址卜骨、岐山鳳雛西周遺址卜骨上發現一種“奇文”，加上其他青銅鼎上的文字，共計有32個。

張政良認為這些文字是八卦系統的卦象。

八卦的用途遠不止占卜，這我們今天已經知道，它還可用作族徽。族徽是象形的，它還不是成熟的文字，但是無疑對象形字的產生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還有一種表示數字（指事符號）的八卦。

所以說，許慎把八卦與納入文字萌芽範圍的敘述並不是無稽之談。他早已意識到八卦是一套表意符號。

2、第二階段：神農結繩。

《說文徠序》云：“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

這裡許慎的說法也許是受到《老子》《莊子》中關於此的記述。關於結繩，我們找不到直接相關的考古遺存，但是人類學資料和其他考古證據表明，在文字出現之前，結繩是人們用來記錄的普遍方法。如雲南景頗族出行並配長刀，就利用刀柄上的穗子打結，以計算日程。

新石器時期以來的陶器刻畫資料上出現的許多的文字都有著結繩的痕迹，如金文中的“賣”字。

3、第三階段：倉頡造字。

“黃帝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明）忌”也。

“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此說在戰國時即已流行。《呂氏春秋??君守》里有“倉頡作書，后稷作稼。”《荀子》《韓非子》也有記載。到了秦漢時代，這種傳說更加盛行。《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說：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

所謂“初造書契”有兩種解釋：一是書、契分開，即倉頡創造了文字和契刻兩種記事方法。二是連讀，即倉頡創造了“書契”這種方法。青海柳彎原始社會墓地出土的馬場類型陶器上，發現了一批刻畫符號。大多是用作記事、記數和通訊的，可視為“書”“契”並存的證據。

一些漢代簡牘上的文字，其中有一塊上書：“二日令口口守卒口十四木”。說文《周儒》和漢儒介紹的古代“書契”是真實的。

4、第四階段：三王五帝階段。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關於這一說的記載十分豐富，但是沒有具體的考古史料來支持。許慎之所以這樣提出是根據歷史進化觀點而言的。他意識到從黃帝初造書契到周宣王大篆、左氏古文，中間必定有一個過程，就是三王五帝的過程。但由於沒有豐富的史料支持，他只能籠統地說“改易殊體”。

因此他的某些假設可能和事實相符合，但是不能避免因缺乏史料而造成的失誤。

許慎在序中的態度還是比較嚴謹的，對於無法確定的東西他並沒有贅述。這裡許慎主要是吸收、整理了前人對於文字起源的很多看法，也包含一些自己的見解，但又受到了時代的局限，畢竟當時的考古資料很單薄。

其實真正的文字起源，我認為應當還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創造的，因而倉頡造字等說法比較荒謬，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這樣龐大的工程的，但是由某一人將這些文字統籌、收集起來，形成較完整的文字體系應當是可靠的，只是這個人是不是倉頡，尚無法確定。

儘管關於文字起源中的人物、故事並不一定真實存在，但依據在上文中我所列舉的資料看，我們可以確定地說，漢字的發展的確經歷了這些階段。基本上除卻最後三王五帝的階段，尚無確切資料可考外，其他情況我們都找得到資料來支持。八卦、結繩、書契，本就是人們用以互相傳達意圖的，許慎對於這些過程的總結應是可靠的。

《說文解字序》一步步地進行論述，使得我們對於文字的歷史一目明了，最主要的是他認為語言文字是發展的，變化的。關於《說文解字》的寫作目的。許慎說得很明白：“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後人所以識古。”

作者許慎，字叔重。東漢汝南召陵人。曾太尉南閣祭酒等職。師事賈逵攻古文經學。為正秦漢以來書體錯亂和今文經派臆解經義之謬，積二十年之力撰寫了《說文解字》。為我國古文字學的開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