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

賦是我國古代的一種有韻文體，介於詩和散文之間，類似於後世的散文詩。它講求文采、韻律，兼具詩歌和散文的性質。其特點是“鋪采摛文，體物寫志”，側重於寫景，借景抒情。

雖然對於現代人來說，賦遠不及詩詞、散文、小說那樣膾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別在漢唐時詩與賦往往並舉連稱，從曹丕的“詩賦欲麗”和陸機的“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可窺端倪。賦萌生於戰國，興盛於漢唐，衰於宋元明清。在漢唐時期，有隻作賦而不寫詩的文人，卻幾乎沒有隻作詩而不寫賦的才子。建安以後乃至整個六朝時期，對賦的推崇甚於詩。《史記》中稱屈原的作品為賦，《漢書》也稱屈原等人的作品為賦。後人因推尊《史》《漢》，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稱之為賦。賦是漢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顯其時代精神的一種文學樣式。它是在遠承《詩經》賦頌傳統，近接《楚辭》，兼收戰國縱橫之文鋪張恣意之風和先秦諸子作品相關因素的基礎上，最後綜合而成的一種新文體。它與漢代的詩文一起，成就了漢代文學的燦爛與輝煌。

“賦”字用為文體的第一人應推司馬遷。在漢文帝時“詩”已設立博士，成為經學。在這種背景下，稱屈原的作品為詩是極不合適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誦讀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稱也名不正言不順。於是，司馬遷就選擇“辭”與“賦”這兩個名稱。不過，他還是傾向於把屈原的作品以“辭”來命名，這是由於屈原的作品富於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稱為“賦”。真 正把自己作品稱為賦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馬相如。而後，到西漢末年，文人們就常以“賦”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賦”的名稱最早見於戰國後期荀況的《賦篇》。最初的詩詞曲都能歌唱，而賦卻不能歌唱，只能朗誦。它外形似散文，內部又有詩的韻律，是一種介於詩歌和散文之間的文體。

賦是介於詩、文之間的邊緣文體，在兩者之間，賦又更近於詩體。從漢至唐初這段時期，賦近於詩而遠於文，從主題上看，楚辭體作品主題較為單一，多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體式，像屈原那樣書寫自己的不幸與愁思。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鋪張誇飾，對漢大賦的影響不言而喻。賦自誕生之日便帶有濃厚的文人氣息，這就是受楚辭影響極深的原因。騷體賦，多採用楚辭的“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也常繼用了楚辭的“引類譬喻”手法。

賦與詩的盤根錯節，互相影響從“賦”字的形成就已開始。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更出現了詩、賦合流的現象。但詩與賦畢竟是兩種文體，一般來說，詩大多為情而造文，而賦卻常常為文而造情。詩以抒發情感為重，賦則以敘事狀物為主。清人劉熙載說：“賦別於詩者，詩辭情少而聲情多，賦聲情少而辭情多。”

漢賦繼承了《楚辭》形式上一些特點，講究文采，韻律和節奏，又吸收了戰國縱橫家鋪張的手法，內容上著力“體物”，也注意到“寫志”，即通過摹寫事物來抒發情志。此外，趨於散文化，經常使用排比，對偶的整齊句法，既自由又嚴謹，兼具詩歌和散文的性質。即騷體賦、漢大賦和抒情小賦。從賦的結構、語言方面看，散體、七體、設論體、及唐代文體賦又都比較接近於散文，有的完全可歸於散文的範疇。賦的似詩似文的特徵，與現代文學中的散文詩有些相像。

騷體賦是賦體文學興盛的開端，是從先秦時期到漢高祖時，繼承了楚辭的特點，依舊使用“兮”字，枚乘的《七發》奠定了賦體文學的基礎。

散體大賦產生於賦體文學的發展時期，是從漢高祖到漢武帝登基之前，這段時間的賦體文學風格以雄大壯闊為主，因而又被稱為“散體大賦”，代表作品有司馬相如的《上林賦》。

文化策劃人、辭賦作家薛剛首先提出了“漢代五絕”的概念，認為賦也是五絕之一，他認為：“賦是最能代表漢文化的文學體裁，是中華民族獨有的文體。在中華古典文學體裁中，賦‘包括宇宙，總攬人物’，極大程度地利用了漢字字形構造的特點，在字形排列上給閱讀者強烈視覺刺激。賦是最能體現中華民族文化、代表漢字和漢語優勢與特色的文體。”

一、語句上以四、六字句為主，句式錯落有致並追求駢偶；二、語音上要求聲律諧協；三、文辭上講究藻飾和用典。四：內容上側重於寫景，借景抒情。排偶和藻飾是漢賦的一大特徵。經歷長期的演變過程，發展到中唐，在古文運動的影響下，又出現了散文化的趨勢，不講駢偶、音律，句式參差，押韻也比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暢的氣勢，叫做“文賦”。

駢文受賦的影響很大，駢比起於東漢，成熟於南北朝。在文章中廣泛用賦的駢比形式，是漢代文人的常習。以至於有些以賦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視作駢文。像南朝劉宋的鮑照的《蕪城賦》、謝惠連的《雪賦》及謝庄的《月賦》等。

賦，除了它的源頭楚辭階段外，經歷了騷賦、漢賦、駢賦、律賦、文賦幾個階段，其中漢賦最具影響。

賦比興是詩經的最基本，最常用的主要三種表現手法之一。賦是鋪陳排比的意思，相當於近代的排比修辭方法，南宋的朱熹認為“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者也”。

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四人被後世譽為漢賦四大家。

司馬相如(約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長卿，漢族，巴郡安漢縣(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縣)人，一說蜀郡(今四川成都)人，西漢辭賦家，中國文化史文學史上傑出的代表。

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因病免。工辭賦，其代表作品為《子虛賦》。作品詞藻富麗，結構宏大，使他成為漢賦的代表作家，後人稱之為賦聖和"辭宗"。他與卓文君的愛情故事也廣為流傳。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中還把二人放在一個專節里加以評述，指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

揚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漢族。西漢官吏、學者。西漢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縣友愛鎮)人。少好學，口吃，博覽群書，長於辭賦。年四十餘，始游京師長安，以文見召，奏《甘泉》、《河東》等賦。成帝時任給事黃門郎。王莽時任大夫，校書天祿閣。揚雄是即司馬相如之後西漢最著名的辭賦家。所謂"歇馬獨來尋故事，文章兩漢愧楊雄"。在劉禹錫著名的《陋室銘》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為揚雄。揚雄曾撰《太玄》等，將源於老子之道的玄作為最高範疇，並在構築宇宙生成圖式、探索事物發展規律時，以玄為中心思想。是漢朝道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者。對後世意義可謂重大。

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東漢官吏、史學家、文學家。史學家班彪之子，字孟堅，漢族，扶風安陵人（今陝西咸陽東北）。除蘭台令史，遷為郎，典校秘書，潛心二十餘年，修成《漢書》，當世重之，遷玄武司馬，撰《白虎通德論》，征匈奴為中護軍，兵敗受牽連，死獄中，善辭賦，有《兩都賦》等。

張衡（公元78年－139年），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市石橋鎮）人，漢族，中國東漢時期偉大的天文學家，為中國天文學、機械技術、地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數學、地理、繪畫和文學等方面，張衡也表現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廣博的學識。張衡是東漢中期渾天說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並不發光，月光其實是日光的反射，他還正確地解釋了月食的成因。張衡得到了很多榮譽，被一些學者認為是通才。一些現代的學者還將他的工作和托勒密（86－161）相提並論。1802號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