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人

商朝末年，楚人逐漸從河南新鄭一帶南遷到河南淅川一帶(古丹陽)。牧野之戰時，楚人並未參與商周任何一方，此後也沒有馬上歸順周王朝。

前1042年，周成王封鬻熊曾孫熊繹為子爵，楚始建國，楚國人就從那時起產生了。

周康王時的一次諸侯大會，由於西周王朝歷來對南方持歧視態度，視楚人為“南蠻”，故熊繹沒有受到一個諸侯該有的禮遇，反而與的狄夷鮮卑一起守燎並負責茅蕝縮酒的下人活。在這之後，熊繹知恥近勇帶領國人開始了“篳路藍縷”的艱苦創業。

周昭王時，由於害怕楚國會崛起，周王南征荊楚。周昭王在回師的途中渡過漢水時被伏擊身亡，結果西周“喪六師於漢”。這是楚國與西周的第一次大規模衝突。

周夷王時，諸侯開始輕慢周天子，中央政府的威權開始稍弱，楚國開始了分庭抗禮的初步嘗試，熊渠在江漢一帶的民心和威望很高，遂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並說出了：“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的話，並立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周厲王時，由於其本人的殘暴不仁，楚國未真正崛起，是以熊渠畏周伐楚，亦去其王號。

不滿自己國大爵小的楚君熊通認為其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師，有輔佐文王推翻殷商建個立周王朝的功勞，只因早死而僅得到子級的爵位，遂攻打姬姓諸侯隨國，目的是要周天子晉陞其爵位，遭拒，熊通率兵再次征討隨國（湖北隨州），迫使隨侯投降。熊通因此在前704年自稱為王（后謚武）。被楚國消滅的小國還有古麋國（湖北鄖陽、房州一帶）、盧國、羅國（湖北襄樊、荊門一帶），一路向南征伐百苗等大小諸侯國，成為華南的霸主。

熊通子楚文王定都於郢（湖北省宜城市西南），因取名於該地已被填埋的湖泊“疆浧”而得名，後人通稱為“鄢郢”，以區別於日後為防備吳國的再次入侵而遷徙的新國都紀郢及一系列皆稱之為“郢”的同名陪都。此後為擴充領域，楚國與中原的中原諸侯國經常發生戰事。

楚成王時，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顯強盛。後來的楚莊王武功彪炳，又勵精圖治，選拔孫叔敖施行文冶，使楚國經濟繁榮、文化鼎盛。前606年庄王征伐陸渾之戎（在雒邑西南），派人向周天子問九鼎之輕重。

前597年，楚圍鄭，迫鄭降，晉派兵救鄭，兩軍於邲會戰，晉大敗。此後，陳、蔡、許、鄭俱從楚。公元前594年，楚圍宋，宋告急於晉，晉不能救，宋遂與楚言和，尊楚。這時中原各國除晉、齊、魯之外，盡尊楚莊王為霸主，確立了楚莊王在春秋五霸的歷史地位。史載，透過戰事，楚國先後吞併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

前263年，楚考烈王繼位，任用春申君為令尹，春申君派兵助趙國解邯鄲之圍，又領兵滅魯國，楚國一度復興。但前241年，春申君組織東方國家最後一次合縱，但被秦軍所敗，楚考烈王怕秦國報復，再次遷都至更東面的壽春。前238年楚考烈王死後，春申君門客李園發動政變殺害春申君，楚國國力更加一蹶不振。秦王政親政后，知楚將項燕擅戰，先遣李信為將，領二十萬兵馬，欲滅楚，慘敗。再遣老將王翦，統秦師六十萬，前223年，大敗楚軍，俘虜楚國國君。到了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楚國長江以南的廣大土地，楚國徹底滅亡。

但楚人認為當年楚懷王死得太冤枉，國家亦無罪，所以對秦國懷有切齒之恨，所以後人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後來項燕之孫項羽果然滅秦。

楚國人殉源於何時，勾稽史籍，無從考證。但從楚國的階級分化過程及強國曆程可窺其端倪。楚武王熊通時，正式稱王，產生了脫離一般公眾的王權、統治機關，主、奴名分已定，人殉產生的條件已相當成熟。可見，春秋早期，楚國應已出現人殉，遺憾的是文獻缺失記載，考古資料亦未找到實證。考古發掘充分顯示：春秋中期，主要在高級貴族墓中出現人殉，春秋晚期達到鼎盛，戰國早期開始衰落，戰國中期進一步衰退。根據殉人身份楚國人殉主要分為三類，妻妾殉葬、親信嬖寵殉葬和奴隸殉葬。與秦國相比，楚國人殉存在的時間較短，主要集中在受中原文化影響較大的河南和政治中心所在的湖北。從處置殉人的方式看，楚國人殉不及秦國殘酷，殉人位置也不及其複雜。楚國殉人主要是妻妾、親信嬖寵和家內奴隸，身份較單一。女性殉人在楚國人殉中占較大比例。總體上看，楚國人殉實例較秦國少。值得注意的是，楚國並非所有同時期同等級的貴族墓中都存在人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此外，有這樣一類人，其為某種精神信仰而自願從死，這與人殉有本質的不同，當視作“殉節”為宜。蔡國和曾國在較長時間內為楚國的附屬國，受楚文化影響較大。壽縣蔡侯墓、曾侯乙墓和擂鼓墩二號墓都是楚系墓葬，但是，其受楚國喪葬文化的影響程度卻有較大差異。壽縣蔡侯墓中幾乎不含楚國喪葬文化的因素，而曾侯乙墓的人殉情況和楚國同等級墓葬的人殉情況有較多的相似之處，當是受到楚文化的影響。曾侯乙殉葬21人，而壽縣蔡侯墓殉葬僅1人，這除了與二者的國力有關外，還與楚曾、楚蔡的政治關係相關。片俑是殉俑的雛形，無論是從面部五官、衣著裝飾、體形比例，還是從雕刻、繪畫技法上看都顯得古樸笨拙。從俑葬的發展演變看，其濫觴於春秋晚期，戰國中期迅猛發展，戰國晚期達到鼎盛。從分佈地域看，最早出現在湖北當陽，後來逐漸突破地域的限制，但總體上是在楚國政治中心附近地區及其大後方湖南。從俑葬原則講，戰國早期一般隨葬木俑2——4件；戰國中期，大夫以上隨葬8——30件，上士6——12件，中士和下士2——4件；戰國晚期，俑葬擴展到平民墓中，其原則呈現混亂無序的狀態。俑葬作為楚國喪葬活動中一種特定的物質文化現象，是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變革的產物，是奴隸制崩潰向封建制過度的結果，楚墓中人殉、俑葬或人殉與俑葬並存的現象正是當時社會變革的集中反映。在楚國喪葬中，人殉和俑葬是相互影響的，一方面，俑葬作為變相人殉的一種，沒有人殉就沒有俑葬生長的土壤；另一方面，俑葬的發展加速了人殉的衰落。目前，秦國人殉52例(不包括秦公、秦王墓),楚國人殉27例(不包括紀山大薛家窪冢和熊家冢),僅占秦國的一半余。楚國進入國家文明較遲，並且，從春秋早期至戰國早期楚悼王之世一直處於封建領主制階段。該時期的人殉情況顯示，殉人的身份主要是妻妾、親信嬖寵和家內奴隸，而殉葬生產奴隸的情況極少，這或可作為楚國不是奴隸社會的一個佐證。戰國中晚期，楚國過渡到封建地主制階段，社會階級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動，鄂城百子畈M3、M4、M5墓主或為這種變動所致的地位上升者。沒有成熟的蓄奴制是楚國人殉較少的根本原因。春秋時期就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人殉也打破了原有的等級限制，殉人數量、隨葬品和禮器組合上都出現了僭越。進入戰國時代，社會變革加速，傳統的禮制被徹底破壞。下等貴族中出現人殉的情況增多，人殉下移了。從處置殉人的方式、殉人葬具和隨葬品、殉人身份和從死的選擇權看，楚國人殉相人性化，這與其濃厚的民本思想有關。楚國的開明君主和有識之士在戰爭及社會的發展中逐漸認識到了人民的力量，並從以往的教訓中總結經驗，進一步推動了民本思想的發展，這也是楚國人殉較少的重要原因。楚人由於自身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地理因素，在喪葬文化上這體現為介乎夷夏之間的楚俗。其一方面遵循周禮，在喪葬制度中，以血緣關係為紐帶，昭穆之制為特點的上層貴族墓地中同樣存在著陪葬風俗和人殉風俗，並且，某些楚國貴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陪葬風俗。另一方面，楚國高級貴族中也有保持本族葬俗拒絕人殉或陪葬者。楚人遷居江漢地區歷時既久，櫛蠻風，沐越雨，潛移默化，其精神文化比中原帶有較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氣息、神秘意味和浪漫色彩，逐漸地形成了南方的流派。其中，俑葬是最楚人最富浪漫色彩和創造力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