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剛伯

1896年12月4日生於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區三斗坪鎮梅花村（繞圍坡）。自幼受留日回國的父親沈莘庵之教誨，讀畢《左傳》、《國語》、《國策》、《國禮》、《禮記》后，於11歲入湖北方言學堂，14歲（1910年）畢業后，進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1917年畢業。1924年考取官費留學，入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埃及學、英國史、憲政史。

1927年回國，經俞大維介紹，至中山大學任教，1931年到南京任台灣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先後開設“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臘史”、“羅馬史”、“英國史”、“俄國史”、“印度史”、“法國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論”等專門史和國別史的一系列課程。當時能在中國大學里專門講授如此繁多的世界歷史課的國內尚無第二人，實為在中國開闢世界史研究的先驅，且是一位有史學、史才、史識和史德的學者。他講課娓娓道來，如同目擊，猶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滔滔不絕卻又有條不紊。沈剛伯和地理系胡煥庸是當時中大最叫座的教授。

沈剛伯有一隻裝有重要手稿的從不示人的小箱子，學生稱之為“八寶箱”，而他從不去出版專著，也不曾發表過一篇長篇的學術論文，他把精力孜孜不倦地放在教課和開設更多新課上，而他的學術業績都在受業學生的筆記上。對此，他解釋說：“學無止境，思想見解有不斷演進，對事物評價並非一成不變。但有些人少壯時以某學說一舉成名，經其餘生，則全力以辯護（其）舊說；雖或自覺昨非而今是，也缺乏承認之勇氣，結果（其）學向恆無進益。所以真正代表一個人思想的，應是他身後遺留的著作。”

1942年秋，他繼金毓黻出任中大歷史系主任，他為提倡對西北邊疆問題之研究，組織邊疆研究會，延請專家講授維吾爾文，聘韓儒林講新疆史、蒙古史，請金毓黻開“東北史”課程。所以，在國內大學的歷史系中重視邊疆史研究者，首推他主持的中大歷史系。

1944年，他到在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任教授。1946年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1947年改名台灣政治大學）任教，仍在中大歷史系兼任教授。

1948年沈剛伯應教育部長朱家驊堅請同赴台北協辦台灣大學，遂去台大任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在1948～1969年主院期間，他為推進院務和提高學術水準不遺餘力，設立了考古人類學系、圖書館系，加上原有的中文、外文、歷史、哲學四系，使台大文學院有了六個系。1949年增設文科研究所，後於1956年增擴為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考古人類學4個研究所，1966年又增設外國語研究所。1967年起中國文學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招收博士班，把歷史研究所的碩士班分為一般史學、近代史、中國藝術史三組。沈剛伯於1954年3月與在台史學家組織成立了台灣的中國歷史學會，任理事長，理事會與監事會成員中有胡適、張其昀、方豪、錢穆、李濟、姚從吾、羅家倫、蔣廷黻、蕭一山、勞干、郭廷以、劉崇鋐、張貴永、董作賓、毛子水、朱家驊、李宗侗、凌純聲等學者。

1957～1972年間，沈剛伯與李濟在台灣共同主“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工作，主持了東亞各國漢學家與西方各國漢學家之間的許多學術活動，對台灣的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起到了鼓勵和推進作用。1970年沈剛伯以其學貫中西、開史學新風、對中國史學及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關係的獨到見解，被遴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沈剛伯於1965年70歲時患有肺癌，卻長年與病魔抗爭，並繼續主持文學院，1969年辭去院長后仍堅持教學與研究工作， 1977年7月31日終因心臟衰竭而病逝，享年82歲。

果應其許，在沈剛伯逝世后5年的1982年10月由台灣《中央日報》出版社出版了《沈剛伯先生文集》上下兩卷，每卷50餘萬字，堪稱巨著，書中分歷史、哲學、文學、教育、世局、記事等多項，成為了真正代表沈剛伯其人的見解與思想。

沈剛伯賦性淡泊，不重修飾，長年一席長衫，一頭亂髮，一支香煙，被譽為“台大一景”。對學生“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1976年他80壽辰時，學生為之編印《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