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

李端棻，字苾園，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縣（今衡陽市衡南縣）人，出生於貴州省貴築縣（今貴陽）人，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由叔父李朝儀教養成人。

1852年，李端棻補博士弟子員。

同治元年(1862年)，應順天鄉試中舉，次年會試中進士，入翰林院任編修。以直言不諱著稱，擢內閣學士，為大學士倭仁、尚書羅敦衍所器重。

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任雲南學政時，正當雲南政局混亂，文教事業每況愈下，跋山涉水，足跡遍全省，認真考核各地生員，多方促進。不數年，雲南的文教大有振興。

因文學而受清同治、光緒兩朝知遇，歷任山西、廣東、雲南、四川及山東等省鄉試主考官及順天鄉試、會試總裁，全國會試副總裁。

光緒十五年（1889年），李端棻主考廣東鄉試，十分賞識年僅十七歲的梁啟超，將堂妹李惠仙許配給梁啟超，后遷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倉場總督。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折》，建議在全國進行教育體制改革，奏請改革專習考據、詞章、帖括的舊式書院，在全國遍設新式學堂，首都設京師大學堂，各省的府州縣遍設各級學堂，開設外文、算學、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和外國歷史；還建議設藏書樓（圖書館）、儀器院、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留學生出國留學。遭到清朝王公大臣奕訢、剛毅的反對，暫時擱置。後來李端棻的這一奏請，旋即被總理衙門審議通過和光緒皇帝降旨允准，於兩年後逐一付諸實施，為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創建立下了汗馬功勞，從而敲響了封建教育制度的喪鐘，拉開了向近代教育轉型的序幕。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前，李端棻向光緒皇帝密薦康有為、譚嗣同，變法時，李端棻積極參與，光緒帝將其破格擢任為禮部尚書，大力推行新政。“戊戌變法”失敗后，光緒皇帝被軟禁，李端棻被革職流放新疆，中道滯留甘州。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赦回貴陽。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貴州巡撫聘李端棻主持貴州經世學堂講席。李端棻、於德楷、樂嘉藻（采丞）、李裕增四人出於“謀黔省教育之發展，振興貴州文化，培養新學師資以應教育發展之需求”的目的，創設貴陽公立師範學堂（該學堂是貴州第一所師範學校）。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底，李端棻聯合士紳於德楷、唐爾鏞、任可澄、華之鴻等，將原設北書院的貴陽府中學堂移至雪涯洞，改設為貴陽中學堂。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貴陽中學堂改稱通省公立中學堂。貴陽公立師範學堂更名為貴州優級師範選科學堂。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在貴陽逝世，終年75歲。從弟李端榘子葆忠嗣，由繼子李葆忠將李端棻葬於貴陽大關口。

光緒十五年(1889)秋，衡陽籍內閣大學士李端棻為主考官典試廣東鄉試，福建王仁堪為同考官。此年為巳丑恩科，考生雲集。作為主考官的李端棻見梁啟超少年倜儻，俊秀儒雅，便格外留心。及至閱其文章，見其文熔經鑄史，言辭犀利，氣勢沛然，與自己的心思頗有默契，便點為第八名，並親率梁啟超入京會考，考後多次約見。幾經會晤，言談中，李端棻見他溫文爾雅，謙恭有禮，知其有憂國憂民、胸懷四方之志，久后必成大器，遂萌生聯姻之意，慨而作媒，將自己堂妹——京兆尹李朝儀的千金李蕙仙相許配，成就了一樁好姻緣，李梁聯姻一時傳為佳話。

光緒十七年(1891)，梁啟超前往北京與李蕙仙完婚。梁啟超初至北京，語言不通，賢妻教之以京腔，幫助消除語言上的障礙。在京期間，梁啟超與李端棻朝夕相處，每相聚之時，娓娓而談“西學”，侃侃而論“維新”，師友相待，無話不談。李端棻與梁啟超的關係可謂情同父子。梁啟超曾說：“啟超以光緒己丑受學貴築李公，旋婿公妹，飲食教誨於公者數十年。”字裡行間表達了對李端棻的敬愛之情。1889年至1898年十年間，梁啟超到京師多寓住在李端棻府第，李端棻利用自己的政治關係為梁啟超援引，使梁得以結交各界名流。梁啟超由一個未經世事的年少書生成長為倡導變法維新的領軍人物，與李端棻的一手栽培提拔息息相關。李端棻與梁啟超建立密切的關係，為策劃維新變法提供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后，光緒帝“欲興庶政而圖自強”，降詔徵求“通達中外能周濟時用之才”。不料時過數月，應者寥寥。光緒帝多次降旨求賢，但朝中大臣懾於慈禧太后的淫威，為保全自身的福祿富貴，極力阻撓革新。唯李端棻竭力保薦了16位俊彥維新之士，其中包括創建自立軍、從容就義的唐才常，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熊希齡，貴州提督學政嚴修，用進化論研究中國歷史的夏曾佑等。僅此，李端棻的功績可光耀千古。甲午戰敗反映出中華民族深刻的社會矛盾和民族危機，更加暴露了清政府腐敗無能的本質，先知先覺的李端棻與康有為、梁啟超力求國家振興、民族富強，共同謀劃上書光緒皇帝。他們聯絡了十八省的舉人，在北京松筠庵集會，號召了一千三百餘人聯名上書，請求“下詔鼓天下之氣”、“變法成天下之治”，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現存上書的題名錄共計603人。作為朝廷大臣的李端棻不便公開支持，但其中李氏一門參加上書的就有李端棻的堂兄弟李端啟、李端榮、李端慨、李端檢，另其親戚故舊若干人參與上書。

康有為是眾所周知的維新變法的風雲人物，但是如果沒有李端棻竭力保薦，使其與光緒帝相見，恐怕百日維新的曇花一現也只能是一廂情願。李端棻與康有為結緣，自然始於梁啟超。李端棻、康有為皆為梁啟超的老師。李端棻為朝廷重臣，又長康有為25歲，故康有為對之一直是尊敬有加，以苾園老稱之。光緒十四年(1888)，康有為蘸起熱血，慨然寫成《上清帝第一書》，本答應薦舉轉呈的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在看了上書之後，恐獲罪最終未上達皇帝。后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雖多次上書，極言變法維新，由於位卑言輕，絲毫不起作用。光緒二十四年(1898)7月24日，李端棻向光緒帝上奏，密保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光緒閱后，認為李端棻所言屬實，但因公車上書的事，慈禧恨透了康有為、梁啟超，光緒不敢公開授官職，只任命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四人充當軍機處章京，由他們與康有為、梁啟超聯繫變法事宜。因為引薦是秘密進行的，所以李端棻在戊戌變法中的保舉之功鮮有人知。

變法需要人才，薦舉維新人士是李端棻施行變法思想的第一步，此舉為變法爭取了必要的人才條件。

抗疏維新冠九卿——組織變法

光緒二十二年(1896)6月12日李端棻上奏《請推廣學校折》。這一奏摺是戊戌變法的教育改革指針，后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綱領性文件。它表面是講教育制度，但實際上已觸及到封建用人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學校普及之時，也就是科舉廢棄之日。許多靠科舉晉陞為官的朝臣，擔心一旦廢了科舉，自身的官職難保，深感恐懼不安，乃多方阻撓辦學工作的進行。自1896年6月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折》至1898年6月，前後兩年之久，擬辦的京師大學堂仍在“議行”過程中。對此，光緒帝很不滿意，遂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下《定國是詔》重申：“京師大學堂乃各省之倡，應首先普及……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接著，又於1898年7月2日下詔宣布廢除八股。7月5日再次詔諭，敦促加緊開辦京師大學堂。李端棻以《請推廣學校折》投身於變法，從而促成了康有為、梁啟超變法之根本在興學育才上的實現，提出維新教育的變法綱領，為維新教育指明了方向，並貫穿近代中國教育制度的改革。其倡導的京師大學堂創辦於1898年5月，為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大學，是戊戌維新留下的最重要的改革成果。因此，李端棻是當之無愧的 中國近代教育之父。

1897年11月，膠州灣事件發生，康有為上《上清帝第五書》，指出光緒皇帝再不變法，國家將面臨亡國之禍：“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對於冒犯刑誅的《上清帝第五書》，無人敢為代遞。這時李端棻挺身而出，欲聯絡九卿上折支持康有為上書，但九卿中無一人敢聯名，李端棻最後決然一人上折，大言維新變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向光緒皇帝上《應詔統籌全局折》，請求大誓臣工、開制度局，遞交總理衙門后，立即引起了“京朝震動”。而此時原本策劃薦舉康有為的帝師翁同龢發生了動搖，對於康有為提出開制度局的變法主張，翁同龢表示極其反感，並最終放棄了保舉。直到3月11日，此折才呈到光緒皇帝手中，諭令議決，但最終被奕劻等守舊大臣否決。不開制度局，維新派就不能掌握變法的領導權，新政則難以推行，變法將會層層受阻，處於嚴重的危機中。在此千鈞一髮的時刻，作為支持維新變法的唯一中央大員，李端棻毅然堅持對康有為的薦舉，條陳具體變法事宜，這對於平衡當時變法的形勢，改善康有為等人所處的不利地位，無疑起了關鍵的作用，同時，李端棻的此舉增強了光緒帝重用維新派將變法進行到底的決心。李端棻始終如一地薦舉康有為，其原因在於他全心全意地致力於維新變法事業，時刻關心變法的榮辱成敗。

儘管李端棻知道變法的道路艱難，前途難料，但他仍不畏懼、灰心，仍然抓住時機，憑藉自己所處的官職和地位，向光緒屢屢上書諫言。

光緒二十四年(1898)7月24日，李端棻上《變法維新條陳當務之急折》，該折內容有：一請御門誓群臣、以定國是；二曰開懋勤殿，選通人入值，議定新法；三請改定六部之則例；四曰派朝士歸辦學校，請派各省通才辦學堂。此折其實是一份政治改革的綱領。而這時正是維新派開制度局受阻，康有為被守舊派圍攻驅逐之時。李端棻依據其“君民共主”的思想，提出“開懋勤殿”、“改定六部之則例”變法策略，實質比康有為所提出的“制度局”更勝一籌。其所言的“懋勤殿”相當於西方的議院，所言的“通才”不是由朝廷委派的官員，而是由臣民推選的維新人士，既有權制定法律，又能監督朝廷施行。選通人入懋勤殿即已涵蓋了對康有為等人的薦舉，可謂是“密薦康有為及譚嗣同堪大用”。

李端棻曾任刑部侍郎，深知幾千年來禮儀之邦的中國所流傳下來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一規矩的不合理性，且對於清代法律的弊端感同身受，因此要求議定新的法律。但如果一旦修改了舊法，必將動搖清廷樞臣后黨的現實地位和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抵制。康有為曾在被光緒召見時請刪裁則例，因李鴻章、榮祿的反對未能付諸實現。而今李端棻具折極言舊則例的積弊，請求刪定，受到光緒帝的重視。對於康有為開制度局的陳請，光緒皇帝的處理方法是按例交由部議；對於李端棻開懋勤殿的陳請，光緒皇帝最後“決意欲開懋勤殿”，打破交由部議的定例，直接向慈禧攤牌。光緒皇帝還親自擬定入值懋勤殿顧問官名單，由李端棻擔任首席顧問官，領導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顧問官以議制度。由此，李端棻在維新變法中的作用自然無庸置疑了。

1898年8月27日，光緒帝下詔令各部院堂官，督飭司員各將該衙門舊例細心修改，並於9月1、2日兩次詔諭吏部、戶部迅速刪定各衙門例案，令將例章仿照史表，分門別類列為一表。伴隨修改則例之舉的是裁減冗員。清廷機構龐雜、官員繁多是腐敗的溫床。李端棻曾任倉場總督，對漕員的閑置深知弊害，曾奏請裁撤，並自行辭職以示決心救治腐敗。光緒深受感動，不顧舊官僚的阻遏，毅然接受裁撤之諫，將鴻臚寺、太常寺、大理寺等閑置衙門裁汰，遂將變法維新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

1898年9月3日，光緒擢升李端棻為禮部尚書(相當於主管宣傳教育科研文化的副總理)，負責掌管全國的教育行政，同時提拔支持變法的翰林侍讀學士徐致靖、少詹事王錫蕃為左右侍郎。自此禮部皆有喜言新政的官員主持，從而言路大開，變法得以暢行。9月5日，在李端棻的力薦下光緒又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議新政事宜。李端棻到職尚書視事之後，就立即大刀闊斧地進行教育改革，將其興學育才的思想從上而下地開展起來，由京師遍及各省州府縣，立學堂取代科舉，以普及教育，將全國的教育變革事業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從李端棻薦舉康有為，到光緒皇帝任命禮部新堂官、軍機四卿;從李端棻提出開懋勤殿，到光緒皇帝決意開懋勤殿並親自擬定入值顧問官名單，作為濟難瑰偉之才的李端棻，受命於危難之中，“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的唯一人，在維新變法的過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9月21日，變法漸入高潮之時，慈禧太后公開出面訓政，廢除新政，發動政變，百日維新夭折。李端棻因密薦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首當其衝，被處以僅次於死刑的流刑。10月4日，慈禧向內閣下達懿旨：“李端棻濫保匪人，自請懲治一折，該尚書受恩深重，竟將大逆不道之康有為濫行保薦，並於召對時一再面陳，今據后檢舉，實屬有意取巧，未便以尋常濫保之例稍從未減，禮部尚書李端棻著即革職，發往新疆，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以示儆懲。”但今天人們在大讚康有為梁啟超維新功績，歌頌戊戌六君子為革命獻身的高尚氣節之時，卻少有人提到起到核心作用的功臣李端棻。

戊戌變法雖然以血染菜市口，康有為梁啟超流亡，光緒帝被幽禁，李端棻被流放而告終，但是在歷史車輪滾滾前進的道路上，慈禧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卻不得不接過李端棻所提出的教育、政治改革，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宣布實行“新政”。

1905年宣布停止科舉制度。

1906年，被迫進行憲政。戊戌維新的罪臣終成歷史的功臣。《清史稿》中有明證：“戊戌變法，德宗發憤圖強，用端棻等言，召用新進。百日維新，中外震仰，黨爭劇起，激成政變。”

整個戊戌變法中，光緒皇帝是推行者，康有為是倡導者，真正謀划策略的則是李端棻，其是兩者聯繫的橋樑，對變法起著關鍵樞紐的作用，是領袖層的核心。李端棻自1892年始，以刑部右侍郎進入清廷中央權力層，以後又轉任工部侍郎、倉場總督直至百日維新中的禮部尚書。作為光緒皇帝的股肱之臣，李端棻能夠直接就國家大事與光緒皇帝對話，對於清廷的重要決策起了重要作用。倘若沒有李端棻的牽線搭橋，嘔心瀝血地努力爭取，變法無疑是鏡中花水中月，李端棻在戊戌變法中的貢獻，相對於康梁有過之而無不及，乃戊戌變法當之無愧的領袖人物。

1896年時為刑部左侍郎時，李端棻向光緒皇帝上了一道《請推廣學校折》，首次提出設置“京師大學”的建議。

中國封建帝王時代的人事制度，千餘年來都是以科舉取士，清朝更規定科舉文章專用八股文，這嚴重束縛了人的思想，人們的聰明才智難以發揮。李端棻自1863年入翰林院至1896年從事學政三十三年，深知科舉制度專重考試、忽視教育的弊害，致使大量少年子弟因得不到就學機會，無由成才，難被任用——他的著作中曾有“帖括詞章誤此生”的詩句——遂萌生變革之意，而有舉辦學校之請，這與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所說“變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興在辦學”的觀點和主張相一致。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列強不斷侵略中國，而清政府軟弱無能，一味屈膝投降，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也一訂再訂。侵略者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霸道，為所欲為。究其原因，李端棻認為“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善也”，遂於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上奏《請推廣學校折》。這一奏摺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綱領性的文件。它表面是講教育制度，但實際上已觸及到封建用人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在這方面梁啟超也曾提出：“以科舉取士，必然觸及人才。故不惟八股當廢，即科舉亦當全廢。”人們知道，學校普及之時，也就是科舉廢棄之日。許多靠以科舉晉陞為官的朝臣，擔心一旦廢了科舉，則自身的官職難保，深感恐懼不安，乃多方阻撓辦學工作的進行。

對此情況，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也早有評述。先是康有為自己捐資創辦《萬國公報》，后改名《強學報》，由梁啟超、李夢華為編撰。同時還在北京開設強學會，以陳熾為會長，梁啟超為書記員。該學會所辦的事主要有五：一是編輯東西文書籍，二是創刊新報，三是開圖書館，四是設博物儀器院，五是建立政治學校。其開創中國組織協會學會之先河，康有為撰寫的《強學會》序曰：“痛述亡國后悲慘之狀，以激勵人心。”讀之者多為之淚下，故熱血沸盪，民氣賴伸，而守舊之徒惡之。御史楊崇伊上奏劾其私立會黨，顯干禁例請旨查封。強學會雖被封禁，但自此以後風氣漸開。至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月，御史胡孚實奏請解禁，於是將北京強學會改為官書局。

1896年五月十四日下詔宣布廢除八股。五月十七日再次詔諭，敦促加緊開辦京師大學堂。梁啟超對李端棻的《請推廣學校折》評價很高，擬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時，就是本著李氏奏摺的本意制訂了章程八章四十九節八十餘條。

李端棻在奏摺中除請辦學堂之外，還建議各省設藏書樓，在所建學堂中設儀器室，在京師設譯書館，並在京師與各省及繁華商埠設大報館，又建議選派優秀學生出國留學。這可稱為“一經五緯”，即以辦學堂為經，以其他五項為緯，他認為：“若此則中人之士皆可自勵於學，而奇才異能之士，其所成就，益遠且大。自十年之後，賢俊盈庭，不可勝用矣。以修內政，何政不舉，以雪國恥，何恥不除，上以恢列聖之遠憂，下以懾列強之狡詐，道未有急於此者。”此奏摺得到光緒帝的採納，這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不僅於1898年建立了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前身），接著各省的大學堂、中學堂也紛紛建起來了。

自光緒帝下《定國是詔》，宣布變法，“百日維新”開始，由於李端棻積極參與變法，屢上奏摺，請開學堂，定律例，開懋勤殿議制度，這在當時極端守舊的中央大臣中極為少見。所以梁啟超說：“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這一人，指的就是李端棻。

1898年7月22日李端棻被授職禮部尚書，負責掌管全國教育行政。依清朝官制慣例，必須滿漢兼顧。李氏乃漢族，因而又以滿族裕祿並任尚書。李端棻成為濟世瑰偉之才，在新進官員中，他的官職最高。

變法失敗后，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將光緒帝囚禁在南海NFDCB?台，並於同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將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殺害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李端棻以“保薦匪人”的罪名被革職，流放新疆。他在那年中秋節離開北京時曾有詩云：“怕聽中秋月有聲，要從菜市哭忠貞，幸予被遣為遷客，匹馬秋風出帝城。”由兵丁押解離京，踏上遠戍西域的旅途。一路艱辛，來到甘州（即今之張掖）。因病留甘州治療，後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以年老多病，被赦回黔，已六十九歲。1902年貴州巡撫聘他主持貴州通世學堂講席。那時學堂在貴州才是初辦，仍保持著過去書館的月課制度。李公覺得變法雖失敗了，但萌芽新政必須推行，自己有責任充當西方新學的傳播者，遂決定以獎掖後進、開通貴州風氣為己任。他在主持月課時，以《盧梭論》、《培根論》命題，闡發西方的民權、自由思想。他將盧梭與中國的孔子、孟子相提並論。學生們對此聞所未聞，嘩以為怪，並作竹枝詞說：“康梁餘黨至今多，請爾常將頸子摸，死到臨頭終不悔，敢將孔孟比盧梭。”有的還指責他：“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親，此君曾被康梁誤，復把康梁再誤人。”

李公不因受人誹謗而悔恨，只是為自己所講的內容不能被人們理解而感遺憾，乃作聯語一則，掛在學堂的牆上，以表心跡。聯語云：“我猶未免為鄉人，甫邀恩命釋回，莫補前愆，敢冒藐躬堪表率。師不必賢於弟子，所願英才崛起，突超先輩，庶幾垂老睹文明。”師生們讀後很感動，認為先生從遠處著筆，對地方人才流露出一片真情的期望。李端棻在去世前不久還給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去信說：“我雖年逾七十，志氣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猶將從諸君子之後，有所盡於國家矣。”其中拳拳愛國之心，至今讀來仍十分感人。

李端棻晚年在貴陽家中，於憂國憂民、執教講學之餘就是栽花種竹、飲酒賦詩。清代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春，李端棻與於德楷、樂嘉藻（采丞）、李裕增四人出於“謀黔省教育之發展，振興貴州文化，培養新學師資以應教育發展之需求”的目的，商議集資創設貴陽公立師範學堂。該學堂是貴州第一所師範學校學堂，以貴陽次南門外名勝雪涯洞、丁公祠、昭忠祠、來仙閣（今貴陽學院河濱校區，文化路校區）為校址，定名為“貴陽公立師範學堂”。貴陽公立師範學堂領導由創辦四人公推於德楷為總辦，其他三人為幫辦，樂嘉藻主持學堂日常事務，學堂重大事情由四人會議決定。學堂第一年招收學生30人。貴陽公立師範學堂即貴陽市師範學校的前身。據有關史料，“貴陽公立師範學堂”為全國第一所中等師範學堂。

光緒三十一年（1905）李端棻聯合貴陽士紳於德楷、任可澄、唐文鏞、華之鴻等將原設北書院的貴陽府中學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為貴陽中學堂，次年這個學堂改為通省公立中學堂。1908年該校又遷入河神廟新址，這就是現在貴陽一中的前身。臨終前數月，他雖是年逾古稀，步履維艱，但仍由人攙扶巡視貴陽各學堂，並竭力捐資助學。

李端棻墓位於貴陽市烏當區永樂鄉水塘村大關口松山半阜上，1987年經貴陽市人民政府公布為貴陽市文物保護單位。

李端棻紀念碑位於貴陽市勇烈路中段樓下，在2013年上半年由貴陽市文物部門在此處樹立了一塊書卷妝的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