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亞明

1964年（甲辰），龍年的處暑節氣剛過，李亞明生於浙江省臨安市。自幼浪跡苕溪之岸、青山湖之畔、錢王陵之側、功臣塔之閣、玲瓏山與天目山之麓。

臨安，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王錢鏐故里。錢鏐在唐昭宗時，因討伐叛唐自立“大越羅平國”的董昌有功而被任命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並先後被封為越王和吳王；朱溫篡唐建梁后，被封為吳越王；後唐滅梁后，錢鏐又向後唐上表稱臣，獲吳越國王、天下兵馬都元帥稱號。

李亞明1983年畢業於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中文系並獲文學學士學位，分配到浙江中醫學院醫古文教研室任教。訓詁學家郭在貽先生寫信勉勵李亞明：“走上工作崗位，在人生的途程中便跨進了一個新時代。學習條件固不及在校之時，但是鍛煉的機會是比在校時為多。”

同年，日本漢學家波多野太郎先生為李亞明《中國語學論文集》 所撰的《敘》預言：“嗣後李君自強不息，穎脫而出，亦不可測。”

1985年考入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攻讀漢語史專業，連年獲全校研究生優秀論文一等獎。1988年畢業並獲文學碩士學位，分配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

1989年到北京市基層鍛煉。

1992年調中國最老牌的出版社之一——中華書局，任語言文字圖書和辭書編輯。

2000年起，歷任國家某部委出版社編輯、主任編輯、編輯部主任。

2003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攻讀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學位。此前，李亞明就讀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中文系時的老師，前浙江省語言學會會長、浙江大學教授祝鴻熹先生在致函中表示：“她（王寧先生）對您的與人很少交流有些擔心，認為這可能影響到您的治學：很用功，有自己的想法，但可能鑽研過甚，與學術界隔膜，對前賢時修已有成果如何正確而準確地理解、接受也許把握上有欠缺，以致有的文章寫得難懂或邏輯不夠清晰。我也有同感，但我一直以為是我自身落伍或理論修養不夠所致。我坦率地告訴她，正因為您在科研上還有不夠上檔次之處，亟需名師點撥引導，走上正軌。我向她保證：有幸錄取的話（當然這完全取決於您的成績和她的決定），我一定好好同您交流，改掉‘自閉’的現狀，力戒自傲或刻意求異，接受嚴格的理論、實踐上的要求和磨鍊。”並鼓勵：“我對前景抱有信心，希望您也鼓足勇氣，樹立信心。”入學后，王寧先生反覆告戒李亞明要虛心接受嚴格而系統的學術素養的訓練，端正學風和文風，擯棄“野路子”，繼承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精華。

2006年畢業並獲文學博士學位，歷任國家某部委出版社編審、總編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總編室主任。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杭州大學是浙江省的重點綜合性大學，中文系彙集了姜亮夫、夏承燾、王駕吾、蔣禮鴻、任銘善、祝鴻熹、郭在貽等一批國學名師。姜亮夫先生（1902-1995）是著名的音韻學、楚辭學、敦煌學、歷史文獻學家，曾師從炳麟（太炎）先生（1869-1936）。1998年9月，杭州大學併入教育部直屬的國家“985工程”重點建設大學——浙江大學。

李亞明攻讀漢語史專業碩士學位的東北師範大學，是教育部直屬的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20世紀80年代，中文系彙集了楊公驥、孫常敘（曉野）、何善周、蘇興、王鳳陽等一批名師。李亞明根據時任中文系主任的導師劉禾先生的指導，精讀《說文解字》、《荀子》、《呂氏春秋》、《爾雅》等先秦兩漢文獻，夯實根基。劉禾先生師從孫常敘（曉野）先生，孫常敘（曉野）先生師從號稱“甲骨四堂”之一的羅振玉以及古文字學家高亨，高亨師從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1873-1929）和國學大師王國維（1877-1927）。

李亞明攻讀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學位的北京師範大學，是教育部直屬的國家“985工程”重點建設大學，章黃學派的重鎮。根據導師王寧先生的指導，李亞明精讀《說文解字》、《孟子》、《周禮·考工記》等先秦兩漢文獻，再度夯實根基。

王寧先生是王國維的侄孫女，師從訓詁學家陸宗達（穎民）先生（1905-1988），陸宗達先生師從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黃侃（季剛）先生（1886-1935），黃侃先生師從樸學大師章太炎先生，遠紹漢唐，近承乾嘉，開創了章黃學派。由此繼續上溯，章太炎先生師從清末樸學大師俞樾（1821-1907），俞樾師從號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國藩（1811-1872）。從學術淵源來看，章黃學派繼承了漢代古文經學和清代乾嘉學派樸實嚴謹的學風，進行字詞、名物、制度等考據，既不同於以王國維為代表的實證派，也不同於以胡適為代表的疑古派；章黃學派的下游，主要彙集在北京師範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台灣師範大學等院校。

迄今發表訓詁學、漢語辭彙學、古籍整理、辭書學等方面學術論文90餘篇。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1．傳統訓詁學

（1）文獻訓釋

李亞明在先秦文獻訓釋方面，曾對聞一多《爾雅新義》中《釋詁》“君也”條的釋義提出商榷；考證《荀子》中《禮論》、《榮辱》、《王制》、《大略》、《儒效》、《非十二子》等篇的釋義，並對《文史》第五輯和第六輯刊載包遵信《讀荀子札記》（上）（下）中的六條釋義提出商榷；對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1984年第1版）中有關《勸學》、《當染》、《音律》、《首時》等篇的釋義提出商榷；對北京大學《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關於《戰國策·楚策》“加己”的釋義提出商榷；對劉如瑛《<孟子>箋校商補》（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中的部分內容提出商榷。在中古文獻訓詁考釋方面，李亞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杭州大學中文系學習期間，耳聞目濡，手不釋卷《太平廣記》，積累語料素材。1983年，在日本《中國語學》總第230號發表《〈太平廣記〉詞語札記》，考釋《太平廣記》近20條詞語新義；1984年，在《中國語學論文集·太平廣記篇》繼續考釋《太平廣記》詞語新義，並關注中古漢語一種特殊的被動句式。90年代，李亞明整理《太平廣記》所見一組時間副詞和一組疑問代詞，形成《讀〈太平廣記〉小札》，並對周志鋒提出的商榷作出回應；李亞明還曾對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有關釋義提出商榷，認為“質”字在南朝、隋、唐、宋及至明代的中、近古漢語中，屢有“形貌”義的用法，劉基《賣柑者言》“玉質”之“質”應訓為“形貌”而非“質地”；李亞明還根據就讀杭州大學時的老師蔣禮鴻先生《義府續貂》（增訂本）（中華書局1987年第2版）自存本所作的親筆箋補，輯錄整理《義府續貂》增訂內容。

（2）雅書訓詁體式發明

李亞明對以《爾雅》為主的雅書有系列研究。李亞明辨正《爾雅》書名含義，論證《爾雅》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重要地位，總結有關《爾雅》作者和成書年代的各種觀點，認為《爾雅》的作者非一人或數人所能概言，成書年代也非某一特定朝代所能涵括，而是經過較長時期許多訓詁學者的積累和增補而逐漸成型的。李亞明早期從詞典釋義的概括性原則、區別性原則和規範性原則3個方面論證《爾雅》是一部由義類彙編和百科詮釋構成的綜合性義類詞典，《廣雅》的性質亦與此相似；晚期受王寧學術思想影響，逐條辨明《爾雅》與《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及其傳注的關係，推翻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爾雅》“實自為一書，不附經義”的觀點，認為《爾雅》與諸經傳注均有不同程度的關聯，也推翻了自己早期認為《爾雅》是綜合性義類詞典的觀點，轉而認為《爾雅》中大量詞目與釋文臨時關係詮釋的類型，並不符合詞典釋義的概括性原則，因此，《爾雅》只是經書訓詁的彙編，即同訓纂集。在《爾雅》與《方言》的異同方面，李亞明認為《爾雅》因其同而通，注重共同語、書面材料，基本上收錄類義詞；而《方言》則因其異而通，注重異地方言時間的發展和空間的現狀，收錄相當數量的同音詞。在《爾雅》前二篇《釋詁》和《釋言》的異同方面，李亞明認為並無本質區別。20世紀90年代，李亞明總結《爾雅》“連言為訓”體例的十種類型，對其作概括評價；並繼王念孫手批《爾雅義疏》寫本（即節本）勘誤按語、肖璋《王石刪訂〈爾雅義疏〉聲的謬誤述補》、張永言《論郝懿行的〈爾雅義流〉》、郭在貽《談郝懿行的〈爾雅義疏〉》之後，分析清代郝懿行《爾雅義疏》對《爾雅》原義任意增附所導致釋義錯誤的五種類型。

2．現代訓詁學

（1）與文化學接軌的訓詁學

20世紀80年代，李亞明認為，訓詁廣義之“境”，包括作者、地域、題材、體裁、主旨、文風、源流、上下文語法制約以及古注之“境”等許多因素，主張訓詁學者在訓詁學研究中應自覺培養和加強“史”的觀念和“境”的觀念，但同時應持一種通達觀，注意從具體意義出發理解具體詞語，不受兩種觀念的羈絆；主張把人的價值放在首要位置，從訓詁中獲得真善美的啟示。90年代，李亞明強調現代人對傳統文化的主體性決定作用，並進而認為訓詁蘊涵了漢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心理狀態、精神風貌等思想文化的最本質特徵；訓詁學只有自覺地將自身整個融入漢民族傳統文化之中，才能煥發出新的生機。

（2）與漢語歷史語義學接軌的訓詁學

20世紀80年代，李亞明主張在理解和運用遞訓時，應注意一義多詞與一詞多義的種種複雜現象，不能輕易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隨機關係的詞或義混為必然關係。21世紀初，李亞明接受陸宗達先生和王寧先生訓詁學理論的辭彙語義觀，從訓釋方式、訓釋詞語與現代漢語雙音複合詞的關係等方面分析《孟子》趙岐注同義連用訓釋並列式短語的類型，並以該種訓釋詞語在現代漢語的流變形式為參照，總結漢語辭彙化的成因。李亞明還運用義素二分法，通過比較、分析清代王言（慎旃）纂《連文釋義》和《現代漢語詞典》的同形雙音並列詞語，探討其歷史傳承方式和類型。

（3）融會文化學與漢語歷史語義學的訓詁學

1995年，李亞明概括訓詁學現代化的三種內涵——建立和完善以語言學理論為指導的規範的學科體系；依據訓詁闡釋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吸取和移植各學科方法論精華，充分運用多層次研究方法。該年，李亞明作為中華書局編輯，受邀參加台灣地區訓詁學會學術研討會，並作首席大會發言，倡導建立多層次綜合性訓詁學方法論體系。會間，有討論者質疑該體系中的文化學方向與詞義學方向互相矛盾，李亞明回應：訓詁學要兩條腿走路，其文化學方向與詞義學方向并行不悖。21世紀初，李亞明主張在《爾雅》研究中採取多方位視角，把詞義研究和文化闡釋共同作為《爾雅》研究的目標。李亞明在訓詁學與中國傳統物質層文化、制度層文化和心理層文化的接軌方面均有所嘗試，在全面類聚並整理《考工記》手工業詞語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傳統訓詁學的訓詁原理、語義觀念以及辭彙語義學原理，考證並分析《考工記》文化系統，揭示了《考工記》訓詁所蘊涵的車輿、兵器、玉器、樂鍾、營國、溝洫等物質層文化，職官、度量衡等制度層文化，時間、空間等心理層文化。例如，結合考古和文獻總結“圭”的形制；考證並分析《考工記》手工業職官系統；梳理先秦手工業度量衡單位系統，從度量衡單位的比例關係和成品的度量衡比例關係兩個方面考察《考工記》的比例關係即比值關係。李亞明還曾從《爾雅·釋天》管窺中國古代的季節劃分；考察“統言”和“析言”之間關係的類型，並將其納入以詞義範疇為紐結的概念形式系統，上升為“共相”和“殊相”的認識論關係；認為反訓植根於東方樸素辯證邏輯的二值互補系統，相當於“語義對立詞”（Ambivalent word）。

1. 詞義學

20世紀80年代，李亞明主張從史的角度探討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從揭示思維方式及其軌跡的角度展開詞義研究。作為嘗試，李亞明從抽象的形成過程和觀念的可析離性分析古代漢語詞義脫落現象，認為脫落是從感性的複合形象過渡到理性的簡單抽象的結果。李亞明的碩士學位論文《古代漢語詞義範疇》 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為主要考察對象，探討古代漢語里以詞義引申過程中概念的中介作用為基礎的詞義範疇體系，總結由詞義範疇和語法詞性凝成的詞義引申模式的具體表現形式及其實現方式。李亞明還以《爾雅》和《廣雅》的訓釋詞語為考察對象，進行語義成分分析。21世紀初，李亞明認同王寧先生的辭彙語義觀——堅持辭彙和詞義的系統觀，是重建與完善漢語辭彙語義學的必要前提和基本原則，對於重建與完善漢語辭彙語義學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李亞明的博士學位論文《<周禮·考工記>先秦手工業詞語系統研究》在全面整理《考工記》詞語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傳統訓詁學的訓詁原理、語義觀念以及辭彙語義學原理類聚《考工記》辭彙，描寫《考工記》詞語之間的各種關係，以全面地理解《考工記》詞語所表示的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準確地掌握《考工記》的詞語在不同語言環境中所表示的含義；在《考工記》詞語分類整理和詞義訓釋的基礎上，以基於辯證法的系統方法論為指導，通過描寫和論證《考工記》詞語關係的層次性、關聯性、有序性和立體性諸特徵，證明先秦手工業專科詞語的系統性，進而總結相關的漢語辭彙語義規律，以豐富和發展漢語辭彙語義學。圍繞《周禮·考工記》詞語系統，李亞明運用義素二分法（Dichotomy of Sememe）——即現代訓詁學在利用義界對詞義內部結構分析時，把詞的義位切分為“表義素+類義素”兩部分的方法，類聚、梳理並分析《考工記》的原材料、職官、行為、性狀、時空、色彩、車輿、兵器、玉器、樂鍾、營國、溝洫等詞語系統，歸納《考工記》詞語的一般與個別、整體與部分的層次關係，縱向、上下和橫向的結構關聯，以及由此形成詞語立體網路所體現的事物聯繫的普遍性，取得了系列成果。

2.詞法學

20世紀90年代，李亞明通過對現代漢語中由摘取原詞語最主要資訊複合而成的複合縮略詞語的考察和分析，總結出五種結構類型；同時，通過對港台地區通用的由摘取原詞語最主要資訊複合而成的複合縮略詞語的考察和分析，也總結出五種結構類型。21世紀初，李亞明認同王寧先生“動名形的語法形式實際上取決於語義關係”的觀點，通過對《考工記》名物義位與性狀義位同詞形，名物義位與行為義位同詞形，性狀義位與行為義位同詞形，名物義位、性狀義位與行為義位同詞形等現象的描述和分析，探討該文獻“名-形-動”同詞形的語義基礎，從中看到漢語名詞、形容詞和動詞之間的詞義淵源，進而證實漢語語義和語法的有機關聯、協同發展。李亞明運用同理探討該文獻“名-量”同詞形的語義基礎，看到漢語名詞和量詞之間的詞義淵源，同樣證實了漢語語義和語法的有機關聯、協同發展。

1. 古籍整理

1995年，李亞明受邀參加台灣地區訓詁學會學術研討會，順道參訪“中央研究院”、台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高雄）、輔仁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台南師範學院等機構，認為海峽兩岸的古籍整理界各有所長，故應互惠互利，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繁榮。古籍整理實踐方面，李亞明曾考辨焦循《孟子正義》對趙岐注的承襲態度；增補沈兼士《系統的文字學參考書目舉要》；參與《容齋隨筆》類編譯註。

2. 辭書學

辭書學理論方面，李亞明20世紀90年代即倡導建立一套由辭書編輯出版責任機制、辭書出版管理宏觀調控機制和社會監督機制三個方面構成的辭書質量保障體系，呼籲加強辭書編校質量管理，促進辭書出版事業繁榮。1995年，李亞明在哈爾濱召開的中國辭書學會第二屆年會上，總結了各大語種類語詞典編纂出版情況，探討類語詞典分類標準及類語詞典編纂中詞義範疇的導入等問題。辭書編纂實踐方面，李亞明20世紀80年代就曾嘗試在《中國語學論文集》“成語增補篇”中增補成語；曾對“抒情詩”的內涵和外延提出意見。21世紀初，李亞明通過與《考工記》比核，發現《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相關詞語釋義欠安和義項疏漏的問題。其後，繼續通過與《考工記》比核，再次探討語文辭書詞目失衡、義項疏漏、理據缺失、義界不清、循環乞貸和釋義欠安等問題。為了分別為來自英語、日語、法語、德語和俄語國家的留學生在北京和上海進行社會交際提供有效的語言幫助，李亞明主編對外漢語口語系列工具書十部——《北京口語英語詞典》、《北京口語日語詞典》、《北京口語法語詞典》、《北京口語德語詞典》、《北京口語俄語詞典》（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版）以及《漢英上海口語詞典》、《漢日上海口語詞典》、《漢法上海口語詞典》、《漢德上海口語詞典》、《漢俄上海口語詞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填補了對外漢語教學史上以方言口語為解釋對象的漢外雙語詞典的空白。

李亞明還參與了國家“十一五”和“十二五”出版規劃重大項目《辭源》修訂工作，以及由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語言學名詞審定委員會發布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語言學名詞》子項目《訓詁學》的編製工作。在中華書局期間，起草《中華辭海》“框架設計工作細則”、“編寫技術規範”、“單字編纂體例”、“古語詞編纂體例”和“語言文字學科框架設計說明”等材料，設計“語言文字學分類詞目表”，並承擔《中華辭海》單字、語詞、成語和語言文字學科四個部分的作者隊伍組建、稿件審讀及編輯加工等一系列工作。參與責編並編纂《中華字典》，起草字典的編寫條例、編寫補充要求、審稿方案、審改要點、清樣通讀校改注意事項和凡例等，同時對書稿的質量提出重要修改意見，對書稿中存在的字頭遺漏、釋義不確、體例不一等大量問題進行增補或修改或統一，數易其稿，較好地解決了書稿加工過程中的疑難問題，該字典獲中華書局1999年優秀圖書一等獎。此外，李亞明還曾兼任大型百科詞典《辭天》主編助理，負責框架設計、詞目制訂和樣條審讀工作；參編《康熙字典通解》（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諸子百家大辭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辭書；參編《新文化古代漢語》（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撰《古代漢語工具書的使用》和《古代漢語重點詞語彙釋》兩大部分；對“百科全書”的內涵和外延提出意見。

3.社會語言學

21世紀初，李亞明參加由應用語言學家於根元發起的以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學院師生為主體的語言哲學沙龍。沙龍集體發言內容形成《語言以人為本——第二輪語言哲學對話》（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和《語言的輪休和充電——第三輪語言哲學對話》（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年版）；李亞明個人發言內容形成《兩種“套話”》、《語言的休眠、復甦與新陳代謝》、《把握語言的生活內涵》、《以人為本——廣告語言的生命》、等社會語言學論文，對於總結語言發展的規律，預測語言未來的趨勢，制訂國家語言文字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4. 對外漢語教學

2007年，李亞明參加中央黨校直屬機關分校國家某部委班學習時，通過對廣播電視對外宣傳和漢語國際推廣這兩項國家對外文化工作現狀的考察，探討其互動關係，提出促進廣播電視對外宣傳與漢語國際推廣互動的目標，以及具體實施策略，以圖解決廣播電視對外宣傳與漢語國際推廣這兩項工作脫節的問題，對於增強我國國家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提高我國國際地位，起到了積極作用；所撰《論廣播電視對外宣傳與漢語國際推廣的互動策略》 一文在國家某部委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徵文活動中獲獎。

（四）漢語學術史述評

李亞明曾開展一些漢語學術史述評，包括：梳理20世紀文化語言學著作出版情況；評論《漢字語言功能論》；介紹荷蘭語言學家Van Dijk的話語分析理論著作漢譯本《話語·心理·社會》；介紹台灣地區的章黃學派下游；等等。90年代後期，李亞明反思文化語言學，主張處理好繼承與創新、建設與攻破、求實與務虛、微觀與宏觀、依附與獨立、嚴謹與大膽、穩健與速成、質量與數量、獨創與借鑒、批評與吹捧等十種關係。21世紀初，李亞明梳理陸宗達先生和王寧先生訓詁學理論的辭彙語義觀、文化觀、語法觀，以及辭書學理論，介紹陸宗達先生和王寧先生訓詁學理論的辭彙語義觀所注意到的文獻言語環境對文意訓釋的限定作用（即文獻言語環境中的文意訓釋具有特定的附加義），宣傳詞義訓釋與文意訓釋的學理及其對古籍整理和辭書編纂的指導意義。

哲學方面，李亞明把人在概念抽象活動中的主體性作用歸結為四個方面，並總結人對意義的主體性決定的主要類型——意義與所指的邏輯同構關係是通過主體的選擇機制實現的；有些意義由主體的認識定勢和認識結構所決定；有些意義由主體的情感體驗和評價態度所決定；對文本的意義再構造是由主體的理解和解釋決定的。歷史學方面，李亞明根據翔實歷史記載，論證南沙群島歷來是中國領土，並逐一列出中國南沙島礁名稱。修辭學方面，李亞明在《中國語學論文集·修辭篇》中提出過多種新的修辭格。

方言學方面，李亞明的學士學位論文《上虞方言本字考》 考證上虞方言本字；思辨現代漢語共同語的整化與分化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文字學方面，李亞明曾以“知常”的筆名，介紹“六書”中“孳乳”的定義、規律和類型。

李亞明在中華書局期間，責編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八五”和“九五”規劃項目圖書七種。其中《敦煌變文校注》吸收採納了李亞明對《伍子胥變文》注[88]、注[117]、《漢將王陵變》注[23]、《前漢劉家太子傳》注[30]、《燕子賦》（二）注[76]等處的審讀意見，成為迄今收錄篇數最多、校勘最細、註釋最精的敦煌變文集，被姜亮夫先生譽為“敦煌變文校理之集成之作”，榮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和第二屆全國古籍優秀圖書獎一等獎；

李亞明責編的《新編全本季木藏陶》是研究中國最古老文字——陶文及古代工官制度、姓名制度、度量衡制度和地理沿革的寶貴資料，“是研究陶文近五十年來所出的唯一一本專書，也是歷來收集陶文比較多的一本書”（周紹良語）。

李亞明在國家某部委出版社期間，主筆擬訂某部委出版社以及非時政類報刊《中國廣播影視》、《綜藝》、《電視指南》轉企改制方案，制訂出版社以及上述非時政類報刊轉企改制后的發展規劃；責編“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重點研究課題”、“全國廣播影視系統工程技術人員實用教材”、“21世紀中國影視藝術系列叢書”、“當代影視聲音系列叢書”、“廣播電視播音主持藝術系列叢書”等重點圖書，關注傳記類圖書市場，所策劃並實際主持、組織實施的15種傳記圖書登列暢銷書排行榜。

所策劃的《節目主持人通論》（修訂版）獲第一屆中國高校影視研究學術獎（教材獎）一等獎。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擔任《數字十年——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十八大特別報道》編輯出版工作的總協調人，協調該書的編寫、編輯、封面設計、印製等方面的工作；該書作為十八大代表唯一指定用書，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中央電視台多檔新聞節目報道了該書的出版動態。 2014年，擔任圖書《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總策劃之一。中央領導同志批示：“‘舌尖上的中國’使我國電視紀錄片實現了新的突破，要很好總結。其對我文化走出去、提升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核心價值觀都有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