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宗達

陸宗達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音韻研究、訓詁學、《說文解字》研究、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等方面。其中尤以訓詁學和《說文解字》研究為成就最突出。在音韻研究方面，他著有《集韻音系》《古韻譜》（未出版）和《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跋》（《國學季刊》1932年第3卷第1期）、《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稿後記》（《國學季刊》1935年第5卷第2期）、《音韻學概論》（《中國大學校刊》1935年）等。在訓詁學研究方面，1957年，他在《中國語文》第4期上發表了《談談訓詁學》一文，對訓詁學的實質進行了科學的闡釋，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1964年，他出版了《訓詁淺談》（北京出版社）一書，把訓詁學的內容與方法歸納為5個方面，即解釋詞義、解釋文意、分析句讀、說明修辭手段、闡述語法。該書作為訓詁學的科普讀物，聯繫實際，由淺入深，通俗易懂，深受讀者歡迎。1980年，他在此基礎上修訂補充，出版《訓詁簡論》（北京出版社）一書，認為訓詁學的任務不僅研究詞義，凡與解釋古書有關的章句以及古人表情達意的方式方法等都屬於訓詁學的範疇。后又出版《訓詁方法論》（合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此為中國專論訓詁方法的第一部著作。在《說文解字》研究方面，他發表了《介紹許慎的〈說文解字〉》（《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61年第3期）《〈說文解字〉的價值和功用》（北京師範大學《學術論叢》1979年第1輯）、《說文解字通論》（北京出版社，1981年）。在書中作者全面系統地歸納揭示了《說文解字》的內容和體例，從形、音、義三方面對許慎說解文字的方法進行科學的理論總結，對《說文解字》在語言文字諸多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深入淺出的論述，同時也客觀地指出了《說文解字》在體例編排、歸納方法等方面的局限性。在漢語語法研究方面，他與俞敏合著的《現代漢語語法》（上冊，群眾書店，1954年）一書，以北京口語為材料，同時運用古漢語、吳語、粵語、閩南話、客家話等四大方言的材料，用歷史方法和比較方法加以強調，書中對漢語形態變化和重疊形式等問題的論述引起語法學界的關注。他多年從事語言文字教學，為祖國的語言文字事業培養了許多優秀的人才。

陸宗達先生，祖籍浙江慈溪，1905年2月13日生於北京，192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文系。1926年追隨國學大師黃季剛先生，登堂入室，學習文字、聲韻、訓詁等傳統語言文字學，其時已有極深的學術造詣。新中國成立前歷任輔仁大學、馮庸大學（“九？一八”后馮庸大學遣往關內）、中國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民國大學等校教授。自1947年直至逝世，為北京師範大學專任教授，漢語文字學專業博士導師，第一、二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審組成員。他除講授文字、聲韻、訓詁學之外，還開設了《說文》學、《爾雅》學、《文選》學、《十三經》講讀、漢魏詩賦、現代漢語等多門類的課程。尤其精通以《說文解字》為中心的傳統文字訓詁學，是中國訓詁學學會的主要創始人，我國傳統語言文字學重要的繼承人。1988年2月13日逝世於北京。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封建皇朝已近崩潰，舊中國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當時，新舊文化處於交替、鬥爭而又並存的矛盾之中，陸先生幼年時所受的便是一種半新半舊的教育。他6歲附學於伯父的乾親楊家成立的學館，上午學三本小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四部大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下午講報，用當時宣傳革新的《啟蒙畫報》作教材，主要講每日時事。可謂子曰詩云、武訓辦學、辛亥革命兼學並蓄。他的啟蒙老師是一位忠於職守又講究氣節的文人，對他的童年有很深的影響。9歲時，楊家辭退了老師，他便也離開了學館。

1914年，陸先生投考當時的新學校師大附小，考的是二年級，學校特准他上三年級。那時初小四年、高小兩年，由於成績優異，五年級時他又提前考入四中。四中最早叫順天中學，此時已改稱國立四中，招住校生，開德文課。主課有國文、數學，第三年還開設了物理、化學、生物，同時開設體育課。在這裡，陸先生接受了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影響。入學的第二年，“五四”運動爆發，當時年僅13歲的他參加了街頭宣傳，並在護國寺演講時被捕，不久被釋放。從“五四”運動起，新思想的潮流湧進學校，封建意識再也束縛不住學生了。

陸先生在讀中學時，最愛好的是數學，很多連教師也解不出的難題，他都能解出來，所以，中學畢業后，他很想報考數學系，可是因為他學的是德文，而當時只有學英語才能考理學院，於是他便在1922年考上北京大學國文系預科，不久升入本科。北大的課分文學、語言和文獻三個專業，他選的課以語言專業為主，有錢玄同先生的音韻學、馬裕藻先生的古韻學、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學等。同時，他也選了一部分文學課，如黃節先生的漢魏六朝詩、劉毓盤先生的詞學。詞學課分詞律、詞選和專家詞三部分，還要求選課的人每兩周交一篇自填的詞。陸先生所填的詞很受劉先生的賞識。黃節先生也是一位對陸先生很有影響的老師。“九一八”事變前夕，黃先生贈給陸先生一幅集宋人詞句的對聯：“海棠如醉又是黃昏更能消幾番風雨，遼鶴歸來都無人管最可惜一片江山”這幅對聯直到陸先生去世前，一直掛在他的書房裡。黃先生的課，他的字，以及他的憂國之心，當時對陸先生的影響都很大。

1926年，陸宗達通過吳檢齋先生認識了黃侃（季剛）先生，當即為季剛先生的學問和治學方法所傾倒，於是拜季剛先生為師。1927年冬天，在季剛先生的提議下，他隨同季剛先生到了瀋陽，1928年，又隨季剛先生到了南京，和季剛先生的侄子黃焯一同住在教習房。在此期間，他路過上海，兩次親見章太炎先生，得到太炎先生的指導。在南京，他跟季剛先生學習以《說文解字》為中心的文字音韻訓詁學，深深體會了治學之甘苦。他在東北，就跟著季剛先生作了整整半年的《集韻》表，夜以繼日地伏案填格子，一百來天過了音韻關。到了南京，季剛先生便開始指導他研治《說文》。季剛先生的辦法很獨到：首先要連點三部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他對陸先生說：“一不要求全點對，二不要求都讀懂，三不要求全記住”。頭一部規定兩個月時間，點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問題，擱在一邊，讓陸先生再買一部來點。這樣三遍下來，有些開始不懂的問題自然而然懂了。之後，才開始看大徐本白文《說文解字》，學習的方法是，利用全書進行形音義的綜合系聯，就是把《說文解字》里有關一個字的散見在各處的形音義材料都集中在這個字的頭兒上。這種系聯工作工程相當大，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還需要對《說文》十分熟悉。這項工作作下來，陸先生對《說文解字》的理解發生了質變。經過季剛先生嚴格的而又方法獨特的訓練，加上他的刻苦用功，使陸先生打下了紮實的國學功底。這段時間，他隨季剛先生學習經史子集，在詩詞歌賦上也受到很多熏陶。季剛先生是一位性格浪漫的人，但在讀書上卻是一個難得的苦行者。每天白天，他讓陸先生陪著他遍覽南京的名勝古迹，午晚飯時邊吃邊論學，晚上燃燈暢談，夜闌方休，之後陸先生回教習房去休息，第二天一早他到季剛先生那裡，發現季剛先生的桌上已經又有了幾卷書，全都密密麻麻批點過了。季剛先生督促學生讀書也很嚴格。除《說文》之外，還讓陸先生點《文選》、十三經和諸子，限期極短。記得有一次讓陸先生點《鹽鐵論》，只給了他兩天的時間。季剛先生必得等學生點完了，才拿出自己點校注過的書來，讓學生過錄。他一定等學生讀過了書，並且有了自己的看法后才談他的看法；時機不成熟時，你問他，他也不開口。季剛先生的學問、治學方法、治學態度以及指導學生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方法，都對陸先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61年，王玉堂、錢超塵、楊逢春、余國慶、謝棟元、黃寶生、張鳳瑞、傅毓鈐、王寧等九個學生作陸先生的第一屆研究生時，就深得這種方法的益處。這種傳統的教學方法，使他們一開始就養成了重視第一手材料、勤奮讀書和善於繼承的良好習慣，打好了通過古人的註疏理解古代文獻的比較堅實的基本功。

1928年秋天，陸先生在北大畢業。不久，北大國文系主任馬裕藻先生聘請他前去任教，教預科的國文課，1930年，還兼任了國學門研究所的編輯。當編輯期間，他接替戴明揚編寫了《一切經音義》的索引，還在羅常培先生的支持下整理了王念孫的《韻譜》與《合韻譜》遺稿。這部遺稿是羅振玉刻《高郵王氏遺書》未採用的，被北大買到。在整理中，他發現，王氏在《合韻譜》中分古韻為22部，將“東”、“冬”分立，而以往學者都是根據《經義述聞》的記載定為21部。1932年，他寫了《王石 瞿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跋》。1935年，又寫了《王石 瞿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後記》，令人信服地證明王氏晚年對古韻的分部已由21部增訂為22部。這一發現，曾引起當時古音韻研究者的重視，並已為學術界所公認。這部書，羅常培先生本要印出，因為抗日戰爭的爆發，便擱下了，至今整理稿還留在在北大圖書館善本室。

1931年－1937年，陸宗達先生在北大本科開設訓詁學課程，同時跟羅庸先生講漢魏六朝詩，還先後被聘請為輔仁大學、馮庸大學（“九·一八”后馮庸大學遣往關內）、中國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以及民國大學的講師和教授。1932年，黃季剛先生到北京講學，陸宗達先生為他組織了興藝社，業餘講授《易經》。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大南下，馬玉藻、沈兼士都沒有走，陸宗達先生也留在北京。他不願在日本人接管的學校教書，便只在進步勢力很強的中國大學和德國天主教辦的輔仁大學任教。吳檢齋先生去世后，他把吳在中國大學擔任的課都接過來，每周十二節課。當時在中國大學任教的還有郭紹虞、張弓、俞平伯等教授。

中國大學由吳檢齋先生主持工作。1946年後，鬥爭十分尖銳，社會極不安定。陸宗達先生仍堅持治學，除了在各大學授課之外，還寫成了《音韻學概論》的講義。從1947年起，他開始在北京師範大學專任教授。

解放后，經過院系調整，他仍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那時，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都已經取消，使他無法發揮自己的專長，只能教現代漢語。50年代，他和俞敏一起研究北京口語，寫了《現代漢語語法》。陸宗達先生是在學術界呼喚訓詁學復生的第一人。50年代末期，他在《中國語文》上發表了《談一談訓詁學》。60年代初，應吳晗同志的邀請，擔任了由他主編的《語文小叢書》的編委，並撰寫了《訓詁淺淡》。直到1956年，高校才設古代漢語課，他開始在北師大中文系講授《說文解字通論》。1961年，他開始帶第一屆古代漢語研究生。這在他的教學生涯中是一件大事。陸先生的學術專長有了得以發揮的機會，他以昂揚的熱情，飽滿的精力，全力投入到培養學術傳人的工作中。他親自教授以《說文解字》為中心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還開設了《毛詩》選、《左傳》選、《論語》《孟子》選、漢魏六朝詩選、唐宋詩詞選……他每周給十位研究生上兩次課，還給個別學生親自輔導。在教學過程中，他把季剛先生當初教授《說文》和古韻的方法傳播給自己的研究生，使他們受到了嚴格的訓練，為他們後來的教學工作打下了基礎。現在，這屆研究生大都在各地從事古代漢語的教學和工作，很多已是著名的學者和學術帶頭人，為繼承我國豐富的傳統語言文字學作出了貢獻。

陸先生在著述問題上，一直受著季剛先生的影響。季剛先生生前常對學生們說，他在50歲以前要認真積累資料，50歲以後才寫書。不幸的是季剛先生在49歲便與世長辭，留下了大量的札記、批註和短文。儘管如此，陸先生始終認為，季剛先生對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方法以及材料不充實不要寫書的主張是非常正確的。傳統語言文字學以古代文獻語言為研究材料，沒有大量的材料積累，不從具體的文獻語言出發或者對語言材料缺乏一定量的分析，只憑幾個例子，其實心中無“數”，是很難總結出正確的規律來的。他目睹季剛先生的淵博和敏銳，自嘆相去極遠，所以50歲前，遲遲不願提筆著述。1955年陸先生整滿50歲，但那時考據學正遭受批判，陸先生還在教現代漢語，於是，他把自己著述的時間向後推了整整十年。沒想到，這十年其實就是二十年。從1965年開始，陸先生正準備寫幾部書的時候，十年浩劫到來了。所以，從1977年起，陸先生才得以開始他的專門的著述階段。

陸先生早期的專業學習涉及古代文學、經學和“小學”（即以古代文獻的書面語言為主要材料的文字、聲韻、訓詁學，亦即傳統語言文字學），而他跟從季剛先生學習的主要是“小學”。“小學”在今天屬語言文字學範疇，總起來說，陸宗達先生的研究工作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以對古代文獻語言材料的解讀、辨認、分析和歸納為研究工作的基點，從文獻語 言中提出課題。在研究中，嚴格地從文獻語言材料出發，不事空談，不作空泛的推論。

（二）傳統語言學分成音韻、文字、訓詁三個部門。陸宗達先生的學習和研究是從音韻學起步，以文字學為橋樑，在訓詁學上落腳。也就是以文獻詞義作為主要的探討對象。這是因為，從文獻閱讀的實用目的來說，意義是它探討的終點；從發展語言科學理論的目的來說，中國語言學最薄弱的環節是語義學。

（三）開展以《說文解字》為中心的訓詁學研究。《說文解字》貯存了系統的文獻詞義，並且在漢字一形多用、數形互用的紛繁情況下牢牢地抓住了本字；又在一詞多義、義隨字移的複雜關係中牢牢地抓住了本義，為通過字形與詞音探討詞義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據。加之自漢代以來將近兩千年的研究，特別是經過清代乾嘉學者的大力發展，《說文》之學是“小學”中成果極其豐富的一個部門。以《說文》為中心進行訓詁研究，就是抓住了訓詁學研究的根本。

（四）主張批判地繼承古代文獻語言學的材料、理論和方法，從中發展適合漢語情況的語言科學。當代語言學以引進為主，傳統語言學只被看作歷史，很多人以為不再有發展的必要和可能了。陸先生認為，要研究漢語的現在，首先要研究它的過去；要研究古代漢語，必須同時研究漢字。漢語的特點加上記錄它的漢字的特點，都決定了漢語的研究必須吸取傳統的文獻語言學的材料、理論和方法。借鑒國外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必要的，但這種借鑒不是搬用，而要在考慮到漢語和漢字本身的特點和規律的情況下進行，要把是否適合漢語的實際情況作為標準來加以取捨。重要的是把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發展為更先進的語言學科學，以豐富世界語言學的寶庫；而不是切斷歷史、拋棄和排斥傳統的東西而沿著從別種語言中總結出的規律來為漢語的研究另闢蹊徑。

（五）在訓詁學研究中，注重理論建設，注重普及，強調應用。陸先生認為，研究語言的目的，是為了正確解釋語言現象和解決語言運用中的諸多問題。研究古代漢語的人，目的是為了解決古代書面漢語也就是文獻語言中的實際問題。在振興民族文化的今天，這種研究不應當只進入科學的殿堂，而應當同時面向社會，注重普及，強調應用。音韻、文字、訓詁之學由於材料較古、方法與理論比較陳舊，因而不易普及。因此，陸先生非常注意提出群眾所關心的問題，寫一些應用的文章，為訓詁學的普及作了大量工作。

以上這五點——從文獻語言材料出發；以探討詞義為落腳點；以《說文解字》為中心；重視繼承，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漢語語言學；現向現代社會，重視普及和應用。這便是陸宗達先生研究文獻語言學的指導思想。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陸先生寫出了《說文解字通論》、《訓詁簡論》，以後又指導王寧、與王寧合寫了《訓詁方法論》、《古漢語詞義答問》、《訓詁與訓詁學》。他80年代發表的一些文章，也是以總結文獻語言的規律、探討古代漢語科學的原理和方法、宣傳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普及和應用為主要宗旨的。

同一思想指導下，陸先生還進行了漢語同源字的研究。他為季剛先生的《〈說文〉同文》作出考證，還準備以批判繼承的精神對第一部系統研究《說文》同源專著——章太炎先生的《文始》進行疏證。1983年王寧調作陸宗達先生的助手后，並且還打算同他的學生一起，寫一部以探討文獻詞義為中心的《說文解字研究》。只可惜天不假年，這些工作未及完成，陸先生便於1988年去世。

陸宗達先生近六十年的學術生涯，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最重要的、對學術界影響最大的貢獻，可以概括為三方面：

第一、他在《說文》研究上獨樹一幟，他的《說文解字通論》是當代我國第一部《說文》研究的通論性著作，他的《說文》研究極有特色，是當之無愧的《說文》學大師。

第二，他對訓詁學的復生和在當代的發展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50年代，他寫了《談一談訓詁學》，在語言學界第一個呼喚訓詁學的復生，這在當時沉寂的學術界可謂空谷足音。訓詁學會成立以後，他出任第一屆會長，為訓詁學的復生作了大量的組織工作。80年代以後，在先生學術思想的指引下，由王寧執筆所寫的一系列論著，都是關係到訓詁學的理論建設的。《訓詁方法論》是以王寧在作陸先生研究生時每兩周向陸先生請教問題后所作的札記為基礎寫成的。出版后，立即在學術界引起極大反響，被認為是理論訓詁學的第一部專著。他們所建構的理論框架至今為大多數學者所遵循。

第三，他是傳統語言文字學向現代語言學轉型時期的繼往開來的一位學者。他全面地繼承了章黃之學，是傳統語言學的重要學術傳人。在他的教學生涯中，他為傳統語言學的繼承和復興培養了一代學人，使這門古老的學科得以在新時期煥發旺盛的生命力。他所開創的以《說文》為中心語言文字學博士點，至今已經成為我國訓詁學的重鎮。

在陸宗達先生誕生90周年的紀念會上，周祖謨先生為陸宗達先生所贈的題詞是：“訓詁學大師”。

我的祖父陸宗達（字穎明，又字穎民）生前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他的一生精研訓詁，考證名物，是“章（太炎）黃（侃）”學派的重要繼承人。今年9月3日，北師大隆重舉行了“紀念陸宗達先生誕辰100周年大會”，各界各地及港台來賓共三百餘人，深切緬懷了我祖父的生平事迹及學術成就。並以出版《陸宗達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正、續兩編作為紀念。

聽祖父說，我家祖籍浙江省慈溪縣，但從六、七代人之前便定居北京。祖上經商，有一個藥鋪和一個帽鋪，還有幾處房產。但在封建社會中，商人有錢而無地位，所以家裡培養祖父念書，希望他光耀門庭。

祖父天資穎悟，聰明過人。上小學時，投考著名的師大附小（即今北京第一實驗小學），上二年級。又由於成績優異，校方特准從三年級讀起。祖父的功課在班上名列前茅，上地理課時畫的地圖，曾被地理老師用作樣圖教學生。上到五年級時，有一位張老師認為祖父不必上六年級，支持他提前一年考中學，結果祖父考入著名的順天中學（即今北京第四中學的前身）。中學時，祖父最喜歡的科目是數學，有時數學老師解不出的難題，他都能解出來。因此老師一遇到難題，總要他站起來回答，常讓他上前在黑板上給同學們演算示範。

中學畢業后，祖父非常想報考北大數學系。但他到北大一問，才知道報考北大理科科目，必須參加英文考試，而他在四中學的是德文。於是只好選擇北京大學國文系，先上預科，不久轉入本科。那時國文系的課程分文學、語言、文獻三個專業，祖父選擇語言專業，同時也選了一部分文學課。當時教授文學課的有兩位教授對祖父很賞識，一位是教詞學的劉毓盤先生，另一位是教漢魏六朝詩的黃節先生，他們都認為祖父在作詩填詞上很有天賦。黃節對祖父說：“你就跟我學漢魏詩吧。”而祖父的興趣卻在語言學上。

大約在1926年左右。祖父通過吳承仕（檢齋）先生認識了國學大師黃侃（季剛）。聽了黃侃幾次課後，祖父深為他的學問及治學方法所傾倒，當即去他家拜師。某日，祖父午後三時去拜訪，黃侃猶高卧未起。祖父便在東廊下站立等候。誰想黃侃一覺睡到將近六時，那時天色已昏，祖父仍未離去，黃侃大為感動。從此師生關係更加親密。

祖父從小就關注時局，留心國家大事。還是在他上中學的第二年，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祖父很快參加了街頭宣傳，在護國寺演講時被軍警逮捕，那時他還不過是14歲的小孩子。祖父被捕后，被關進當時的北大三院，當局認為他們這些中學生是一群“少不更事的娃娃”，不久便把他們釋放了。祖父從這時開始更強烈地產生了保國保民、救亡圖存的革命意識。

考上北大不久，祖父便受同宿舍同學胡廷芳、王蘭生影響，於1926年秘密加入共產黨。當時北大是共產黨發展的一個重點，學生中入黨者甚多。1927年“四一二”后，張作霖也在北平抓捕共產黨人。黨的組織被破壞，祖父與大多數入黨的學生都同黨失去了聯繫。

抗戰以後，北大南遷，祖父未能同去。他看到當時北平的文化教育機構被日本人接管，於是來到不受日本人治理，由羅馬教廷所辦的天主教教會學校輔仁大學教書。由於此時祖父在學術界已有一定聲望，因此有些日本的漢學家來找他切磋學問，祖父一概婉言謝絕。他秘密閱讀宣傳抗戰的刊物，幫助學生逃離北平到後方參加抗戰，為此擔當了極大的風險，好幾次險些出事。抗戰勝利以後，祖父又與地下黨建立了聯繫。由於他的社會交際面廣，社會各階層以及國民黨中有許多同學、朋友、學生等，地下黨希望祖父藉此機會做一些工作。不久，祖父出任中國大學訓導長，暗中保護進步學生。又過些時，祖父一個在北平警備司令部任職的學生請祖父去警備司令陳繼承家教他的兒子念書，地下黨要祖父答應下來。祖父講，陳的兒子愛開汽車，時常開著掛有“警備”標誌的汽車同祖父滿城閑逛，祖父便趁機給地下黨傳遞情報。

那時我家的住所很大，有裡外兩個四合院，旁邊還有三個呈條形的小院。於是當時地下黨城工部選中我家作聯絡點，經常碰頭、開會、聯絡、住宿。由北平到解放區去的地下黨員，有不少先由地下黨送去我家住幾天，等準備妥當后，再從我家出發。我曾祖母不明底細，常常埋怨祖父說：“你哪兒招來這麼多人，成天三口、五口地來了走，走了來，還連吃帶住！”後來，在組織的安排下，祖父剃了頭，化了裝，拿了假身份證，以商人身份作掩護同我祖母和我五姑準備過封鎖線，去解放區開華北地區人民代表大會。本來祖父有一個在臨近解放區的縣裡當縣長的學生說，他可以保護祖父過境。沒想到他臨時變卦，說風聲太緊，不敢保證安全。於是祖父又想從靜海縣繞道，一天正在縣城裡走，迎面撞上一個人，祖父一看，心想壞了。這人也不說話，跟在祖父身後，一直跟進客棧。一瞧四周沒人，聲音壓得低低地說：“老師，我不說您也知道我現在是幹什麼的。我勸您一句，您趕快打道回府。前兩天一個浙江大學的教授，也是化了裝要過去，被認出來，當時就活埋了。您是我的老師，我不能不提醒您。您再往前走，我可不敢保安全。”原來這是中國大學的一個學生，在靜海縣黨部任職，祖父認識他。祖父又幾次繞道，終未能成行，只好回到城裡。不久以後，北平和平解放，那年，祖父44歲。

祖父是個性格浪漫，喜歡生活的人，尤好崑曲，會百來出。三十年代初他於北大任教時，曾有段時間寄居什剎海邊的某座寺廟裡，為的離北大近，來去方便，同時也是為了與同好此道的朋友們雅集。當時的一番情形，趙元方先生（銀行家、藏書家）曾作文憶道：“陸子……寄居什剎海蕭寺，講讀之暇，時命儔侶，按笛而歌，予亦從焉。冬夜歌闕，連臂履冰，月色如銀，空池相照，虞卿（即朱家濟，書法家）引吭長嘯，聲徹碧霄。古寺寒林，亦生迴響。少年意氣，頗謂無儔……。”

這些往事我也依稀從祖父那裡斷續聽說過。那時友人們來廟中尋祖父遊玩，大家總先在寺廟山門前相聚。這裡有一片空地，正對著后海湖面，且有幾株綠葉蔽天的古槐。夏日，涼風習習，清蔭復地；冬日，枝幹虯曲，古意盎然。祖父與友人們吹笛的吹笛，唱曲的唱曲，一曲終了，餘音未絕復騰喧笑，直至燈火闌珊萬籟俱靜才踏月歸去。祖父又曾說，也有時他一人拿了簫或笛，在星稀月朗的夜晚或細雨迷離的黃昏，獨坐在廟門附近或古槐下，面對茫茫煙水，將簫慢慢地吹，其聲深遠，可達一種幽渺的境界。如果吹笛呢？其聲清越，又自有一種飄逸的妙趣。若值春秋佳日，更是呼朋喚侶，畫船載酒，燈影漿聲，則當是另一番情景。朱家？先生回首當年時說：“……你爺爺後來乾脆在什剎海邊上一座院落里租了兩間房子，挺寬敞豁亮的，這些喜好崑劇的人常到他那兒聚，有我大哥、二哥、三哥、趙元方、周復以及北大的幾個人和我。後來大家又去東絨線衚衕國劇學會，齊如山在那兒主持。因為齊如山和韓復榘有點親戚關係，這房子原是韓的公館，韓走了，齊就用它約會朋友。常去的還有那些崑劇名演員，如侯益隆、韓世昌、馬祥林等等。你爺爺和他們很好，對他們時常有些周濟。比如侯益隆得春瘟，住院治病，全是你爺爺掏錢。韓世昌、白雲生他們都受過你爺爺的接濟。天津發大水那年，侯玉山到北京，就住在你們家，你爺爺就是那時候跟侯玉山學會了‘黑頭’。常去的崑曲愛好者有傅惜華、譚其驤、張谷若等等。你爺爺上台演過幾次戲，我都清楚。頭一回是給你老祖過生日，在打磨廠福壽堂，演《單刀會》里的‘訓子’，他演關公；二回是在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演《長生殿》里‘彈詞’，他演李龜年，我演李慕；末一次是為慶祝中國大學成立崑劇學會，在吉祥劇院，還是《長生殿》，他還是李龜年，我也還是李慕。”

祖父經歷曲折，性格浪漫，情感豐富，但他做學問相當艱苦，肯下“死功夫”。無論春夏秋冬，只要不出門，他每日總是四五點鐘起床，隨即刷牙、泡茶，然後一邊抽煙喝茶一邊看書寫作。至七時家人起后，再開始洗臉、吃早飯。八點開始寫作，十一時左右吃午飯。飯後，抽一隻煙睡午覺，睡一個到一個半小時。兩點開始寫作至下午六點吃晚飯。飯後約看一小時左右電視即上床休息。

祖父的作息時間准得可比鐘錶，只要沒有來客和外出，從不打亂。而且他有兩個很好的習慣，第一是從不“偎被窩兒。”黎明即起，睜眼即下床，沒有拖泥帶水的時候。第二是只要不是睡覺，從不在床上躺著、靠著、“偎裹”著。累了，也只是靠在椅子上打個盹兒，十來分鐘后，繼續讀書寫作。祖父備課也是非常認真的。他曾對我說：“我只要講課，不管多熟的課，也要備。”每逢第二天有課時，他頭天晚上准睡不踏實，第二天早早起來，把課再備上一遍，等著天亮。他不僅自己備課認真，而且要求學生們上課前也先要熟悉課文。他曾對學生們說：“一篇課文，不管你講多少遍，哪怕倒背如流，也要備。我每次備課都能領悟到新的東西，受到新啟發。”他傳授教學方法時。說：“我的教學方法是從季剛先生所得。季剛先生講課，猶如剝老玉米，結論是玉米心，外面一層層包著玉米皮。撕去一層，深入一步，再撕去一層，又深入一步，由表及裡，由淺入深，最後豁然開朗，既吸引人又啟發人！”祖父的課也講的由淺入深，活潑有趣，深受學生們的歡迎和效仿。

光陰如箭。祖父下世至今已近二十載。幾年前，有老街坊告訴我，我們原來住的平房整片兒拆遷，問我是不是還想回去看看。於是，我回了趟舊居。

老屋的院牆已被拆除，北房、南房的牆壁也已拆掉，但頂子和房架還在。院中到處是殘磚斷瓦，青石路已不復可辨，花草皆無，唯獨東山牆下的老杏樹舊貌如故，杏花依然盛開怒放，搖曳著高遠的藍天。

我坐在樹下的斷磚上，思潮如水，時光倒轉，祖父的一生一幕幕湧上心間。我覺得，祖父是位理想主義者，是有信仰有追求的人。記得前些年師大集會慶祝祖父九十冥壽，政界和學界去了很多人。當市委的領導講了祖父當年的革命功績后，一位學者發言說：“我和陸老相交幾十年，常去陸老家與陸老喝酒閑聊，聽陸老談往事說舊人，可是剛聽發言才知道陸老原來還為革命做出這麼多貢獻。這真讓我驚訝，因為陸老在世時自己一句沒提過！”終祖父一生，沒住過公家的房子，沒為自己的工資、職稱以及種種待遇張過口，伸過手，並對光榮的革命歷史再不提起，這是為什麼？

我以為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優秀知識分子。國家動亂，民不聊生之時，他們自感重任在肩，為民族奮鬥。天下已定，人民樂業，功成身退，歸隱林泉，重新沉浸於自己所喜愛的學術和愛好。如果以昔日的光榮而換取今日之實惠，便違背了他們的初衷，也違背了儒家文化立身做人的準則。所以他們不會去想，也不會去做。

但是這和今日的價值觀與世俗觀念相差得何等之遠。我不由憶起我在東北當知青時，當地的頭兒從檔案中了解到我家的歷史后，讓我憶苦思甜。當我告訴他，我家解放前沒受過苦時，他那雙因吃驚而瞪大的雙眼令我一生不忘。那時人們的思想就這樣簡單，你不苦大仇深，出來干哪門子革命？而我知道，真正的革命是理想、是信念，所以它才無私、才廉潔。可是我將來把這一切告訴給我的孩子，他能理解嗎？

我坐著，想著。我明白，我只能努力影響，卻無法預測、更無法改變我的下一代選擇什麼樣的價值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他們將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是非善惡的觀念。然而有一點我堅信不移，就是人類社會不論如何發展，它的終極目標還是無私和廉潔。假定如此，那麼社會的支柱也將依然是理想和信念。想到這裡，心裡覺得十分欣慰，於是起身離去。時已黃昏，暮色深沉。晚風起處，白色杏花悠然飄散，灑落在靜靜的牆邊、檐下、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