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應鰲

明代著名思想家（1527-1586）字山甫，號淮海，溢文恭，明朝貴州清平衛（今凱里）人。著名朝廷大臣、學者、詩人、教育家和貴州教育的先驅。

自幼聰穎，好學上進，喜讀詩文，善作文章。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公元1546年）舉人，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為江西按察司僉事，遷陝西提學副使，晉四川右參政，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後為朝廷大理卿，戶部右侍郎，又改禮部，充經筵講官，掌國子監祭酒事（即全國最高教育行政長官兼全國最高學府校長），後任刑部右侍郎，南京工部尚書等。他當官勤於體察民情，善於調查研究，知識淵博，曾提出"勤學、勵政、親賢、遠奸"等事，受到皇帝的重視和採納。

他是明朝的名臣大儒，是在王陽明學說思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理學家，為明代四大理學家之一。孫氏學說的中心思想是"求仁"，他進出"無欲"、"無欲就是天理"，以"無欲"達到"求仁"的目的，繼承了王陽明學說思想，是貴州省古代第一位哲學家。他是著名的詩人。《黔詩紀略》收其詩有457首，編為四卷。時逢奸臣嚴嵩當權，對他橫加迫害。他的詩對官場的勾心鬥角和仕途的艱險有所諷喻，部分詩揭露了政治黑暗，反映了民間的疾苦。詩風平易自然，有些作品有民歌風味。他的《學孔精舍詩鈔》是流傳至今貴州最早的一部詩集。《黔詩紀略》稱譽他是"貴州開省以來人物冠"。他是著名的教育家，一生重視教育，曾幾度從事教育工作，任陝西提學副使時，作《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16條，詳細闡明了他的教育主經和為學之道。任國子監祭酒兼經筵講官時，銳意改革，為國家培養了有真才實學的人才。50歲辭職回家后。在家鄉清平建學孔子院，向家鄉青年講學，為發展貴州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他還是書法家，大小兼能，特擅楷、行。其書法以歐陽詢為基礎。參柳公權筆意，端莊嚴勁，亦如其人。楷書《諭陝西官師諸生檄》，現在西安碑林。福泉有《分守新鎮道題名碑記》。

在哲學思想上，孫應鰲在晚明王學全盛之時，繼承並發展了王陽明的心學思想，並通過與浙中王門的王宗沭、泰州王門的徐樾、趙貞吉、羅汝芳、耿定向，江右王門的鄒守益父子、羅洪先、胡直、鄒元標，南中王門的除階，楚中王門的蔣信，黔中王門的李渭、馬遷錫等王門弟子的廣泛交往，相互切磋，對各派理論學習理解，消化吸收，發展創新，從而形成了自己的心學理論體系。孫應鰲早年師事徐樾，徐樾即傳其心齋之學。徐樾之師為泰州王門大師王艮（心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一》云：“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泰州王門學者大都不受傳統經典的限制，“多以赤手搏龍蛇”的狂者精神對經典進行隨意發揮詮釋，故往往輕視經典，蔑視權威。孫應鰲學得其中之三昧，其顯著的學術特色便是敢於以“六經注我”的心學精神，自作主宰，標新立異，勇於理論創新，不拘權威之說，不受書本約束。例如他講《論語》中“溫故而知新”時說：“溫故知新，學者多以所聞所得為解。某妄意謂：故者，當如《孟子》言性則故之故；新者，當如《大傳》日新盛德之新。凡天地萬物之實體燦然具陳，是則所謂故也；凡天地萬物之真機昭然不息，是則所謂新也。二詞雖有顯微之不同，其總括於人心、運行於人心，生生之妙，一也。能溫則實體之總括者不晦，能知則真機之運行者不滯，不晦不滯，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則仁，仁則成己成物，位育參贊，皆其能事。”（孫應鰲：《答楚侗公書》，《督學文集》卷四）

這裡，孫應鰲從心學的角度對孔子所說的“溫故而知新”作出了全新的解釋，釋其為心中生生不息之理，此與傳統的理解大不相同。

在易學上，孫應鰲對《周易》的詮釋亦是如此，清乾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稱《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淮海易談》“雖以離數談理為非，又以程子不取卦變為未合，而實則借易以講學，縱橫曼衍，於《易》義若離若合，務主於自暢其說而止，非若諸儒之傳，惟主於釋經者也。”此一評語非常準確地概括了孫應鰲詮釋《周易》，不在於文字上的訓詁，而在於借易以講明心學，自暢其說，故其釋《易》常能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對其他儒學經典的闡釋亦莫不如此。正如當時著名學者唐伯元（1540—1598，字仁卿，號曙台，萬曆間官至文選郎中，屬甘泉學案）所說：“近讀孫淮海講章，亦既明乎其解，視諸家較備矣。乃其緊要歸明心體，是本其所本，而非《大學》之本也，是解一人，而學又一人也。”（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四十二《甘泉學案六》）唐伯元對孫應鰲著述的評論，說明孫應鰲著述是藉助儒家經典發揮自己的思想，它已超出傳統儒家經典而直“明心體”，發揮個人獨到見解，其思想的特色已為世人所共見。

在倫理思想上，孫應鰲以心本論的立場，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代孔孟儒學特別是陽明心學的道德傳統，主張唯善不朽，求仁為宗，忠則必誨，善繼善述，戒謹恐懼，在許多重大理論問題上有一定突破和創新。

在美學思想上，孫應鰲從心學的立場出發，提出了心即是美的思想，倡導文藝進行儒家的政治倫理教化，由此形成了其心學美學的文化價值取向：以心性本體為基礎的人格境界，以倫理本體為基礎的道德境界，以意向本體為基礎的至美境界。

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面，孫應鰲恪守王陽明“致良知”的社會政治價值理念，堅持儒家禮制，主張以儒術經世，施行仁政，選拔人才，重振綱紀，強調為政以德，講求實效。

在教育思想上，孫應鰲非常重視兒童教育和人才的培育，強調德育的重要性和教師模範作用的發揮，主張師道與學道相統一、思與學相結合，並對教學的內容、教育的方法等作了系統論述，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在詩文方面，孫應鰲有突出的成就，不僅冠冕黔中，而且名播海內。並與當時文壇巨擘王世貞（又號弇州山人，江蘇太倉人，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吳國倫（字明卿，號川樓，江西興國人，曾為貴州提學副使，官至河南左參政）等人均有詩文唱酬交往。晚明詩壇“后七子”（李攀龍、王世貞、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謝榛）之一的吳國倫在《報孫山甫中丞書》贊孫應鰲詩文云：“見答一章，詞旨溫逸，殆非鄙薄所能承。至於《華頂》八絕，意以象生，而率多無象無意處，使人誦之躍然，如所云‘春風不到亦開花’，則妙悟甚也。”（《黔詩紀略》卷八）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進士，官遷吏部主事，補春坊司直，兼翰林院檢討）在《孫山甫詩集序》中贊孫應鰲詩文云：“其詩蔚然有江左風流，其雋永閎鬯，自鮑（照）、謝（靈運）諸人不能過也。”（轉引自李獨清：《孫應鰲年譜》第92頁，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1990年編印）此外，在詩文創作上，孫應鰲力主人心自立、自主，“讀書作文，全是真宰運用，是我制外”，絕去依傍。所闡述的情志並舉、率性而真重“風骨”而輕“色澤”，以“妙悟”超“興象”等文學理論，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極富生機與活力。他和當時思想家李贄徠、徐渭、湯顯祖等一起，站在文學革新思潮的前列，推動著晚明文風的巨變。

一生著宏富，主要有《學孔精舍詩鈔》、《學孔精舍匯稿》、《淮海易讀》、《春秋節要》、《左粹題評》、《四書近語》、《律呂分解發明》、《論學會編》、《教秦語錄》、《教秦總錄》、《教秦緒言》、《雍諭》、《幽心瑤草》、《道林先生粹言》、《庄義要刪》、《督學文集》、《歸來漫興》等，均由明清學者刊行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