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

殺虎口是雁北外長城最重要的關隘之一。《朔平府志》記載：殺虎口"其地內拱神京，外控大漠，實三晉之要衝，北門之扃鑰也"，"扼三關而控五原，自古倚為要塞"。殺虎口在戰略上的重要地位源於它所在的地理位置：殺虎口位於晉北與內蒙古的邊緣，是內蒙古南下山西中部或下太行山所必經的地段，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經由此地；且殺虎口東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在兩山夾峙之中，有蒼頭河縱貫南北，形成約有三華里寬的河谷開闊地。

早在戰國趙孝成元年（公元前265年），趙國就派重兵駐守雁門一帶，著名大將李牧曾多次從這裡出擊，攻敗匈奴的進犯。漢代大將李廣、衛青、霍去病也曾從這裡挺進大漠，馳騁疆場。

到了明朝，殺虎口被稱"殺胡口"。因為當時，韃靼、瓦喇部落南侵長城，多次以此口為突破點；而明朝派兵出長城作戰，也多由此口出入，所以起了這麼一個殺氣騰騰的名字。清朝統治者對蒙古採取懷柔政策，將"胡"字改為"虎"字。由此殺虎口之名便沿用至今。

殺虎口城關是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44年)土築，萬曆二年(公元1577年)磚包，城周為1公里，高11.7米。明萬曆四十年(公元1615年)在殺虎口堡外另築新堡1座，名"平集堡"，長、寬、高、厚都與舊堡同，兩堡之間又於東西築牆相連，成倚角互援之勢。

殺虎口和右玉城做為軍事要塞，自古戰火不斷，特別是在明正統至嘉靖年間，先後多次被蒙古軍隊攻下來。但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47年)的一場戰爭中，守軍卻在左右無援的情況下，孤軍奮戰，堅守右玉城，長達8個月的時間，這在中國戰爭史上也是不多見的。這場戰爭之後，明王朝重新加固修繕了殺虎口和右玉城，及殺虎口一帶的長城，並增加了守備兵額，大大提高了殺虎口的防禦能力。

到了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歷時50多年的征服葛爾丹部的戰爭中，殺虎口一直處於大本營的地位，擔當著傳遞情報，運送軍糧軍餉等國防重任。康熙皇帝更是親率大軍征討。康熙年間的三次親征，大軍十幾萬，負責運送糧草的又是十幾萬，人來車往，絡繹不絕。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十二月初三，康熙皇帝西征歸來，駐蹕殺虎口九龍灣，從此殺虎口又沾上了帝王之氣。

在明代時，有政府開辦的馬市。從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到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已開馬市十三處，僅萬曆十一年（1583年），交易馬匹達4.5萬匹。開放官市的同時，民市也得到迅速發展。山西人用緞、綢、布、絹、棉花、針線、米、鹽、糖、果等交換蒙古人的馬、牛、羊、騾、驢、羊皮、皮襖等，尤其是山西的潞錫極受蒙古人歡迎，成為重要商品。互市獲利甚豐，吸引了許多山西人走西口。這種貿易在清代之後仍非常繁榮。在這一過程中，晉商實現了經營的多元化，包括糧食、棉布、棉花、絲綢、菜、絨貨、顏料、煤炭、鐵貨、木材、煙草、馬尾、人蔘、油、紙張、乾果、雜貨、銅、錫等，同時也發展起作為經紀人的牙行。晉商商業活動範圍之廣，為其他商幫所不及。

清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清初通過康雍乾三世的恢複發展，到乾隆朝全國人口突破三億大關。人地矛盾尖銳，大量內地貧民迫於生活壓力，“走西口”、“闖關東”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走西口”是清代以來成千上萬的晉、陝等地老百姓湧入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的移民活動。走西口是中國古代移民文化並帶動商業貿易大發展的地理標誌，在中國商業貿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艱苦奮鬥的創業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離鄉北上口外蒙古，艱苦創業，開發了內蒙古地區。更重要的是，他們給處於落後游牧狀態的內蒙古中西部帶去了先進的農耕文化，使當地的整個文化風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伴隨著“走西口”移民的進程，口外蒙古地區以傳統單一的游牧社會演變為旗縣雙立，農耕並舉的多元化社會。在這一演變過程中，作為移民主體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由於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絕大多數，因而當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晉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說是晉文化在這一地區的擴展。

人口的流動，帶動了文化的傳播，而文化的傳播，又拉近了地區間的距離，增強了它們的認同感。“走西口”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進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與內地的交流，進一步增進了蒙漢之間的民族感情，對我們多民族國家的繁榮穩定產生了一定的積極的影響。

走西口的結果之一是帶動了北部地區的繁榮和發展，使這些地區與內地經濟一體化。這些地區人口劇增，形成商業中心。“先後復盛公，後有包頭城”，“先有曹家，後有朝陽”。這些說法都表明晉商對這些地區開發的推動作用。

在走西口的過程中山西也形成了一批富晉大戶，除了以前說到的蒲州王崇古、張四維家族外，今天我們所熟知的喬家、渠家、曹家等富商都是走西口而富的。山西太穀人王相卿和祁縣人張傑、史大學的大盛魁一直繁榮到清末。在關東貿易中成長起來的以范家為代表的八大家，是清代著名的皇商。在走西口中富起來的山西人無計其數，山西成為明代中國之首富。

對應西口是北口與東口（河北張家口城）。

與“闖關東”、“下南洋”並稱明清時期中國人三大自發遷徙的“走西口”現象，日前隨著同名電視劇的熱播而引起民眾關注。山西史學界專家表示，“走西口”的“西口”最早指山西省右玉縣殺虎口。

明清時期，山西、陝西等地大量人口通過“走西口”遷入內蒙古中西部地區進行農業生產和商業貿易活動，對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西口”在歷史中佔據重要歷史地位，但“西口”究竟指哪裡，看法莫衷一是。

據史學界界定，“口”是指明代隆慶以後在長城沿線開設的漢族與邊境少數民族“互市”關口，明清時期，北方中原民族進入蒙族地區通商的交流孔道有“東口”和“西口”之說。“

東口”被公認為今河北省張家口，而“西口”的位置界定有幾種說法：一說是特指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和包頭市，一說是特指山西省右玉縣殺虎口，還有一種泛指說，認為“西口”泛指山西殺虎口、河曲、保德，陝西神木、榆林、定邊、府谷等地。

山西大學晉商研究所所長、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劉建生向記者表示，根據眾多史料記載，右玉縣殺虎口作為中原和漠北的通衢要衝，既是游牧民族與漢民族征戰的前沿陣地，也是漢蒙貿易、文化交流的關鍵連接點，關係重大，清政府始終把持著對該地的人事和稅收控制權。清朝初年實施邊疆封禁政策，殺虎口是法定的出入關手續辦理地，是官方許可的“走西口”的必經之地，因此“走西口”中的“西口”最早當指殺虎口。

他表示，“西口”的概念隨著歷史推移發生了變遷，由於清朝後期國家戰略調整、北方邊貿政策放開以及民間約定俗成等原因，“西口”逐步延伸到了歸化城；隨著山西西北部、陝西北部和甘肅延邊地區人民向長城以外蒙古族居住區遷移範圍的擴大，從而導致“西口”在地理概念上的泛化，“走西口”也成為了北方滿、蒙、漢族之間交往的代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