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樵鎮

西樵鎮位於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南海區西南部，是國家“AAAAA”級風景名勝區、國家森林公園、中國面料名鎮、廣東省中心鎮，面積176.63平方公里，轄4個城區、27個行政村，常住人口292776人（2017年），流動人口6萬多人。

經過多年努力，西樵鎮正式跨入“全國文明鎮”行列。2012年3月20日，該鎮舉行揭牌儀式，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馮德良向西樵鎮頒發證書，並與南海區、西樵鎮領導共同為西樵“全國文明鎮”揭牌。

全國文明城市、文明村鎮、文明單位每三年表彰一次。西樵鎮於正式獲評第三批“全國文明鎮”稱號，成為繼北滘鎮后第二個、南海區首個“全國文明鎮”，南海區“文化引領”戰略再添“國字型大小”平台。

2021年6月，南海區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發布，西樵鎮人口數為319279。

多年來，西樵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農村為主戰場，以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重點，以市場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優化產業結構，經濟建設和社會各項事業快速、健康發展，綜合實力顯著增強。2005年，全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72.28億元，同比增長15.6%；經濟總收入216.21億元，增長18.7%；稅收7.28億元，增長13.9%；鎮級財政收入2.7億元，增長13%；金融機構各項存款餘額91.72億元，增長16.6%，其中城鄉居民儲蓄存款71.2億元，增長16.8%；用電總量16.5億千瓦時，增長4.2%，其中工業用電量13.9億千瓦時；農民人均純收入8347元，增長5.1%。

西樵經濟穩步發展。“三高”農業、建陶業、五金電器、化工、印刷包裝業等也是西樵的支柱行業。農業已形成了糧食、水產、蔬菜、禽畜、經濟作物五大生產基地，優質水產養殖面積3萬多畝，常年種植蔬菜3萬多畝。建築陶瓷產品質量檔次居全國前列，全鎮現有23家陶瓷廠、130條生產線，年產各類建陶產品1.5億平方米，產品享譽國內，遠銷北美、中東、東南亞、西班牙等地。五金電器化工企業150多家，成為第三大工業行業，新上摩托車裝配線3條，年生產能力26萬多台，出口南非等地。印刷、服裝等行業也有新的發展。

西樵是投資的熱土。西樵地處改革開放的前沿，三大產業合理髮展。已形成投資置業的優良環境。鎮內水陸交通便利，距廣州40公里車程，距高明港、平洲港30多分鐘車程，鎮內有西江貨運碼頭，水、電供應充足，通訊網路發達，基礎設施完善。近幾年10億多元進行的道路、橋樑、水利設施為主的基礎建設，建成四通八達的道路交通網路，道路通車里程達270多公里；全面加固整治西北兩江堤圍、竇閘，水利防禦能力達到百年一遇的水平。西樵科技工業園，已引入項目20個，資金5億元，遵循高起點設計、高標準建設、高科技項目、高質量產品、高效益產出的原則，並推出一系列的優惠措施。

西樵是紡織之鄉，素有“廣紗甲天下”之美譽。西樵紡織業始發於五六千年以前，20世紀80年代形成“千家廠、千家店、萬台機、億米布”的產銷規模。近幾年來，鎮委、鎮政府積極推行“大市場、大流通，促產業大發展”和“科技興紡”戰略，以高新技術促進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實現西樵紡織業第二次革命。在輕紡城製版公司基礎上，成立南方技術創新中心，全方位為紡織業提供技術創新服務，加快了新產品開發步伐，提高了產品質量檔次。與東華大學（原中國紡織大學）全面開展產、學、研聯合。成功舉辦了“首屆中國西樵國際裝飾布藝博覽會”，有法國、義大利、台灣等8個國家和地區及國內的多家廠商參展，西樵掀起新一輪裝飾布發展熱潮。

西樵山風景區面積14.2平方公里，鍾靈毓秀，素有“南粵名山數二樵”之美譽。西樵山還是華南地區石器時代規模最大的製造工場，“西樵山文化”為中華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被考古學者譽為“珠江文明的燈塔”。曾孕育了康有為、陳啟沅、詹天佑、黃飛鴻、黃君璧、冼玉清等一批時賢俊傑。西樵山自然風光綺妮秀麗，人文景觀豐富多姿，交通四通八達，是旅遊度假、探險獵奇、考古尋秘的好去處。西樵鎮轄下的西岸風景區位於西樵山的西南面，是一個自然生態保護得非常完好的風景區。這裡群山環抱、綠樹成林，流泉飛瀑終年不絕，是度假休閑和觀光旅遊的理想之選。鎮內有大小賓館、酒店25家，擁有四星級的雲影瓊樓和多家星級酒店。2005年，共接待遊客278萬人次，實現旅遊收入4.87億元。

西樵的景色，絢麗多彩；西樵的發展，欣欣向榮。新的世紀，新的挑戰，新的思路，西樵將繼續發揮區位、人文、環境優勢，依託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大力推廣應用信息化，推進工業化、現代化發展，譜寫新的篇章。

西樵山位於廣東省南海市的西南部，是廣東四大名山之一，自然風光清幽秀麗，旅遊文化底蘊厚重，民俗風情古樸自然。自明清以來，文人雅士，趨之若鶩，旅人遊子，紛至沓來，使秀美的西樵山成為名噪南粵的旅遊熱點。

西樵山自然風光美輪美奐，山上72峰峰峰皆奇，42洞洞洞皆幽，更有湖、瀑、泉、澗、岩、壁、潭、台點綴其間，成為這座熄滅了億萬年的死火山的曠世佳作。西樵山林深苔厚，鬱鬱蔥蔥，洞壁岩縫，儲水豐富，古人贊之為“誰信匡廬千嶂瀑，移來一半在西樵”。今人稱之是：“綠色水庫”，“固體水庫”。正是因為西樵山有如此高品味的自然旅遊資源，國務院、國家林業部才相繼授予它“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和“國家森林公園”兩頂桂冠，還通過國家AAAAA級旅遊區的評定。

南海西樵鎮教育組承擔的全國教育技術研究“十一五”規劃立項的青年課題《基於網路環境下的鄉土教育資源開發研究》經過三年多的努力，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了鄉土文化讀本《樵山人文》，印刷40000多本，在《人民教育》、《中國教育學刊》等國家級核心刊物發表了系列主題研究成果，在廣東省教育學會組織的學術論文評審中，有多篇研究文章獲獎。課題組收集整理了一批獲獎的學生調查報告，而課題網站的建設也如期完成。

2009年7月1日，全國教育技術研究規劃領導辦公室組織專家在南海中學西樵分校對《基於網路環境下的鄉土教育資源開發研究》課題進行現場結題。專家組由中央電化教育館研究部主任陳慶貴擔任組長，成員有湖北省電化教育館館長方正平、湖北省教育信息發展中心調研員胡甫清、重慶市教育信息技術與裝備中心調研員黃永貴、華南師範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學院教授謝幼如、廣東省電化教育館副館長程五一，中央電化教育館研究部洪文秋、廣東省電化教育館科研辦林君芬、歐陽慧玲，市教育信息網路管理中心主任岑健林、副主任區建峰等出席了會議。專家們對課題的教育信息化建設、教育技術課題研究水平給予了充分肯定，專家組組長陳慶貴主任連續用了“意外”、“想不到”等詞語來表達對課題水平的讚賞。

徠專家認為：西樵教育組承擔的《基於網路環境下的鄉土教育資源開發研究》課題圍繞鄉土教育資源的開發問題，遵循感性—理性—感性的認識規律，以實踐需求為出發點，深入探索鄉土資源建設的原則、方法和過程模式，不僅形成了比較豐富的研究成果，如《樵山人文》印刷40000多本，派送到全體學生手中，而且通過組織下屬全部學校參與課題研究，建立了比較有效的合作研究機制，帶動了教研的良性發展。

最後，《基於網路環境下的鄉土教育資源開發研究》課題被專家組一致贊同評為優秀等級。省電教館還決定在全省推廣該課題研究的經驗。該課題經驗已經在肇慶和汕頭的區域課題培訓會議上推廣，接著將在陽江和深圳進行推廣；課題主持人黃浩森老師還應邀在7月8-10日在汕頭舉行的的粵東片課題培訓會議上作了專題報告。

西樵是全國億萬農民健身活動先進鄉鎮。群眾性體育活動廣泛開展，籃球、乒乓球賽、龍舟賽等活動常年不斷，廣場文化蔚然成風。西樵女子龍舟隊兩年來在國內外多項比賽中奪得"六冠一亞"的優異成績。

西樵山文化分佈的珠江三角洲，是一個地勢坦蕩，河涌縱橫，山崗台地(一說是島丘)棋布，又有不少低洼沼澤地的沖積平原（62）。這種複合三角洲的地理環境，亞熱帶或熱帶氣候及自然資源的特點，必然給西樵山文化原始居民的經濟來源和生活習俗，帶來很大的影響。這可從遺址類型、自然遺物及居住遺跡(如“干闌式”建築)等方面得到說明。

西樵民風淳樸，古俗猶存。山間有7個古村落，個個具有原汁原味的的嶺南農家特色。走進農家採茶種菜，別有風味；參加西樵婚嫁禮儀，奇趣無窮。一種以“吃農家飯，住農家屋，走農家路，干農家活”為特點的“做一天西樵山民”山村農家樂活動因其山野之趣，傾倒了眾多都市旅遊者。此外，西樵山歡樂節等節慶活動，以及“半山扒龍舟”，“阿婆扒龍舟”，“新年獅藝”等民俗活動，頗具地方特色。

西樵山素有“珠江文明的燈塔”的美譽，早在6000多年前，勤勞智慧的西樵山人，就在這塊土地上創造了燦爛的“雙肩石器”文化；明清時期，以湛若水、何白雲、康有為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學子隱居西樵，探求理學，錘鍊心性，使西樵山獲得了“南粵理學名山”的雅號，西樵“理學文化”自此聲譽雀起；西樵山的宗教文化特色鮮明，她不僅以佛、儒、道三教融合為其特點，更以具有中國特色的南海觀音文化令人矚目，聳立於西樵山第八高峰上的世界第一觀音座像已成為人們研究觀音文化的必到之所；作為國家森林公園的西樵山，其綠色文化尤為突出，西樵山以其美好的生態環境和優越的地理位置，被稱為整個“珠江三角洲”的“前花園”成為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逐步走向“都市化”的南粵民眾遠離塵囂，回歸自然的一塊福地。在這裡，遊人可盡情吞吐西樵翠色，肆意吸納山川靈氣，休閑度假修身養性，健康長生已成為西樵“綠色文化”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西樵山上村人的婚嫁習俗和生產勞動習俗，引起了遊人的極大興趣，特別是“半山扒龍舟”，“阿婆扒龍舟”，“新年獅藝”等民間遊藝活動，更是盛況空前，遊人若不以一睹為快。西樵山美譽眾多，自古以來民間就流傳有“南粵名山數二樵”的佳話，將西樵與東樵（羅浮山）列為南粵名山的代表，更有文人學士寫詩矚文，給西樵山以更高的評價。趙朴初有“古風爆竹喧人日，世內桃源現代家”的佳句，秦牧有“西樵秀色美於詩”的讚譽，黃施民有“西樵若問比東樵，秀倚南天此最嬌”的吟詠，更有學者專家盛讚其為“不上西樵山，不算到嶺南”。今天，處於新世紀的西樵山--這顆綠色的寶石，正在顯現出愈加奪目的光彩。

廣東的新石器文化遺存，自本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始，在香港、海豐、粵東一些地方有過若干發現①，並提出過“海豐沙坑文化(SON)”、“海豐三角尾文化(SAK)”、“海豐菝仔園文化(PAT)”三個文化名稱②，以及香港“舶寮島文化”等③。

解放以來，廣東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或遺物地點，約有四、五百處，經試掘和發掘的約四、五十處。清理墓葬二百多座，獲得各種文化遺物數以萬計，為探索廣東原始社會的歷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在各地發現的文化遺存中，已經提出了兩個文化名稱，即西樵山文化和石峽文化。

石峽文化是1977年提出的④。它以曲江縣石峽遺址下層和墓葬代表，分佈於粵北地區，是一種以稻作農業經濟為主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文化遺物石器以钁、鏟、錛、鏃、鉞，陶器以鼎、釜、甑和盤、豆、罐、壺組合，以及石琮、璧、環、璜、玦、笄等飾物共存為特徵⑤。它與江西地區的“山背文化”(尤其與樊城堆下層)⑥，江浙地區的良渚文化，山東大汶口文化，以及湖南湘鄉岱子坪和長沙月亮山遺址等有著密切關係⑦。雖然同類文化遺還發現不多，但它的特徵和年代是比較明確的。

西樵山遺址發現於1958年，西樵山文化是1960年提出的。然而，西樵山遺址與西樵山文化的內涵、特徵、性質、年代及其分佈如何?尚缺乏充分討論和專題探討。認為這一問題的深入探討和解決，不僅對研究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歷史，而且對探索與華南、東南沿海地區有關原始文化的關係，都有重要意義。故不揣淺陋，把個人的一些初步看法提出來，求教於同志們。

發現及研究

為了進一步探討西樵山文化，有必要將西樵山遺址的發現及其主要看法，作一扼要的介紹。

西樵山遺址位於廣東南海縣官山鎮西樵山，它原是一座古火山丘，周邊長約13公里，直徑約4公里。山峰高度一般為100-200米，最高峰大科峰為300餘米。山體主要由粗面岩、火山碎屑岩和石英岩構成。在東北部的火石逕等有燧石、瑪瑙出露；在西部的馬鞍山及山頂的錦岩等洞穴有霏細岩岩脈。西樵山山麓周圍分佈著新老兩套洪積沖積扇，山下連接開闊的珠江三角洲沖積平原。從新石器以至更早的時候起，便有人類在山上及周圍一帶採石制器，勞動生息。

西樵山遺址發現后，經省內外許多單位的科學工作者的調查、試掘和研究，先後發表了一些調查報告和文章。主要的有：中山大學調查組的《廣東南海縣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調查》（以下簡稱《初步調查》）⑧，廣東省博物館的《廣東省南海縣西樵山出土的石器》（簡稱《西樵山石器》）⑨，賈蘭坡的《廣東地區古人類學及考古學研究的未來希望》（簡稱《未來希望》）⑩，黃慰文等《廣東南海縣西樵山遺址複查》（簡稱《複查》）⑾，曾騏《西樵山東麓的細石器》⑿，等等。截至1980年年止，西樵山發現的石器地點已有二十多處，獲得燧石細石器材料大約二、三千件；霏細岩大石片石器大約三、四千件，以及一部分粗砂陶和泥質印紋陶片。這些發現和論述，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大問題。

遺址性質

多數研究者認為，西樵山是一處石器製作場，如《未來希望》、《山西懷仁鵝毛口石器製造場遺址》⒀、《複查》和《關於華南早期新石器的幾個問題》⒁等。《初步調查》和《西樵山石器》兩個報告，則認為還存在著與採集、漁獵(早期的)和鋤耕農業(晚期的)有關的遺存。

贊成西樵山主要是一處大型的、使用年代很長、石製品供給範圍很廣的石器製作場的看法。只有充分注意並進一步解決石器製作場這個問題，才能對西樵山許多地點發現大量打制石器(成品、半成品、廢品)和巨量的石片作出恰當的解釋，特別是對霏細岩的各種打制石器和石片的分類、定名和年代，進行正確的分析，珠江三角洲許多新石器以至青銅時代遺址石器或石料的來源問題，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這一點，《複查》和《西樵山東麓的細石器》的作者作出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但也認為西樵山還應有生產活動的遺存，而不僅僅是石器製造場。早期的如太監崗和南蛇崗，既有細石器的文化堆積，又發現有使用痕迹的細石器，晚期的就更為明顯。除鎮頭西坡(第15地點)保存有長20餘米，厚1米左右的文化層(淡水沙蜆等貝殼堆積，可分兩層，內含大量石片、部分石器和陶片)⒂外，第7地點(佛子廟)和第11地點等，都有文化堆積，並非都是坡積層。又如西樵中學校址(暫編第23地點)先後出土過十多件磨製精細的霏細岩、砂岩的有肩石斧、錛、有段石錛，這裡是一片坡地或台地，這些生產工具應與鋤耕農業有關。此外，西樵山遺址先後發現過大約近百件的磨光石器。有些石料如砂岩、板岩等似非西樵山所出產。這些石器，也應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

遺址年代

主要有幾種看法：(1)開始於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末期⒃；(2)對第二地點(火石逕)或其它細石器地點，有的文章把它和“沙苑文化”作對比，認為可能屬於中石器時代⒄，有的認為屬新石器早期或更早⒅，有的推測第二地點可以是一種陶器以前的新石器文化⒆；(3)對西樵山遺址總的看法，有的認為包涵了舊石器晚期和新石器不同時期的遺存⒇，有的認為其年代可能較早於以印紋陶為代表的遺存（21），有的認為細石器與磨光石器應是“同時異相”，早於增城金蘭寺和海豐遺址，年代為距今五、六千年前（22），等等。

贊成西樵山包涵著新石器早、中、晚不同時期的遺存。早期的指細石器遺存，主要有火石逕、旋風崗、太監崗和南蛇崗四處。根據省博物館對火石逕、中山大學考古教研室對太監崗的試掘（23），以及筆者陪同有關專家的多次觀察（24），這兩處山崗存在著不與磨光石器、陶片共存的細石器堆積層。不過，太監崗因基建取土，火石逕因有現代壕溝、墓葬、採石坑，試掘面積都很小，兩處的文化層看來並不典型、清晰。要徹底解決這幾處細石器地點的文化層及年代問題，還需要較大面積的發掘。

西樵山出土的細石器，其石料以燧石為主，細石器包括小石葉、石片石器、石核石器和石核四大類。根據比較分析，西樵山細石器與北方一些年代較早的典型細石器遺址有許多相似之處，最重要的是同樣具有細石葉及其所由剝離的石核等代表性器形。據曾騏同志對旋風崗等地點七二四件細石器的分類統計，其中小石片二七八件，石片石器九十二件，石核石器三十一件，石核三二三件。石核又可分多種形式，其中有華北細石器遺址常見的船底形石核和扇形石核。在三二三件石核中，楔形的佔一○五件，其中Ⅲ式寬身楔形石核即船底形石核有十四件。另一方面，曾騏同志認為，西樵山的三角形楔形石核和帶把石核為其他省區所少見。在西樵山的尖錐狀石核中，未見華北常見的“鉛筆尖石核”。西樵山的小石片邊緣多數未經第二步加工。細石片的寬長、厚長的比數均偏大。而且缺乏典型的圓頭刮削器(僅八件)、雕刻器(二件)和小石鏃(三件)。不見北方細石器系統中常見的石鑽。這些，又表明西樵山細石器具有自己的特點(25)。在西樵山這批細石器材料發表之前，安志敏先生曾經指出：“以海拉爾石器為代表的遺存，具有典型的細石器，而沒有陶器共生。同樣的現象也見於陝西大荔沙苑，河南許昌靈井，山西沁水下川和河北陽原虎頭梁等遺址，特別是下川、虎頭梁經過發掘，有明確的地層證據，屬於中石器時代的可能性較大，它的絕對年代可能距今八九千年。”(26)曾騏同志的文章也談到，西樵山的細石器，“總的來說，其中較多的特點接近於沙苑、松山(即海拉爾——引者)細石器，而後兩者都被暫定為中石器時代，西樵山細石器的年代可能與上述遺存相去不遠”。同時，根據賈蘭坡先生的現場觀察、對西樵山大部分細石器標本的鑒別及其有關文章，肯定西樵山的細石器屬於華北細石器傳統的範圍（27）。此外，細石器是一種複合工具，多嵌於骨、木工具上使用。它往往與早期的漁獵經濟相聯繫。西樵山及其周圍數千年前還是一個河涌縱橫、島丘散布、林木茂盛、沼澤遍野的地理環境，也正符合這種經濟類型。

如果再結合其它一些現象考慮，如第3、4、5地點也採集過少量細石器，第7地點也發現有幾件燧石石核和幾十件球形的敲砸器，在南海螺崗、灶崗、藤涌崗，觀音廟口，佛山河宕，番禺喃嘸山以及深圳小梅沙等新石器中、晚期遺址中，也出有個別燧石細石器或小型打制石器(詳見文末附表)。此外，從西樵山第7、第11地點等霏細岩的部分有肩斧、錛、尖狀器、龜背形砍砸器、刮削器和細薄長石片等的打片法，也可以看到它們與細石器石片的打片法有著承襲關係。因此，西樵山細石器遺存應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其年代大約相當於距今七八千年，下限可能還會延續得晚一些。總而言之，西樵山細石器遺存的發現，填補了華南細石器遺址分佈上的空白，提出了廣東石器時代研究的新課題。

其次是屬於新石器中、晚期的地點或遺址。這類遺存多分佈於西樵山南、西、北麓或台地，部分分佈於較高的山岡和洞穴，包括採石場(如虎頭岩等)、制石場(如第7、第11、15地點等)、漁獵捕撈和“鋤農業”(如貝殼堆積、第23地點等)。這類遺存石器的石料，絕大多數為霏細岩，器形以有肩石器為代表，包括斧、錛、鏟等，石片石器如刮削器、尖狀器、龜背形砍砸器、矛形器等。還有一些霏細岩、細砂岩、石英砂岩的長身、梯形和有段的磨光錛、鑿、矛等，粗略估計在三、四千件左右。其中通體磨光的不過一、二百件，礪石不超過一、二十件。陶片僅有二、三百片，包括繩紋、刻劃紋夾砂陶和泥質、夾砂的幾何印紋陶。石環等飾物偶有發現(第15地點)，動物(不包括介殼類)或植物遺骸至今尚無發現。這些現象與一般定居遺址是不相稱的。幾何印紋陶(如方格紋、曲尺紋、重圈紋、葉脈紋等)的出現，正說明西樵山存在著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遺存。還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證明西樵山存在過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遺址。第一，鎮頭西坡含貝殼層遺址的試掘，經碳十四測定，表明其年代相當於中、晚期(詳後年代部分)。第二，據金蘭寺、石峽、河宕、茅崗等遺址的發掘和測定年代可作旁證，在西樵山諸遺址(或遺物地點)中，凡出細繩紋、刻劃紋而未有印紋陶的，可定為中期；凡已出幾何印紋陶的，可定為晚期。第三，從西樵山類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細岩的有肩石器、石片石器)廣泛分佈於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中、晚期遺址中亦可得到印征（詳見文末附表）。

由此可見，西樵山遺址是一處大型的、延續年代很長的、供應範圍很廣的石器製作場，這是最突出和最主要的。同時也有生產生活的遺址，這也是不可否認的。總之，西樵山遺址中包涵了新石器各個階段的遺存，主要是中、晚期遺存。

文化內涵

西樵山文化因1958年首先發現於南海縣西樵山而得名。在一段時間內，它是專指西樵山遺址本身的遺存。從發現的材料看，西樵山文化應當是分佈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一種新石器時代的原始文化。它區別於封開黃岩洞類型和英德青塘類型的洞穴遺址，區別於韓江流域陳橋村類型的貝丘遺址，也不同於粵北的石峽文化，具有其自身的特點。

遺址分佈

西樵山文化包括了以西樵山石器製造場為紐帶和西樵山類型的石器等遺物共存為標誌的一群古文化遺存。主要分佈於狹義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一般系指北自廣州石門水以下，西北自三水思賢滘以下，西自潭江以下，東自東莞石龍以下的地區。包括南海、番禺、順德、中山、斗門、三水、新會、東莞、高鶴、寶安、增城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以及廣州、佛山、江門、深圳、珠海五個市，面積一萬平方公里)。如果以西樵山類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細岩的有肩石器作為一種指示物來探索西樵山文化遺址的分佈，那麼，它的分佈範圍可能及於廣義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一般指北自北江飛來峽以下，西江自三榕峽以下，東江自劍潭以下的地區。包括清遠、廣州、花縣、番禺、增城、三水、南海、佛山、順德、高鶴、中山、斗門、新會、江門、珠海、台山、恩平、開平、博羅、東莞、寶安、深圳、肇慶、高要、四會等二十四個縣、市，總面積為三萬四千多平方公里)（33）。除花縣、順德、四會、江門、肇慶和開平等外，其餘各縣、市均有發現。如果包括香港沿海島嶼，筆者查到有這類石器地點已達一百處以上(詳見文末附表)。西樵山類型的石器在珠江三角洲遺址如此廣泛的分佈，一方面正表明它是一個供應範圍很廣的、大型石器製造場(這與珠江三角洲這一衝積平原缺乏適合製造石器的良好石料有關)；另方面可以證明當時(至遲在製作有肩石器之時)已經出現了社會分工與產品交換。應當說明的是，並不是將霏細岩石器的有無作為確定西樵山文化同類遺址的唯一標誌，而只是把它作為探求西樵山文化分佈範圍的依據和線索。例如，並不把番禺和廣州飛鵝嶺等地一些與夔紋陶共存含有西樵山類型石器的青銅時代遺存划入西樵山文化。又如，之所以把香港一些遺址歸入西樵山文化類型遺存，那不僅是蒲台島、南丫島的蘆須城等地都發現過霏細岩的有肩石器，更重要的是那裡發現的不少新石器中、晚期遺址的文化面貌都與珠江三角洲十分相象或說一脈相承的（34）。

遺物特徵

文化遺物包括石器、陶器、紡輪、骨角牙蠔蚌質的工具和飾物等。這裡不準備逐項詳細描述，只略舉其主要器物及其特點。

所謂西樵山類型的石器，一指其石料，二指其器形。以燧石為主要原料的細石器是西樵山文化早期遺址中具有特點的生產工具(具體器物及分類參看曾騏的《西樵山東麓的細石器》一文及本文第一部分的簡述，這裡從略)，除主要發現於西樵山外，珠江三角洲一些遺址也有少量發現(詳見文末附表)。

以霏細岩為主要石料的有肩石器是西樵山文化中、晚期遺址中最富代表性的生產工具，器形包括斧、錛、鏟等，以斧、錛為大宗。西樵山石器製作場出土的多為打制的(包括一部分廢品和殘件)，刃部多未經磨製，斧或錛的器形難辨；珠江三角洲遺址發現的多為磨製(刃部磨製或通體磨光)，錛比斧多，還常見一種有肩有段石器。此外，還有一些長身、梯形或有段的斧、錛、鑿以及鏃、矛等。西樵山打制的有肩石器，主要可分四式：Ⅰ式為圓盤狀，柄部不突出，應是從這種圓盤狀石坯打制出雙肩的。Ⅱ式略呈扇形，短柄，溜肩，弧刃，薄體。Ⅲ式器身呈梯形，長柄或短肩，肩角大於九十度，弧刃的多。Ⅳ式短身，寬刃，肩多呈直角，平刃的多。西樵山類型的有肩石器，其大小、厚薄相差懸殊，可能反映出用途的不同。最大的長達12-14、寬6-8、厚1-2厘米；最小的長僅3-4、寬2-3、厚0.3-0.5厘米。

有肩石鏟的特徵是器型大，長身，短柄。西樵山文化中此類石鏟發現不多，如中山大學在大仙崗採集的一件，器身琢制，全長21.5、柄高3.5、寬9-10.6厘米；省博物館在第7地點採集的一件，全長17、柄高3.3、寬7-7.5厘米。此外，廣州飛鵝嶺菠羅山、番禺西園庄、喃嘸山也有發現，但時代較晚。西樵山或西樵山文化的有肩石鏟與海南島發現的長身石鏟，與粵西封開、德慶、高要以及湛江地區的陽江、海南島儋縣等地發現的大石鏟(指桂南類型的大石鏟)是否有承襲關係，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35）。

這裡再舉幾個數字，以說明西樵山文化遺址中有肩石器與其它形式石器的共存、比例關係。例一，1960年前在廣東中部低地區(基本上就是珠江三角洲)發現的一一四處遺址中，獲得各種石器一○二三件。其中斧鏟類九十八件，有肩的佔五十一件；錛類三三四件，有肩的佔一三八件，有肩有段的佔八十八件，有段的佔二十五件。這裡四種主要石器共計五四五件，其中有肩和有肩有段的佔二七七件，即佔50%強（36）。例二，寶安蚌地山出土石器二○○件，其中斧、錛、鑿九十四件，有肩的佔五十八件，即佔62%，而有段錛僅有4件（37）。例三，佛山河宕舊墟出土石器(不計礪石和裝飾品)二一七件，其中斧(十二件)、錛(八十二件)、鏟(三件)，共九十七件。其中有肩斧八件、有肩錛三十一件、有肩有段錛十八件，有段錛九件。三種合計五十七件，占斧錛鏟總數的58.7%。其次，在河宕遺址中，西樵山石料的有四十七件(霏細岩的四十五件、燧石的二件)，其中斧六件、雙肩的佔三件；錛類三十件、雙肩的八件、單肩的三件、有肩有段的三件。如此斧錛三十六件，有肩和有肩有段的約佔一半（38）。例四，廣州飛鵝嶺九處遺址發現有肩石器一五○件，占各類石器總數的80%左右。在有肩石器中，以斧最多，有肩有段和有段錛只有三件。其中Ⅳ式石斧(短身寬肩)和長身石鏟也與西樵山的相近。霏細岩石料也占很大比例，證明其石料應來自西樵山（39），不過，年代應當較晚。以上數例可以說明，有肩石器在西樵山文化的主要生產工具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大約佔60%以上）。有段石器特別是典型的在西樵山文化中發現並不多，它遠不如石峽文化墓葬出土的那樣典型、精製。但在珠江三角洲晚期遺址中，普遍出現一種中小型的有肩有段石錛，它是否反映著有肩石器與有段石器兩者溶為一體呢尚未見到詳細論證的文章。與此有關的一個問題是，有肩石器與有段石器孰早孰晚的問題。就兩廣地區——有肩石器主要發祥地和最流行的地區之一來看，有肩石器要早於有段石器。主要理由是西樵山遺址是發現的獨一無二的有肩石器製造場，其次，在增城金蘭寺下層、東莞萬福庵下層、新會羅山咀、高要永安夏江村這些新石器中期的遺址中，已經出現有肩石器而不見有段石器。這些遺址或層位一般定在距今五、六千年。而有段石錛在廣東出現地層明確、年代較早的是曲江石峽遺址下層及墓葬。共存的有少量有肩、有肩有段石器及幾何印紋陶。石峽文化墓葬的年代為距今四千五百年上下，下層前一段的年代較早，大致也不超過距今六千年。就全省調查發掘情況看，有段石器多與幾何形印紋陶共存。

陶器

西樵山遺址發現的陶器很少(前後出土估計不過二、三百片)，且缺乏完整器。可分兩類：一類是夾砂陶，器形有圜底釜等，這裡的一部分陶釜片，具有早期陶器的特徵，如黃褐色或紅褐色，胎薄，火候低，飾繩紋、划紋或壓點紋，有的帶紅色、白色陶衣，年代應當較早。另一類是泥質素麵陶和幾何印紋陶，後者也有夾砂的(胎較厚)，紋有方格紋、葉脈紋、曲尺紋、半重圈紋等，年代當較晚。可以從西樵山周圍如南海、佛山以至珠江三角洲的其他遺址，看到西樵山文化陶器的特徵。新石器時代中期遺址，如南海觀音廟口、新會羅山咀、增城金蘭寺下層、東莞萬福庵下層、高要永安夏江、深圳大、小梅沙（40）、以至香港深灣F層等。這類遺址夾砂陶器占很大比重(如羅山咀、大、小梅沙都達95%以上)。主要器形是圜底釜，還有罐、缽(碗)、盤、杯、豆和“器座”等。紋飾以各種繩紋和刻劃紋、篦點紋為主。器形一般較小，手制或模製。泥質陶有罐、鏤孔矮圈足盤、平底盆和淺盤、豆、杯等。泥質磨光紅陶(或橙黃陶)佔一定比例，並出現了彩陶，這是西樵山文化陶器的一個特點。如金蘭寺、萬福庵、深灣等泥質陶都佔有一定比例。金蘭寺下層的夾砂陶佔82.5%、磨光紅陶佔13.6%、彩陶佔3.9%便是一例。

彩已知的有，金蘭寺（41）、萬福庵、小梅殺（42）、香港舂坎灣、銅鼓灣、大灣和蟹地灣等（43）。金蘭寺和萬福庵多為殘片，可以看出的有矮圈足盤等。金蘭寺的彩陶是在磨光紅陶表面繪赭紅色寬頻紋（圈足上），或在盤外繪葉脈狀紋。東莞彩陶的特點是表裡均繪彩，泥質黃灰陶先塗白地，再繪暗紅色的寬頻紋或弧形紋。在金蘭寺還出一件可復原的陶缽，泥質灰陶，質地較堅硬，斂口小平底，底部有旋轉痕迹，口沿外繪一道（寬1.2厘米）紅彩寬頻紋。口徑17.5、高5.7厘米。舂坎灣（ChungHomWan）有兩件復原器，均為圈足淺底盤（ShallowDish）器形略有差別。一件斂口，圈足向內弧；另一件敞口斜腹，圈足外撇，飾小圓鏤孔，紅陶白衣，盤外繪紅彩波浪紋、圓點紋。同出的還有一件完整的鏤孔圈足直腹細泥紅陶杯，器身刻曲折紋（44）舂坎灣出土的同類彩陶矮圈足盤殘件，省博物館也有藏品（45）。1980年，深圳小梅沙遺址發現一件彩陶圈足盤，經復原其形制與舂坎灣的一件幾乎完全一樣，唯器形稍大，彩陶圖案更為清晰，美觀（46）。以上彩陶均定為新石時代中期。此外，在藏品中，筆者找到一件粗紗陶釜或罐口沿殘片，口沿上有一道紅彩寬頻紋，以下為刻劃紋及繩紋，出於南海縣，編號為“NKG”的遺址。這表明西樵山遺址所在地的南海縣也有彩陶發現。還有，在佛山河宕下層也發現過一件完整的泥質橙黃色彩陶圈足小罐，在口沿面上繪三條短條紋，上腹繪一筆流暢的赭色彩條。另外在下層出土有十多件（殘片）泥質磨光彩陶圈足盤，圖案是一種紅色或赭紅色的寬頻紋或寬窄並列的條紋，繪於盤口外或口沿面，花紋比較簡單(47)。總之，珠江三角洲、香港沿海島嶼(以及韓江三角洲海豐等地(48))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遺存中發現的彩陶，數量還不多，圖案紋樣比較簡單。器形主要是圈足盤，還有小平底缽、圈足小罐和夾砂釜或罐等，彩陶圖案屬於幾何形花紋系統(帶狀條紋、平行線條紋、葉脈狀條紋、勾連弧線或勾連雲紋等)，比較複雜的是小梅沙那種近似勾連弧線紋加圓點等，至今未發現動植物圖案花紋。總的風格與東南沿海省區新石器中期陶器上刻劃紋的特徵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說具有一定的地方特點；但又與青蓮崗文化、曇石山文化、鳳鼻頭文化的彩陶有相似之處。例如，南京北陰陽營有口沿繪寬頻紋的圈足碗，邳縣大墩子彩陶缽上有繪勾連弧線加圓點紋(49)。台灣鳳鼻頭文化圈足盤圈足上也有類似舂坎灣弧線紋的彩陶花紋。台中社腳也有類似河宕那種在口沿面上繪寬窄排列的短線條紋(50)，等等。廣東的彩陶與它們可能有一定的關係。

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代表性遺址，有金蘭寺中層、東莞龍江村、南海通心崗、灶崗、佛山河宕、高要茅崗、深圳鶴地山、赤灣村、寶安蚌地山(51)、西樵山鎮頭西坡，以及香港深灣cb層等。廣東新石器晚期根據石峽下層和中層等遺址的層位疊壓和器物的特點變化關係，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或稱晚期和末期)。上述珠江三角洲的遺址雖然本身還有早晚之別，如金蘭寺中層分有2A層和2B層，河宕遺址可分第2層和第3層，鎮頭西坡貝殼層也可分上、下層，但它們在文化面貌和年代上大多屬於末期，即大體與石峽中層、始興澄陂村窯址相當。

這個時期的陶器，一個特點是幾何形印紋陶的盛行，泥質陶和夾砂陶都拍印紋飾，而且具有特點。以河宕、灶崗與石峽中層比較，前兩者印紋深而清晰，單位結構粗疏，如對角線的重方格紋(大小由四至五重組成)一個單位直徑達4-6厘米。印紋種類也多，河宕一處就有二十多種不同花紋。另一特點是器形承襲、發展了本區前期的特徵。如炊煮器仍以釜為主，三足器(如鼎等)極少發現(佛山河宕出土四萬多片陶片，僅見一件實足)。深圳赤灣發現一種粗砂陶的“爐箅形”器，有的下面支墊器座，應為烤魚類的器物，過去寶安、香港深灣等地發現的多為殘件，不明用途（52）。另外深圳還發現一種帶兩個鏤孔的“爐座”(暫名)。這裡僅舉河宕為例，河宕舊墟遺址較大面積的揭露及其出土的豐富陶器，在西樵山附近以至珠江三角洲地區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使比較清楚地看到晚期(末期)陶器的種類和幾何印紋陶的豐富多彩。如盛行圜底釜、矮圈足罐，缺乏三足器類。釜多寬沿敞口(稜角明顯)、扁圓腹。夾砂陶的印紋除繩紋、條紋(籃紋)、划紋(以水波狀為多)外，還有曲尺紋、梯子形格紋、雲雷紋、對角線重方格、凸圓點紋等二十多種。泥質陶主要有罐壺類和盤豆類。罐壺類都附圈足，形式多樣，主要是圓腹和折肩兩類。圓腹的多素麵磨光，地層和墓葬中都有出土，是石峽中層未見的。小口折肩的，肩以上無紋，肩以下有雲雷紋一至三周，以下多為曲尺紋組合，是末期出現的一種典型器。石峽中層也有，但數量很少。盤豆類數量多，以鏤孔矮圈足為主。圈足盤有斂口、子母口和展唇等不同形式，質地多為細泥磨光紅陶或橙黃陶。一種斂口的磨光紅陶盤，很象仰韶式的紅陶缽，但下面附有圈足，同時在圈足盤中還有一部分彩陶。泥質陶的印紋種類將近有三十種，主要拍印於罐壺類上。此外，河宕還發現有六、七十片陶片上有刻劃符號，二件器底部刻劃魚紋，符號多刻於圈足盤的底部。石峽下層沒有發現刻劃符號，中層僅見一個“米”字形符號。而與河宕年代相當的高要茅崗也發現有十個左右的刻劃符號。河宕下層與中層的陶紡輪有明顯區別，中層多為素麵。下層的其底面多有刻劃花紋，為單線或複線的圓弧線，把底面分成三、四、五等分。還應提到，增城金蘭寺中層，出土過一件形象逼真的陶祖(且)，它反映了這一時期父權制的確立。

在珠江三角洲，港澳沿海島嶼的貝丘和沙丘遺址中，出土有一部分以動物、介殼類遺骸製作的工具和飾物，這也是西樵山文化遺存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特點。例如，在萬福庵、河宕獅子橋、王借崗等遺址，都發現有蠔殼磨成的穿孔工具。河宕舊墟出有一種特殊形式的穿孔骨針(疑即織魚網織針)。河宕的骨鏃比石鏃多幾倍。新會羅山咀發現穿孔蚶殼、深灣下層有穿孔鯊魚牙飾。有些遺址還出土魚脊骨串飾等。

墓葬特點

西樵山文化的早期墓葬尚無發現。中期的如新會羅山咀發現一座二次瓮棺葬，葬具為兩件相套的粗砂陶厚胎折肩瓮，肩上刻劃一周三角形(內加斜線)划紋，還有一個刻劃符號。人骨從頭到下肢有序地疊置於瓮內，隨葬品有骨簪、穿孔麻龜板飾物各一件（54）。據《深灣》發掘報告，在F層及晚期cb層都發現過火葬及土葬。引人注目的是火葬，這種火葬是從文化層中零星散見的許多碎骨，包括頭骨及肢骨等，經過八百度高溫火化跡象而判定的。

晚期墓葬有較多發現。1961年金蘭寺2A層貝殼堆積中發現四座，淺坑或墓坑不明顯，人骨架頭東腳西，仰卧直肢，基本并行排列。鑒定為一女(老)、兩男(青)、一兒童，兒童緊依女性骨架。其中M2(男，25歲±)，有人工拔牙。僅M4女性墓，有長方格印紋陶缶、骨飾各一件為隨葬品。1978年，南海灶崗貝丘遺址發現六座，墓坑多不明顯，頭向東南，腳向西北，仰卧直肢，經鑒定男女老少均有。僅三座墓各隨葬小石錛一件。1977年，筆者在河宕獅子橋遺址調查，發現有人頭蓋骨、顎骨、肢骨殘骸，推測應為墓葬。獅子橋的年代與河宕舊墟的中層相當。1977-1978年，河宕舊墟發掘760平方米，發現墓葬七十七座(中層五十一座，下層貝殼層二十六座)。這批墓葬在文化層中，多數沒有墓坑，一部分有淺坑(如M15打破紅燒土居址)。葬式主要是一次單人葬，仰卧直肢，但下層一部分可能為二次葬，仍為仰卧直肢。M12發現有骨架兩具，墓坑不明顯，經鑒定同為中年女性，還不能肯定為合葬墓。這批墓葬均為東西向，經鑒定的五十六座，男女老少均有，幼童佔十座。中層或下層的男女老幼都是間錯排列（還有一些疊壓打破關係），並非同輩的男女有序地排列。經鑒定有一重要現象，即成年男性一律頭西腳東，成年女性一律頭東腳西。二十八座成年男女墓有隨葬品，占成年男女墓總數的42%，隨葬品共四十件，每墓多者三件，少者一件。女性多隨葬陶紡輪一件，男性多為一件小石錛或鏃、矛，或許仍然反映著男女兩性自然分工。還有，下層墓都沒有隨葬陶器，九件陶器均出於中層或打破中層的墓葬。其中甲區M1(女老年有三件(泥質黑皮圈足盤二、夾砂方格紋圈足罐一件)。M19(男，青年)，泥質薄胎方格紋敞口凹底罐一件。M23(女，青年)，肩有雙鋬磨光黑皮小陶罐一件。M24(男，成年)，似水晶質地的玦和紅陶圈足小罐各一件。下層墓除了隨葬小石錛、骨鏃、石鏃、石環、陶紡輪外，有兩座墓隨葬象牙器。兩座墓均為青年男性，M25(30歲±，人工拔牙)，人骨右手腕上戴大象牙環一件，頭上有半環形一側帶凹槽的骨飾一件，長10厘米余；M65(25歲±，拔牙)，頭上有大小相若的亞腰筒形器兩件，高7.6、上徑6.2、下徑8.2厘米。製作精緻，薄如蛋殼。

更為重要的是，這批人骨架在可供觀察的二十二個成年個體中，發現有十九個(男十，女九)生前人工拔牙，未拔牙的三個，拔牙個體出現率佔82.6%。拔牙個體中，最小年齡為22-25歲(甲區M63)，拔除的齒種絕大多數是上頜兩側(也有單側)第二門齒，還有五例是拔除上頜中門齒、中門齒與左右側門齒相結合的，研究人員指出“這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山東大汶口文化、江蘇邳縣大墩子、福建曇石山等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拔牙材料中，拔除或敲去的齒種絕大多數(據統計佔90%強)是上頜側門齒，一般忌拔上中門齒及下門齒，同時拔牙齒種的不同，往往反映著不同的含義。河宕人骨架體質形態，鑒定接近於蒙古人種南亞類型。發表的研究報告又指出。雖然“顯示出一些同赤道人種相似的特徵”，“但他們還應該屬於蒙古人種的南部邊緣類型”（59）。男性平均身高約為166厘米，女性約154厘米。比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居民的估算身高(168.4-172.3厘米)矮一些。上述金蘭寺墓葬經鑒定認為“這批頭骨有明顯的黃種人的特徵”，並指出“有些形態如圓頭、拔牙可能對探討沿海的民族起源和遷移有一定意義”（60）。如上所述，廣東發現的二十個拔牙個體，都發現於珠江三角洲沿海的貝丘遺址，文化性質和年代也相當，均屬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末期，結合《山海經》、《淮南子》、和《唐大和上東征傳》(61)等文獻有關記述以及民族學材料，特別是結合從山東至廣東，東方和東南沿海地區(包括台灣)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體質形態、拔牙(鑿齒)材料,不難看出廣東發現的這批墓葬及拔牙資料，具有重要的價值。

總之，上述河宕、灶崗、金蘭寺等貝丘遺址的墓葬有幾個共同特點：(1)墓葬或墓地分佈於遺址中；(2)墓坑不明顯或挖淺坑，用貝殼填埋；(3)墓坑或人骨架以東西向為主，實行一次單人葬為主(河宕可能也有二次單人葬)，未見明確的合葬墓；(4)多數墓沒有隨葬品(約佔墓葬總數的三分之二)，有隨葬品的每座墓多為一件，也有二、三件的。這些情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珠江三角洲一帶當時居民的葬制和葬俗。

在各種類型的遺址-山崗(或島丘)、台地、土墩、貝丘、沙丘(或沙洲)遺址中，貝丘和沙丘遺址佔半數以上，總數不少於一百處。廣東新石器中期的遺址多是貝丘遺址，也多分佈於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區。沙丘(或沙洲)遺址如深圳大、小梅沙，香港深灣第F層。屬於晚期的貝丘和沙丘遺址(或文化層)就更多了(參看本文附表)。這類貝丘和沙丘遺址(主要是貝丘遺址)，堆積著大量成層的介殼類和水陸棲動物遺骸。如河宕舊墟發掘面積760平方米，就出土有三千五百多件各種動物的遺骨，以及數以噸計的介殼(主要是下層)。

象(南海民樂、河宕、茅崗等，民樂象頭骨鑒定為“西樵山亞洲象新亞種)（63）”，牛(河宕中層、金蘭寺、增城石灘仙村、新塘、博羅鐵場墟、民樂龍船田、觀音廟口、深灣[Bos])，豬(河宕，茅崗，龍江村，深灣等，茅崗、河宕經鑒定有小部分屬家養)，彌猴([Maccasp.]河宕下層)，馬來鱷([Tomistomasp.]河宕、東莞龍江村等)，硬頭海鯰(俗稱赤魚[AriusLeiotetocephalos]深灣數量多，還河宕，金蘭寺)（64），據《深灣》報告說是一種深海魚類，產卵時可游至淺海或河口)，斷斑石鱸(俗稱頭鱸，也深海魚類，深灣有大量出土)，海豚、大魟魚(深灣)，麗蚌或河蚌(Lamprotulasp.)蘭蜆或河蜆(Corbiculasp.)，蚶(新會羅山咀、環城牛頭山、茶坑、外海潮蓮富崗、青瀾、高鶴古椰村、博羅馬嘶村、上南村、惠陽潼湖下里村等)，牡蠣(俗稱蠓，有長牡蠣、僧帽牡蠣等，河宕舊墟、獅子橋、南海大瀝梁邊村，增城仙村、新塘、石灘、博羅鐵場圩，新會環城、外海、羅山咀等)。此外，有些遺址還有石、陶網墜。以上這些發現，一方面充分證明漁獵、捕撈業是當時居民生活的主要來源；另方面，對探討珠三角洲平原的形成和變遷及是否有過海浸等問題，也有參考價值。至於山岡和台地遺址，從大量磨製石斧、錛、鏟和發達的陶器看，晚期應有原始農業的出現。但至今似未發現過農作物，因此無法作進一步的推斷。

本文擬將西樵山文化初步分為早、中、晚三期，也即同一文化系統的三個發展階段。由於對西樵山遺址以及珠江三角洲有關主要遺址的發掘做得不夠，特別是對細石器遺存的年代看法分歧較大，本地區又缺乏可資比較的遺址。因此，這裡所談的年代和分期還是大致的推斷。

早期以西樵山火石逕等細石器遺存為代表，其上限年代暫推定為距今七、八千年，其下限年代有些遺址可能更晚一些(如果將來證實細石器遺存確與有肩石斧等大石片石器或陶器共生，則可併入中期，如證明細石器遺存屬於中石器時代以至更早，那就另當別論，則不包括在西樵山文化範疇內)。中期文化遺存，以及西樵山遺址中出土有肩石器及繩紋、刻劃紋粗砂陶的遺存。文化遺物以繩紋、刻劃紋粗砂陶、泥質紅陶、彩陶和西樵山類型的石器共存為主要特徵，年代推定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間。一是根據金蘭寺中層測定為4035±95年BP.(樹輪校正為2495±145年B.C.)但其下層比中層的文化內涵有較大差別，下層不出有段石錛和印紋陶器。二是西樵山鎮頭西坡貝丘遺存第三層測定為5470±100年BP.(樹輪校正為6120±140年BP)。三是深灣F層推定為2000-4000年B.C.。

晚期的可以西樵山鎮頭西坡第二層、第7、10、11、12地點等、金蘭寺中層(包括2A、2B層)、龍江村(相當於金蘭寺2A層)、河宕(包括中層和下層)、灶崗(相當於河宕下層)、茅崗、鶴地山、赤灣村以及深灣Cb層等為代表。文化遺物總的特點是磨光石器很普遍，而以有肩石斧、錛、鏟和有肩有段錛為典型器，有發達的幾何印紋陶，粗砂陶、泥質軟陶、還有硬陶(如河宕等)共存，但未出夔紋硬陶、釉陶和青銅器。根據地層疊壓、器物演變，還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其年代大致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下限可能要到商代。有一些測定年代可供參考，西樵山鎮頭西坡第二層測定為5050±100年BP.(校正值5660±125年BP)。灶崗為5405±120年BP.(校正值6040±140年BP)，河宕舊圩下層四個貝守則標本為4905±5085年BP之間(校正值距今5500-5705年)。中層或打破中層的墓葬，M1人骨測定為3600士100年BP.(校正值3900±100年BP.)，M12人骨測定為3800±10年BP.(校正值4200±160年BP)。高要茅崗一個木炭標本為4070±100年BP．(校正值4490±150年BP)；另一木炭標本為4265±90年BP(校正值4735±140年BP)。深灣cb層三個貝殼標本測定為3830±95年(2400年B.C)、3700±95年(2200年B.C)、3110±95年，(1500年B.C)。以上這些測定年代，若從文化遺物特別是陶器發展變化的順序編年來比較，晚期遺址中不少用貝殼標本測定的年代都嫌偏早，原因這裡從略。但了解這一點對遺址年代的排比是很重要的。

綜上所述，在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以至港澳沿海島嶼，存在著一種新石器時代(主要是中期和晚期)的原始文化，這種文化分佈範圍廣、經歷時間長、內涵豐富多彩。在遺址的地理位置、主要經濟類型、文化遺物特徵、墓葬及其習俗(包括人工拔牙習俗)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點。它既區別於粵西封開黃岩洞類型為代表的早期洞穴遺址、粵北以英德青塘類型為代表的早期洞穴遺址，又區別於韓江三角洲以潮安陳橋村、池湖鳳地貝丘遺址類型為代表的中期遺址，也區別於粵北以石峽遺址下層為代表晚期文化(即石峽文化)。但它又與韓江三角洲、粵西地區(指珠江三角洲以西的)、高雷地區和海南島地區具有密切的關係。再次，又與廣西邕江至左右江以南地區尤以南寧地區的貝丘遺址、福建曇石山文化、台灣的大坌坑文化(包括金門的蠔殼墩)、鳳鼻頭文化和圓山文化等，也有較為密切的關係。如果有肩石器的發源地(西樵山石器製造場就是一個主要發源地)、主要分佈區(兩廣地區)以及傳播關係，即有肩石器在台灣、雲南、貴州、四川以及越南、泰國、印尼等地的發現看，也可以說明西樵山文化與它們有著一定的關係。總之，西樵山文化、石峽文化以及廣東其它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它們同屬江南地區百粵族分佈區的“先越文化”(參看拙文《試從考古發現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問題》，《學術研究》1982年1期)，但也存在著地區性的差別(特別是在中期和晚期的前一階段)。如果說石峽文化是一種以稻作農業經濟為主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那麼，西樵山文化則是一種以漁獵、捕撈經濟為主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從貝丘遺址和沙丘遺址的種種跡象看，西樵山文化原始居民的定居生活更帶有“流動性”的特點。到了相當夏商時期，特別是到了青銅文化(廣東地區的青銅文化，總的說來相當於西周-戰國晚期)，由於本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鄰近地區原始文化的交流、影響，隨後又受到中原商周文化、長江流域楚文化以及西南地區青銅文化的影響，西樵山文化終於為廣東地區的青銅文化所取代。

黃飛鴻獅藝武術館位於黃飛鴻的出生地南海市西樵山下的祿舟村，距西樵官山城區僅三公里。武術館籌建於一九九六年，佔地面積五點二三畝，綠瓦飛檐，建築別緻，具有清末古建築風格。館內分設有黃飛鴻故居、黃飛鴻練功休息室、黃飛鴻史跡陳列影視室、寶芝林堂、百草堂、關德興紀念堂等。另有黃飛鴻影視城，黃飛鴻武術村、黃飛鴻水寨等正在規劃中。

黃飛鴻於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出生於祿舟村，其祖父黃泰、父親黃麒英均是南拳高手，黃飛鴻五歲學父習武，父嚴子專、進步很快，十二歲時擊敗廣州鄭大雄，頓時名聲大噪，時稱“少年英雄”，后開館授徒。黃飛鴻武藝高強，卻從不恃強凌弱，他一生行俠仗義，並開設寶芝林懸壺濟世，以其高尚的醫德、武德深受人們愛戴。

黃飛鴻獅藝武術館系黃飛鴻家鄉父老為弘揚黃飛鴻醫德、武德而建。館內除陳列黃飛鴻、關德興等事迹圖片實物外，還定時表演功夫、舞龍、舞獅等傳統項目，黃飛鴻高樁醒獅有世界獅王之稱，其表演精彩絕倫，讓你大開眼界，堪稱世界一絕。吸引眾多海內外遊客前來欣賞。

九江雙蒸酒、撈魚生、鹽步秋茄、南海藤編、九江全魚宴、鹽步"秋茄宴"、四方竹、沙皮狗、水蛇粥、西樵大餅、大瀝沙皮狗、桂城小炒、官窯馬蹄、石碣西瓜、譚邊大頂苦瓜、九層糕。

2012年5月28日，西樵鎮入選第三批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

2012年12月24日，環境保護部授予西樵鎮2010—2011年度國家級生態鄉鎮稱號。

2014年2月19日，西樵鎮入選為第六批中國歷史文化名鎮。

2014年7月21日，西樵鎮被國家住房城鄉建設部等七部委確定為全國重點鎮。

2015年7月13日，西樵鎮入選第三批全國特色景觀旅遊名鎮名村示範名單。

2017年8月22日，西樵鎮被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認定為第二批全國特色小鎮。

2019年2月2日，被文化和旅遊部命名為2018-2020年度“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

2019年9月11日，西樵鎮入選“2018中國鄉鎮綜合競爭力100強”。

2020年4月21日，2020中國特色小城鎮品牌傳播百強榜，西樵鎮位列第3位。

2020年9月1日，阿里研究院公布2020年淘寶鎮，西樵鎮榜上有名。

2020年12月9日，獲評2018至2020年度“廣東省文明村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