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之儒
子思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嫡孫子思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原憲字子思，一位晚年貧困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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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以孔子嫡孫孔伋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其五行思想在孟子之儒中同樣出現，《荀子 · 非十二子》稱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論子思、孟軻之學，謂：“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辟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
可以看“曾子子思子全書”，此子思乃原憲。非孔子孫。所謂富不過三代
《漢書 · 藝文志 · 諸子略》著錄 " 《子思》二十三篇 " ，早已佚。
《中庸》內容
《中庸》把 " 誠 " 這一道德範疇作為精神實體及世界的本源，
"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 ；
"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 。
八儒
二〔夫〕子沒后，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瓮牖繩樞，并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凈精微之儒。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忮於眾，此宋鉶、尹文之墨。裘褐為衣，跂蹺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此苦獲、巳齒、鄧陵子之墨。
以上文字，與韓非子之八儒之說一一對應，對的著號。由於《莊子》被晉朝郭象篡編過，所以導致《天下》篇只見一半，只可以看見批評墨家，宋子之名家，慎到之法家，老子之道家，惠子之名家。嘎然一斷，不復見儒家之評說，發展之脈絡。可是郭象萬萬沒想到，遇見一個讀書不求甚解的陶淵明。偷懶把《莊子，天下》，直接照抄，三墨之文字如出一轍。
八儒中韓非子將子張列為首位。陶淵明將貧民子思，列為首位，顏氏指孔子死後尊顏回的留在曲阜之徒，可見出走的子張的與子思的教育方法，知名度超過了老師孔子。所以老儒家只能算是第三位從《韓非》與《莊子天下殘文》，我們足以了解到，戰國末年，子張，子思雖然學術影響巨大，但是已經處於少數派地位。《天下殘文》歌頌其他六儒，按詩書禮樂春秋易，六藝順序對六儒家，進行了褒揚，單獨對子張，子思進行嘲諷。可知一，原來分裂出去的五儒，已經在戰國末年趨於統一，而且承認了魯國的曾子學派的正統地位。論功行賞，不再固執的予以對抗。可知二，唯獨子張之儒，子思之儒抗拒到底，成為亂臣賊子，道家不恥。這與《論語》《漢書藝文志》的出版記錄吻合，又說明漢獨尊曾子后，卻並未不發行仲梁子，樂正子，等反對過曾子的學派著作。可知並未履行當初諾言，故《史記》高度表彰季布之諾，一諾千金，暗譏當時之儒食言
通本《子思子》
成書於南宋
汪晫編
提要
臣等謹案。子思子全書一卷。宋汪晫編。考晁公武讀書志。載有子思子七卷。晫葢亦未見其本。故別作是書。凡九篇。內篇天命第一。鳶魚第二。誠明第三。外篇無憂第四。胡母豹第五。喪服第六。魯繆公第七。任賢第八。過齊第九。其割裂中庸。別立名目。與曽子載孝經大學同。又晫輯曽子。用朱子改本大學。至孔叢一書。朱子反覆辨其偽。而晫采之獨多。已失鑒別。又往往竄亂原文。如孔叢子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注曰。雜者。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雜說不存焉。此書引之。改曰。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則與子思答義全不相貫。孔叢子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一疑。此書引之。聖字下多一區字。疑字上多一物字。又孔叢子云。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此書引之。以進瞻作進善。輕改舊文。均失先儒詳慎之道。且與曽子所引均不著其出典。亦非輯録古書之體。較薛據孔子集語葢瞠乎後矣。特以書中所録雖真贗互見。然多先賢之格言。故雖編次蹖駁。至今不得而廢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關於孔子之孫子思伋取代原憲之歷史
宋儒基本都肯定這一說法，為什麼呢？
可以從從孔廟的配享從祀看儒學的傳承與流變。
如果我們把孔廟當作一種文化現象，那麼，可以說，孔廟的配享從祀就是這一文化現象中最具有核心價值的內容之一。說到孔廟，人們似乎更習慣於也更熱衷於談論它的建築、它的展陳、它的祭祀禮樂等等，總之是些具體可見的有形的東西。
唐宋開始，傳達有“道統”論興起。
事實上，在唐朝以前，周公往往與孔子是並提的，甚至周公的影響大於孔子，孔子只是周公的配副，即使在教育界。漢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冬十月，皇帝率群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郡縣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周公和孔子，牲用犬。這是關於國學與郡縣祀孔子的最早記載，孔子是作為周公配享的角色出現的。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詔令奉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歲時致祭。《貞觀政要·崇儒學》：“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乾戚之容，始備於茲矣。”從這段記載中，不難看出，在公元628年之前，在中央政府的最高學堂中，周公是作為先聖受到頂禮膜拜的，孔子只是作為周公的配角以先師受禮拜，正如此後的顏子之相對於孔子一般。
上則記載還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歷史信息，就是在國學中建孔子廟堂的起始年代，歷史上之所以能遺留下這麼眾多的孔廟，唐太宗功不可沒。除了貞觀二年的這個詔令首創國學建孔子廟堂之外，在貞觀四年（公元630年），還有一道詔令，指示全國各州縣學設孔子廟，由此孔子廟才從曲阜祖庭走向全國，並在此後出現在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歷史上深受中國影響的周邊國家，形成了最具中國特色的自成體系的孔廟文化現象。而從唐太宗的兩道詔令看，從國家最高學府國學到府學縣學等，廟學合一是其內在的統一，所以，孔廟最通用的名稱是“文廟”，是官方的名副其實的傳播文明的廟堂，這也是孔廟最重要的歷史角色。
由此可見，孔廟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與中國歷史上的正統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是道統的承載者，是正統文化的象徵。
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孔子之孫孔伋（子思）、子思再傳孟子，而宋儒朱熹等直追孟子，所以，朱熹也是孔子的衣缽傳人。這一儒家的正宗傳承譜系，實際上是宋儒自己說的，而這一譜系則影響至今，並決定了歷史上孔廟配享從祀的人物選擇和等級。
北宋徽宗年間，子思伋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順元年（1330）,又追封子思為“述聖公”，以後就稱作“述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