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內遷

抗戰前的中國，高等教育還比較落後，且教育資源大多分佈在面臨戰爭威脅第一線的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東部發達地區，教育資源分佈極不合理。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鐵蹄開始侵入華北。為了實現根本上滅亡中國的計劃，日軍制定了對高校進行系統摧殘的計劃，以教育設施為對象狂轟濫炸，並肆意捕殺師生，中國的高等教育及科學文化事業面臨生死抉擇。面對侵略，教育界進行了抗戰教育思潮討論，同時各大高校自1937年夏開始大規模內遷。

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大學就無法在瀋陽生存，被迫流亡北平，是為最早的高校內遷。但1937年的形勢更加嚴峻，由於當時專科以上學校集中的都市及沿海省份都是日軍首先進攻的範圍，如上海就有25所，北平14所，河北8所，廣東7所。“盧溝橋事變”發生在北平近郊，“八一三”事件又發生在學校林立的淞滬，京滬等地高校不得不開始大遷移。一些原本設在後方的學校，為躲避轟炸，也遷至更為偏僻的地區。

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7月至次年8月， 108所高校中有25所因戰爭不得不暫行停頓，37所被迫遷移後方，15所勉力支持卻屢遭轟炸；人員傷亡約計108人，財產損失約65 367 409元法幣。其中，以圖書館損失最重，國立學校損失1191147冊，省立學校104 950冊，私立1533 980冊，總計達2830 386冊之多。

據統計，抗日戰爭爆發后，除零星分佈在西南、西北的10餘所高校倖免於難之外，我國90%以上高等學校均不同程度受到侵略者的蹂躪。為了保存教育國脈，高等院校紛紛內遷西南大後方。

至1938年8月的一年內，全國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遭日軍破壞，其中25所因損失慘重被迫停辦，繼續維持的僅有83所。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等102人聯合發表聲明，揭露日本侵略軍破壞我國高等學校的罪行，提出了“教育為民族復興之本”的口號，要求政府採取果斷措施，將一些高校遷往內地辦學。

東部高校內遷的主要目的地是大西南。據史料，內遷大西南的高等學校為56所，去四川的最多，約42所，如遷重慶的中央大學、交通大學、復旦大學，遷成都的燕京、金陵、齊魯等幾所教會大學，以及零散分佈在樂山的武漢大學，三台的東北大學。遷昆明的主要是北大、清華、南開，遷大理的華中大學、昆明的中法大學，以及先昆明后四川李庄的 同濟大學、先昆明后重慶的 國立藝專和先澄江，1940遷回廣東，校部設韶關的中山大學。內遷貴州的主要是遵義的浙江大學、貴陽的大夏大學和湘雅醫學院。

東部高校內遷的基本格局是，北平、天津地區高校分別遷入雲南和陝西，南京、上海一帶的高校 絕大多數遷入四川。

大部分學校遷入四川、雲南等西南幾省。如中央大學、交通大學、復旦大學遷到重慶，武漢大學內遷四川，浙大遷到貴州。一部分大學遷往西北幾省，如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和北洋工學院遷往西安，焦作工學院遷往陝西天水，東北大學和民國大學遷入山西。還有一部分大學由大城市遷往本省內比較偏遠的縣鎮。如中山大學遷往梅州、山西大學遷往晉南，廈門大學遷往長汀，廣西大學遷往柳州，安徽大學遷往沙市，湖南大學遷往辰溪，河南大學遷往雞公山，這類大學佔全國高校的1/4左右。

高校內遷於1939年底基本完成。到1940年，高等學校和在校學生都恢復到戰前水平，大學113所，學生52376人。

1945年8月l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終於取得偉大勝利。此後，內遷西南的東部高校，先先後后，陸陸續續都回到自己的故園。

抗戰期間，由於日寇的瘋狂侵略，當時全國108所高校有17所停止辦學、14所仍勉強在敵占區維持，其餘70多所先後被迫遷址，踏上了艱難困苦的內遷流亡之路。而高校愛國師生則以此向世人宣示了“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決心和信念。這是中國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罕見的大遷徙，使得中國經過幾十年艱難發展形成起來的寶貴教育資源和高等教育文脈得以保存，使得國家經濟建設和戰後恢復所需的精英人才的培養不致中斷，使得高等學校的區域布局更加趨於合理，並促進了西部高等教育的發展，使得先進的科學技術、思想文化在新的時空條件下得以擴散和傳播，使得西部地區經濟社會長期封閉、發展停滯的狀態被打破。總而言之，這是在戰時特殊條件下進行的一次大學文化和現代文明艱苦卓絕的長征。

抗戰時期的西北聯大以及其後分立的五所大學也是如此。在當時極其艱難困苦的環境條件下，西北聯大以及其後分立的五所大學培養出了一大批服務國家建設的傑出人才，分佈於全國各地，許多人成為新中國各條戰線的奠基者、開拓者、領軍人物，乃至中國工程技術界的翹楚，創造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