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旟

陳亮稱他的詞：“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八：“杜伯高詞，氣魄極大，音調又極諧，所傳不多，然在南宋，可以自成一隊。

江山如此，是天開萬古，東南王氣。

一自髯孫橫短策，坐使英雄鵲起。

玉樹聲銷，金蓮影散，多少傷心事！

千年遼鶴，並疑城郭是非。

當日萬駟雲屯，潮生潮落處，石頭孤峙。

人笑褚淵今齒冷，只有袁公不死。

斜日荒煙，神州何在？欲墮新亭淚。

元龍老矣，世間何限餘子。

石頭城舊址在今南京市清涼山上，為建康四城之一。由於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均在建康建都，所以當生活在南宋的杜旟登臨其地的時候，就難免有一番關於封建王朝興衰更替的感慨。

這闋詞最顯著的特點是用典多，作者的今昔之嘆幾乎全是通過這些典故表達出來的，因而我們的閱讀也必須從弄懂典故入手。“王氣”，古人有“望氣”之術，據說，金陵之地有“天子氣”。開頭三句點明石頭城歷來就是王氣所鍾，這給數說王朝興衰打下了基礎，也同南宋皇室不思進取，偏居一隅，形成鮮明對照。古人論詞，非常看重起句。《樂府指迷》說：“大抵起句便見所詠之意，不可泛人閑事。”《蕙風詞話》也說：“起處不宜泛寫景，宜實不宜虛，便當籠罩全闋，它題便挪移不得。”本篇起句開門見山直入主題，可見作者縛虎全力。“髯孫橫短策” ，指孫權割據江東。權紫髯，故稱“髯孫” 。“策”，馬鞭。詞中說“一自”，說“坐使英雄鵲起”（鵲起，在此是乘勢奮飛的意思），引出了眾多英雄，也突出了孫權的地位。“玉樹”，即《玉樹後庭花》，是陳後主叔寶創作的曲子，其詞綺艷，其音甚哀，為歷來公認的亡國之音。

“金蓮”，據說齊東昏侯命工匠用金子鑿成蓮花貼在地上，供潘妃在上面行走，曰“步步生蓮花”。建康乃千古舊都，自然就成了各種人物粉墨表演的歷史大舞台。作者把這些人物分成創業者與亡國者兩類，實質上是給南宋統治者擺出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千年”二句收住英雄、昏王兩面，感嘆世事變幻之莫測。

《搜神後記》記載：遼東人丁令威求仙成功，化一白鶴飛來道：“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作者把原典中的“城郭如故”化為“城郭非是”，在強調社會變化上自然更進了一層。張砥中說：“凡詞前後兩結最為緊要。前結如奔馬收韁，須勒得住，尚存後面地步，有住而不住之勢。”（《古今詞論》引）“千年”兩句以世事幻化收束懷古，以眼前城郭引出撫今，是一個極好的前結。

過片三句以想象中的往日此地將士輻湊、萬馬齊喑的盛況與今日寂寞潮打石頭城的冷落對比。“潮生潮落處，石頭孤峙”既正面呼照“江山如此”，又反面輝映“神州何在”，可見承接轉折之精巧周密。“人笑”兩句的本事是：褚淵、袁粲同為南朝宋的顧命大臣，后蕭道成篡立南齊，褚失節，袁死節於石頭城。《南齊書·樂頤傳》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的話；《南史·褚彥回傳》 （淵字彥回）記當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這裡，作者把故實、史傳、民謠揉合用之，表達了他的鮮明愛憎。“新亭淚”，據《晉書·王導傳》記載：“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邀）出新亭飲宴。周豈頁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複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作者在句中下一“欲”字，意思是說明知應當戮力王室，只是目前的現實不能讓人這樣輕鬆，於是不得已才“欲”下新亭之淚的。

典故活用之後，既更切合南宋實際，又表達了作者深沉的感情。綜觀後半闋，如果說“人笑”兩句還主要是對褚、袁二人的褒貶，那麼“斜日”三句則包含著更深的對社會變化之感嘆，到了最後兩句，便直接指出英雄已老，恢復無人的現實。——詞篇通過層遞的手法，一步步深化了它的主題。元龍，三國時人陳登的字。他少有扶世濟民之志，曹操以為廣陵太守。聞許都人士對他有所批評，遂托郡功曹陳矯去許都時代為打聽人們批評他什麼。陳矯回報說：“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陳登說：“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見《三國志·魏書·陳矯傳》）陳元龍所敬諸人，在道德、文章、操守、志略等方面，各有足以稱道的地方；而他不屑掛齒的所謂“餘子”，正是在這些方面沒有建樹，無怪元龍對之傲慢無禮。作者自比陳元龍，而放眼當世，值得尊敬之人甚少，像這些“餘子”者卻多至無限，至堪憤疾。指的是古，引古所以喻今；說的是人，實質上還是在說世道。詞至此結束，辭盡而意不盡。填詞結尾，例用景語或情語，本篇結以議論，雖為別格，但對傾吐作者胸中憤懣，卻極為恰當。

典故是歷代相傳已經定了型的事件或語句，所含內容較為豐富，用得好，便能夠收到“以少總多，情貌無遺” （《文心雕龍·物色》）的效果。概括起來，本篇所用的典故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熟典多，因而讀來不覺艱澀；二是多與頭城有關，因而更加貼切自然；三是正反兩種典故交替使用，因而作者的愛憎極為分明。

杜旟出任的時代，正是外敵不斷侵入中原，社會危機日益加深的南宋，他懷有報國之志，所以填詞效法辛棄疾。但稼軒之詞，“其秀在骨，其厚在神。初學看之，但得其粗率而已”，因此言者普遍認為“性情少，勿學稼軒”（《蕙風詞話》）。杜旟本人“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陳亮語），且“杜子五兄弟，詞林俱上頭”（葉適語），所以獨能接受辛詞的積極影響。這首詞大量使用典故，馳騁議論，採用散文語言，形成慷慨大方而又含蘊深厚的風格，在南宋詞壇家族中，算得上一首難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