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歌行(以下二首蘇軾雲是偽作)
李白雜言詩
《笑歌行》是詩人李白的雜言詩，被選入《全唐詩》的第166卷第24首。 《笑歌行》，在《樂府詩集》中屬新樂府辭。唐代偉大詩人李白作有《笑歌行》一首，收於《李太白集》中。宋代蘇軾認為這首詩是偽作，無實證。
此詩可分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開頭。第一段化用漢代童謠，借古諷今，旨在揭露當時國君昏聵，如張儀、蘇秦般朝秦暮楚、反覆無常之人受寵得勢。第二段借奚落屈原、隱者漁父的鮮明對比，冷嘲熱諷是非錯位、黑自顛倒的現實社會。第三段運用豫讓、屈平、巢父、許由、伯夷、叔齊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後名”，深入展開議論。第四段以寧武子、朱買臣的事迹宕起一筆，旨在說明窮通有時，應順其自然。
這首詩以“笑矣乎”連綴全篇，一唱三嘆，不以莊語；使事用典，不著痕迹；發盡牢騷，極盡諷刺；莊子再世，亦當嘆為觀止，表現出李白不汲汲於“身後名”的傲骨和大志，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封建上層統治集團。
此詩可分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開頭。第一段，詩人化用漢代童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來諷刺是非錯位、黑自顛倒的醜惡社會現實。接著舉了戰國時張儀、蘇秦的例子來說明“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的現象。張儀和蘇秦是戰國時有名的縱橫家。他們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權詐之術，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張儀曾作過秦國的丞相，而蘇秦卻能佩六國相印，成了縱約長。他們都憑著“曲如鉤”的本領，成了顯赫一時的權貴。如果他抱誠守直，老老實實在家種地的話，說不定他們早就餓死在道邊了。李白的這些詩句，借古諷今，旨在揭露當時國君昏聵，才使得象張儀、蘇秦那樣朝秦暮楚、反覆無常的小人，一個個受寵得勢，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卻只能作階下囚了。
由於李白自己將社會看透了，認為不值得為統治者賣命賣力，思想反轉為出世。第二段就寫出了這種思想的轉變。“君不見”四句，借用《楚辭·漁父》的典故，先寫那位“避世隱身” 、“欣然自樂”的漁父，后寫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澤畔，遇到了隱者漁父。漁父勸他和光同塵，與世推移，而屈原要堅守正義，正道直行，不願“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寧赴湘流，葬身子魚腹之中，也不願“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塵埃。”漁父聽完后：“蕘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復言。”李白在這裡以調侃的口氣，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其實骨子裡是對現實社會的冷嘲熱諷。在“曲如鉤”的社會裡，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沒有立足之地的。還不如學滄浪老人，“避世隱身”為好。
第三段，詩人運用豫讓、屈平、巢父、許由、伯夷、叔齊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後名”，深入展開議論。屈平自投汨羅，博得“以身殉國”的美名。豫讓，春秋時晉國人，為智伯多次行刺趙襄子未遂而自殺，成為歷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許由為古代著名隱者，傳說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聽后，認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穎水邊洗耳，當時，巢父正牽犢飲於下流，就責怪許由污其犢口，遂牽犢到上游。伯夷、叔齊為殷朝末年孤竹國君之子，武王伐紂之後，不食周粟而餓死，被孔子稱為“古之仁人”。但是，詩人認為這些古人都是為“愛身後名”的奴役，不如“我愛眼前酒”。這個中的妙理在於“飲酒眼前樂”是實實在在的，“身後虛名”則不是。“男兒窮通”自有機遇，不必強求，即使求得“身後名”，死後人們彎腰向你禮拜，你也不知道了。這一“虛”一“實”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騷話。“自古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李白《將進酒》）詩人正是以這種驚世駭俗的牢騷話博得千古美名。詩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顧案頭肉和洪爐不熔鑄囊中小錐進行類比反襯，表現自己不汲汲於“身後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貪圖靠“身後名”者不過是些心底狹窄之輩！
最後一段，又以寧武子和朱買臣宕起一筆。寧武子，即寧戚，春秋齊人，有奇才，隱於商旅，齊桓公夜出巡訪，他正在喂牛，並擊牛角而歌唱，桓公聞而奇之，委以重任。朱買臣，西漢人，家貧，以賣柴為生，好讀書，能朗誦《楚辭》，后被漢武帝徵用。詩人用這兩個古人的事迹，旨在說明窮通有時，應該順其自然，從而嘲諷那些被“曲如鉤”者迷惑了心竅的當權者，即是遇到寧、朱二人，也不會了解他們，他們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
朱本（《李詩辯疑》卷下）云：“按《笑歌行》、《悲歌行》二詩，辭意格調如出一手，言無倫次，情多反覆，忿語忉忉，欲心逐逐。初則若薄於功名富貴者，末則眷戀流涎，而躁急忮害之不已，是則為可怪也。以之疑謫仙，謫仙豈若是之淺陋乎？……今《笑歌》、《悲歌》二行，較於《草書歌》、《東山吟》、《僧伽吟》、《白雲歌》、《金陵歌》諸篇，又是一等粗劣者，恐貫休輩亦不若是之甚也。”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六：“太白七古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波浪自涌；白雲從容，隨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可及。集中如《笑矣乎》、《悲來乎》、《懷素草書歌》等作皆五代凡庸子所擬，後人無識，將此種入選。嗷訾者指太白為粗淺人作俑矣。讀李詩者於雄快之中得其深遠宕逸之神，才是謫仙人面目。”《說詩晬語》卷一：“太白七古，想落天外。……集中《笑矣乎》、《悲來乎》、《懷素草書歌》等作，開出淺率一派。王元美稱為百首以後易厭，此種是也。或雲此五代庸子所擬。”
安旗、薛天緯《李白年譜》：“自蘇軾以來，胡震亨、朱諫、沈德潛等諸家，眾口一辭，均以《笑歌行》、《悲歌行》二詩為偽作。其所據者，略謂二詩‘言無倫次，情多反覆，忿語忉忉，欲心逐逐”（朱語），而無謫仙‘深遠宕逸之神’（沈語）云云。此不察李白作二詩時境況故也。夫李白於病篤之時，以精神失常之人，焉能好整以暇，為飄逸之辭乎？《笑歌行》多反語，《悲歌行》多絕望語，皆至忿至悲至痛之辭也。詩為心聲，若無至忿至悲至痛之身世，其何能至此！至於‘言無倫次，情多反覆……’則正與此時之精神狀態相符。”
安本又云：“《笑歌行》、《悲歌行》（見下篇）二詩，各家均以為偽。其所據者，惟‘凡近’、‘粗劣’、‘言無倫次，情多反覆’而已。是誠不足以斷此偽作。李白詩，固有語不甚擇、臨時率然之句。李白為此二詩時，或當病篤之際，以精神迷亂之人，勢不能好整以暇而為雄快宕逸之詩。觀此二詩，或多憤激之語，或多絕望之辭，皆至忿、至悲、至痛心情之反映，當是臨終前所作。”
葛景春《李白思想藝術探驪》：“此詩與《悲歌行》自蘇軾定為偽作以來，後人多從之。……蘇軾在這裡僅憑風格來斷定作品真偽是靠不住的。因為一個大詩人的風格是多種多樣的，內容也是豐富多彩的。另外，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和宋人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均肯定此二詩為李白作。而李白晚年，因被誣為永王‘附逆’，政治上又毫無出路，甚至於連衣食都發生了困難。杜甫說：‘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可見他寫出這兩首頗為狂怪的諷刺詩，是完全有可能的。”
至德二載（757），李白五十七歲。正月，永王軍次尋陽，李白下山人幕。作《永王東巡歌十一首》言志抒懷，旨在思抒奇計以濟時艱。二月，皇室內訌，兄弟交兵。永王兵敗丹陽，李白於亂軍中倉皇逃亡，旋陷尋陽獄中。有鳴冤求援之作多首。江南宣慰使崔渙及御史中丞宋若思為李白推覆洗雪，乃獲釋。
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和宋人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均肯定此詩為李白所作。因李白晚年被誣為永王“附逆”，政治上又毫無出路，甚至於連衣食都發生了困難。杜甫說：“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不見》）可見，李白所寫《笑歌行》為狂怪的諷刺詩，是完全有可能的。
李白曾經在天寶元年（742年）供奉翰林，后因得罪高力士而離開宮中。天寶十一年（752年），李白北上途中游廣平郡邯鄲、臨洺、清漳等地。十月，抵幽州。初有立功邊疆思想，在邊地習騎射。后發現安祿山野心，登黃金台痛哭。不久即離幽州南下。安史之亂爆發時，李白游華山，南下回宣城，後上廬山。至德元年（756年），李白被三次邀請，下山赴尋陽入永王李璘幕僚。永王觸怒唐肅宗被殺后，李白也獲罪入獄。幸得郭子儀力保，方得免死，改為流徙夜郎（今貴州關嶺縣一帶），在途經巫山時遇赦。李白遇赦后在江南一帶漂泊，於寶應元年（762年）病逝於寓所，終年61歲，葬當塗龍山。元和十二年（817年），宣歙觀察使范傳正根據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遺願，將其墓遷至當塗青山。
李白的作品想象豐富，浪漫奔放，意境獨特，才華洋溢，在詩歌的藝術成就被認為是中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巔峰。其詩作在全唐詩收錄於卷161至卷185，有《李太白集》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