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關街道

近年來，東關街道先後被列為省教育強鎮、省星火示範鄉鎮、紹興經濟綜合實力三十強鎮。

東關街道歷史悠久、文化昌明。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越王勾踐曾在這裡煉鍛兵器，蓄積資財，至今尚留煉塘、銀山、牛山等遺址。在宋朝就建有名為“東關驛”的驛站。南宋吏部尚書徐處仁隨駕南渡立功，賜第蠡城后，擇保駕山定居。而出生於東關的中國氣象學之父竺可楨，更是中華民族優秀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保存完好的竺可楨故居，傳遞著家鄉人民對這位科學巨匠的深情。

這裡有戰國時期越王勾踐卧薪嘗膽，練劍備械的“煉塘”古址；有歷經風雨剝蝕卻幾經修建后仍巍然肅立的“煉劍橋”古迹；有魯迅先生曾戲游嘗過的“五猖廟”遺址；具有二千年歷史的古纖道以其濃重的文化底蘊顯出東關歷史的亮麗景點；南宋吏部尚書徐處仁南下后留居歸宿遺址保架山依然醒目屹立於此……

東關街道人傑地靈、名人輩出。清朝從這裡豐山腳下的小村走出一名狀元郎梁國治；我國地理學家、氣象學創始人、一代宗師竺可楨先生從這裡走向世界，其“竺可楨故居”在新興的城鎮建設中被倡揚文化的東關人保護得完好如故，現作為上虞市文化旅遊景點對外開放。

東關區域優勢得天獨厚。東臨開放型港口寧波，西瀕國際上頗具聲望景色秀麗的杭州，被稱之為交通要道的杭甬鐵路、104國道、蕭紹運河三線平行橫貫中部，新辟的上三高速公路斜穿過境，具有經濟大動脈之稱的“杭甬”高速公路在此設有出口，興建中的杭州灣跨海大橋的引橋從這裡啟坡。

東關街道靈氣足、環境佳，是投資者難得寶地，曾接納過時任中科委副主任鄧楠；原浙江大學校長現任人大常委會副主席、中科院院長路甬祥等一代精英慕名前來探視求索，使這裡的國民經濟發展裝上“助動器”。目前已有各類企業700家，廣涉於儀器食品加工、機械電子、紡織服裝、建築建材、工藝禮品、化工染料等生產行業；傳統農業保持優勢、效益農業迅猛發展，已形成了水產、花卉、蔬菜、畜禽四大基地，實現了傳統農業向現代化高效農業的跨越。

經濟基本面保持平穩發展。全街道共完成工業總產值38.1億元，同比增長14.8%；實現銷售收入36.6億元，同比增長5.7%；完成工業性技改投入4.226億元，同比增長12.8%，完成市下達考核指標的106.82%。完成合同外資1005.2萬美元，完成指標任務的125%。實到外資480.7萬美元，完成指標任務的106.8%。引進市外內資7678萬元，實現指標任務的121.9%。完成自營出口4171萬美元，完成指標任務的130.34%。完成商貿銷售收入7.5億元，同比增長35%。新辦工業企業126家。實現稅收收入7099萬元，與去年基本持平。農民人均收入10502元，同比增長17% 。

面積：31平方千米　人口：3.82萬人　代碼：330682003　郵編：312352

東沿上三高速公路與曹娥街道相連，西鄰紹興縣，北接道墟鎮，南靠長塘鎮。現轄3個社區、2個居委會、19個行政村：馬山社區、越泉社區、南陽社區、越馬居委會、港口居委會、東塘村、聯星村、高涇村、凌江村、大西庄村、保駕山村、三豐村、金雞山村、馬山村、新豐村、傅張村、馬家橋村、新建庄村、高田頭村、紅星村、前村村、彭家堰村、高旺村、擔山村。街道辦事處駐馬家橋。

是由原東關鎮長山鄉和蒿壩鎮一部分行政村於2001年在市行政區劃調整時組建的，時轄33個行政村、6個居委。

2003年底，轄40個村（居）委會，人口39185人，面積31平方千米。

2006年4月17日，上虞區人民政府《關於調整東關街道行政村規模的批複》（虞政發[2006]10號），同意東關街道的行政村由33個調整為19個：撤銷東關村、樟塘村，合併設立東塘村，村委會駐原東關村內；撤銷朱家溇村、煉塘村，合併設立聯星村，村委會駐原煉塘村內；撤銷高貢村、王家涇村，合併設立高涇村，村委會駐原高貢村內；撤銷凌村村、橫江村，合併設立凌江村，村委會駐原凌村村內；撤銷大道地村、西陵村，合併設立大西庄村，村委會駐原大道地村內；撤銷保一村、保二村，合併設立保駕山村，村委會駐原保一村內；撤銷穗豐村、葫蘆山村、胡家埠村，合併設立三豐村，村委會駐原葫蘆山村內；撤銷外灣村、雞山村、建平村，合併設立金雞山村，村委會駐原雞山村內；撤銷湖村村、車村村、南橫江村，合併設立馬山村，村委會駐原湖村村內；撤銷四豐村、新橋頭村，合併設立新豐村，村委會駐原四豐村內；撤銷傅村村、張江村，合併設立傅張村，村委會駐原傅村村內；馬家橋、新建庄、高田頭、紅星、前村、鼓家堰、高旺、擔山村等八個行政村暫不作調整，維持原狀。

單國水（曾用名陳國水），上虞東關王家涇村人，1949年4月入伍，中國人民志願軍20軍89師265團為戰士。1950年12月在朝鮮金門山嶺戰鬥中光榮犧牲。

陳豪千，上虞東關鎮西人。1941年在上海參加革命。為新四軍二十軍情報員，1943年在江蘇常熟被反動緩靖部隊逮捕后光榮犧牲。

李飛龍（曾用名鄭阿土），上虞東關高貢村人。1922年6月出生，1944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4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三野二十軍第一縱隊第三師長團偵察通訊連任爆炸員，戰鬥積極勇敢，曾評為四等功臣，不幸於1948年豫東戰鬥中犧牲。三野二十軍三師批准為光榮烈士。

章黛燕, 女，1936年生，上虞東關人。1960年在上海第二醫學院口腔系畢業，后在南京鐵道醫學院附屬醫院工作。1993年評為主任醫師，著有《口腔科學》，另有《覆蓋義齒基牙牙狀況的評價》、《用吸光度法覆蓋義齒的咀嚼效果》等論文。

顧志坤（1985—），上虞東關張江村人。中共黨員，北京物資學院教授。

項秀武（1970—），上虞東關人。自幼勤儉好學，要求進步。1991年從浙江工學院“工業自動化”專業畢業，回鄉創業，辦起專門生產器械為主的“三雄企業”。憑著她稅利的眼光，看到農業遠大的發展前景，后又果斷地辦起了“上虞市舜地食品有限公司”，吸納農村剩餘女勞動力500多人，開拓出一片“依農、興農、富農”的新天地。由於她對農業發展的貢獻，項秀武被評為“全國十大傑出農民女狀元”，獲得了“全國三八紅旗手”榮譽獎章，並被選為紹興市人大代表。

項永昌，1937年生，上虞東關朱家婁村人。定居新加坡，為新加坡藝術協會及中華美術研究會永久會員。1951年無赴港求學，畢業於香港工業學院機械工程系。自幼酷愛書畫，就讀於新亞書院藝術系、香港大學外國畫專修班，並得名師指點，專攻山水、人物、花卉畫，其作品多次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家鄉紹興、上虞等地展出。被聘為虞舜書畫院名譽會員。

金克浚，筆名越聲、孑泉，1927年生，上虞東關人。編審。1948年考入杭州國立藝專，中國美術家協會創作委員會秘書、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辦公室主任。撰有《也談幾點藝術淺見》、《金秋談畫》、《木刻生涯五十年》、《傳神與生活》、《美術作品要反映時代》、《給後人留下什麼》等美術論文教十篇。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展覽部主任，系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竺可楨（1890-1974）字藕舫，又名紹榮、烈祖、兆熊。上虞東關人。著名地理學家、氣象學家、教育家。

沈曉明（1963 -）中共黨員，漢族，浙江上虞東關人，醫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調任教育部副部長。

位於上虞、紹興交界處104國道邊的煉塘，北依山丘，南傍運河，這個規模不算最大的村，卻至少已有2400多年的歷史。

相傳，這裡是越王句踐忍辱從吳國回越國后立志報仇雪恥、卧薪嘗膽、集糧聚兵、鑄劍備械之地，這一當年軍事要地的痕迹如今仍依稀可見。

據那裡的老一輩回憶，村裡“十”字中心河交叉口，原來有個足達20畝面積大的水塘，塘里碎石布底，深淺無序，塘中間有個古墳堡-------其實全是碴石子，上面長著一棵3人不能合抱的千年古樟，樹身曾多次遭雷擊引起自燃，遍體鱗傷，黑洞洞的，破爛得不忍目睹，可枝葉仍十分茂盛，密不透光的濃蔭足有兩畝面積那般大，根基部成為鵝鴨之類水性家禽長年棲息、嬉戲之地，被眾人稱為老鴨沙灘。《紹興府志》記載：越王句踐鑄劍於此，有水塘供工匠洗擦，稱為煉塘。

與塘相呼應在河西有一塊約莫百餘畝大小的高地，這塊高地西南方位有條200米寬的鄰地接壤帶，四周環河合抱，當地群眾習慣稱為“大墩頭”。據傳這裡就是越王兵工部隊鑄劍冶鍊設墩子之地，故名大墩頭。

“十”字中心河將整個村子隔成4個聚居點，解放初，這4個居住點分別世居著4個不同姓的民眾，袁家、蔣家、鄭家、嚴家百姓，互不兼居摻住，界線十分清晰。據村　史志載：越王鑄劍完畢出戰吳國時，委派4名監護衛士留守軍工要地，這4個姓的民眾就是當年這4位衛士的後裔。

大墩頭往西300米，有條叫大運江的河流，15米寬的河沿處有一座三孔石砌平橋，長15米、寬2米，當地群眾稱之為“余家橋”，確切地說叫“御架橋”。此橋中孔石質主橋樑兩側卻鑿刻著“煉劍橋”三個蒼勁有力的大字，字跡清晰，字底斗方，工藝精細，據考證，此橋是當年越王帶兵稱炭鑄劍，為往返於煉塘與道墟稱山之需而建。千年滄桑，風雪摧殘，此橋“幾經破損、幾經修造”。《上虞縣誌》記載：(現存)此橋系康熙年間修造，已有300多年。橋雖十分蒼老，卻古韻猶存，是目前煉塘最負盛名的歷史證據。此橋何以“一橋二名”，亦非難解之謎，“御架橋”乃皇帝架設的橋，系民間稱呼；“煉劍橋”，是煉劍需要建造的橋，乃官方命名也！

屈指算來，煉塘是個具有2000多年歷史的老村。當年，越王句踐曾在此卧薪嘗膽，在興國興邦的悲壯創舉中灑過一片輝煌。但讓人惋惜的是那塘、那樹、那古堡已在“大躍進”年代被“改造”，或毀之無跡。至今，雖景色不再，但跡象依舊，煉塘人仍引以為豪。

上虞的道墟，東關一帶，其水、其石，不遜於紹興城鄉，尤其是錚錚之石。且不說那鋪設在千里古纖道上一塊塊平整的石板，深深印記下弓背彎腰縴夫的粗獷號子；卻不說那鋪設石板的臨水老街，久久洋溢著紹興老酒的濃烈芬芳、茴香豆的濃厚醇味和人群的喧囂；卻不說那連接石板路的石拱橋邊古樸典雅的戲台，千古流傳著“紹班大戲”的震天鑼鼓和高亢的唱腔；卻不說那迎親的花轎隨著醉人的腳步，在石板路上沿路灑下一串串喜慶的歡歌和紅艷艷的色彩。只要靜心屏氣，俯首下察，就能隨處領略到那悠悠石板路上承載著的濃重的越地文化，神馳目騁於過去的歲月、往日的崢嶸。

細究石板路的形成，似乎並不是刻意的營造，恰恰是一種勤儉的紹興人隨意的“廢物利用”。在越地向來崇拜祖先，孝文化的流傳也就物化為隨處可見用石板築成的累累墳塋石槨，還有矗立在座座墳塋前的石碑、石祭台，那是希望祖先能在牢固的生后居所中安享後人的祭祀，保佑後代的六畜興旺、家道恆昌。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論是災荒，還是戰亂，抑或是“香火不旺”，歲月的風雨也湮滅了人們的記憶，留下了座座無主墳塋。聰明的紹興人就把這些石槨、石碑、石祭台拆除下來，鋪設在原本泥濘的路上，變成了平整、乾燥、堅實的石板路。從過去樹立在山坡受後人點香燒蠟燭祭拜，到今日踐踏在匆匆的行人腳下，那種前貴后賤的變遷，折射出一個家庭的衰敗、子孫的“凋落”，若真存在靈魂，那先輩的悲嘆定與江南的雨滴一起墜落，把堅固的石板鑿成一個個規則的小洞，彷彿一隻只仰望天際的深眼。透過塊塊石板的背後，一定隱藏著或歡快或凄慘的人生故事，令後人大發“物是人非兩茫茫”的感嘆。

正是這些承載著家庭興衰歷史的石板，時時昭示著古越厚重的文化。領略這種文化，不得藉助舟楫，也不得以車代步，最好是在石板路上瀟瀟灑灑地漫步前往。那種為趕時間匆匆忙忙的奔波不行，那種只看周圍不看腳下的“抬望眼”不行，那種呼朋引伴三五成群只顧高談闊論的也不行，只能獨身一人，擁有一份閑適的心情，慢慢地在石板路上踱方步，時時地彎下你尊貴的腰，去看去想去品味，一定能品嘗到石板路的“芳香”。

看到過一塊“祭神所”的石板，擠在眾多的石板中間，上方還雕刻著左石榴右蟠桃的圖案，字寫得端莊厚實，圖案刻得凝重古樸，處處透露出一種神聖與莊嚴，令人肅然起敬。事後據父輩講，這是一塊立在祠堂中的石碑，是一個宗族祭拜同一祖先的所在，祭神實際是祭先祖祭“家神”。所刻的圖案各有所系：石榴多子，寄託著多子多福的希望；蟠桃示壽，展現著延年益壽的祈盼。想來每當祭祀大典，眾多子孫濟濟一堂，弓著背，彎著腰，手拿一炷清香，嘴中念念有詞，虔誠地祈求祖先的保佑和賜福。透過裊裊上升的清煙，似乎慈祥的先輩就端坐在上方，微笑著點頭答應晚輩的種種祈禱。那種無言而莊重的場面，令人形骸雖在卻靈魂出竅，飄向遙遠的天際。還看到一塊寫著“先考楊太公某某、先妣楊太夫人某某之墓”的石碑，那字刻得很粗獷很潦草，想來出於貧寒之家，但同樣是一種厚葬的傑作，默默地傾訴著孝之傳家的亘古美德。而且此類的石板隨處可見，隔三岔五便可尋得一塊，似乎就是一家接著一家地排列而行，一直通向天國。至於那石槨拆下來的石塊，則更是多得不勝枚舉，厚的是蓋板，薄的是底板，小的是橫頭板，長的是側面板，有質量上乘的青石板，有粗糙質次的毛石板，有的整塊筆挺，有的碎成幾截，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卻都是寄附著一段生命、一段經歷、一段人生的坎坷悲傷或歡聲笑語。

在那毫不起眼的石板路上也藏著一部“書法大觀”，那行書的瀟灑，那大篆的厚重，那草書的不羈，那隸書的端莊，都可以在石板路上一一查尋到。王羲之、徐渭、倪元璐、祝允明，一位位書法大家的作品不也從石板上挖掘出來嗎？從如果用心地去一一品味甚至臨摩，也許便造就了一個“石板書法大家”而名聞遐邇，而且風格更貼近生活、更貼近百姓。

(一)楊梅山石棚概況

楊梅山位於蒿壩鎮的蒿尖山與鳳凰山之間，它的東面緊靠曹娥江，西面兩公里左右即是五大石棚遺址所在地——傅村牛山。由於此第六個石棚建在楊梅山頂，該山比牛山高一倍左右，且山路又陡，人跡稀少，這是石棚至今保存完好的一個重要原因。

楊梅山石棚與傅村牛山石棚結構基本相仿，三面都是由大石塊壘成，地面夯實。石棚高約兩米，底部寬一米五、六，上部收緊，約七、八十厘米。出口處又有所縮小，洞的深度為十米左右。石塊的形壯大小不一，大的上萬斤，小的近千斤重。有四方的，也有呈三角狀的多是自然成形，不作雕鑿。與傅村牛山石棚不同之處是：它是南北走向。這可能是楊梅山與蒿尖山、鳳凰山連在一起，南北延伸之故。但是它的南面出口處朝西而開，洞口朝向牛山的“爛牛肩”一號石棚是顯而易見的。另一個不同之處是：它所用的石塊比牛山石棚的要小得多，特別是東西兩側石塊從上到下分四層疊成，而牛山“燕子窩”的四號石棚沉入地下的兩側大石塊表面平坦，而且是整塊的。再一個特點是北面的洞口是密封的，它阻擋了三九嚴寒的西北風的侵入。

石棚四周都用泥土掩埋成半地下式，只有頂部石塊暴露，而且留有二、三十厘米的幾個縫隙，自然邁進了“天窗”。南面洞口距底面高約半人，人在洞內可以方便地行走，較為寬敞。筆者是同幼時夥伴周關壽先生一起上山的，他把此石棚稱為“埋鹽洞”與牛山的四個石棚同樣叫法。

(二)楊梅山石棚與牛山石棚都是古代越族部落的宗教紀念物

宗教是古人對於神道的一種信仰。那時生產力十分低下，人類對於自然界的認識極為淺陋，對日月星辰感到不可思議，在洪水猛獸面前束手無策，面對疾病，死亡是那樣的恐懼。因此總認為有一種異己的力量統治著人類，於是產生了原始宗教的神。

石棚是越族部落特有的宗教紀念物。依照部落上層頭面人物、信士大眾的要求，總想把膜拜神靈、祈求禱告的紀念物建造得宏偉壯嚴，以表達對神靈的敬仰和虔誠。在新石器年代里，古越人用極原始的方法採集山上萬斤巨石建造石棚作為宗教活動場所，成為越族部落一大特色。

石棚堅固，洞口生一把火，是人們躲避野獸的好去處。儲藏食物，保存火種，安置老人、小孩則又是石棚的另一種用途。

早在一八九五年八月，日本考古學家鳥居龍藏受東京帝國大學派遣，在我國東北遼東析木城發現石棚(Dolmen)，著名《南滿洲調查報告》一書(見《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第43頁)。我國學者何光岳、聶鑫林先生在《中華姓氏通書·陳姓》一書中也記載了山東、湖南零陵永州黃田鋪山上建有與之相同的石棚。據報道，日本、朝鮮、西伯利亞也發現類似石棚。它們與上虞市蒿壩的六個石棚相比，規模要小得多。“這種石棚由三塊石頭頂起萬斤大頂石，棚內空高1.1米”(引自上文)。該書作者推測：“石棚與東夷族宗教祭祀有關，很可能是舜帝南巡帶來的東夷文化。”他們之所以都沒有把石棚看作是越族部落的宗教紀念物，其根本原因在於此前沒有發現蒿壩牛山、楊梅山上的六大石棚。浙江的上虞才是建造石棚的發源地，這裡曾經是越族部落宗教活動中心。

(三)結束語

石棚是新石器時代的建築物，並且是越族部落的宗教文化產物。這從傅村牛山四號石棚內發現的陶碗、陶豆和陶紡輪可證(見筆者《蒿壩牛山發現虞舜時代石棚遺址》一文)。這些古陶具有新石器時代晚期特徵，距今約4000-4700年，它與杭州的良渚文化屬同一年代。牛山與楊梅山之間有一個叫嚴村的古龍窯(見上虞縣誌)。據考證，至少是商代以前的古窯址。眾所周知，良渚文化要比同時代的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先進一步，聯繫到東面的餘姚河姆渡遺址和西面的紹興馬鞍山文化遺址，對上虞蒿壩的六大石棚進行研究，其意義不限於考古範圍，它刻有百越古人，乃至中華民族的古老的文明。蒿壩楊梅山頂的石棚保存完整至少是一件值得慶幸的好事，儘快修復牛山被損壞的石棚是我們這一代義不容辭的職責。沉睡四千年，淹埋在遺址底下的炭、骨頭、古陶，有關部門應組織保護，儘快開發，以免損失進一步擴大！

遵照梁啟超的《新世學》一文中提出的“穹古之石史”的論點，古老的禹、舜傳說或許通過石棚變成史實。

位於上虞區西南方七公里處東關街道境內的傅村，有一座小山，因形狀象牛，取名牛山。其牛頭進東，靠近曹娥江；牛尾緊挨傅村南端，呈卧勢。上代相傳，傅村有個名叫傅萬力的，人高馬大，氣壯如牛，他扳下牛山頂上萬斤巨石，搭成五個大石棚供子孫居住，記不起是哪個朝代。筆者擇一假日，在村人陪同下，上山勘查。除了一處已為竹林復蓋，其它四處的石棚遺址猶存。於是繪製圖形，記下遺址方位，拍下照片。據考證，石棚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古迹，是居於寧紹平原的越族部落特有的宗教紀念物，距今約四千一百七十年，大致為虞舜年代。牛山上有石棚的規模之大，數量之多，世上罕見。梁啟超在《新世學》一文中指出，歷史是“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公理公例”的學問。他同時還提出“穹古之石史”的論點。史前時代的遺物是認識整個人類進化和早期歷史的重要證據。今擬拙文，作為研究虞舜這位歷史偉人的一個新證據，敬請有識之士共同探討。

傅村牛山的五大石棚，位於牛背脊上的有三處，還有兩處分佈在山北面的中部，五個石棚都是東西走向，兩端的進出口略狹窄，裡面地面夯實，能立著走動。

據傅村人指認，位於爛牛肩的一號石棚規模最大，長度在4。5—5米，寬約2。3米，最小的也有五六斤，上面覆蓋的石塊大致為7—8塊，有成四方的，也有三角狀的，頂部高低不平，多是自然成形，不作雕鑿。南北兩邊各有6—7塊大石豎立成壁，也參差不齊。整個石棚長12米左右，洞內寬1。8米至2米，高約1。7米。夏季太陽東升時，陽光可以從東面洞口直射至西面洞口中。

由於爛牛肩的石棚全部祼露山頂，石塊被割裂他用，大約毀於1970年，當地稱之謂“埋鹽洞”。

二號石棚位於牛山西首最高點上，傅村人稱之燒天火角埋鹽洞，除了規模略小外，其疊法和走向與一號石棚相同。總長度約10米左右，洞內寬約1。8米，高度1。6米左右，北側石塊露出地面清晰可見，據說夏日落出太陽光能直射洞內深處。

三號石棚位於牛山西首部斜坡中段的平台上，當地人稱之“鳥嘴”埋鹽洞，其規模比二號石棚更小一籌，長約8米，洞內寬1。7米左右，高約1。5米，可惜上面大石塊也被打掉，底部沉入地面的部分石塊外露可見。

四號石棚位於牛山北面中段，處於三分之二高度的平台上，其規模與二號石棚相仿，已沉入地面1。5米，經指認，此處地名叫“燕子窩”，上面覆蓋的大石已毀，沉入地下的兩邊石壁尚存。筆者伸開兩臂來能觸及左右兩石辟，說明訪洞寬度至少在1。8米左右。

五號石棚位於四號石棚下面偏東100米，大約在山的高度的三分之一處。傅村人把此地叫做小墳山，唯獨此石棚名為坑相洞，由於此洞靠近山腳，再加上石塊也小些，早被夷為平地，上面毛竹茂盛，已無蹤跡可尋，只有看管竹林的農民記憶猶新。據說，坑相洞最小，它比三號石棚還要低很矮些，原先也是半地下式，洞內長約7米，寬1。5米左右，高不過1。5米。

傅村石棚是虞舜時代越族部落特有宗教紀念物

宗教始於史前社會後期，是古人出於神道的一種信仰。虞舜時代是父系氏族社會晚期，屬新石器時代。那時，生活在寧紹平原的越族部落的酋長是虞舜，社會生產力還十分低下，人類的認識能力極為淺陋。古越人把自然界作為一種異已力量統治著人類，感到不可思議，無法制服它，於是產生原始宗教的神。

《呂氏春秋》中記述的：“敬天常”、“依地德”、“奮五穀”等歌詞都是古人宗教祭禮祀時唱公頌的歌詞。正如馬克思在〈黑格爾哲學批判導言〉指出的：“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現實的苦難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越族古人為求生存和發展，要對付各種人生的苦難：死亡、疾病、飢餓、洪水、毒蛇、猛獸及氏族之間的爭鬥。他們在原始宗教中匯聚力量、樹立信心，獲得安慰。

石棚是越族部落特有的宗教紀念物，它是寧紹平原古人的一種文化特色，是宗教觀點、宗教情緒和情感的物化形式。由於宗教建築必須適應當時社會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條件，又要適應部落上面頭面人物，信士大眾膜拜神靈和祈求禱告的要求，儘可能地建造得壯嚴、宏偉，製造出一種與神親情，敬仰的情感色彩和氣氛。於是越族古人在牛山頂採集自然裂開的巨石，用石斧、石塊和木棍將石縫擴大，辟開，粗略加工成塊狀，再用堆土滾石法——螞蟻扛鯗頭，把萬斤巨石壘成石棚。

古代越族部落頭面人物、信士大眾，每年的春秋兩季中特定日子，彙集於傅村牛山頂上的東西兩個大石棚，在酋長虞舜的帶領下，向天神、地祗、日月山川的自然物神，風雨雷電的自然力神，還有氏族祖先和圖騰祭獻祀。日出在東，日落在西，熱熱鬧鬧地舉行祭獻祈禱儀式。他們敬天地、祭祖先先、請求風調雨順，保佑平安無患，慶祝一年豐收。擊石歌舞，歡騰一天，祭司一職由威望無比的虞舜兼任。

傅村牛山的三號、四號、五號石棚是處於上層婦女、小孩子的居住處，負有保存火種、儲藏穀物、獵物的使命，並有躲避野獸、毒蛇的功能。所以它位於水源附近，處于山的中部，規模也偏小。祭祀用的一號、二號石棚位於牛山東西面的兩個制高點，並用萬斤巨石疊成一個壯嚴的宗教場所。證明當時越族部落採石搬運、建築和組織水平已達驚人地步，同時也證明越族古人受宗教辦量的鼓舞，是唯一的精神源泉。虞舜氏在越族部落中有著至尊的地位是無可非議的。

一九五四年在湖南零陵永州黃田埔的山上發現一個石棚，它的規模比傅村要小得多，它僅有三塊石頭頂起萬斤大頂石。棚內高度1。1米，座東北朝西南。此外，山東、遼寧也各發現一處石棚。在國外，如朝鮮、日本、西伯利亞又發現類似石棚。無論建築結構、疊法都與傅村石棚相似，只是規模、數量無法與之相比。

山東的石棚是虞舜北上竟選部落聯盟軍事首長期間建造的宗教建築物，據考證，他渡過錢塘江，走太湖南端的震澤，經江陰、鎮江進入中原，至今江陰有座叫“舜過山”的，當地縣誌記載是吳王夫差之子在那裡耕種隱居。零陵的石棚是虞舜晚年南巡時建築的，“九疑山”與之相近，那裡關於舜的傳說更多。屈原在〈九歌〉中所寫的湘君、湘夫人成為千古絕唱。〈史記〉中記有：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後來的漢武帝特地到九疑山祭祀舜，這一史實可證。

夏禹死後，禹的兒子啟憑藉軍事力量，擊敗政敵，破壞了禪讓制度，建立了奴隸主世襲制度的夏王朝國家，以商均為首的舜的後代因反抗而遭鎮壓。失敗后，南遷北撤，四方退避，這就是在遼寧、朝鮮、日本和西伯利亞出現石棚的歷史原因。推測今後還會發現零星石棚，呈現出古代越族先人足跡。

傅村牛山上的石棚最為雄偉，又有五個之多，究其原因，一是牛山多石，山也不高，又是東西走向，不與其他山脈相連，猛獸易清除，四周多田地，是越族古人聚會的好地方。二是虞舜出生在上虞上清的握登山，年輕時是農耕、制陶、捕魚、狩獵的好手，被越族古人推選為部落酋長。因此，選牛山建石棚可稱天時地利人和。

無論是零陵、山東、遼寧、日本、西伯利亞，那裡所建石棚規模不一，但都用巨石搭在山頂上，帶有濃厚的越族宗教色彩這一點是相同。由此可以推定，它們都屬虞舜部落宗教紀念物。

埋在四號石棚內的古陶器是考證石棚年代的重要證據

四號石棚位於牛山中部，旁邊有水源。原建築半地下式，主要用於生活，所以石棚內有古陶器不容不得置疑。由於已沉入地下一米半深，兩邊有巨石塊支撐，致使四千多年山洪暴發、泥石流失，它的上面只有加厚，沒有被衝掉，地下文物保護較好。遺憾的是近三千年來，山上造墳，山下建房，為圖方便，將表面萬斤巨石分割開移作它用。連沉入地下的四號石棚也遭此不幸，難逃厄運，由於部分石塊被人取走，表層泥土的挖掘，少數古陶外露，筆者收集了以下三件：

1、陶碗，外形象現代盛飯的碗，圓口，直壁，砂質紅陶，呈棕黃色。碗口直徑178毫米，高62毫米，上沿厚2毫米。採用慢軟制，表面用陶紡輪刮劃成波浪紋，屬於食器類，只是比常用的飯湯碗大一倍左右，可證古人的胃口大，當時稻穀收成也不低。

2、陶豆，外形象現代的高腳菜盤，盤口直徑142毫米，整體高度為40—43毫米，腳高15毫米，淺腹喇叭狀，呈青灰色，表面飾有陶衣，部分脫落，也採用輪制，並用手指刻劃出粗獷的圓弧裝螺紋線條，屬於水器類。

3、陶紡輪，外形與桃核相似，中間最大直徑34毫米，上下兩端磨成小平面，直徑17毫米，中心有一個垂直圓孔，直徑5毫米，黑色粘土燒制而成，質地堅硬，中間可穿入細末棍，是制陶工具。

據筆者初步觀察，大體與杭州良渚古陶相仿，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其年代大約為公錐子前2700—前2000年(有待於進一步科學測試鑒定)。特別是陶紡輪的發現，更可說明這些古陶具有新石器時代晚期特徵。因此可讓石棚建成年代至少在4000年前的虞舜時代。估計石棚附近可發掘到新石器時代的古窯址，石棚深處還埋藏著許多古文化。虞舜被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描繪成掌握當時的高科技——制陶的能手，是定能從牛山石棚中得到進一步證實！

傅村牛山東北麓有個小村莊，叫嚴村，於一九八四年發掘出一座燒制印紋硬陶的龍窯遺址。據考證，至少是商代以前的古窯址。窯中遺留的豆、壺、鼎等硬質陶炊具、食器與良渚文化相似。從出土文物分析，良渚文化要比同時代的黃河流域的文化先進一步。這是因為越族古人種植稻穀，養蠶織綢，伐木建房，而中原古人以粟為主食，尚無蠶桑業，只有粗麻布，農業經濟稍遜一籌。從兩者出土的玉琮、玉壁的製作工藝精度、表面光潔度的差別也較大。

一九七三年餘姚河姆渡遺址的發現，使中華民族的文明史提前到七千年，證實了長江流域的文明比黃河流域早二千年左右。則吳越地帶下是新石器時代晚期虞舜部落活動範圍，經過二千五百多年的發展，從杭州的良渚到紹興的馬鞍山文化遺址中看出，它仍保持領先地位，先進的生產方式、發達的農業經濟，使越族部落力量強盛，在華夏族在部落大聯盟中處於優勢地位，為虞舜逐鹿中原、競選部落聯盟軍首長奠定了社會基礎和物質基礎。

四號石棚里的古陶器可推斷石棚的建築年代，聯繫到嚴村的龍窯遺址、河姆渡遺址、良渚文化、馬鞍山文化，虞舜時代的越族部落在華夏民族中處於領先地位可證。

被稱這中國最古老的史書——〈尚書〉中的記載可以看出：虞舜和大禹實是同時代的人。夏代建立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可以推算出舜江越族部落酋長大約在公元前2100年—2140年，任部落聯盟首先當在公元前2140—2115年。禹接任此職大約在公元前2115年—2100年這段時間。浙江大學的陳橋驛先生於一九九0年寫了〈關於洪水神話的起源問題〉一文，結尾中提出：“現代紹興人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禹是我們的。”依筆者之狗崽子，禹的治水功純績主要是組織越族古人挖河造田，改旱稻為水稻，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他的組織才能和威望超過了皋陶、后稷，舜才把位子祥讓給了禹。舜在中原倡導了越族的絲帛文化，山東一帶也開始了稻穀種植業。這與那邊的記載年代相吻合。黃帝族的六獸圖騰最終被越族圖騰蠶寶寶所取代，直到演變成今天的龍。於是才會有歌謠：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響遍華夏大地。

然而，本世紀三十年代，以顧頡剛、錢玄同氏等為代表的疑古學派，在古史研究中提出了認真的質疑，認為舜是神話中的傳說，並暗示是舜的後代編造、添加上去的。《顧頡剛古史論集》中有這樣一段結論性的文字：“禹是西周中期起來的，堯、舜是春秋後期起來的。他們本來沒有關係。他們的關係是起源於禪讓之說上；禪讓之說乃是戰國學者受了時勢的刺激，在想像中構成的烏托邦。”這樣，使我國的上古史呈一片空白。這也難怪，那個年代里，史前考古學的發掘還只有仰韶等幾個少數地點，僅靠這些寥寥無幾的地下材料難成氣候，田野考古知識的貧乏，他們只得從古器學、金石學及被歷朝統治階級改得不成樣子的古書上推論自己的觀點。大體上說，疑古學派對先秦時期的文獻和學術史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對堯、舜的否定結論似乎顯得有些倉促，他們同樣拿不出所謂的“編造”的具體依據。

肯定禹而否定舜，原因何在？近代史學界為什麼對虞舜爭議大？顯然，這已成了研究上古史的一個焦點。

舜的歷史記載之所以出現斷層，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最早的文字記載從夏王朝開始，《光明日報》於1986年5月1日上報道，西安西郊斗門鄉花園村龍山文化遺址出土原始甲骨文實物，經鑒別屬夏代。虞舜時代無文字可查考。二是禹的兒子啟用武力摧毀了原始社會的禪讓制，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尚書》中的《甘誓》篇記載了“甘之戰”前，夏啟王召集六軍，發表鎮壓不同政見者是“奉行上天意志”的訓令，要求部下“用命，賞於祖”，紳用命，=戮於社，予則拏戮汝。”證實了新興的奴隸主階級為建立古文明所經歷的這場革命是何等的激烈。可想而知，那個野蠻的年代里，對於不同政見者，比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知要殘暴多少倍！舜的後代首當其衝，四下逃命。直到公元前1766年，夏桀被殺，商朝建立，舜的後代才是熬到了頭。歷經350年的光景，子孫第十一代，為免遭殺身之禍，既不能公開議論，又不敢作文字記載，關於舜的傳記產生斷層也不難理解。許多古書失傳，將使這一現象加劇。如《左傳。昭公十二年》中提到楚靈王說起的《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四部古籍，太史公尚且收集不到，後代又何人見過？

大量的考古發掘表明：東邊河姆渡的雙鳥日月象牙雕刻被姚江沖積，西邊良渚的神鳥玉琮被錢塘江淹沒，具有代表性的良渚文化，從此銷聲匿跡於長江流域，它卻零零星星、隱隱約約出現在黃河流域，形成夏商文明的主流。鳥日神話卻被寫進《楚辭》、《山海經》同時北移，進一步證實古代越族先民參與了逐鹿中原這一史實。

正如四百萬年前，類人猿如何變成原始人，產生的化石斷層，成了千古之謎一樣，虞舜的歷史記載現在只能從地下去找實物見證。傅村牛山的五大石棚與山東、湖南、遼寧、朝鮮、日本及西伯利亞的石棚是否可作為這樣的一個重要證據，舜出生在上虞，曾被推舉為越族古人的部落酋長，舜北上競選部落聯盟軍事首長，帶走了紹興擅於治水造田的禹等一批越族精英，老死前又禪讓給禹？夏王朝建立之初，舜及越族其他精英的後代們被夏啟的暴政逼得四下逃散這樣一個歷史事實？

中國近代史可以說是一部異族列強特別是日寇侵略、掠奪的苦難史，考古工作基本處於停滯狀態。近五十年雖然發掘地下文物不少，卻大都分由於北方中原地帶，特別是寧紹平原水網地層，許多文物沉漬於污泥深層，即使不霉爛，也難以辯認，挖掘困難。因此，河姆渡遺址的挖掘是一個奇迹，然而絲綢片、麻片蕩然無存，只剩下紡織工具、陶器、玉器之類的遺物。

中國史前文化中關於虞舜的爭議與其說是某些學者的偏見，還不如說是由於考古發現的局限性。河姆渡遺址發現發前，誰敢斷言中華民族的搖藍有兩個：一個是黃河流域，還有一個是長江流域！

上虞區傅村牛山的五大石棚是虞舜時代越族部落的宗教紀念物，這裡曾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居於寧紹平原的越族古人的文化活動中心。舜與禹是同時代人，舜帶走一批越族精英，逐鹿中原，特別是夏啟殘酷鎮壓反對世襲制派，舜的後代從此銷聲匿跡，湮滅史海達一千六百多年，直到越王句踐再振雄風。宋代的孫因在《越問序》中述道：”越，舜禹之邦也，古有三聖人，越兼其二焉。“此方並非臆造，有牛山五大石棚及舜北上途徑的文物、傳說可證。牛山東臨曹娥江，北十餘里是海，牛山北麓是廣闊富饒的寧紹平原，農耕經濟發達，牛山東北角的嚴村古龍窯址是越族陶瓷業的發祥之地。牛山高120餘米，長945米，孤立而多石，建石棚可以就地取材，易清除毒蛇猛獸，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環境使它成為古越人的文化中心，雖然五大石棚地面部分早年被毀，而沉入地下部分遺址尚存，村裡老年人記憶猶新。牛山埋藏著新石器時代的寶貴文物是不言而喻的，那裡有著豐富的上古史資料。隨著它的發掘，舜是上虞人，越族部落酋長的證據將越來越充足。恢復傅村牛山的五大石棚遺址原貌，現在不算是件難事，開放這一文化遺址刻不容緩，功在千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去擷取這一璀璨奪目的閃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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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雲橋

青雲橋位於東關街道湖村東西流向的村河之上，清康熙丁亥年(1707)重建。單孔石拱橋，南北走向。通長9.60米，凈跨3.50，矢高2.70米。青雲橋造型玲瓏工巧，是目前我市發現少有的記年橋，也是迄今發現唯一一座名銘有修建人姓名的古橋。2003年列入上虞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魚市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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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心寺

澄心寺據《嘉秦會稽志》載：在縣東六十里，唐景福二年(公元938)吳越武肅王建。周顯德五年(公元958)改水心院，治平三年二月(公元1066年)賜名澄心填充，俗稱后寺，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建浮屠一，后圮。於1953年改建為東關中學，現僅存一古樟。

上寺歷代文士賀知章、蔡襄、米芾、陸遊、王陽明、董其昌等曾在此游賞題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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