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學派
泰山學派
泰山學派,是北宋慶曆(1041~1048)前後理學開始崛起超期出現的一個學派,對理學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響。
泰山學派的創始人是孫復與石介。石介是孫復的弟子,所以泰山學派以孫復(參見本書“孫復”條)為主。孫復是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人,曾長期客居泰山講學,學者稱其為泰山先生,其學派由此得名。是北宋前期與胡瑗齊名的教育家和經學家,他所創立的泰山學派,對北宋理學的興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代全祖望曾這麼說:“有宋真、仁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同文)在宋,泰山孫氏(復)在齊,安定胡氏(瑗)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於塵俗之中。”(《宋元學案》卷三《高平學案》王梓材引)這裡所說的戚同文實際影響並不大,主要是胡瑗和孫復兩個學派在濂學、洛學、關學出現之前影響很大。
孫復是北宋慶曆之際經學變古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他的《春秋》學研究,拋棄了傳統的《三傳》,以自己的主觀理解釋經,他的學風對後世影響頗大。程頤在《回禮部取問狀》上記:“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眾。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二程集》)這充分說明了當時學者對其學風的認同。孫復開風氣之先,治《春秋》的學者相繼效法,宋代治《春秋》出名的學者如孫覺、劉敞、瞿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程公說、張洽、呂大圭、家鉉翁等等,他們的《春秋》學在內容上固然與孫復多有不同,但舍傳求經、變專門學為通學這一特點是完全一致的(參見皮錫瑞《經學通論》四)。
石介(1005-1045)北宋學者,與胡瑗、孫複合稱為“宋初三先生”。字守道、公操,兗州奉符(今山東泰安市岱嶽區徂徠鎮橋溝村)人。讀書於徂徠山(泰安城東南),世稱徂徠先生。仁宗天聖八年進士,歷任秘書省校書郎、鄆州觀察推官、鎮南軍節度掌書記、嘉州軍事判官、國子監直講等職。曾著《唐鑒》,以誡奸臣、宦官,指切時政,無所諱忌。卒后被誣詐死,幸呂居簡等數百人保介已死,方免開棺。石介推崇韓愈的“道統論”,稱堯、舜、禹、文、武、周、孔之道,才是“三才九疇五常之道”。其著作《怪說》,指斥楊億為首的西昆體詩。
泰山學派的傳人不少,其中著名的有石介和劉牧。石介是當時排佛道、斥時文的健將(參見本書“石介”條);劉牧是宋代《易》學中“圖書”一派的早期傳人。泰山學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當推胡安國。胡安國師承孫復弟子朱長文,是孫復的再傳弟子,胡安國的《春秋傳》,被列為元、明兩代科舉取士的法定讀本。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對孫復的評價也很高,認為孫復治《春秋》,“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個意思”(《朱子語類》卷八十三)。
孫復曾隱居泰山講學,世稱“泰山先生”,因稱所創學派為“泰山學派”。孫復曾熱心科舉,四次參加科舉考試而不中,其後,退居泰山,潛心研究《春秋》等經書,以其學識淵博,聲名遠布,學者紛紛上門求教。著名學者石介亦自徂徠山而來,親執弟子之禮,以復為師。
他們與胡瑗同學,關係密切,號稱“宋初三先生”。三先生互相切磋學術,其學大盛,逐步形成“泰山學派”。孫復之學,上祖唐代大經學家陸淳懷疑經傳之風,下開南宋胡安國借用《春秋》議論政治之先河。
此派以治經為主,認為“盡孔子之說者是《大易》,盡孔之用者是《春秋》”,特別注重研究《周易》和《春秋》,尤其重視闡發《春秋》的徽言大義。他們在研究《春秋》之時,“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推言治道,終得聖人意思。”此派極力宣揚儒家道統論,以繼承儒家道統自居,自稱“吾學堯、舜、禹、湯、文、武、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以接續其道統。
他們站在“尊王”立場上,標榜王權,強調封建等級制不可侵犯。反對佛教、道教“去君臣之禮”和“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的思想。
他們認為,隋唐以來,專以詞賦取士,造成了“天下之士皆致力於聲病對偶之間,而不去探索聖賢之理”的浮誇文風,主張“以仁義禮樂為學”,文章必須為儒家的道統服務。此派特彆強調遵守封建的倫理道德。開始建立理學重要原則與概念。
後來的理學家引而發之,把道德規範之“理”作為貫穿自然與社會的基本範疇,建立起完整的理學體系。
此派代表著作有:孫復《春秋尊王發微》,石介《徂徠集》,劉牧《封德通論》,祖無擇《龍學文集》,李昶《春秋左氏遺意》、《孟子權衡遺說》等。
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二程之學)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胡晦庵(朱熹)有伊川(程頤)不敢忘三先生之語”(《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肯定了泰山學派在宋代理學產生中的地位和作用。
此派在發展過程中,其弟子呂希哲另創“滎陽學派”,晁說之創“景迂學派”,胡安國創“武夷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