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大學堂

貴州大學堂於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正式創辦開學，即貴州大學前身。

“貴州大學堂”作為中國早期創辦的大學之一，成為貴州歷史上第一所正式的高等學府。

1902年清末“新政”之初，遵照朝廷相關諭旨，貴州巡撫鄧華熙等官員決定將貴陽舊有三大書院之一——貴山書院改而創辦的貴州大學堂，既是貴州歷史上第一所正式以“大學堂”命名的最高學府，也是當時國內創辦較早的省級大學堂之一。它是貴州近代教育事業開拓發展的重要標誌性里程碑，在整個貴州教育史暨貴州開發、建設、發展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國，兼習中西文化的近代學堂，最早是鴉片戰爭時期外國傳教士為了傳播西方文化而創辦的教會學校，如1844年英國“東方女子教育協進社”派遣愛爾道塞小姐( Miss Aldersey )在寧波開辦的教會女校，1850年英國安主日會在上海辦的英華書院等。洋務運動時期，中國洋務派官員亦分別在京師及沿海沿江的天津、上海、廣東、武昌、福建等地開辦了學習西方語言文字及科學技術知識的“同文館”、“廣方言館”或“實學館”、“天算館”、“西藝學堂”、“自強學堂”、“水師武備學堂”，等等——這是中國人自辦近代教育的開始。

1896年6月12日(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二日)刑部左侍郎、貴陽人李端棻的奏摺，建議“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學，皆設學堂……。其省學、大學所課，門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經義治事之例，分齋講習。等其榮途，一歸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如此則人爭濯磨，士知嚮往，風氣自開，技能自成，才不可勝用矣……”李端棻的這一奏摺，便成了戊戌維新時期，即中國近代學堂教育首次普及、推廣、發展階段，清廷創辦京師大學堂和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的主要較早藍圖之一。而李端棻本人在嗣後不久即發生的百日維新中，也因此擢任了主管全國教育的禮部尚書。

根據朝廷的批示諭旨和李端棻等人的奏請，參考山西令德書院的辦法並結合貴州實際情況，1897年貴州學政、得風氣之先的天津人嚴修(嚴范孫)，採取了“增廣功課，變通章程，以為學堂”的辦法，首次對貴陽學古書院(又名“南書院”)進行近代教學改革，從而揭開了貴州歷史上近代教育事業的帷幕。(此前洋務運動時期，貴州未見近代學堂，比沿海沿江繁盛地區落後了整整一個歷史時段)。

貴陽學古書院的名實正式改為“貴州經世學堂”，是嚴修離黔后四五個月內，貴州巡撫王毓藻在清廷“百日維新”開始前期繼續完成的事。

當時，光緒皇帝曾迭降諭旨重申：“開辦京師大學堂，人堂肄業者，由中學、小學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佳”，“著各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坐落處所，經費數目，限兩個月詳查具奏。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學校階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為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為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為小學，皆頒給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這時，國內“山、陝、鄂、湘、皖、浙等省各增設學堂，培養人才，力圖自強之策”，於是，貴州巡撫王毓藻遂在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1898年7月4日)呈奏：“查貴州省城向設三書院，曰貴山，曰正本，曰學古，素習制藝，未便一概更張。惟學古書院，臣嚴修時與住院生於詞章，帖括之外，講貫西學，孜孜不倦，士意翕然。臣因勢利導，即改為‘經世學堂’，其聘請山長，委監院管理如故。另檄貴陽府知府嚴雋熙總辦，選生監之有文行，不染習氣者四十人，肄業其中，每人月給膏火四兩，延算學一人教習，擇嫻習西文西語一人副之。泰西各學派別支分，皆以算學為從入之門。測算精，則各學逐漸而悟；交涉孔煩，西文西語通，則辯論較易。仍飭山長，朝夕教令其閱史書，探掌故，泛覽中外時報及泰西各種書籍，以拓其眼界，精求經義及儒先語錄，以正其心術；並舉經濟科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事，按條查核，相語講明而切研之。術業既定，嚴立課程，務期本末兼賅，陶成令器。中學、西學，每月分期面試，年終臣會同學臣統校核實，旌別給予獎賞，以示鼓勵。其常年經費及隨時購備儀器、圖籍等件，即將學古書院即支之二千金全數撥用，別飭善後局籌提二千兩藉資補苴。省外安順、遵義等十一府屬，並分札各該府書院，月課兼試算學及時務各論，以廣造就，仰副聖主崇學儲材之至意。”

很明顯，實際成於巡撫王毓藻名下的貴州經世學堂，在近代學堂構建方面已比學政嚴修率先改革的貴陽學古書院完善得多，主要表現為：1．正式設置了西文西語課和專職教習；2．將經濟科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致、考工六事列入“按條查核，相語講明而切研之”學習內容；3．經費四千兩、生額四十名，每人月給膏伙銀四兩，已成定數；4．隨時購備儀器、圖籍等件，進行近代學堂設施建設；5．有了“貴州經世學堂”這一具有近代學堂特徵的正規校名，等等。除此而外，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按照前述光緒皇帝諭旨關於學校階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為高等學”的規定，此時的貴州經世學堂，就應該是貴州最早的一所近代高等學堂。

王毓藻，字魯薌，湖北黃崗人，於1897年3月7日(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五日)由四川布政使調任貴州巡撫。14天後，嚴修即開始為改革貴陽學古書院考試各屬保送之高才生。又過9天，即3月30日(二月二十八日)嚴修所改學古書院正式開學。直至嚴修任滿離黔后，王毓藻仍然在任。按理說，王毓藻作為嚴修改革貴陽學古書院全時段的貴州一號守土官長，也應該是有功勞的。更何況，在嚴修離黔后，王毓藻還“因勢利導”，將貴陽學古書院的改革繼續推進了一大步，正式設立為“貴州經世學堂”。但卻不知什麼緣故，迄今為止，人們卻把創辦貴州經學堂的功勞完全歸在嚴修名下，而不歸在王毓藻名下？這是貴州近代教育史應該弄清的一個問題。

王毓藻任貴州巡撫期間，1899年還效法他省創辦了貴州武備學堂，延聘天津人李蔭桂、劉玉琦為教習，從而積累了更多的近代辦學經驗。這對貴州大學堂的創建，也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1900年3月13日王毓藻病歿於貴州巡撫任上。翌日，上諭鄧華熙繼任貴州巡撫。鄧華熙，字小赤，廣東順德人，於甲午戰後1896年8月17日（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九日)由江蘇布政使升任安徽巡撫。1897年3月，即仿效天津做法，在安徽奏建“頭等學堂”和“二等學堂”，並奏請對其“頭等學堂”教習優以仕途。1898年春，鄧華熙又“奏籌議添設學堂，請撥常年經費”，“請於各省正款內每年撥款一萬兩，以充費用”。“奉旨依議咨飭通行”，從而成為當時國內與山西巡撫胡聘之、禮部左侍郎李端棻等齊名的積極推行近代學堂教育的著名官員之一。

鄧華熙遷任貴州巡撫正置義和團運動高漲時期。不久，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皇帝和一些王公大臣逃至陝西西安。1901年9月14日(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日)《辛丑條約》簽訂后，慈禧太后一行迴鑾前在西安頒發諭旨，稱：“人才為政事之本……，近日士子或空疏無用，或浮薄不實。如欲革除此弊，自非敬教勸學，無由感發興起。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其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鑒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務使心術純正，文行交修，博通時務，講求實學，庶幾植基立本，成德達材，用副朕圖治作人之至意。著各該省督撫、學政，切實通飭，認真興辦……一切詳細章程，著政務處咨行各省悉心酌議，會同禮部複核具奏，特此通諭知之。”

9月22日(八月十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又根據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二人關於要求“整頓中法，以行西法”，長達三四萬字，包括“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獎勵遊學”等內容的聯銜會奏，特頒發諭旨，表示其打算實行“新政”的決心說：“自經播越，一載於茲，幸賴社稷之靈，還京有日。卧薪嘗膽，無時可忘。推積弱所由來，恨振興之不早……迴鑾以後，尤宜分別緩急，銳意圖成”。“爾中外臣工，須知國勢至此，斷非苟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惟有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即中國民生之轉機。予與皇帝為宗廟計，為臣民計，舍此更無他策。爾諸臣受恩深重，務當將應行變通與興革諸事，力任其難，破除積習，以期補救時艱……”

但是，直至11月25日（十月十五日)，數月過去，在舉辦近代學堂方面，全國僅有署直隸總督、原山東巡撫袁世凱一人遵照慈禧太后9月14日(八月二日)的諭旨，奏報了其舉辦山東大學堂的情況及章程，稱其“以通省學堂一時未能遍舉，先於省城建立學堂，分齋督課。其備齋、正齋，即隱寓小學堂、中學堂之規制，意在循序漸進，而成效可期”。袁世凱的這一奏報當即奉諭旨：“通行各省仿照舉辦”。

鄧華熙與袁世凱是同一天奉諭旨分別任貴州和山東巡撫的，可謂有些緣份。鄧華熙欽奉12月13日(十一月十三日)政務處咨開的袁世凱這一奏報和批複諭旨：“通行各省立即仿照舉辦，毋許宕延，欽此”等時，“跪聆之下，惶悚莫名”，“當集司道集議”，並親往貴陽舊有貴山書院“相度”，“隨即派員籌款修葺，擴充講堂，增設學舍”，決定遵照“疊次諭旨，遵照其規制辦法，亦遵旨依照山東大學堂章程，參酌本省情形，稍為變通，”正式創辦為“貴州大學堂”——這就是貴州大學堂的緣起。

關於貴州大學堂的規制，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任可澄主纂民國《貴州通志》，至今六七十年過去，廣為流傳的僅主要為簡單一句話。即“分英、法、日文三班，並授以經史、格致、天算諸學”。而且，民國《貴州通志》“前事志甚至連開辦貴州大學堂一事都無專條載入。好在《貴州巡撫部院鄧奏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折》、《貴州省城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貴州大學堂詳細條規》等原始資料還可查到，否則很難復原當時的真實景況。

貴州大學堂於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正式創辦開學。

1903年元旦(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三日)，距《章程》規定“十二月十五前後放學，給年假”尚差十二天，主要創辦人，貴州巡撫鄧華熙便因病告假朝廷允許養病。這對於創辦未滿周歲的貴州大學堂，真是一個不詳之兆，儘管鄧華熙所擬訂《章程》、《條規》，考慮了方方面面情況，十分詳備，乃至細緻得入微。但鄧華熙“乞休”，本身就暗示了當時創辦大學堂的艱難。

事實上，早在1902年2月13日(正月六日)管理京師大學事務、管學大臣、吏部尚書張百熙奏請將京師大學堂專門正科暫時停辦，而降級改設高等學校之“預備科”和“速成科”時，便反映了當時國內開辦大學堂普遍存在的兩個共同問題：1．經費不足，規模不夠；2?郾“今雖奉明諭，令各省府州縣遍設學堂，至今奏報開辦者尚無幾處”，大學堂缺乏循蒙養學堂，而小學堂，而中學堂，而高等學堂、而大學堂，逐級升人的合格生源。張百熙說：“查(京師)大學堂開辦約有二年，學生從未足額，一切因陋就簡。外人往觀者，至輕之等於蒙養學堂，此於上國名聲，極有關係。”因此，張百熙一面“將所擬京師大學堂所辦高等學校之預備科並附設之速成科章程，暨頒發各直省高等學中學小學各章程，一併奏進”，“請旨催辦各省學堂”；一面認定“高等學堂即省學堂也”。京師大學堂專門正科“本為各省高等學校卒業學生資送肄業地步”。應飭下各直省督撫，大省每年籌款二萬金，中省一萬金，小省五千金，常年撥解京帥”，“按季撥解大學堂應用”。8月15日(七月十二日)張百熙又進一步奏稱：“今學堂圖始之時，關係學術人才者甚大……。臣擬請欽定章程頒行之後，即令飭下各省督撫，責成地方官切實興辦。凡名是實非之學堂，及庸濫充數之教習，一律整頓從嚴”。很明顯，張百熙的意見就是要按照縣設小學堂、府設中學堂、省設高等學堂、京師設大學堂的寶塔形模式來規範和興辦全國近代學堂，並調集各省財力和生源，保證當時全國唯一的一所國家級大學堂——京師大學堂上規模、上檔次地擴展。而貴州大學堂屬於省學堂，按照張百熙的奏呈和所擬章程，其名稱本就應該規範改為“高等學堂”。加上此時貴州大學堂僅設有分別相當於中學堂和小學堂的“正齋”和“備齋”，尚無與大學堂名稱相符的“專齋”。這就名亦不是而實亦非，難逃“整頓”厄運。況且，作為當時全國興辦大學堂楷摸的京師大學堂，開辦兩年後則不得不降級改設預備科和速成科的命運，同樣也預示了早產的貴州大學堂必將會降級以求的不良前景。

1904年署貴州巡撫，原貴州大學堂總理曹鴻勛遂開始對貴州大學堂實行整頓，將名稱規範地改為貴州“高等學堂”，“延聘教習，考選學生，分齋講授。”是年底，林紹年由雲南調任貴州巡撫，感到“成效尚覺難期。推原其故，皆由小學、中學未能遍設，教習非盡學堂卒業之人。”“惟邊省風氣初開，既無完全師範，所取學生亦未合格。而管理未盡得法，一月有數人之假歸，一年有數次之考補。新舊攙雜，程度懸殊。教員一日之內，疊教四五等之學生，既苦勞而無功。學生去來無定，志業屢遷，亦皆勤而無獲。三年以來，空懸“高等”之名，而尤中學之實。固由規模未備，亦辦理不善之所致也。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林紹年認為“是整頓學堂，必自廣求教習始。然與其求之於人，不若求之於己；與其劃地而謀其舊，不如遊學以圖厥新”。於是，林紹年“到任即與該司道等商榷，先通飭各屬就地籌款，每州縣至少應資送速成師範一二人。款如有餘，加送專門科學一二人”。有願自費遊學者，皆咨送不限，從而掀起了貴州歷史上首次成批人員出國留學熱潮。截止1905年一年，從春夏三、四月至秋、冬十一月，林紹年共咨送貴州赴日本留學人員151名。其中，官、公費113名(習速成師範66名、完全師範8名、專門科學27名、考察學務12名)，自費38名(習速成師範2名、專門科學7名，考察學務4名，專業未定25名)。既有“於高等學內考選學生8名(如漆運鈞、徐龍驤等——筆者)，並派教員廖杭、周恭壽護送，兼司速成理化等科及考察學務”；亦有曾創辦貞豐“仁學會”的知府吳嘉瑞、曾創辦貴陽“算學館”的民立貴陽達德學堂堂長黃祿貞等“遴派之府及州、縣、教佐十數人，出洋考察，藉以研究管理之方法，預備將來之任使”；還有鍾昌祚、劉顯治、熊范輿、和保衡等最早在貴州經世學堂和武備學堂接受過近代教育的學生；但主體和大量的，則是全省各府、廳、州、縣籌款選派的，僅有中學根柢或多或少接觸過一些近代科學知識的舉、貢、監、廩等生員，如朱沛霖、胡肇安、陳學釗、張錦林、李永蓁、鍾振聲、傅良弼、蔡岳、牟琳、張鴻藻等等。這些人在日本留學后，許多都成了辛亥革命或清末、民國年間的著名貴州人物。

1905年10月9日(九月十一日)林紹年調遷廣西，岑春蓂由湖北調任貴州巡撫。岑春萁參照乃兄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在兩廣、署兩江總督端方在江蘇等關於“辦學以師範為先”的經驗，1906年春乾脆將貴州高等學堂預備科再次“整頓”，改為“貴州師範學堂(簡易科)”。於是，“貴州大學堂”乃至“高等學堂”，從此變成了歷史名詞，再也沒有兌現林紹年原設想的一年“預備之預備”，五年“預備”科之後的重新恢復。貴州大學堂從1902年開辦，至1906年春高等學堂預備科最終摘牌，存在僅約4年。如果僅算至1904年更改為高等學堂止，那麼，時間就更短，僅約兩年，真可謂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