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門后四學士

廖正一《瑤池宴令》：

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

偷啼自搵。殘妝粉，抱瑤琴，尋出新韻。

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慍。低雲鬢，眉峰斂暈，嬌和恨。

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后》：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餚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

嗚呼！公卿士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宋韓淲《澗泉日記》卷上載：“廖正一明略、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榮武子，時號‘后四學士’。明略有《竹林集》，文叔有《濟北集》，膺仲、武子文集未之見也。”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四人，文學史上稱“蘇門四學士”，這已為我們所熟知；但據這條記載，當時還有“后四學士”，對此學界很少提及，更無人對他們進行專門研究。按：韓淲(1159～1224)，字仲止，號澗泉，祖籍開封，元吉子，南渡后居上饒(今屬江西)。所著《澗泉日記》，現存《永樂大典》本，凡三卷，另有《澗泉集》二十卷傳世。《四庫提要·澗泉日記提要》稱韓淲“人品學問，即具有根柢。……其親串亦當代故家，如東萊呂氏之類，故多識舊聞，不同剿說”。則其為人為學都可信賴，所言廖正一等“時號‘后四學士’”，必當有所據依。只是四人文集散佚，其中李禧、董榮兩家的史料遺存極少，作為一個文學群體，長期為歷史的塵埃所掩，便幾乎從研究者的視野中消失。唯其如此，更有發掘和考察的必要，否則，許多研究就難免存在缺失，比如蘇軾文學集團的核心，一般就只知是“四學士”或“六君子”。本文擬鉤沉發覆，考述廖正一、李格非等四人的生平事迹、著作及與蘇軾等人的關係，並略論他們的文學思想及創作成就，以求對“后四學士”有較多的了解。

“后四學士”事迹著作考略

據上引《澗泉日記》，“后四學士”的領銜人物是廖正一。廖正一，字明略，安州(今湖北安陸)人。元豐二年(1079)進士。元祐二年(1087)除秘書省正字，六年，除秘閣校理①，通判杭州(見孔武仲《舉自代》，詳下引)，紹聖二年(1095)知常州②，入元祐黨籍，貶監玉山稅，卒。《東都事略》卷一一六有傳。

今存鄒浩《雪廖正一奏狀》，為我們了解廖氏知常州時的遭遇，提供了重要補充：“伏見前秘閣校理廖正一文高學博，望著一時，性介少容，多取怨嫉。昨知臣鄉里常州日，恩威并行，善良得所，父老勸誦，謂近年以來少見比擬。只緣不能曲奉本路監司，為其深怒，遂以鍛煉慘酷，造成正一贓濫等事，士民痛憤，為之流涕。近雖蒙朝廷引用累赦許令敘復，然曖昧之罪，尚未昭除。……伏望聖慈特降指揮，選官置司，別行根勘。”③ 蘇軾晚年由儋州北歸，在《答廖明略》(其二)中，對此案也很關心，曾滿懷同情和信心地說：“毗陵異政，謠頌藹然，至今不忘。為民除穢，以至蠆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眾論如此。”④ 無論“根勘”結果如何，廖正一這顆文苑政壇“文高學博”的明星，在黨禍時期殘酷的政治清洗和官場內耗中，已不可能有多大作為了。

廖正一的卒年，文獻闕載。考吳則禮《北湖集》卷四有《予謫居荊南，賦詩百餘篇，書為兩軸。丙戌(崇寧五年，1106)夏，泛舟歸潤，道由漢陽，廖明略邀予飲於郎官湖，因攜示之。明略堅欲抄錄，會予舟行甚速，期以他日見歸，不幸明略死矣，此本不復可得。……因感而有作》詩，詩曰：“三年放逐臣，今復得歸去。夢已到南徐，船回正鳴櫓。”“南徐”即潤州(今江蘇鎮江)。細味詩意，作此詩時尚未抵達潤州，而知廖已死，則廖正一卒年，當即在崇寧五年的夏秋。常州案是否得以“根勘”，“根勘”后廖氏是否得以昭雪，其在漢陽是否有職任，皆不可詳。

廖正一的著作，《東都事略》本傳稱“有文集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衢本)著錄“廖明略《竹林集》三卷”，謂“紹聖間，明略貶信州玉山監稅，鬱郁不得志，喪明而沒。自號竹林居士”。《文獻通考》卷二三七同。所述過簡，且上引吳則禮謂其臨終前尚“堅欲抄錄”詩稿，則“喪明而沒”顯然失實。晁氏所錄，從集名判斷，當即韓淲所見的本子。但《宋史》卷二○八《藝文志七》又著錄“《廖正一集》八卷”。則廖氏文集，宋人著錄有十卷、三卷、八卷三種，集名也不相同，蓋有多種版本傳世。《全宋詞》小傳謂廖氏“有《竹林集》三卷(或雲有《白雲集》)”。按《瀛奎律髓》卷二○收廖正一《和補之梅花》詩，方回稱“有《白雲集》”，唐圭璋先生蓋據此。又佚名《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卷一八，亦謂廖正一“有詩文號《白雲集》”。考宋何汶《竹庄詩話》卷一○收黃庭堅《次韻廖明略陪吳明府白雲亭燕集》詩，釋道潛也有《與廖明略學士賦余干縣白雲亭一首呈吳明府》⑤ 詩，《白雲集》是否與此“白雲亭”名有關，已不可考。各集皆散佚已久，《全宋詩》僅輯得佚詩七首，《全宋文》也輯文不多。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今屬山東)人。熙寧九年(1076)進士，調冀州司戶參軍。試學官，為鄆州教授。入補太學錄，再轉博士。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為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予祠。崇寧元年(1102)七月入元祐黨籍，罷。⑥ 卒，年六十一。《宋史》卷四四四有傳。

李格非是宋代著名女詞人李清照之父，其著作，晁氏《郡齋讀書志》卷九、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僅載《洛陽名園記》一卷，而未錄其文集。據陳氏說，其“集不傳，館中亦無有，惟錫山尤氏(袤)有之。《(皇朝)文鑒》僅存此跋(按指《書洛陽名園記后》)，蓋亦未嘗見其全集也”。尤袤所藏本，疑即韓淲所說的《濟北集》。劉克莊《后村詩話》續集卷三稱有“詩文四十五卷”，當是《濟北集》的卷數。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五著錄《李格非集》四十五卷，蓋即據《后村詩話》。文集也已久佚，《全宋詩》輯得佚詩九首、零句二，《全宋文》輯文也不多。又，《玉海》卷三九載李格非《(禮記)精義》十六卷，另著有《歷下水記》，見《墨庄漫錄》(詳下引)。

至於李禧、董榮二人，文獻所載極罕，生平已不可考。按孫紹遠《聲畫集》卷八載李膺仲《題自畫蘆雁》詩：“晚來無聲理扁舟，喚起騷人漫浪愁。過眼飛鴻三兩字，淡煙寒日荻花秋。”《全宋詩》卷一一九九收此詩，小傳曰：“李膺仲，約神宗、哲宗時人。”據《澗泉日記》，作者當以“李禧，字膺仲”為確。《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九載苕溪漁隱曰：“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為難得。……董武子‘疇昔尋芳秘殿西，日壓金鋪，宮柳垂垂’。然秘殿豈是尋芳之處？非所當言也。”《全宋詞》收此零句，案稱“此數句似是《一剪梅》詞殘篇”，小傳謂“董武子名耘，或名榮。疑作耘為是”。按晁補之《永感堂記》⑦，記“東平董耘武子”孝親事，唐圭璋先生蓋據此。然董榮、董耘是否一人，尚無直接的依據，其人似當據《澗泉日記》作“榮”為是。⑧ 二人文集，韓淲稱“未之見”，其實就連他們是否曾有集行世，也不可考。蓋二人當時初露頭角，便被波詭雲譎的政治風潮所淹沒，永遠地消失了。

綜觀上述四人，廖、李(格非)二人皆登進士第，嘗任職秘閣，唯李格非歷官最高；后又同罹元祐黨禍，而廖正一竟蹭蹬以卒。董榮也有館閣(元豐新制，館閣併入秘書省)經歷，從上引其殘詞“疇昔尋芳秘殿西”句可知；而李禧既入“后四學士”之列，亦當嘗入秘書省，唯現存文獻闕載。

“后四學士”與蘇軾及前四學士關係考

廖正一等四人，必須及蘇軾之門，且在與蘇軾的關係上，同黃、秦等蘇門“四學士”有可比性，才有資格稱“后四學士”。然因李禧、董榮事迹已不可詳，故此所考，只能以廖、李二人為主。

按《東都事略·廖正一傳》：“元祐中，蘇軾在翰苑試館職之士，得正一對策，奇之，除秘書省正字。……軾門人黃、秦、張、晁，世謂之四學士，每過軾，軾必取密雲龍瀹以飲之。正一詣軾謝，軾亦取密雲龍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亞於四人者。”蘇軾試館職，在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上引晁氏《邵齋讀書志》在著錄《竹林集》時，亦曰：“元祐中召試館職，蘇子瞻在翰林，見其所對策，大奇之。俄除正字。時黃、秦、晁、張皆子瞻門下士，號‘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命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略來謝也。”則廖正一乃蘇軾所取士，與蘇軾關係之親密，在當時的聲望，僅亞於“四學士”。蘇軾在《答錢濟明三首》(其二)中，有“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⑨ 云云，對其進退，也一直縈懷。許多年後，蘇軾南貶北歸時，有《答廖明略》書二首⑩，寫心述懷，極盡款曲，流露出深厚的師友情誼。軾弟蘇轍在為廖正一除秘書省正字所草制中，有“爾推言往古，以及當世，挺然不回”，“爾往講習道義，長育才幹，敦業以待舉”之語，(11) 褒之亦至。

廖正一與前“四學士”，更是遊伴兼詩友。他與晁補之為同年進士。《能改齋漫錄》卷一六《晁無咎嘲田氏詞》曰：“元豐己未(二年)，廖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者，姝麗也。一日，明略邀無咎同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鑒理髮，且盼且語，草草妝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為《下水船》一闋……”此事又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既涉及私生活，可見兩人關係之親密無間。廖正一登第時，黃庭堅有《次韻晁補之廖正一贈答詩》，詠廖氏道：“十年山林廖居士，今隨詔書稱舉子。文章宏麗學西京，新有詩聲似侯喜。”又有《再次韻呈廖明略》，稱“學如雲夢吞八九，文如壯士開黃間”。又《再答明略二首》之二道：“廖侯言如不出口，銓量今古大如斗。度越崔張與二班，古風蕭蕭筆追還。”如此之類的次韻唱和詩，還有多首。(12) 則不僅晁補之，連黃庭堅也對廖正一贊之不置。蘇軾曾在《與李昭玘書》中，對這些唱和詩作了很高評價：“觀足下新制，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閣筆，不復措詞。”(13) 二十多年後的元符三年(1100)四月二十五日，晁補之作《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后》，有曰：“余同年生廖明略，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未容，故驁世患。”(14) 這時，廖正一已作古，作者在經歷了太多的宦海風波之後，讀罷老友文章，回顧往事，可謂百感交集。

至於李格非，《宋史》本傳稱其為太學博士時，“以文章受知於蘇軾”。考蘇軾於元祐四年(1089)七月出知杭州到任，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學士承旨詔歸，五月下旬抵京，八月出知潁州。據徐培均《李清照年譜》，元祐六年“格非官太學博士，俄轉校對秘書省黃本書籍”；“格非之任此職(指校對秘書省黃本書籍)，當在本年十月哲宗駕幸太學之後”。(15) 則李格非為太學博士時，蘇軾正在京師，他以文章受知蘇軾，應在該年六至八月間。

但是，考蘇軾在黃州所作《與文叔先輩》、《與李先輩》書三首(16)，《與文叔先輩》(其一)稱讚“新詩絕佳，足認標裁”，而蘇軾貶黃在元豐三年(1080)，可知兩人早有交往。(17) 兩人既然早在元豐間就有書信往來，何以至元祐六年才“以文章受知”？細節尚不詳，蓋相交與入門有所區別。

從以上所考可以看出，廖、李二人都是受知蘇軾、或由蘇軾直接簡拔的文士，這與黃庭堅等“蘇門四學士”相同，具備了成為“后四學士”的主要條件。黃庭堅為治平四年(1067)進士，秦觀元豐八年(1085)進士，張耒熙寧六年(1073)進士，而廖正一與晁補之同年，李格非則是熙寧九年(1076)進士，還在秦觀之前。除黃庭堅登科較早外，其餘三人與廖、李可謂科第相先後。但是，黃庭堅於元豐元年(1078)即開始與蘇軾通信，從此締交。熙寧十年，蘇軾時知徐州，秦觀前往訪之，成為門下士，並作有著名的《黃樓賦》。晁補之十七歲就曾隨父拜訪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張耒在弱冠登進士第之前，曾遊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他們追隨蘇軾並成為門下士，都比廖、李早。因此，就入蘇門時間論，廖、李等晚於黃、秦等四人；后因遇元祐黨禍，致使廖、李等接受蘇軾的沾溉，也相應地較黃、秦等為少。在蘇門以四人為單元的“方陣”中，他們只能居“后”了。

“后四學士”的文學思想

葉夢得《廖明略竹林集序》記廖正一言曰：

吾深服左氏，而樂道范曄之秀正溫繹。曄嘗自敘其書，以為“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遠致”，吾所恨亦云。丘明不可及也，異時有置吾於曄伯仲之間，吾尚無愧。往有評吾文似尹師魯者，吾雖不學師魯，然意善其言。

接著，葉氏說：“是時余見明略文固多，知其所自道不誣也。”(18) 由知廖正一崇尚《左傳》，甚至認為“丘明不可及”。所作文章，自認為與范曄“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遠致”有同恨。廖氏的文章風格，時人以為似尹洙(師魯)。《宋史》本傳稱尹洙“尤深於《春秋》”。歐陽修《尹師魯墓誌》謂其“為文章簡而有法”(19)，並在《論尹師魯墓誌》中解釋說：“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它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20) 雖現存廖正一文章極少，我們可以推想，他的整體風格也是簡古，即《廖明略竹林集序》所說的“曲奧簡潔”(詳下引)，故其樂意接受“似尹師魯”的評論。但他同時又追求“秀正溫繹”，“事外遠致”，故葉《序》又謂“音節遒峻，精新煥發，使人讀之，不覺矍然增氣”(亦詳下引)，則又對“簡古”有所超越。

廖正一又擅四六。王銍《四六話》卷上曰：“廖友明略作四六，最為高奇。嘗謂仆言：須要古人好語換卻陳言，如職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他反對“陳言”，但又愛好“古人好語”，既不堆垛典故，又能汲收前人的語言精華，故所作“高奇”。

較之廖正一，李格非更以善論文知名當時。《宋史·李格非傳》曰：

格非苦心於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

這段文字，當是檃括釋惠洪語，《冷齋夜話》卷三曰：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邁如此。吾以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

此論在宋代頗有名，《類說》卷五五、《仕學規範》卷三四等皆嘗轉錄。李格非的意思是，作文一定要“誠”，才能使文章如“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任何“誠不著”或偽飾情感的作品，都不可能有感人的力量，故“不能工”。若轉換為現代文論話語，那就是“真實的感情是藝術的生命”。如此明確地提出求“誠”求真的美學主張，此前尚不多見。

李格非又以“橫”論文。張邦基《墨庄漫錄》卷六載其“雜書”二篇，其二論文章之“橫”云：

余嘗與趙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后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指蘇軾)《篔簹谷記》、《藏經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眾人不得不疑。別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他所謂的“橫”，意思是有霸氣，指文蓋一世，他人所不可企及。與廖正一一樣，李格非也崇尚《左傳》，以左丘明為辭令“甚橫”的作家。《墨庄漫錄》卷六又記其雜書論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韓愈之才，他甚至將左丘明比作“絕代之女”，而司馬遷只不過“如麗娼黠婦”，雖然偏頗，但也可見他對左氏的推崇。這在王安石和“王學”之徒鄙夷《春秋》、《左氏》學的時代，可謂矯枉過正，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那麼文章如何才能“橫”？他提出了三項原則：自得，離俗，絕畦徑。若一言以蔽之，就是創新，以至為“眾人”所難以接受而生“疑”，也在所不顧。沒有創造性的作品便沒有生命力，更不要說“橫”了。

劉壎《隱居通議》卷六《評本之詩》載：

予嘗於故篋斷簡中見有《詩評》者，曰：李文叔云：“出乎江西，則未免狂怪傲僻，而無隱括之妙；入乎江西，則又腐熟竊襲，而乏警拔之意。”……此說亦是用功於詩者而後能言之。

考昌彼得、王德毅等所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宋人李姓字“文叔”的，有李份、李格、李宗質、李格非四人。李份卒於元豐五年(1082)。黃庭堅是年三十八歲，知吉州太和縣，詩名未著，詩壇也還沒有所謂出入“江西”的情況。李格為紹興時人，官終文林郎、知四會縣，不以文名。李宗質卒於淳熙十一年(1184)，累官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樓鑰《朝散郎李公墓誌銘》稱其為“健吏”(21)，精於理財，未言有文。則所謂“李文叔”，當非李格非莫屬。在李格非時代，雖尚無“江西宗派”之目，但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人，赫然已為詩壇一大宗，而格非敏銳地覺察到江西詩人在“點鐵成金”的旗號下“腐熟竊襲，而乏警拔之意”的弊端，不能不說是隻眼獨具。

“后四學士”的創作成就

當時知名文壇、同是蘇軾友人的孔武仲，在《舉自代》中寫道：“宣德郎、秘閣校理、通判杭州廖正一，志操清潔，文學優深。向者玉堂對策，聳動眾觀。臣在館閣，久與之處，見其所守，始終不移。”(22) 孔氏看重廖正一的，是“志操”和“文學”。前引葉夢得《廖明略竹林集序》，在論述了廖氏的文學主張后，進而評廖氏文章成就道：

明略自為舉子時，即不沿襲場屋一語。再舉而取進士，其所試，傑然已若可以名世者，至今為學者推重。蓋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愨，淵源所從來者遠矣。每一出語，輒有區域町畦，未有卒然而作者。至於出入經傳，驅駕前言，左掐右摘，比次回曲，他人咀嚼檮杌終不能安者，明略繩約檃括，如以利刀摧朽木，尺箠呵群羊，無不如意。故其曲奧簡潔，音節遒峻，精新煥發，使人讀之，不覺矍然增氣。惜其早困，不得盡用所長。始，元祐初，天下所推文章，黃、張、晁、秦號四學士，明略同直三館，軒輊諸公間，無所貶屈，欲自成一家；然其流落不偶，略相似雲。

惜乎現存廖正一作品太少，對葉氏的評說，已難以印證了。

廖正一的四六文，前引《四六話》卷上稱“高奇”，同時舉其佳句道：

明略《賀安厚卿啟》曰：“遠離門牆，遁跡江湖之外；闚望麾葆，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啟》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箸之畫，外製四夷。進有德而朝廷尊，用真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厚卿答書之啟云：“寂寞江濱，若戎車之陷淖；棲遲岩邑，信塞馬之依風。暐然晨光，照此蔀屋。”

又謝伋《四六談麈》也說：“廖明略正一，為四六甚工。舊見《為安厚卿舉掛功德疏》云：‘梁木其摧，嘆哲人之逝；天堂若有，須君子而登。生也有涯，沒而不朽。痛兩楹之夢奠，圮萬里之長城。’其祭文云：‘昊天不惠，奪我元老。唐安得鑒，楚復觀寶。盛德且然，小智寧保。’先公云：明略生平之學，熟於高氏小史。”(23) 從兩家摘句看，廖氏四六很少堆垛典故，而善於熔鑄或引用古語，如“遠離門牆”(出韓愈《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啟》“去離門牆”)、“梁木其摧”(出《禮記·檀弓上》)、“昊天不惠”(出《詩經·節南山》)等等，是他不用“陳言”而喜“古人好語”的絕佳實踐，故能典雅新穎，“高奇”確為的評。

廖正一現存詩不多，以《和補之梅花》為出色：

蕙蘭芳草久暌離，偶泄春光此一枝。自許輕盈羞粉白，何人閑麗得鄰窺。寒欺薄酒魂宵夜，月入重簾夢破時。幸有暗香襟袖暖，江南歸信不應遲。

此詩方回收入《瀛奎律髓》卷二○。在宋人眾多的詠梅詩中，這也許不是最好的，但他不直接著筆於梅的物象，而刻畫人的感受，從側面點出梅品之高，頗得林和靖詠梅之妙，馮班尤稱“腹聯好”(24)。

李格非是北宋文章名家。《澗泉日記》卷下曰：“鞏豐仲至言尹少稷稱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後，一人而已。”因李格非的文章流傳至今的不多，尹氏所論是否得當，已難評判，就算譽之稍過，至少宋人有此一說。《后村詩話》續集卷三曰：“文叔《祭淇水(李清臣)文》云：‘惟先生自《詩》《書》以來載籍所記，歷代治亂，九流百氏，凡一過目，確不忘墜。其發為文章，則泛而汪洋，密而精緻，翛然高爽，斂然沉毅，驟肆而隱，忽紛而治，絕馳者無遺影，適淡者有餘味，如金玉之就雕章，湖海之失涯涘，雲煙之變化，春物之穠麗，見之者不能定名，學之者不能彷彿。’筆勢略與淇水相頡頏，□□□□□，精深可諷味。”李清臣得到過歐陽修的賞識，嘗比之於蘇軾，(25) 而《祭淇水文》滔滔汩汩，大有蘇文氣象，不難看出歐、蘇文風遞傳的脈絡。

在李格非現存不多的作品中，《破墨癖說》可謂傑作。(26) 這是一篇小品文，寫“客”以貯墨為癖，“其製為璧、為丸、為手握，凡十餘種，一一以錦囊之”，而以出於歷代制墨名家李廷珪、李承宴、張遇相炫耀。作者對此頗不以為然：“既而私怪予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如何也。”於是引出下面一段對話：

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辯。余曰：“噓，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餘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兩宿不腐。”然吾貯水以盆罃，不用墨也。客復曰：“余說未盡。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餘墨當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

於是“客辭窮”，但“心欲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過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硯，屏人，雜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收墨成癖，但雜錯以他墨書之，卻“不能辨”，已十分可笑。接著，作者發了如下一段議論：

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哉！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日用而眩於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召也，吾安可以不辨於墨！

至此，作者從“破墨癖”這件小事，引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大道理：到底是講實用，還是圖虛名？最後再進一層，將圖虛名的危害提到“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的高度，以小見大，發人深省。全文不過五百來字，立論高超，文字生動流暢。嘗鼎一臠，李格非的文學創作成就，由此可窺一斑。

朱熹曾說：“李文叔，前此亦但見其論文數篇，頗有可觀，今亦不能記憶，但如《戰國策序》，則恐文健意弱，太作為傷正氣耳。”(27) 朱熹以為《戰國策序》“太作”，但對李格非的文章，還是讚許的。王士禎曰：“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君子也。其集不傳，傳者僅《洛陽名園記》一卷，可略見其梗概。此外遺文數篇，雜見說部，余已錄之。近從《楓窗小牘》又得元祐六年七月哲宗幸太學，宰執侍從呂大防、蘇頌、韓忠彥、蘇轍、馮京、王岩叟、范百祿、梁燾、劉奉世、范純禮、孔武仲、顧臨等三十六人紀事唱和詩序一碑，雅潔，是元祐作者風氣。”(28) 要之，李格非的散文、四六，在元祐文學群體中頗為傑出，劉克莊甚至認為在晁(補之)、秦(觀)之上(見下引)。

李格非也是有名的詩人。劉克莊《后村詩話》續集卷三曰：

李格非……文高雅條鬯，有義味，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逮。元祐末為博士，紹聖始為禮部郎，有《挽蔡相確》詩云：“邴吉勛勞猶未報，衛公精爽僅能歸。”豈蔡嘗汲引之乎？《挽魯直》五言八句，首云：“魯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詩。”下六句亦無褒詞。文叔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歿也，文潛志其墓。獨于山谷在日，以詩往還，而此詞如此，良不可曉。其《過臨淄》絕句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稍敗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時欲舞文。”亦佳作。……《初至象郡》五言云：“裨海環□□，□□□□國。世人持兩足，遽欲窮畛域。心知禹分土，未盡舜所陟。吾遷桂嶺外，仰亦見斗極。升高臨大路，郵傳數南北。山川來時經，草樹略已識。枝床歸夢長，鄉堠行歷歷。”……(以下猶錄詩四首，此略)

挽黃庭堅而無褒詞，甚至說“平生作小詩”，是否如前《隱居通議》引《詩評》所載，流露了他對江西詩風的不滿？尚待研究。王士禎亦稱其《臨淄懷古》絕句(即《過臨淄》)“頗可誦”(29)。

李格非著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是作於紹聖二年(1095)的《洛陽名園記》，其時為校書郎。此書記洛陽名園十九所，規模很小，其實就是一篇“記”。他在《書洛陽名園記后》(30) 中說：“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乎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乎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也。”李格非目睹上層統治集團腐敗營私而表現出的強烈的憂患意識，是他寫作此書的目的。張琰《洛陽名園記序》曰：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觀文叔之記，可以知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為不苟。且夫識明智審，則處事精而通道篤，隨其所見淺深為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所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為首，后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腳跡目力心思所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為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祐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為黨人。

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二四也說：“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其知言哉！”《名園記》所記，乃全盛時洛陽風景，“靖康之難”后，洛陽淪於金，故此書最能引起時人的今昔之感，極大地刺激著南宋人痛苦的神經。如《崇古文訣》卷三二評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后》時所說：“園囿何關於世道輕重，所以然者，興廢可以占盛衰，可以占治亂。盛衰不過洛陽，而治亂關於天下。斯文之作，為洛陽，非為園囿；為天下，非為洛陽。文字不過二百字，而其中該括無限盛衰治亂之變，意有含蓄，事存鑒戒，讀之令人感嘆。”李格非超前的憂患意識和卓越的政治遠見，不能不令人佩服。

李格非還著有《歷下水記》。《墨庄漫錄》卷四曰：“濟南為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爆流、金線、真珠、洗缽、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叔為《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作詩，以爆流為趵突，未知孰是。”則該書記濟南名泉。“爆流”當即趵突泉的別稱。王士禎曰：“按文叔《水記》，宋人稱之者不一，而不得與《洛陽名園記》並傳，可恨也。吾郡名泉凡七十二，此雲三十餘者，蓋未詳也。”(31)

李禧、董榮存世作品太少，已無可論，但從前引李禧題畫詩和董榮殘詞看，他們的文學修養亦不俗。

綜上所述，韓淲《澗泉日記》稱廖正一等四人當日號“后四學士”，當得其實。“后四學士”中的廖正一、李格非，元祐間曾受知蘇軾，李禧、董榮蓋也有大略相似的經歷，而廖、李又先後入黨籍，政治上與蘇軾及黃庭堅等“四學士”的遭遇相同。雖限於史料，對他們的生平事迹、他們與蘇軾的關係，以及四人間的相互關係等皆知之不多(李、董幾無所考)，而四人文集又都亡佚，很難窺其創作全貌；但從流傳篇什和宋人評說中，可知他們的文學理論和詩文創作都頗具特色，與前“四學士”一樣，他們也是蘇軾文學的傳人，元祐文壇的中堅。固然，就整體成就和在文學史上的影響論，“后四學士”蓋難與前“四學士”比肩；但當日既有此稱，其群體應足以不讓黃、秦、晁、張專美於前。發掘和研究“后四學士”，無論對研究元祐文學，還是對全面考察蘇軾文學集團，都具有開拓疆域、擴大視野、豐富內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