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論
北宋蘇洵創作的散文
《辨奸論》是北宋古文名篇。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載，見於南宋呂祖謙編選的《宋文鑒》，《古文觀止》列於蘇洵名下，但一說為邵伯溫托蘇洵名作，該問題的研究自清初李紱作《書<辨奸論>后》開始，至20世紀末王水照先生作《再論<辨奸論>真偽之爭——讀鄧廣銘先生再論<辨奸論>非蘇洵所作》，尚無定論。
辨奸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①，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②。而賢者③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④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⑤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⑥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⑦，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⑧世，非德宗⑨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 ● 辨奸：辨析姦邪。論：文體名。
● ● “事有”二句：意謂事理和人情都有它必然如此的一面。
● ● 靜者：指深得清靜之道、超然恬靜的人。見微而知著：看到事物的細微徵兆，就能知道它的發展趨向和結果。
● ● 月暈而風：月暈出現，就要颳風。月暈，月亮周圍的光環。
● ● 礎潤：石基濕潤。礎，柱子下面的石墩。
● ● 推移：發展變化。
● ● 疏闊：寬大廣闊。這裡有渺茫難以捉摸的意思。
● ● 孰與：表示選擇，哪裡比得上。天地陰陽之事：指自然界的各種現象。
● ● 中：內心。
● ● 奪其外：謂左右其行動。
● ● 山巨源：山濤，字巨源，晉初名士，“竹林七賢”之一，任吏部尚書，選用官員，他都各為品評。王衍：字夷甫，官至尚書令、太尉。有盛才，容貌秀美，好玄言，喜老莊，以清淡為事。
● ● 不忮（zhì）不求：不嫉妒不貪求。
● ● 與物浮沉：隨波逐流的意思。
● ● 使：假使。惠帝：晉惠帝司馬衷，性痴獃。
● ● 中主：中等才能的皇帝。
● ● 眩世：欺世。眩，迷惑。
● ● 德宗：唐德宗李適。鄙暗：鄙陋昏庸。
● ● 二公：指山濤和郭子儀。二子：指王衍和盧杞。容：或許。
● ● 夷：伯夷。齊：叔齊。二人均為孤竹君之子。商亡后，他們誓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之上。
● ● 相與：互相勾結。造作言語：謂製造輿論。
● ● 私立名字：謂自我宣揚，自我標榜。
● ● 顏淵：孔子的弟子。在七十二弟子中以德著稱，後世儒者尊為“復聖”。孟軻：即孟子，先秦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後世儒者尊為“亞聖”。
● ● 異趣：志向不同。
● ● 浣（huàn）：洗濯。
● ● 臣虜：奴僕。
● ● 彘（(zhì）：豬。
● ● 囚首喪面：披頭散髮如同囚犯，頭不梳臉不洗如同居喪的人，形容不注意修飾。
● ● 鮮：少。奸慝（tè）：姦邪。
● ● 濟：成就。未形之患：尚未顯露的禍患。
● ● 孫子：名武，戰國時齊人，軍事家，著有《孫子兵法》。
● ● 斯人：這個人。
● ● 知言：有遠見之言。
事情的發展必定會有一定的結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該如此的規律。天下只有表現冷靜的人，才能從細微之處預見到日後將會發生的顯著變化。月亮周圍出現了暈圈預示著將要颳風，房屋的石柱返潮濕潤預示著將要下雨，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發展變化，情理和形勢之間的因果關係，也是空疏渺茫難以盡知，千變萬化而無法預先料到的，怎麼能和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即便是賢能的人對此也有所不解。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由於喜愛和憎恨擾亂了他們的內心，利害關係又影響了他們的行動啊!
從前山巨源見到王衍，說：“將來給天下百姓帶來災難的，一定是這個人!”郭汾陽見到盧杞，說：“這個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孫就會被他殺得一個不留!”現在分析一下他們所說的話。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來，王衍之為人，從容貌和談吐上，確實具備了欺世盜名的條件。但是他不妒忌別人，不貪圖錢財，只是隨大流。如果晉朝當時沒有惠帝這個昏君，當政者即使只是一個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個王衍這樣的人，又怎能擾亂天下呢？盧杞那樣的奸詐，確實足以敗壞國家。但是他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談不足以蒙蔽社會，如果不是遇到德宗這樣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說來，山、郭二公對王、盧二人所作的預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現在有人嘴裡背誦著孔子、老子的話，親身實踐著伯夷、叔齊的行為，收羅了一批追求名聲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製造輿論，私下裡互相標榜，以為自己是顏淵、孟軻再世，然而他們為人陰險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這是把王衍和盧杞合成一個人了。他在社會上釀造的禍害還能說得完嗎？臉面髒了不忘洗臉，衣服髒了不忘洗衣，這本是人之常情。現在他卻不是這樣，身穿奴僕的衣服，吃豬狗的食物，頭髮蓬亂得像囚犯，表情哭喪著像家裡有人去世，卻在那裡大談《詩》《書》，這難道說是人的真實的心情嗎？凡是辦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為大奸大惡之輩，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人。此人藉助當世享有盛名之力，來促成他尚未形成氣候的禍患。雖然有勵精圖治的君主，敬重賢才的宰相，也還是會選拔並重用他的。這樣，他將成為天下的禍患，是必定無疑的了，這就不只是王、盧二人所能比擬的。
孫子說：“善於用兵的人，並沒有顯赫的功勛。”如果這個人沒有被重用，那麼我的話就有些過頭了，而此人就會有懷才不遇的感慨。誰又能知道禍患會達到上述這種地步呢？不然的話，天下將要蒙受他的禍害，而我也會獲取卓有遠見的名聲，那就太可悲了!
北宋熙寧二年（1069年），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以“變風俗，立法度”為己任，倡導了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運動。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起過積極的作用，但由於它觸犯了大地主階層的利益，再加上自身的不徹底性和執行中的種種缺陷，一開始就遭到不少權貴的激烈反對。后經“元祐更化”，變法終於破產，但斥罵之聲幾乎千年不絕。不僅有人把北宋之亡歸罪於變法，而且王安石本人也被斥之為禍亂天下、“敗國殄民”的千古罪人。
蘇洵與王安石一向不和。據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說：“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王安石之母死於嘉祐八年（1063年），則此篇作於王安石任宰相正式推行新法之前。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載，見於南宋呂祖謙編選的《宋文鑒》，《古文觀止》列於蘇洵名下。這篇文章最早見於邵伯溫所寫的《邵氏聞見錄》。邵伯溫說：“《辨奸》一篇，為荊公發也。”蘇洵在王安石實行變法之前三年便死了，故學術界認為此文顯系偽托，冒蘇洵之名，以攻擊王安石。清代李紱、蔡上翔力辯此篇乃南宋初年道學家邵伯溫託名蘇洵的偽作，這一爭議尚無定論，即使屬於偽作，它反映新舊黨爭的背景仍沒有多大不同。
把《辨奸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見微知著”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於謀篇。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並說明這是由於“好惡”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結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著，又通過歷史上山濤、郭子儀對王衍、盧杞的評論，說明了山、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這就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鋪墊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傾注全力發泄的部分，將“今有人”的種種表現盡情地加以刻畫，一氣呵成，有如飛瀑狂泄，其筆鋒之犀利，論證之嚴謹，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而在結尾處，作者又留有餘地地提出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態度。
作者在批評“有的人”時，把生活習慣（如不修邊幅）也作為攻擊的口實，未免失之偏頗了。但是，這點微疵並不足以影響本文的成就。
《辨奸論》旨在詆毀王安石，竭力反對“新黨”，拋開其本旨，有二點與當今相類：
其一，作者謂王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論。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鮮，這是此論給予後人的啟迪之一，須警惕而“辨”。否則，其禍輕則殺身，重則禍國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現象：“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然而這一看來違反常情的情況，在1957年夏之後以及“文革”中，屢見於囹圄。這是悲劇，當然，古人是無從預料這種悲劇的。
《辨奸論》作者認為，事情皆有一定的規律，只要能夠仔細觀察並把握規律，就能見微知著，因此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行為而在禍亂髮生之前就發現作亂的奸臣。歷來有人認為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認為此文並非蘇洵所作，未有定論。
《辨奸論》著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從中得出了“見微知著”的結論，給讀者提出了如何識人的參考意見。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十一：荊川嘗論韓非子《八奸》篇，謂是一面照妖鏡，余於老泉此論亦云。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佑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已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
清·儲欣《評註蘇老泉集》卷三：“不近人情”四字，遂為道學正傳，其不近人情愈甚，則其為道學愈大矣。余讀《論語》《家語》諸書，夫子生平無一不近人情之事，無一不近人情之言，而後之號為顏、孟復出，且駕顏、孟而上之者，若此何也？
清·徐乾學《古文淵鑒正集》卷四十七：識見明到要從學問中得來，非億中也。晦菴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彼遇神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兵革財利為先務，引用姦邪，排擯忠良，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禍亂極矣。”
清·吳楚材《古文觀止》卷十：介甫名始盛時，老蘇作《辨奸論》，譏其不近人情。厥後新法煩奇，流毒寰宇，見微知著，可謂千古觀人之法。
清·王應鯨《唐宋八大家公暇錄》卷四：不近人情，敗壞天下，非明眼人，未易覷破。（儲同人語） “見微知著”四字，是一篇主腦。即辨字的本領，從荊公之不近人情上，料其為奸，必亂天下，正老泉之見微知著處。而所以能先知，則原於一靜，蓋靜則靈，明自然之理，非億中也。
清·林雲銘《古文析義》卷十四：老泉料荊公止在不近人情處看出，以豎刁、易牙、開方為比，要知此三人之不近情止是圖利，而荊公卻是圖名。原其始，亦非以禍人為心者，但以自許太過，而新法試行於鄞邑，又頗有效，以故執持愈堅，不知天下非一邑可概，且奉行之人，又未必人人如我。蓋緣平日未嘗向人情物理上細心體貼，以致如此，便是不近人情的流弊。豎刁輩是甘為真小人，猶盜賊手挾刀劍戮殺人者，荊公是要作偽君子，猶庸醫苦泥方書，葯殺人者。不可謂盜賊是殺，庸醫非殺也。奸慝之名，宜不能免，文中推見至隱，憂時之意，直與洛陽聞鵑同調，其先幾特識，更堪雙絕千古矣。但篇末“巨盧”二字，余向疑無所考據，較諸善本皆同。或雲犬之大者，夫犬何以有衣？果爾，則當云：衣巨盧之皮也。且下句用“犬彘”矣，上句復用田犬，豈不重複。一日偶讀朱晦菴《宋名臣言行錄》，內載：“衣臣虜之衣。” “臣虜”二字出秦文，對“犬彘”何等精切！然後知“巨盧”乃字之訛也。凡經朱夫子手定之書，必無差錯。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六十三：虛拈辨字領局，其神直注信而用之者。援揣比例，情詞危切，而寄意尤在起結間。神情遙照，以警夫傾信而誤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