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亮

唐亮（1910-1986）原名唐昌賢，別名唐昌明。湖南省瀏陽縣人。一九二七年參加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赤衛隊。一九三零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鄉蘇維埃政府宣傳文化委員，紅三軍團第二師六團連政治委員，七團總支部書記，軍團直屬隊政治處主任，第六團政治委員，第二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第四師十團政治委員，第二師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教導大隊政治委員，三四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第二縱隊政治部副主任，冀魯豫軍區政治部主任，山東濱海軍區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山東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華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兵團政治委員，第三野戰軍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華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員，南京軍區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政治委員，政治學院院長、政治委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八、九、十、十一屆候補中央委員。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910年6月13日出生於湖南省瀏陽縣永和市火石嶺的一個佃農家庭。6歲時，父親要他放牛，家族長輩堅持要讓他上學，並議定由宗祠出谷資助。唐亮上了3年學后，老師看他成績好，讓他越級上了高小。

1920年，唐亮的父親為躲避地主逼債，不幸於次年病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唐亮的母親忍痛把2歲的兒子唐昌賣給人家，用以還債安葬唐亮的父親。11歲的唐亮，由親戚做保到瀏陽一家紙爆作坊當學徒。母親守孝3年後，無法糊口，被迫改嫁更門。

1926年秋，唐亮懷著對舊社會的仇恨，抱著尋求生存之路的希望，參加了“青年工人俱樂部”，並被選為學徒生活調查組組長。從此，開始了革命活動。

1927年初，唐亮在瀏陽城參加了工人糾察隊。“馬日事變”后，唐亮返回鄉間，接回二弟一起生活。在白色恐怖下，參加了當地農民協會，並擔任農民赤衛隊小隊長，率隊攻打了永和市和瀏陽城。

1929年冬，誠嘉鄉成立蘇維埃政府。唐亮被選為宣傳文化委員。

1930年夏，鄉黨組織確定發展他為共產黨員，讓他填寫了入黨志願表，並內定唐亮為鄉蘇維埃政府主席候選人。此時，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團轉移到平江、瀏陽一帶。唐亮得知后，要求參加紅軍，鄉蘇維埃政府不讓他走，經他再三請求，終以調動工作的形式把他介紹到紅軍，從此成為紅軍的一員。

1930年8月，唐亮被送到紅一方面軍政治訓練隊學習，隨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學習結束，被分到紅三軍團第八軍第二師任黨委秘書，兼任師直重機槍連黨支部書記。

1931年1月，唐亮調任紅二師第六團第一連政治委員。到任后，他深入班排，同戰士談心，使連隊一改過去官兵關係緊張的面貌，成為貫徹古田會議精神的模範連。

1932年1月，唐亮調任紅二師第七團黨的總支書記，不久又調任紅二師直屬政治處主任。同年8月繼任紅二師六團政治委員，指揮了攻擊宜黃的戰鬥。同年底，被送到紅軍大學高級幹部政治班學習。

1933年6月，從紅軍大學畢業的唐亮，被分配到紅三軍團四師政治部任組織科科長。同年8月，中央軍委決定以紅三軍團為主，組成東方軍，入閩作戰，唐亮隨軍前往，在攻打王台的戰鬥中，左腳負傷，入院治療。

1934年6月，唐亮任紅四師十團政治委員，參加了著名的廣昌戰鬥。隨後，因病離開十團。同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因病未愈即到紅三軍團隨營學校任黨的總支書記。由於籌糧、籌款和收容工作做得好，曾兩次受到上級表揚。1935年5月底，中共中央和軍委機關率紅一、紅二、紅五軍團通過瀘定橋后，奉命率一連人守衛，接應擔任後衛的紅九軍團。

1935年9月，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在甘南哈達鋪進行整編，編成陝甘支隊。唐亮被任命為支隊政治部組織幹事。隨後，部隊繼續北進，於10月19日到達陝北保安縣吳起鎮，勝利結束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1935年12月，唐亮被分配到紅一軍團第二師政治部工作，開始當組織幹事，不久擔任組織科科長。1936年11月，被任命為紅二師政治部副主任，5個月之後，任政治部主任。在這一時期，致力於部隊的休整和體力的恢復，進行形勢和革命樂觀主義教育。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唐亮任該師三四三旅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到任后即奉命到六八五團幫助進行政治動員，並於同年8月下旬隨軍東渡黃河，開赴晉東北抗日前線，參加了平型關戰鬥。同年底，調任師教導大隊任政治委員。

1939年1月，第一一五師師部進到晉東南，唐亮調任三四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同年2月隨部隊挺進冀魯豫邊區建立抗日根據地。次年1月，任八路軍第二縱隊政治部副主任。同年6月，任冀魯豫軍區政治部主任。

1942年8月，唐亮調任魯西南地區的第一一五師教導第四旅政治委員，同時兼湖西軍分區政治委員和中共湖西地委書記，對湖西抗日根據地實行一元化領導。到任后，同其他領導一道，領導湖西區軍民同日偽進行了殊死鬥爭。1943年初，因勞累過度，被批准到山東軍區醫院治療。

1944年秋，中央軍委任命唐亮為山東濱海軍區政治委員兼中共濱海區黨委書記。唐亮在病未痊癒的情況下到職。隨即與司令員一起指揮部隊，在兄弟部隊的配合下，發起了莒縣戰役、諸城戰役、郯（城）馬（頭）戰役，配合兄弟部隊進行了抗日戰爭大反攻，鞏固和擴大了解放區。

日本投降后，新四軍軍部北移山東，併兼山東軍區，成立野戰兵團，執行機動作戰。

1946年1月，唐亮被任命為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和山東野戰軍政治部主任。

1947年1月，唐亮任華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主任。

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兼中共華野前委和三野前委委員。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唐亮負責軍事接管部的工作。不到兩個月後，和粟裕一起，奉命率三野的機關到南京，接替第二野戰軍參加南京的軍事管制工作。同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唐亮兼任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南京市委第一副書記。

1950年5月8日，被任命為中共南京市委書記。

1951年2月，華東軍政委員會正式成立，唐亮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委員之一。

1952年10月，任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兼幹部管理部部長。

1953年2月，唐亮任華東軍區副政治委員、黨委第二書記。

1955年4月，任南京軍區首任政治委員、黨委第一書記。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64年1月，唐亮由於長期緊張工作和過度勞累，難以正常工作，經中央軍委批准離職休養。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唐亮受到“造反派”的衝擊和迫害。

1971年林彪垮台後，中央軍委電令唐亮以學習組長的名義到軍政大學。

1972年5月，任軍政大學政治委員、黨委第一書記。

1977年下半年軍政大學分建為軍事、政治、後勤學院。同年9月唐亮被任命為政治學院院長、黨委書記。

1978的12月改任政治委員、黨委第一書記。

1982年9月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唐亮因病於1986年11月20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6歲。

唐亮將軍1926年參加赤衛隊，然填寫履歷，皆書“1930年8月參加革命”。以參加紅軍之日算起。有人告之：“應從參加赤衛隊算起，相差四年可就差了一個時代。”將軍“嘻嘻”曰：“夠了！夠了！”

紅軍長征路上，唐亮將軍渾身長皰疹，個個大如黃豆，粒粒薄如蟬翼，行走困難。某日，紅四師十一團政委王平見唐亮，問：“你的馬呢？”將軍答：“早就丟了。”王平即命警衛員將馱機槍之馬讓唐亮騎。警衛員問：“機槍怎麼辦？”王平曰：“丟掉。我寧要唐亮一人，也不要機槍十挺。”

唐亮將軍言：紅軍初期，上級規定不準打罵士兵，阻力甚大。其時，大多數連長思想不通，曰：“連打人的權力都沒有了，我這個連長還幹個屁？”

1947年2月17日，總政發出《關於建立部隊士兵委員會的通知》。唐亮將軍閱后，與陳士榘將軍回電總政，建議將士兵委員會改為革命軍人委員會。其主要理由為：“士兵委員會名義，因易誤解士兵對付幹部的一種組織，且士兵名詞為戰士不歡迎，故改為革命軍人委員會較好。因幹部隊中俘虜成分太多，覺悟程度仍有限，又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故對其具體權力，開始須稍約束，加強民主教育，視上述情況改變，逐漸放手。”1948年下半年，總政發布〈關於革命軍人委員會（即戰委會）條理草案〉，將“士兵委員會”一律改稱“革命軍人委員會”。

唐亮將軍言：提戰鬥口號，一定要切實、乾脆、有針對性，還要朗朗上口，不能拖泥帶水，一個好的口號，自己聽了鼓勁，敵人聽了害怕。如“打進濟南城，活捉王耀武”。唐亮將軍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息，既要精到，又要簡捷。

唐亮將軍言，打孟良崮的關鍵時刻，幸虧陳毅元帥拍了板。其時，陳毅對各縱司令言：“你們大膽打，打不好不殺你們的頭，殺我一個人的頭。”將軍憶其頗有感觸：“當領導的一定要勇於負責，敢於拍板。”

南京解放后，唐亮將軍任市委第一副書記。將軍宅於寧夏路一獨院，為國民黨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之故居。於老臨行倉促，屋中字畫古董放置如儀，尤其是於老的墨寶很多。將軍召集家人和工作人員，矚任何人不準動屋裡一紙一筆，全部登記造冊，悉數上交。

“位愈高而意愈下，官越大而心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唐亮將軍之座右銘也。

唐亮將軍夫人張銳二舅，曾做小買賣。抗戰期間，聞唐亮任濱海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委，即由河南省南樂縣趕至山東省濱海區，要求將軍某個差事。唐亮甚喜，曰：“現在全國都在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部隊正在裝卸糧食，極缺人手，你就先干幾天再說吧。”二舅滿肚子不高興，捏著鼻子去扛了一天麻袋，溜之。

全國解放后，二舅聞知唐亮任南京市委書記，又來謀職。將軍問：“你想幹什麼？”二舅曰：“要參軍。”將軍曰：“你都40多歲了，怎樣當兵？”二舅曰：“當兵不行，當官還不行嗎？”將軍曰：“你既無專長，又沒貢獻，能當什麼官？”二舅曰：“你先放我個團長乾乾吧。”將軍拍案大怒，驅之走。

“三反”“五反”運動中。某日，將軍深刻反省，寫檢討一份，曰，寫私信用公家信封若干，信紙若干，墨水若干等。秘書不以為然，曰：“區區芝麻小事。”將軍正色曰：“莫以小善而不為，莫以小惡而為之。”

1959年秋，某日。唐亮將軍于軍區禮堂作報告，聽眾為軍區直屬隊新提拔幹部。將軍曰：“你們是新提拔的幹部，是黨的幹部，我要求你們起碼作到四條：一不貪污、二不腐化、三不抗上、四不壓下。”其時台下鴉雀無聲，數十年後人們仍記憶猶新。

唐亮將軍極節儉。軍區召開政工會，將軍規定只供開水，茶葉自帶。軍區裝甲兵成立，有人要開慶祝會，會一次餐，將軍規定只開“小型座談會，不吃飯”。有關部門申請要蓋大禮堂，將軍批示只准蓋“小禮堂”。某次軍區黨代會，不少同志發言激烈，批評唐亮將軍“小氣”，將軍不置一詞，仍我行我素。

1956年9月，唐亮將軍被選為“八大”代表，並提名中委、候補中委。將軍聞知深感不安，上 書中央要求取消提名，一時傳為美談。

唐亮將軍言，60年代初某日，毛澤東至南京軍區視察。唐亮將軍向主席彙報軍區學習毛主席著作情況。毛澤東不以為然，曰：“我的那些文章沒有什麼好學的，如果說值得看一看的，也就是那‘兩論’。”（即《矛盾論》、《實踐論》）

某日，毛澤東於南京中山陵八號問唐亮將軍：“唐亮同志，你會不會游泳？”唐亮將軍隨口答道：“會一點兒。”言出將軍即悔之不已。主席走後，將軍急忙請游泳隊隊長當教練，苦學十餘日，略會“狗爬式”，方心安。

唐亮將軍不善酬酢，有朋自遠方來，僅清茶一杯，便飯一餐，有話則長，無話則短。

唐亮將軍任南京軍區政委期間，為軍區領導中著名“困難戶”，家中十口人，僅靠將軍一人工資生活。家中沒月開支常出現“財政赤字”。1955年，夫人張銳複員，欲到地方找工作，以減輕家中負擔。唐亮將軍勸阻曰：“這麼個大家還不夠你忙的？再說地方上最怕你們這些‘官太太’，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幹，事情做不了多少，人家又礙著情面，對大家都不好。”將軍又言：“我是關起門來做‘皇帝’，你就是‘皇后’。有什麼不好。”故此，張銳成了地地道道之“家庭主婦”

“文革”中，某領導至南京看望唐亮將軍，問其休息後有何困難，將軍朗聲作答：“衣能裹體，食能飽腹，有車代步，病能住院，足矣！足矣！”

解放后，唐亮將軍立三條家規：他在家裡的書房兼辦公室，家屬和子女不得入內；他的文件、資料，家屬和子女不得翻看；他的工作情況和其它首長的人事關係，家屬和子女不得打聽。

1963年12月，唐亮將軍因病被批准離職休息。休息后，將軍常自我檢討言：“我當軍區政委這些年，到部隊去總是在機關食堂和大家一起吃，只有一次，他們弄了一桌螃蟹非讓我吃不可，直到現在我心中還是不安。”

唐亮將軍有一方章，小兒軍光所刻，石料僅三角，上書：“平凡翁”，陽文。將軍愛不釋手，反珍貴之書，均蓋此章。陳毅元帥聞之，曰：“‘平凡翁’，字字重如泰山，不是每個人都能擔得起的。

唐亮將軍要求子女“政治上自覺，工作上自強，經濟上自立，生活上自理”。孩子們稱之為“‘四不’方針”。

某日，張銳至軍區總醫院看病，有醫務人員見其衣著儉樸，以為農婦，態度生硬，並竊笑其“鄉巴佬”。張銳回家后告將軍，將軍喜曰：“‘鄉巴佬’好嘛！沒有‘鄉巴佬’，哪有我們吃的穿的？”

“文革”中破“四舊”，唐亮將軍帶頭將家中麻將、撲克、唱片、古書、高跟鞋、旗袍等，付之一炬。將軍言，古書中有一部《清宮十三朝》，線裝本，甚為可惜。

唐亮將軍善思考，喜記札記。有感而發，不拘一格。如：“送禮請客為什麼總是制止不了？”“為什麼有些事情，公家一插手，就要賠本？”“調動工作，要組織一個班子，搞一個攤攤去，好不好？”“不識字的人，打敗了從黃埔軍官學校畢業的國民黨軍，是否提倡不要學文化知識？”

唐亮將軍札記曰：“愛吹牛的人，一定護短。愛拍馬的人，一定藏污。”

唐亮將軍札記曰：“‘識時務者為俊傑’，不能作為趨利附勢，投機取巧，明哲保身的法寶。”

唐亮將軍札記曰：“在人民面前謙卑些；在命運面前堅強些；在大事面前清醒些；在小事面前糊塗些；在困難面前努力些；在挫折面前堅忍些；在榮譽面前謙讓些；在勝利面前謹慎些。”

唐徠亮將軍於1986年逝世。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為傳統填詞《江城子》悼之。詞云：鐘山風雨酒樓亭。滌塵垢，換金陵。軍管勞心，止玄武波騰。建國治軍兩有識，人稱道，是賢能。華年烈火煉精誠。度長征，戰平型。殲滅敵仇，矢志有準繩。今悼含哀腸斷處，承繼者，願能明。

1910年6月13日生於湖南瀏陽永和鎮上街一個農民家庭。1929 年初，參加瀏陽農民赤衛軍；7 月，隨瀏陽工農武裝參加支援紅三軍團攻打長沙的戰鬥，並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被派到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辦的政治訓練隊學習。1930 年底，唐亮從政治訓練隊畢業后不久，擔任了紅八軍第二師師委秘書，併當選為師委委員。從此，他步入了解放軍政治工作者行列，開始了長期的政治工作的實踐和探索。特別是在解放戰爭的歲月里，唐亮歷任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山東野戰軍政治部主任，華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兼華東野戰軍第 3 兵團政治委員，第3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等職，在陳毅等直接領導下，轉戰華東、中原等戰場，認真貫徹中央和軍委的方針政策，在領導和組織部隊戰時政治工作中，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 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被譽為“模範政治工作者。”

在長期的政治工作實踐中，唐亮把教育部隊特別是高級幹部認清鬥爭形勢，深刻理解中央和軍委的戰略方針和完成作戰任務的重大意義，作為達到政治思想上的團結統一，軍事行動上的協調一致，增強勝利信心的首要任務 來抓，使之成為奪取勝利的強大思想動力。

解放戰爭開始的第一年，我軍處於戰略防禦階段。1947年2月，華東國民黨軍雖然在蘇中、宿北、魯南等戰役中遭到重大打擊，但仍在繼續調兵遣將，攻勢並沒有完全被遏制。此時，國民黨軍制定了“魯南會戰”計劃，由其參謀總長陳誠親自指揮，從南、北兩線出動，企圖與華東野戰軍決一死戰。在南線，集中8個整編師為主要突擊集團，從隴海鐵路東段至台兒庄一線，分三路向北進犯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在北線，由其第2綏靖區司令官李仙洲指揮3個軍9個師為輔助突擊兵力，從膠濟鐵路南下萊蕪、新泰地區，實行南北夾擊。華東野戰軍指揮部遵照中央軍委指示，於2月上旬定下決心，集中主力隱蔽北上，求殲李仙洲集團。

唐亮不僅參加了這次魯南戰役決策的研究，而且還負責領導這次戰役的政治工作。他要求部隊響應中央軍委的號召，貫徹打運動戰、打殲滅戰的思想，以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惜打爛罈罈罐罐，要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以消滅更多的敵人。各部隊晝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形式，邊走邊進行戰鬥動員，激發了廣大指戰員的革命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增強了敢打必勝的信心。華東野戰軍各部隊在 六七天的連續行軍之後，緊接著進行了3晝夜的激戰，將李仙洲集團7個師5.6萬餘人全部殲滅。這次勝利，加深了廣大指戰員對運動戰、殲滅戰重要 性的認識，使原來那種“反攻反攻，反到山東”等消極、悲觀、埋怨情緒一 掃而光。

唐亮善於對政治工作研究，從實際出發來貫徹上級的指示。1948年2月17日，軍委總政治部發出指示，要求連隊普遍建立士兵委員會，以便使新式整軍運動中的民主生活轉向正常。唐亮和陳士榘學習總政指示后，認為這樣做對連隊建設很有必要，同時認為當時部隊幹部、戰士的情況和紅軍時期的情況已大不一樣，再用士兵委員會的名義容易被誤解。於是，在同年3月，唐亮親自起草電報，向中央軍委建議將連隊士兵委員會改為革命軍人委員 會。這個建議，很快得到中央軍委的贊同，並在全軍實行起來。

1948年9月，華東野戰軍進行濟南戰役。唐亮在這次戰役的籌劃和決策中，親自起草了《關於攻濟打援的政治動員令》，提出了“攻打濟南府，活捉王耀武”的響亮口號。這個提法，是野政工作組下部隊回來彙報時，談及某部一個班長在兗州戰役后對下一步應打哪裡的看法。善於吸取群眾智慧的唐亮，把這個戰士的看法加以完善，把戰役目標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緊密地結合起來，作為戰役動員口號。由於這個口號深入人心，把當時參戰的主力部隊、地方部隊、民兵和支前民工都動員起來，化為巨大的力量，自覺地為實現這個戰役目標而奮鬥。攻城部隊的指戰員，發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前仆後繼，浴血奮戰，湧現出像“濟南第1團”、“濟南第2團”等大批英雄模範單位和人物，第3縱隊第8師師長王吉文，第13縱隊第37師政治委員徐海珊等數以千計的指戰員為這次戰役的勝利而英勇獻身。打援部隊克服了重重困難，修築了一道又一道的堅固防禦陣地，使徐州地區的國民黨軍3個兵團望而生畏，眼看著濟南被攻陷而遲遲不敢北援。廣大民兵和人民群眾，不僅踴躍支援前線，還布下了天羅地網，捕捉零散潛逃的敵人。國民黨軍第2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裝成病人躺在牛車上，逃到濟南東面的壽光縣，又被公安戰士查出捉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龐鏡塘，已逃至徐州以北離國民黨盤據的臨城（今薛城）不到12里路的地方，被我軍偵察人員捉獲。第2綏靖區中將副司令官牟中珩，裝成難民逃至離青島不遠的高密，被民兵捉獲。由於參戰部隊和廣大支前群眾的共同努力，使“打下濟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號變成現實，戰役取得了徹底的勝利。

瓦解敵軍，溶化俘虜，爭取、改造解放的國民黨官兵，是唐亮做好戰時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當時，部隊戰鬥頻繁，傷亡減員大，如何解決兵員補充，是保證部隊持久作戰的一個大問題。唐亮從戰爭的實踐中，深深體會到，從解放區動員民兵、貧苦農民參軍參戰，難以滿足部隊大兵團連續作戰的需要。他認為，應對自動放下武器的國民黨軍士兵，進行爭取教育和改造，使大多數解放戰士迅速地補充到我軍部隊，特別是經常保持戰鬥連隊的滿員，是保證部隊能持久作戰，加速解放戰爭勝利進程的因素之一。為此，唐亮根據瓦解敵軍的原則和軍委、總部的指示精神，在1947年1月2日，即魯南戰役發起的那一天，主持制定了《山東野戰軍關於處理俘虜官兵的決定》，明確規定各部隊對俘虜的國民黨軍官兵，在經過短期的審查、教育，激發其階級覺悟后，就可以補充部隊。

魯南戰役后，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合併為華東野戰軍。在野戰軍政治部之下，設立了龐大的俘虜管理處，各縱隊也建立了相應的俘管機構和臨時俘虜管理機構，具體進行教育、改造俘虜的工作。當時，部隊普遍採用訴苦教育的辦法，來教育、改造俘虜的國民黨軍官兵。由於很多國民黨軍士兵是抓丁、抽丁被逼著來的，加之國民黨軍官兵不平等，打罵士兵、剋扣軍餉是家常便飯，因而很容易激發起他們的階級覺悟。許多被俘虜的國民黨軍士 兵，通過訴苦教育，耳聞目睹，認清兩種軍隊的根本區別，以替蔣介石賣命為恥，以當解放軍戰士為榮。這些被解放的國民黨軍士兵，懂得為誰打仗的道理后，紛紛自覺地掉轉槍口，參加到人民解放軍的行列，勇敢地為人民解放事業而戰鬥。因而解放戰士成為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兵員的重要來源。魯南戰役后，華東野戰軍成立了特種兵縱隊，就是由解放過來的坦克兵、汽車兵，駕駛著繳獲的美製坦克、吉普車、大卡車、賓士在前線和後方的；火炮由解放過來的炮手操作、將炮彈射向敵方的。

1947年2月，華東野戰軍取得萊蕪戰役的重大勝利，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瓦解敵軍工作的成功。在萊蕪戰役激烈進行過程中，與中國共產黨早有聯繫的國民黨軍第46軍軍長韓練成同華東野戰軍派遣至該部的敵軍工作幹部研究后，在李仙洲集團突圍前放棄指揮，秘密脫離部隊，不僅使原定突圍出發的時間推遲了兩小時，而且使46軍在關鍵時刻因找不到軍長，失去指揮，群龍無首，軍心渙散，從而加劇了李仙洲集團的覆滅。

在那以後，華東野戰軍瓦解敵軍工作繼續取得新的成績。在濟南戰役中，吳化文率1個軍兩萬餘人舉行戰場起義；在淮海戰役中，何基灃、張克俠率3個半師舉行戰場起義。他們對這些戰役的勝利都起到了積極作用。解放戰爭後期，唐亮根據情況的變化，對教育、改造俘虜工作又進行了新的探索。鑒於大規模戰役持續的時間長，兵員補充要求的時限緊、數量多，同時考慮到國民黨軍士兵知道蔣軍必敗、解放軍必勝的道理和士氣愈來愈低的情況，於是將對俘虜的國民黨軍士兵先進行審查、再進行教育，然後才逐步補充部隊的做法，到淮海戰役時，改為隨俘、隨補、隨教、隨打。很多解放戰士頭一天被俘虜，第二天就參戰，有的光榮負傷，有的英勇犧牲，有的立了戰功。在整個戰役中，華東野戰軍各部隊稍加教育就直接補入部隊的解放戰士，在10萬以上，加上解放區翻身農民參軍，從而使部隊得以保持充足的戰鬥兵員，保證了連續戰鬥的進行。出色的俘虜工作，使華東野戰軍的兵員補充源源不斷，愈打愈強，愈打愈多。在連續、緊張、激烈的戰鬥中，部隊數量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有增加，這在軍隊歷史上是少見的。

唐亮把教育部隊遵守紀律，作為戰時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來抓。1947年夏秋期間，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進到魯西南地區，轉入反攻作戰。這個地區比較貧困，加之當年洪水泛濫，就地籌集不到糧食，而後方又運不來，部 隊供應困難。唐亮多次向各縱隊的政治委員和政治部主任們打招呼，要求他們越是在困難的情況下，越要教育部隊自覺地遵守政策和紀律，決不能做損害群眾利益的事情，決不能做影響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聲譽的事情。他自己所在的領導機關，由於常常搞不到吃的東西，不得不餓著肚子來指揮作戰。

同年9 月底，唐亮隨軍跨越隴海鐵路，進至豫皖蘇邊區，執行參加開闢中原解放區的任務。唐亮針對當時執行《中國土地法大綱》，普遍進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況，要求各部隊認真貫徹土改政策，把土豪劣紳的財物分配給基本群眾，要很好地調查研究，摸准情況，不能把中農當成地主、富農。這就避免和減少了過火行為。他還根據當時繳獲比較多的情況，要求各部隊認真執行“一切繳獲要歸公”的制度，領導有關部門將在河南許昌、漯河、駐馬店等地繳獲的物資收集起來，有的就地補充部隊，還將不少汽油、炮彈等物資運送到黃河以北的後方儲存備用。這些，對當時進一步發動群眾，建設新解放區，進行大規模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因而群眾稱讚解放軍是“仁義之師。”

1948 年3月，在洛陽戰役前，唐亮特別要求參戰部隊，認真進行城市政策教育，嚴格組織紀律，並作為對新式整軍運動的成效的一次檢驗。各級領導抓緊檢查督促，幹部戰士自覺遵守各項規定，因而部隊執行政策紀律的狀況良好。

1948 年冬，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一道進行淮海戰役，部隊進到新區作戰。唐亮根據全國勝利大局已定的情況，要求部隊樹立主人翁的思想，認真遵守政策和紀律。他特彆強調在新區城市，人民政權尚未建立，物資供應 不便，生活習慣又不一樣，群眾對解放軍還不了解的情況下，更要自覺地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49年春天，第3野戰軍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積極準備渡作戰，唐亮在抓渡江動員教育的同時，十分強調部隊應遵守黨的城市紀律和新區政策。他還和有關部門的同志一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對廣大指戰員進入城市和新區后必須遵循的事項，用簡明通俗、易懂易記的文字，編成《約法八章》、《入城守則》、《新區農村工作手冊》等文件，以第3野戰軍政治部的名義，於當年3月印發部隊。隨著這些規定的認真學習和貫徹執行，對第3野戰軍順利進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和搞好接管，有著重要的意義。

1949年5月上旬，唐亮遵照中共中央和華東局關於接管上海的指示，在江蘇省蘇州市附近的木瀆鎮，主持召開接管城市政治工作會議，強調要認真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加強城市政策教育、紀律教育和城市生活常識教育。他根據新中國即將誕生的情況，特別要求各部隊教育指戰員愛護公共財物，保護人民利益，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和謙虛謹慎的作風，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由於入城教育搞得深入細緻，第3野戰軍各部隊進入上 海后，模範地執行城市政策紀律，寧肯露宿街頭也不住民房，在花花世界的大上海做到“一塵不染”，湧現出不少“南京路上好八連”式的連隊，贏得了上海人民的信任和讚揚。

唐亮抓戰時政治工作的成效，突出表現在廣大指戰員戰時殺敵立功的行動上。華東部隊的戰時立功運動，早在1946年下半年就在一些單位開展起來了，唐亮組織專人認真總結了立功運動的經驗，在部隊普遍推廣，組織開展立功創模競賽，由殺敵立功，到戰勤各項工作都可以立功，發展到“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對作戰和戰勤成績卓著的，採取群眾評議、領導批准相結合的方法，評為戰鬥英雄、模範或立功。從而大大激發了指戰員的革命榮譽感，人人以立功為榮，爭取當英雄、當模範。從1946年到1949年中，華東軍區、第3野戰軍各部隊共湧現出戰鬥英雄1163名，各種模範2.7萬多名，立功的56萬多人次。立功創模運動的廣泛開展和卓有成效，是華東部隊戰時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成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推動作戰和各項任務完成的有力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