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志

杭州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有先民在這裡蕃衍生息。春秋時，初屬越。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屬吳，周敬王三十年復屬越，周顯王三十五年(前334)屬楚。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滅楚，於今杭州地置錢唐縣，同時置餘杭縣，同屬會稽郡。據《史記·秦始皇本記》載：秦始皇三十七年，東巡會稽，“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這是錢唐之名最早見於正史記載。

漢初實行王國、縣與郡、縣(道、邑、侯國)并行制。高祖五年(前202)正月至六年春，錢唐縣境屬於韓信楚王國。六年春，立劉賈為荊王，屬荊王國。十二年立劉濞為吳王，屬吳王國。景帝前元四年(前153)，誅吳王濞，錢唐縣復屬會稽郡，隸江都國。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江都國除。會稽郡西部都尉治(郡級治安軍事機構)從山陰縣(今紹興)遷治錢唐縣。元封五年(前106)，會稽郡隸揚州刺史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改錢唐縣為泉亭縣，王莽建立新朝(9— 23)因之。東漢初，複錢唐縣舊名。光武帝建武六年(30)，錢唐縣併入餘杭縣。順帝永建四年(129)，分會稽郡浙江以西為吳郡，以東為會稽郡，餘杭縣屬吳郡。靈帝光和二年(179)，封朱儁為錢唐侯，錢唐縣復置(一說公元107—125年間錢唐縣已復置)。

三國時，錢唐縣屬吳國，並為吳郡都尉治，隸揚州。

兩晉，錢唐縣仍屬吳郡，隸揚州。

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以揚州所統六郡為王畿，吳郡屬之，錢唐縣隸王畿。大明八年，罷王畿，吳郡和錢唐縣復屬揚州。齊武帝永明三年(485)，唐寓之在新城(今富陽新登)起兵，次年正月以錢唐為中心建立政權，國號吳，年號興平(486—487)。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以吳郡置吳州。同年，侯景升錢唐縣為臨江郡(不久即廢)，隸吳州，此為錢唐設置郡級政區之始。陳後主禎明元年 (587)，置錢唐郡，隸吳州。郡治錢唐縣，郡轄錢唐、富陽、新城、於潛4縣。

隋文帝開皇九年(589)，滅陳，廢錢唐郡，並桐廬、新城入錢唐縣，割吳郡鹽官(今海寧)、吳興郡餘杭，及富陽、於潛共5縣置杭州，杭州之名始此。州治始設餘杭縣，次年遷至錢唐縣。文帝仁壽二年(602)，置杭州總管府，湖州武康縣划屬杭州。析錢唐縣復置桐廬縣，次年歸屬睦州。煬帝大業三年(607)，罷總管府，改杭州為餘杭郡，郡治錢唐縣，轄錢唐、餘杭、富陽、於潛、鹽官、武康 6縣。大業十四年，析錢唐縣復置新城縣，屬餘杭郡。

唐初罷郡為州。高祖武德四年(621)，改餘杭郡置杭州，為避國號諱，改錢唐縣為錢塘縣。另以武康縣置安州，后改武州。武德七年鹽官併入錢塘縣，新城併入富陽縣，又於於潛置潛州，復置臨水縣，屬潛州。八年，廢潛州，臨水縣併入於潛，於潛縣仍屬杭州。其時，杭州轄錢塘、餘杭、富陽、於潛4縣。太宗貞觀元年(627)，天下大定，分全國為10道，杭州屬江南道。貞觀四年，析錢塘縣，復置鹽官縣。高宗永淳元年(682)，析富陽縣，復置新城縣。杭州轄錢塘、富陽、餘杭、於潛、鹽官、新城6縣。武后垂拱二年(686)，析於潛縣，置紫溪縣。垂拱四年析於潛、餘杭縣，置臨水縣。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析紫溪縣，置武隆縣。杭州轄縣增至9。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分全國為15道，杭州屬江南東道。天寶元年(742)，又改諸州為郡，杭州復為餘杭郡，郡治錢塘縣，轄錢塘、富陽、餘杭、於潛、鹽官、新城、紫溪、臨水、唐山(武隆縣更名)9縣。肅宗乾元元年(758)，再改餘杭郡為杭州。同年，江南東道，分置浙江東道、浙江西道兩節度使，杭州屬浙江西道。代宗大曆二年(767)。唐山、紫溪併入於潛縣，杭州轄縣減至7。穆宗長慶元年(821)，復置唐山縣，杭州轄8縣。昭宗乾寧五年 (898)，錢鏐自潤州移鎮海軍治於杭州。光化二年(899)，升杭州為都督府。光化三年，復改臨水縣為臨安縣，桐廬縣由睦州划屬杭州。至唐末，杭州轄錢塘、富陽、餘杭、於潛、鹽官、新城、臨安、唐山、桐廬9縣。

五代後梁開平元年(907)，封錢鏐為吳越王，次年升杭州為大都督府。後梁龍德三年(923)，封錢鏐為吳越國王，建都杭州。龍德二年(922)，分錢塘、鹽官兩縣地各半及富春縣之長壽、安吉兩鄉置錢江縣，與錢塘縣同城設治，同為杭州州治。州轄錢塘、錢江、鹽官、餘杭、富春(富陽縣改名)、桐廬、於潛、安國 (臨安縣改名)、新登(新城縣改名)、金昌(唐山縣改名，后又改名唐山，橫山、吳昌縣)、武康(後梁開平元年從湖州划屬杭州)共11縣。

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吳越王錢俶納土歸宋，杭州復降為州。同年，從杭州划武康縣還屬湖州，划桐廬縣還屬睦州。太平興國四年改錢江縣為仁和縣。太宗淳化四年(993)，分全國為10道，杭州屬兩浙道，次年罷道，並改杭州鎮海軍節度為寧海軍節度。太宗至道三年(997)，設路、州、縣三級，分全國為15路，杭州屬兩浙路，為路治所在。州轄錢塘、仁和、餘杭、富陽(富春縣複名)、於潛、新城(新登縣複名)、鹽官、臨安(安國縣複名)、昌化(吳昌縣改名)9縣。

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高宗避金兵自揚州南渡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升杭州為臨安府，亦稱行在所。高宗紹興二年(1132)，分兩浙路為東、西兩路，浙西路治臨安府。紹興八年，南宋正式定都臨安。臨安府治所錢塘、仁和兩縣升赤縣(京都)，轄餘杭、富陽、臨安、於潛、新城、鹽官、昌化7縣為京畿縣。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即宋恭帝德祜二年)，元軍攻佔臨安府，沒兩浙都督府，不久改為安撫司。次年改臨安府為杭州。至元十五年，又改為杭州路，置總管府。至元二十一年，自揚州遷江淮行省治於杭州，次年改稱江浙行省，杭州為省治始此。杭州路治錢塘、仁和縣，轄錢塘、仁和、餘杭、富陽、臨安、新城、於潛、昌化8縣和海寧州(由原鹽官縣改建)。

明朱元璋於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攻佔杭州，十一月改杭州路為杭州府。同年十二月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治杭州府。太祖洪武九年(1376)，改浙江行中書省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明於省、府之間設道，杭州府隸浙江布政司杭嚴道。杭州府治錢塘、仁和，轄錢塘、仁和、餘杭、富陽、臨安、於潛、新城、昌化、海寧(洪武二年降海寧州為縣)9縣。

清順治初承明制。順治二年(1645)，置浙江巡撫，駐杭州。順治七年，於杭州建旗營，置鎮守將軍署。康熙元年(1662)，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改為浙江行省。雍正四年(1726)置杭嘉湖道於嘉興，杭州府屬之。乾隆十九年(1754)杭嘉湖道移治杭州，杭州府轄縣仍為明代時的9縣。乾隆三十八年升海寧縣為海寧州。宣統三年(1911)，錢塘、仁和縣撤裁，由府直轄，杭州府轄6縣1州。

民國元年(1912)2月，廢杭州府，以原錢塘、仁和縣地並置杭縣，直屬浙江省，並為省會所在地。民國3年，省以下設道，以清杭嘉湖道範圍置錢塘道，道尹行政公署駐杭縣，轄杭縣、海寧、富陽、餘杭、臨安、於潛、新登、昌化等20縣。民國16年，廢道為省、縣二級制，撤銷錢塘道，各縣直屬於省；同年5月，划杭縣所屬城區等地設杭州市，杭州置市始此。同年10月市下設區，轄城區、西湖、江干、會堡、湖墅、皋塘6區。民國19年，杭州市改為13個區(第一區至第十三區)。民國23年合併為8個區(第一區至第八區)。民國24年，浙江省設立行政督察區，杭縣屬第二行政督察區，專署設嘉興(后遷德清)，杭州市仍為省直轄。民國26年12月24日，日本侵略軍佔領杭州。淪陷期間，原8個區改為7個區。民國34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杭州市政府、杭縣縣政府遷回杭州。杭州市恢復8個區。民國36年5月，杭縣改省直屬。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市為浙江省直轄市，並為浙江省省會。原杭州市第一至第八區依次改為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江干、艮山、筧橋、拱墅區。1950年6月，上城、中城、下城3個區撤銷。1951年12月杭縣划屬杭州市。1952年11月杭縣又改為省直轄，杭州市復置上城、中城、下城3個區，並增置古盪、上塘兩個郊區，市共轄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拱墅、江干、筧橋、艮山、上塘、古盪10個區。1954年9月，上城、中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6個區建立47個街道辦事處。1955年5月撤銷古盪區，併入西湖區。1956年，撤銷艮山、筧橋、上塘3個郊區。1957年4月，撤銷中城區，所屬街道分別劃歸上城、下城兩區，此時，杭州市共轄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5個區。同年 9月杭縣劃歸杭州市。1958年4月，撤銷杭縣，原杭縣的長命鄉、瓶窯鎮劃歸餘杭縣，其它35個鄉、鎮和餘杭縣的閑林鄉劃歸杭州市。杭州市增置筧橋、臨平、塘棲、三墩、上泗5個郊區，同年12月撤銷，在所轄境域和江干、拱墅、西湖3區的農村建置西湖、古盪、四季青、浙麻、塘河、筧橋、九堡、臨平、亭趾、塘棲、東塘、四維、三墩、良渚、留下、上泗16個農村人民公社。1958年底，原屬寧波專區的蕭山縣、建德專區的富陽縣劃歸杭州市管轄。1959年2月。撤銷拱墅區，在原筧橋、臨平區的全境和塘棲區部分境域置半山聯社；原三墩、上泗、拱墅區的全境和塘棲區部分境域置拱墅聯社。1960年1月，半山聯社與拱墅聯社合併改稱錢塘人民公社聯社，將所轄的筧橋公社劃歸江干區，又將原拱墅聯社中4個街道和塘河公社劃出，恢復拱墅區。同年4至9月，上城、下城、江干、西湖、拱墅區分別成立5個城市人民公社。同年8月，桐廬縣從金華專區改屬杭州市，並撤銷富陽縣併入桐廬縣。臨安縣從嘉興專區改屬杭州市，同時撤銷昌化縣(含於潛)併入臨安縣。1961年3月，上城等5個城市人民公社恢復區人民委員會職能；臨安縣的餘杭、倉前等7個公社(原餘杭縣所轄地)劃歸錢塘聯社；錢塘聯社所轄上泗、留下公社劃歸西湖區。同年4月，錢塘聯社改製為餘杭縣。康橋公社劃歸拱墅區。同年12月，析桐廬縣原富陽、新登兩縣地，重置富陽縣。1963年5月，建德、淳安縣由金華專區劃屬杭州市。至此，杭州市轄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5個區和餘杭、蕭山、富陽、桐廬、臨安、建德、淳安7個縣。1969年初，撤銷西湖區。原西湖區的南山、北山、西溪街道分別劃歸上城、下城、拱墅區管轄。以原西湖區7個公社和靈隱街道、拱墅區3個公社、江干區5個公社和筧橋鎮，建立杭州市郊區。1972年，恢復西湖區建制，將原西湖區所轄4個街道和西湖公社分別從杭州市郊區和上城、下城、拱墅區劃回。1975年12月，原屬江干區5個公社中的4個公社(除紅衛公社)和筧橋鎮從杭州市郊區劃回。1977年，撤銷杭外I市郊區，將原轄古盪、留下、袁浦等10個公社劃歸西湖區管轄。1978年8月建立半山區。1985年底，杭州市共轄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半山6區和餘杭、蕭山、富陽、桐廬、臨安、建德、淳安7縣。

杭州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餘杭縣良渚、安溪、瓶窯和杭州市區的老和山、水田畈一帶，就有人類聚居活動，創造了人類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

杭州有文字記載始自秦朝，至今有2200多年歷史。隋時築杭州城和溝通南北大運河，唐朝大興水利，悉心整治西湖，使杭州成為四方輻輳、海內外經濟文化交往日益發達的“東南名郡”。五代吳越(893-978年)和南宋(1127-1279年)均在此建都。前後經歷十四位封建帝王，時間長達230多年。風光秀麗的西湖，給歷代文入學士以靈感，吟詠出千百首讚美、記述西湖與杭州的詩詞。清代康熙、乾隆兩帝，先後多次巡遊杭州。正是這些悠久的歲月，積澱了杭州市內猶如星羅棋布的文物古迹，不僅內容豐富，而且門類齊全。在流轉的時光中，杭州市的文物古迹曾多次遭遇浩劫，先是宋末元初的焚掠，繼是清代後期兵燹，再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軍的破壞，以及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使大量地面古建築等文物古迹被毀。

20世紀30年代，良渚、古盪(老和山)一帶曾進行小規模的文物考古發掘活動，出土相當數量的石器和黑陶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杭州考古工作主要依靠華東文物工作隊和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協同工作；60年代，杭州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員會，杭州的文物考古事業有所發展；80年代，成立杭州文物考古所，建立自己的文物保護、考古隊伍，文物考古工作納入經常性的軌道。

1963年、1974年，先後兩次對建德縣李家鄉烏龜洞的膠結層進行發掘，首次發現了一顆智人牙齒化石及大熊貓、東方劍齒象、中國犀等哺乳動物化石。這一重大發現說明，早在5萬年前杭州就有人類活動的蹤跡，為探索杭州乃至全省舊石器時代文化提供重要依據。五六十年代，餘杭良渚、安溪、吳家埠和杭州水田畈，新石器時代遺址的進一步發掘，出土一批石器、陶器和不少木器及稻穀、芝麻、瓜子等植物種子，為1959年“良渚文化”的正式命名提供可靠的依據。為配合新安江水庫工程建設，對淳安進賢遺址進行發掘，出土了坩鍋等遺物，證明其為一處始於新石器時代，逐漸進入青銅時代的文化遺址。同時，在餘杭縣石瀨，首次發現商代銅鐃，在建德縣發現春秋時期銅劍，在富陽縣場口發現銅鉞、銅劍等。70年代，在蕭山衙前發現西周銅鐘，在河庄蜀山遺址發現西周銅矛。這些青銅器的器形和紋飾既有中原風格，又有明顯的地方特色，表明均為當地鑄造，也說明錢塘江流域深受中原商周文化影響。1984年，在蕭山城南鄉清理128座古墓葬，出土文物1200餘件，其中有西周土墩墓一座，為周文化人浙提供佐證。在蕭山的席家、茅灣里、歡潭和新江嶺等地，先後發現春秋戰國時期的印紋陶和原始瓷同窯合燒的窯址，說明當時的窯場已具有較高的專業作坊性質。而餘杭發現的12處古窯址中，有二處晉代窯址均為青釉和黑釉兼燒，屬德清窯系，它反映了杭州古代色釉瓷器生產的興旺發達。

50-80年代，陸續對五代吳越國錢氏家族7座墓葬的清理髮掘，在錢元 墓出土的雕龍貼金罌，臨安水邱氏墓出土的釉下褐彩雲氣紋罌、缽形油燈、熏爐等，是杭州文物考古史上的一大收穫。錢寬、水邱氏墓出土的外底部有“官”或“新官”銘刻的金銀扣白瓷，為江南所罕見。在錢氏家族墓出土的文物中，除了上述瓷器外，還有錢元瓘、吳漢月、錢寬、水邱氏墓的4幅天文星象圖價值最高，其中錢寬墓的星象圖時間最早，水邱氏墓的星象圖最完整，錢瓘墓的星象圖最大。這4幅星象圖在世界天文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五代吳越國時期考古的另一重要發現，是1978年夏在杭州江城路立交橋工程施工中發掘出的吳越錢氏海塘遺址，它是五代吳越國在水利建設方面先進技術水平的寶貴實物例證。

杭州南宋臨安城遺址的考察始於1983年冬，在萬松嶺、鳳凰山一帶，作過多次調查、鑽探和配合基建的發掘，摸清南宋臨安城東城牆和南宋皇城北、東城牆的走向、規模、用材和構築狀況。杭州捲煙廠工地及望仙橋一帶南宋磚砌道路的發現，為研究南宋“御街”的起始地點及“北內”德壽宮位置提供了實物資料。尤其是1985年杭州烏龜山郊壇下南宋官窯遺址的發掘，首次發現較完整的龍窯一條、作坊遺址一處(包括房基、水溝、練泥池、釉缸、陶車坑、素燒爐基等遺跡)，出土三萬餘件瓷片和窯具標本，為研究南宋官窯提供了較完整的實物資料。

1982年，杭州北大橋南宋墓出土的矩形黑漆盤、黑漆缽、黑漆筆架、黑漆帶托唾盂，在唾盂的底部和托圈內均有朱書銘記，其中有“丁卯溫州”等字樣。這是繼 1953年在老和山南宋墓中出土的朱書“壬午臨安府符家真實上牢”題記黑漆缽以 來的又一次重要發現，對研究南宋時期浙江的髹漆工藝具有重要價值。

近年來，對元明清時期杭州的文物考古，也有一些重要的發現。50年代，在桃源嶺明墓中出土的金絲髮罩，纖巧細密，技藝高超。70年代，墓葬中出土的珍貴文物有：元代至元丙子年墓的元青花觀音及脅侍塑像；半山韋謙墓的“建寧軍節度使之印”銅印；凈慈寺的明萬曆丁未蓮花紋銀蓋缽；杭州大廈工地的明代銅鞭、銅鐧及餘杭的“太平天國浙江天省塘棲鎮匠人沈（氵明）（艹二）鑄造”銘文銅炮等。

杭州市的文物古迹，大致可分古建築、古墓葬、摩崖題記、石窟造像，碑刻、名人故居革命遺址、革命紀念性建築等。館藏文物，有陶瓷品、玉、石器、金、銀、銅器、書、畫、碑、印譜、印章等。其中古建築六和塔，古墓葬岳飛墓(廟)，石窟造像飛來峰造像，先後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餘杭縣良渚文化遺址和建德縣烏龜洞人牙化石的發現與保護，引起全國考古界與國際上的關注。市區井亭橋西側建於唐代的“相國井”遺址，是杭州城市演變的重要實物見證之一。在館藏文物中，陶瓷器有良渚文化時期的炊具、紡織工具，漢代的黑釉五管瓶，西晉的越窯辟邪燭台，東晉的青瓷唾壺，晚唐的越窯秘色瓷熏爐、新官款白瓷碗，南宋的龍泉窯精品等；玉石器有良渚文化琮、璧、鉞、禮器，晚唐刻花白玉脊角篦；金銀銅器有漢代的連弧紋銅鏡、唐海獸萄萄鏡等。

隨著杭州市旅遊事業的發展，全市各地又先後發現和保護、維修不少古建築和史跡遺址。其中有富陽龍門鎮的義門、舊廳、百獅廳，桐廬的嚴子陵釣台，建德的大慈岩寺，淳安的方臘洞，餘杭的徑山鐘樓、沈括墓、章太炎故居，臨安的功臣塔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屆市人民政府都重視文物保護工作。1956年成立杭州市文物普查隊，對杭州文物保護狀況作了調查。1981～1984年，又組成文物普查工作隊，對杭州市的文物進行全面普查。這次普查，僅杭州市區就查出文物點1700多處，徵集文物700多件。1984年，組建杭州文物考古所，主管文物保護、考古發掘和藏品保管工作。1985年，杭州市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3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31處，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20處，還有大批文物保護點。這些文物古迹，橫向可以反映杭州某一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面貌，縱向可以與杭州每一個時期的歷史相銜接，交織成杭州市的文物史跡網。

在杭州的出土文物中，發現晉、唐、宋代藥店用過的青瓷、黃釉研缽等。

南宋時，杭州(時稱臨安)葯業鼎盛。紹興六年(1136年)朝廷設太醫局東西南北熟葯所四所，紹興十八年改熟葯所為太平惠民局。其時杭城有著名葯肆數十家，葯市、葯擔、葯膳遍布全城。

元代，杭州較著名的中藥店有蔣正齋葯室、壽安堂葯室、潘氏中和葯室等。壽安堂葯室主人夏應祥採辦殊方異壤藥材，按古方書製成丸散膏丹發賣，其藥劑號稱精絕，服者輒效。

明代，醫、葯分工日趨明顯。嘉靖三年(1524年)，朝廷御醫許某卸任后，在杭州靴兒河下新宮橋堍開設許廣和國葯號，精製丸散膏丹380餘種，分內科、婦科、兒科、喉科、眼科、外科，大多系許氏據宮廷秘方炮製。餘姚人朱志仁在杭州大井巷口創置的朱養心藥室，專門制售眼藥、膏藥，聞名於市。

清代，杭州中藥業日盛，生產經營更趨完善。在望仙橋、清河坊一帶鬧市區，名店迭出。順治六年(1649年)，方回春堂國葯號創建。嘉慶十年(1805年)，慈溪人張梅在同春坊創建張同泰國葯號，刻有《丹丸全錄》，名揚杭嘉湖地區。同治十三年(1874年) “紅頂商人”，胡雪岩籌建胡慶余堂雪記國葯號，於光緒四年(1878年)春正式開業，精選道地藥材，如法炮製中藥飲片，自製傳統成藥470餘種。清末，杭州中藥業購銷業務活躍，經營日漸分細。

民國元年(1912年)，杭城已有國葯號、藥材行40家，參茸店3家。民國20年，有大中小藥店、藥行151家，參茸店19家。當時杭州藥材行都集中在望仙橋兩側沿河一帶，以廣大藥行經濟實力最強，在上海及大的產葯省設有辦事處。杭州藥材行運銷道地藥材在千種以上，分洋廣、川漢、西懷、關北、山浙5個大類，不僅供應市內藥店，還向新加坡、緬甸、越南、朝鮮及加拿大、羅馬尼亞等客邦出售萸肉、白朮、白芨、茶菊等大宗地產藥材。民國時期，杭州大型藥店數大井巷的胡慶余堂、望江街的葉種德堂、焦棋桿的萬承志堂、清河坊的方回春堂、同春坊的張同泰、薦橋的泰山堂，號稱杭州葯業“六大家”。大中藥店大多聘請較有名望的郎中(中醫師)坐堂門診。有的中型藥店自製一部分丸散膏丹，主要有小兒化痰丸、回春丸、益母膏、枇杷葉膏，八珍膏等。杭州還有專業參燕商店，主要經營野山人蔘、四川銀耳、關東鹿茸、暹羅官燕、東西洋參、朝鮮別直參、東北紅參等。抗日戰爭期間，不少藥店內遷或停業，至民國32年僅存藥店59家，藥材商行16家，參店12家。

清同治八年(1869年)，英國安立甘會派密杜氏醫師在杭州橫大方伯賃屋三楹，行醫傳教。自此西醫西藥傳入之初，英商屈臣氏藥房在杭州開設分號，經售西藥和簡易器械。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華英藥房在清河坊開設杭州分店，主要經營哥羅顛、十滴水、碘酒等本牌藥品。此後，上海在杭州分設的藥房漸增，如五洲藥房、中法藥房等。尤以中法藥房為著，經營中外馳名的靈驗丸散膏丹、藥酒、艾羅補腦汁、療肺葯等良藥及醫生刀包材料、牙科器具材料。

民國元年(1912年)，上海中英藥房在清河坊開設的分店，主營本牌藥品、進口成藥、藥用工業原料、醫療器械等。北伐戰爭后，聘請周師洛藥師擔任西藥配方，成為杭州西藥業較為正規的西藥房。民國15年，周師洛創辦同春坊藥房，不久創辦民生化學製藥廠，開始生產針葯、丸劑、錠劑等。

抗戰勝利后，杭州西藥房增加到60家，各大藥房大多搞批零兼營。零售的進口藥品，大多由上海、廣東進貨。民國37年(1948年)，杭州專營批發業務的西藥行興起，以同豐西藥行生意最為活躍。

解放初，市區有中藥店(行)106家，參茸店13家，西藥店78家。至50年代初期，中西藥批發已由國營和合作社商業為主。1956年，藥材行9家，中藥店 89家，參茸店9家，西藥和醫療器械化學試劑店27家，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批發和零售由國、合商業代替和公私合營。1958年，經營中藥和西藥的市級機構合併，是時，中藥和西藥零售店也開始合併。1962年，市區有中西藥店35家，比1958年減少30家。1985年，市區有中西藥店(含滋補品店)48家，職工74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