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病學派

明清之際，溫疫流行猖獗，尤以江浙一帶為著，且該地區氣候溽暑，熱病盛行，客觀上促使江浙諸醫家對溫熱病進行研究，並由此逐漸形成一個學派。

繼明末清初吳有性著《瘟疫論》（1642）闡發疫病流行之特點、治療之法當與《傷寒論》有所不同后，江浙地區又相繼出現了一些相關的新理論與治療方法。其共同特點是認為“溫熱病及瘟疫非傷寒”，故後人稱其為“溫病學派”，葉天士（1667—1746）乃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後又有在學術上毫無門派之見的吳鞠通（1758—1836），在全面研究上迄《素問》、張仲景，下至吳有性、葉天士的相關學說后，把溫病傳變與臟腑病機聯繫起來，提出將溫病分為上焦（肺與心）、中焦（胃與脾）、下焦（肝與腎）三個階段，即所謂“三焦辨證”的理論體系。

溫病學派產生成熟於明清兩代的我國南方地區有著其特殊的社會歷史原因。

首先，明清兩代由於城市的發展和人口的集中，流行性疾病成為了當時醫學界面臨的新問題。據有關文獻統計，明代276年中大疫流行64次，清代266年中大疫流行74次，如明永樂六年，江西建昌，浙江杭州，福建建寧、紹武等地死者七萬八千四百餘人，由於傳統的傷寒法治這些瘟疫效果並不理想，這使當時的醫家不得不尋找新的出路來治療這些瘟疫，這便為溫病學說的產生創造的積極的條件。

另外，溫病學派產生於我國南方地區也和中國南方特殊的地理環境有關，中國南方特別是江南地區湖河渚泊，地處卑濕，水資源豐富，一年四季氣候分明，較之北方多溫，這也造成了江南多溫病的自然條件。這也使江南醫家有了更多的治療溫病的實踐機會，這也是溫病學派產生於中國南方特別是江南地區的一個重要原因。

除此以外，前代醫家的不斷探索也為溫病學派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在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溫病學派也就應運而生了。

吳有性所處的時代，是明朝末年，當時政治腐敗，清兵入侵，瘟疫大流行，人民生活極度困苦。據《吳江縣誌》載：“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僅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僅存。”吳有性目睹當時的慘狀，深有感慨地說：“守古法不合今病……醫者徬徨無錯，病者日進危篤，病癒急，投藥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他痛心憂慮，感到一個醫生的責任重大，為了治病救人，他全力投入到傳染病的治療中，不顧個人安危，深入疫區，進行細緻觀察和比較。他在六十歲時將自己平生治療溫病的心得體會和經驗編著了一部論述傳染病學的重要著作《瘟疫論》，取得了創造性的成就，充實了中醫理論中關於傳染病的內容，在中國醫學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溫病學派是吳門最具地方特色和科技優勢的一大流派，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吳門醫派主流。明清時期達鼎盛階段，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居世界科技領先的地位。

溫病學派的特色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在治療外感病方面逐步擺脫傷寒學說的羈絆而形成的一大學派。

2、溫病家有強烈的崇實創新精神。通常被稱為"時醫"，處方用藥以"輕、清、靈、巧"見長。

3、以衛氣營血辨證論治典型的溫病。以逆傳心包、濕溫、伏氣溫病理論治療非典型溫病。

4、重視預防及潛伏期和初期治療，病程中注意存津救液、保護元神。

5、驗齒察舌、辨斑疹白瘖等陽性體證檢查被普遍採用，提高了中醫診斷水平。

溫病學派對後世中醫學的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和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完善了中醫學的理論

溫病學派將溫病從傷寒中獨立出來，糾正了前人的錯誤，補充了前人在理論上的空白，使溫病的治療擺脫了《傷寒論》的束縛，在臨床上也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效果。

初步建立了中醫傳染病學

吳有性創造性地提出“戾氣”通過口鼻侵犯人體，使人感染瘟疫，科學地預見了傳染病的主要傳播途徑是從“口鼻而入”。這些都為傳染病學的防治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使中醫傳染病學得到了初步的建立。

對傳統辨證論治的補充

溫病辨證論治的綱領衛氣營血辨證補充了傳統的“六經辨證”或“八綱辯證”的內容，為中醫診斷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注重實踐的傳統

溫病學派醫家注重實踐，敢於突破創新的精神也深深地影響了後世中醫的發展。

綜上所述，溫病學派作為中國醫學史上一個重要的學術流派，它完善了中醫基礎理論，同時也開創了中醫傳染病學的先河，為中醫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溫疫論》是吳有性唯一一部傳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載論文五十篇，主要闡發溫疫之病因、病機、證候、治療，並從中參論溫疫與傷寒的區別。卷二載論文三十篇，著重敘述溫疫的各種兼挾證治，還設立了多篇有關溫疫的質疑正誤及疫癘證治的辨論文章。

《溫疫論》一書提出了當時對傳染病的稱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時而有其氣”。《溫疫論》認為傷寒等病是由於感受天地之常氣而致病，而“疫病”則是“感天地之疫氣”致病。《溫疫論》將“瘟疫”與其他熱性病區別開來，從而使傳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氣學說”的束縛。《溫疫論》在中國第一次建立了以機體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氣為發病原因的新論點。

《溫疫論》指出“戾氣”的傳染途徑是通過空氣與接觸，由口鼻進入而致病。《溫疫論》中還指出戾氣有特異性，只有某一特異的戾氣才引起相應的傳染病。該書還認為療瘡、發背等外科病是由於雜氣感染，而不是由於“火”。《溫疫論》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與傳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範疇。

《溫疫論》也十分重視機體抵抗力的重要性。該書認為：“木氣充滿，邪不可入”，機體抵抗力強，則雖有接觸傳染的可能，但不大會發病。假如“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機體抵抗力減低，又受到傳染，則可以發病。

《徠溫疫論》還提出了傳染病的傳染途徑是“有天受，有傳染”。“天受”就是空氣傳染，“傳染”就是接觸傳染。所以書中註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氣”，“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溫疫論》認為傳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發的。

《溫疫論》在傳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論述都十分科學。尤其在17世紀中葉細菌學出現之前，《溫疫論》提出了：“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氣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這種異氣即“戾氣”。這種學說是十分先進的。《溫疫論》對溫疫的免疫性的論述也確是十分令人敬佩。書中說：“至於無形之氣，偏中於動物者，如牛瘟、羊瘟、雞瘟；鴨瘟，豈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雞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異。”真是一段絕妙的闡述。

《溫度論》記載了不少治療傳染病的新方法。如書中認為傳染病初起宜用達原飲，等到病深；些，即所謂“邪毒犯育”時，即不厭“急證急攻”。這些方法都為後世傳染病的治療奠定了基礎。

《溫疫論》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清代一些著名醫家如戴北山、楊栗山、劉松峰、葉天士、吳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溫疫論》的基礎上有所發揮，有所創造。我國歷代醫家在與傳染病鬥爭的實踐中創造了溫病學說。溫病學說，淵源於《內經》，孕育於《傷寒論》，產生於金元，成熟於明清。

在溫病學說的發展過程中，《溫疫論》作為我國第一部治療傳染病的專著的貢獻是很大的。直至今天，中國應用溫病學說的理、法、方、葯治療一些傳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腦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紅熱、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療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繼承和發揚了《溫疫論》的理論和經驗。

當然吳有性同歷史上所有的偉大醫學家一樣，都有不能超越時代的局限性，如他雖發明了“戾氣”學說之千古絕唱，把致疫因子的基本特徵和致病特點做了許多正確描述，但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微生物科學，只能是一種科學假說；他提出尋找針對性藥物，通篇體現的仍然是以攻下祛邪為主體的辨證論治，故也只能是一種啟示後人的理想，這些都是不應苛求的。

書中還誤將鶴膝風、老年中風等非傳染性疾病也歸入疫病範疇。雖提出反對妄投寒涼的正確主張，但對黃連只能清“本熱”，不能清“邪熱”，反對用黃連治疫的認識則欠確當。

認為“溫病”、“溫疫”、“瘟疫”三者無區別的“正名”也是不恰當的，溫病與溫疫有廣義和狹義之別，溫病包括溫疫，溫疫只是溫病的一種。吳氏對疫病的治療方法尚欠豐富，尤其對預防措施論及甚少。

儘管吳氏有些錯誤論點、偏見和缺憾，但瑕不掩瑜，吳氏以他的醫學實踐和聰明才智、創新精神，在中國醫學乃至世界醫學發展史上，留下了極為重要不可磨滅的光輝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