葯征

《中國古醫籍整理叢書（本草49）：葯征》成書於日本明和八年（1771），日本漢方醫古方派醫家吉益為則著。分為上中下三卷，書前有作者自序，書後有其子題跋。全書以53種藥物為綱，每葯下以主治、旁治、考徵、互考、辨誤、品考等分別論述。對《傷寒雜病論》中藥證關係進行了由博返約、另闢蹊徑的研究闡釋。

《中國古醫籍整理叢書（本草49）：葯征》引述內《本草綱目》等中國本草名著，對藥物逐項闡述。作者倡導以葯代方、以方代證的臨床學習思路，力求以方證求葯能，探究藥物主治重視實證親試，病因病機上強調毒邪致病，治療上強調葯毒作用等。

《中國古醫籍整理叢書（本草49）：葯征》本次整理以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日本天明五年乙巳（1785）平安書林斯文堂刊本為底本。

本書“拈仲景之證，以征其用；辨諸氏之說，以明其誤”，對每味藥物分別從功效主治、考徵、互考、辨誤和品考這幾方面進行論述。

“功效主治”是對該藥物最為核心的論述，是臨床運用方葯的規矩準繩，通過“試其方之功，而審其葯之所主治”（《葯征》提要）進行凝練概括，包括藥物的主治和旁治兩方面，如石膏主治煩渴也，旁治譫語、煩躁、身熱。

“考徵”就是“舉其考之徵，以實以所主治”，選錄《傷寒論》中含有該藥物的方證條文，通過對比分析，進一步證明上述功效主治。

“互考”就是“次之以方之無征者，參互而考次之”，通過考證《千金方》、《外台秘要》等書籍，辨別方證的遺漏偽誤，從已有明確葯證記載的條文中推測有方無證的方劑主治，補充遺漏隱含的證治。如小柴胡加芒硝湯原文有方無證，即“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吉益氏認為“小柴胡湯主治胸脅苦滿，不能治其塊，所以加芒硝也”。

“辨誤”就是“以古今誤其葯功者，引古訓而辨之”，結合作者臨床實踐經驗，闡述對該藥物的認識。如石膏非峻葯之辨，白朮非去濕補脾之辨，產後可用芍藥之辨，妊娠后不忌半夏之辨等等。

“品考”就是“次舉其品物，以辨真偽”，簡述藥物產地以及品質優劣，重點闡述日本本土所產藥物質量。如作者體會到蒼朮和白朮“其利水也，蒼勝於白，故余取蒼朮也”等。

吉益氏針砭時弊，崇尚實證，一反當時日本醫界盛行的主觀思辨、空談醫理之風，重視使用方葯的客觀可見證據，從病人表現出來的癥狀體征中直接尋找所對應方葯。如煩渴是石膏主治，在臨床上只要見到心煩、口渴、飲冷水則舒適的癥狀就考慮這是石膏藥證，可以運用石膏清胃火，或者在含有石膏的類方的進行鑒別篩選；茯苓“主治悸及肉瞤筋惕也，旁治小便不利、頭眩、煩躁”，在臨床上只要見到患者訴說頭暈心慌，甚至手抖，就考慮這是茯苓葯證。這種思想對後世日本漢方醫學影響很大。

受金元醫家的影響，當時的日本醫界形成了一種脫離實際、空談醫理的學風。吉益氏十分反對這種風氣，認為《傷寒論》之所以能治療疾病，關鍵在於“方中其證”，“斯不知其方意，則未能中其證”，而欲通曉方意的關鍵又在“知葯能”，“能知葯能而後始可與言方”。於是總結自己研究《傷寒論》之心得，結合本人臨證經驗，總結歸納出《傷寒論》中53味最為常用藥物的主治功效而撰成本書，以糾正當時日本醫界的不良風氣。

本草始於神農，僅載氣味主治，自陶宏景而後諸家著作日多，而經旨反晦，益穿鑿附會，誇言功用，按之實際，豈能收效東洞氏有鑒於斯，爰著《葯征》，以征其失。書分三卷，晶共五十有四，每品分考徵、互考、辨誤、品考四項，拈仲景之證，以征其用；辨諸氏之說，以明其誤。且其所征皆為驅疾要葯，有功斯道，洵非淺鮮，如石羔宜重用，忌煅用，為張君經驗之言，而先生亦早已論及。

書曰∶若葯弗瞑眩，厥疾弗瘳。《周官》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共醫事。由是觀之，葯毒也，而病毒也，葯毒而攻病毒，所以瞑眩者也。而考本草，有毒者有焉，無毒者有焉，為養者有之，不養者有之。於是人大惑焉，世遠人泯經毀，雖欲正之，末由也已，今之所賴也，天地人耳。夫有天地，則有萬物焉，有萬物，則有毒之能也，有人則病與不而有焉，是古今之所同也。從其所同，而正其所異也，孰乎不可正哉！扁鵲之法，以試其方也，葯之瞑眩，厥疾乃瘳，若其養與不養邪，本草之雲，終無其驗焉。故從事於扁鵲之法，以試其方，四十年於茲，以量之多少，知其所主治也。視病所在，知其所旁治也。參互而考之，以知其征，於是始之所惑也，粲然明矣。凡攻疾之具，則葯皆毒，而疾醫之司也。養精之備，則辨有毒無毒，而食醫之職也。食者常也，疾者變也，吾黨之小子，常之與變，不可混而為一矣。而本草也，混而一之，乃所以不可取也。不可取乎，則其方也。規矩準繩，是故扁鵲之法，以試其方之功，而審其葯之所主治也。次舉其考之徵，以實其所主治也。次之以方之無征者，參互而考次之，以古今誤其葯功者，引古馴而辨之，次舉其品物，以辨真偽，名曰《葯征》也。猶之一物也，異其用，則異其功，是以養其生者，隨其所好惡；攻其疾者，不避其所好惡。故食醫之道，主養其精也。故撰有毒無毒，而隨其所好惡也。疾醫之道，主攻其疾也。故葯皆毒而不避其所好惡也，而為醫者不辨之，混而為一，疾醫之道，所以絕也。夫古今不異者，天地人也。古今異者，論之說也。以其不異，以正其異，不異則不異，異則異也。譬如人君用人，率材則功，達材則無功矣。一物無異功，用異則功異，用養生乎？用攻疾乎？養生隨其所好惡，攻疾不避其所好惡，不知其法，焉得其正？其法既已建，而後以其不異，以正其異，不異則不異，異則異。《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是之謂也。蓋今之為醫之論葯也，以陰陽五行，疾醫之論葯也，唯在其功耳。故不異則不異，異則異。然則治疾如之何，匪攻不克；養生如之何，匪性不得。吾黨之小子，勿眩於論之說，以失其功實雲爾。

吉益東洞（1702-1773）是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

所謂古方派是日本近世獨尊仲景，與宋明醫學爭鳴的一個門派。吉益東洞是其中極具個性的一位。吉益東洞祖上以金瘡、產科為業。他19歲隨祖父門人學習吉益流金瘡產科之術，一日忽謂：“懷孕者，婦人之常也；金瘡者，外傷也。無病則無葯而可，有病則隨證治之，何分科哉？”乃從家傳之書中採擇二三奇術，而置其他於不顧，專心於經典研讀。“寒夜避爐，以慎其眠；蚊蟄攻身，以戒其睡”，遍閱《素問》、《靈樞》以降百家之書，至30歲時，乃大悟。37歲到京都以“古醫道”為旗號開業行醫。但一直到其40餘歲，方始聞名。50歲，選《傷寒論》及《金匱要略》方，加以分類，編成《類聚方》公之於世，世人始知其“古醫道”之意。其後又再輯173方，附上其論證治術，是為《方極》，以為“在仲景的藥方外，無可取之方也。”其對仲景之方推崇一至如斯。

本書之出，“大行於海內，始開天下古今之人之眼目”(《葯征續編》附言十七則)，其思想立刻風靡天下，漢方醫學風貌為之煥然一新。吉益氏研究思路獨特而精闢，從之私淑、遊學而“唱古醫之方者，不可勝數”，其學術思想對當時以至近現代日本漢方醫學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現存日本天明五年（1785）蒲蘆亭刻本等，通行本為《中國醫學大成》本及《皇漢醫學叢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