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哲學

哲學中關於計算機的與信息的理論研究已經結出累累碩果，影響也日益廣泛。它一方面使傳統的哲學問題獲得新生，另一方面又提出許多新的問題，一方面對我們世界觀重新概念化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又生成許多有意義且重要的成果。最近，這個新領域又被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籤。有的追趕時髦的術語(例如，“賽伯哲學”(cyberphilosophy)、“數字哲學”、“計算機哲學”)，而大多數則表達了特殊的理論旨趣(如“計算科學哲學”、“計算哲學”“人工智慧哲學”、“計算機與哲學”、“計算與哲學”。本文則認為，最令人滿意的名稱是“信息哲學”(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簡稱PI)，其理由在第五節詳細討論。本文第二、三、四諸節則分析導致信息哲學問世的歷史與概念過程。其結果支持以下兩個結論：第一，人工智慧哲學是不成熟的範式，但它卻為信息哲學的問世鋪平了道路。第二，信息哲學在概念創新和正統哲學之間達到了一種辨證。第五節介紹和探討了信息哲學的定義。第六節總結了本文的主要成果並指出，信息哲學被解釋為新的第一哲學(philosophia prima)如何成為可能，儘管不是從一種常青哲學(philosophia perennis)的視角出發。本文的所要辯護的觀點：信息哲學是一門成熟的學科，因為(a)它代表了一個獨立的領域(獨特的話題); (b)它為傳統的和新的哲學話題提供了一個創新的手段(原創性的方法論); (c)它能夠與其他哲學分支比肩並立，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會的概念基礎提供系統論證(新的理論)。

紀德(Andre GIDE)曾寫道，發現新大陸要以很長時間見不到海岸為代價。為了尋找新大陸，斯洛曼(Aaron Sloman)1978年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哲學範式。在他恰如其分的《哲學的計算機革命》(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這部著作中，他的猜測有以下兩點：

1、數年內倘若還有哲學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慧的主要進展，那麼他們因其不稱職而受到指責，便是公道的

2、在心智哲學、認識論、美學、科學哲學、語言哲學、倫理學、形而上學和哲學其他主要領域中從事教學工作而不討論人工智慧的相關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學學位的課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學那樣不負責任。

然而，他的預測結果並不精確而且過於樂觀，但卻遠非沒有道理。

斯洛曼並非孤軍奮戰。其他研究者曾正確地察覺到，由信息與計算科學(ICS)和信息與通信技術(ICT)引起的實踐與概念的轉換，正導致一場大變革，這場變革不僅發生在科學，而且也發生在哲學領域。這便是所謂的“計算機革命”或“信息轉向”。然而，與斯洛曼一樣，他們似乎也被這場變革的特殊性質所誤導，而且他們也低估了接受新的信息哲學範式所要遇到的不可逾越的困難。圖靈(Alan Turing)於1930年代便開始發表他的那些開創性的文章。在以後的50年中，控制論、資訊理論、人工智慧、系統論、計算科學、複雜性理論以及信息與通信技術，還是相繼吸引了一些來自哲學界的重要注意力(儘管它們是間歇性的)，尤其是關係到人工智慧哲學更是如此。因此，它們為哲學中一個獨立探索的領域和計算機的與信息的理論方法奠定了基礎。然而，直到1980年代之前，它們卻未能提出一種成熟的，具有創新意義和影響力的研究綱領，更不用說1970年代那些像斯洛曼那樣的研究者所預見的重大的革命性變革了。從后見之明的角度，很容易見到人工智慧如何被視為一種激動人心的新的研究領域，以及它如何成為解決傳統哲學問題的一種根本性的創新方法。

自從圖靈那篇具有影響力的文章“計算機和人工智慧”【……】以及1950年代人工智慧研究領域的問世以來，在計算科學家當中，人們對心智理論概括具有相當大的興趣。與此同時，在哲學家之中也有一種與日俱增的意識，計算機的出現已經(通過提出新的需要考慮的理論立場，至少是反駁的立場)決定性地改變了哲學的論辯。

人工智慧的作用就像特洛伊木馬，把一種更具包容性的計算機的與信息的範式引入哲學的城堡。然而，直到19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學依然不成熟而且被視為跨學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學的(interdisciplinary)；無論這麼說，哲學界和科學界對其發展尚未做好準備；而文化和社會背景也同樣沒有準備妥當。因此每種因素都需要簡述一下。

與其他智力事業一樣，信息哲學與三種領域相關：話題(事實、數據、問題、現象、觀察等)；方法(技巧、手段等)；理論(假說，解釋等)。一個學科若想在上述一個領域以上同時進行創新，則屬不成熟，因為這樣做便使之與一般領域的常規和連續演化的線索突然斷離。看一下斯洛曼所作的那兩點預測便可證明，這一問題恰恰發生在信息哲學作為人工智慧哲學的早期形態。

信息哲學不可避免的交叉科學性進一步阻礙了人們對其意義的及時承認的前景。即便是現在，許多哲學家仍滿足於考慮信息哲學所討論的話題，僅僅是值得引起英語系、大眾傳媒系、文化研究系、計算科學系或社會學系(就舉這幾例吧)的研究者所注意的。信息哲學需要習慣於就跨越文化與科學邊界的問題進行對話的哲學家，而尋找這類哲學家並不容易。常常是這樣，人人都關心的恰恰是無人問津的行業，直到信息社會的最近發展之前，信息哲學被視為處於多個十字路口，其中即有技術事宜的，也有理論問題的，還有應用問題的以及屬於任何人自己專業領域概念分析的等等。信息哲學被認為是跨學科的，就像控制論或符號學那樣，而非交叉科學的，像生物化學或認知科學。我們以後還要回到這個話題。

即便信息哲學不是那樣的不成熟或不是如此具有所謂的跨學科性，哲學界和科學界基本尚未對其重要意義做好評價的準備。尤其在語言哲學(邏輯實證論者、分析哲學家、常識哲學家、後現代主義者、解構主義者、解釋學家、實用主義者)中，有各種各樣的強研究綱領，它們一方面吸引了大多數的智力和財力資源，另一方面則保持一種相當具有剛性的議事日程並幾乎不去促進可供選擇的範式演變。主流哲學不可能不是保守的，這不僅是因為價值和標準在哲學中通常要比在科學中更不穩定和更不明晰，因此對其構成挑戰也就愈發困難，而且是因為(正如我們在第四節將更詳細討論的那樣)取得文化上占強勢地位的背景常常是以犧牲創新性或非常規方法為代價的。因此，像丘奇(Church)、香農(Shannon)、司馬賀(Simon)、圖靈、馮·諾依曼(Von Neumann)或維納(Wiener)這樣的思想家，基本上均被遺棄在傳統教規的邊緣。不得不承認，計算機轉向對科學的影響來得更迅速。這便解釋了為什麼有些具有哲學頭腦的科學家均是首批察覺到新範式湧現的人。儘管如此，斯洛曼的“計算機革命”還是要等到1980年代才成為一種跨越各門科學和社會背景的更為廣泛和普及的現象，只有這樣才能為信息哲學的演變創造出正確的環境。

建造成首批大型計算機的歲月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人類社會的發展現在已經進入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涉及創造、動力學、管理以及信息和計算機資源利用諸問題佔有絕對重要的地位。儘管如此，先進社會和西方文化還是要經歷一場數字通信革命，才能完全意識到新範式的根本新穎性所在。信息社會迎來了歷史上最快的技術增長。此前沒有任何一代人曾經曝露在如此異乎尋常的技術力量的加速度之下，其現實性便是相應的社會變革和倫理責任。全方位滲透、靈活性以及強大的力量已經使信息與通信技術上升到具有時代特徵技術的地位，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修辭上，甚至在意符上均是如此。計算機將其自身呈現為一種在文化上得到定義的技術，並且成為新千年的一種象徵，它所扮演的角色的影響遠遠超出中世紀的磨房、17世紀的機械鐘錶以及工業革命時期的織布機和蒸氣機。在主導科學和社會生活及其未來的所有因素中，信息與計算科學和信息與通信技術是當下最具戰略意義的因素。毫不誇張地說，最發達的后工業社會是靠信息過活的，而信息與計算科學和信息與通信技術便是使之不斷增氧的機器。然而，所有這些深奧的和非常有意義的轉變在20年前幾乎還看不到苗頭，那時大多數哲學系會認為信息哲學所談論的話題對研究生而言是不恰當的專業領域。

由於過於超前，而且其創新對大多數職業哲學家過於大膽，所以信息哲學只有在兩個可供選擇的領域之間搖擺不定。它一方面生成許多有意義但又有限的研究專業如人工智慧哲學和計算機倫理學——常常與其知識背景背道而馳。另一方面，則作為方法論被其他領域所吸收，後來人們意識到信息哲學是一種計算機的和信息的理論方法，它不同於諸如認識論、邏輯學、存在論、語言哲學、科學哲學或心智哲學等傳統話題。這兩方面的趨勢為促使信息哲學湧現為獨立的研究領域做出了進一步的貢獻。

人們常說，思想是“縹緲”的。這句成語的真正含義大概是這樣的，在任何學科歷史發展的某個階段，思想看似成型，但只有眼光非常敏銳的人才能捕捉到。而在這個階段之前，哪怕是思維最敏銳的人也察覺不到。

空想家的日子過得挺艱難。如若沒人追隨，他們就不會發現新大陸，在那些裹足不前, 仍住在洞穴里的人的心目中他們不過是走丟了。第三次與計算機相關的革命(網際網路)要求全新的一代具有計算機修養的學生、教師和研究者，社會組織實實在在的變化，文化和知識界的根本變革以及哲學圈各個方向存在的普遍危機，所有這些因素均呼喚著新範式的湧現。到了1980年代末，信息哲學終於開始得到承認，認為它是哲學研究的基本創新的領域，並非一場不成熟的革命。也許有必要回想幾個重要的歷史時刻。1982年，《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將個人計算機評為“年度人物”。1985年，美國哲學會(APA)創立了哲學與計算機委員會(PAC)。同年，拜納姆(Terrell Ward Bynum)——《元哲學》(Metaphilosophy)的主編——出版了題為《計算機與倫理學》(Computers and Ethics)的專號(Bynum 1985)，這期雜誌“迅速成為在該雜誌歷史上賣得最火的一期”(Bynum 2000，亦見Bynum 1998)。首次由計算與哲學(CAP)協會出資贊助的年會於1986年在克利夫蘭州立大學召開。

其日程大都致力於邏輯軟體的技術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CAP年會的主題已涵蓋計算與哲學的所有方面。1993年，卡耐基梅隆大學成為東道主(自CAP網站)。

到了1980年代中期，哲學界已經完全意識到信息哲學所探討的問題的重要意義，同時也確認其方法論和理論的價值。信息哲學不再被視為怪誕、難解、跨學科或與哲學不相關的了。像演演算法、自動控制、信息、反饋或符號表象等概念或過程；像人機互動(HCI)、計算機為中介的通信(CMC)、計算機犯罪、電子社區或數字藝術等現象；像人工智慧或資訊理論這樣的學科；像人工助理的本質、虛擬環境中個人身份的定義以及虛擬實在的本質等問題；像由圖靈機所提供的模式、人工神經網路以及人工生命系統等……這些僅僅是在日益增長的話題中任選出的幾個例子，這些話題越來越被視為新的、具有緊迫意義的和學術上可接受的。信息的和計算機的概念、方法、技術和理論已經成為強大的“解釋學裝置”(hermeneutic devices)的隱喻，通過它便可解釋世界。它們已經形成一種元科學(metadisciplinary)，具有統一的語言，這種語言已在包括哲學在內的所有學術領域暢通無阻。

1998年，《數字鳳凰》(The Digital Phoenix)出版了，這部文集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幅標題《計算機如何改變哲學》(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拜納姆和摩爾(James H. Moor)承認，信息哲學的湧現是哲學情景中的一股新生力量：

哲學領域不時會發生一些大的運動。這些運動始於若干簡單但卻非常豐富的思想——這些思想為哲學家提供了審視哲學問題的新透鏡。漸漸地，哲學方法和問題得到了提煉並根據這些新觀念獲得理解。隨著新穎而有意義的哲學成果的獲得，運動發展成一股蔓延至整個學科的知識浪潮。一個新的哲學範式湧現了【……】計算機的計算便為哲學提供了這麼一套簡單而又令人難以置信的豐富觀念——新穎而又演變著的為哲學探究所準備的主題、方法和模式。計算為傳統的哲學活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計算正在改變著哲學家理解那些哲學基礎和概念的方式。哲學探究中的這股思潮吸收了根據計算的主題、方法或模式，正穩定地邁向前方。

從教科書設定的距離上看，哲學是一個充滿無休止的責難和各種異乎尋常主張的學科，就好像處於長期危機狀態似的，這對學生是個打擊。表象永遠是這樣，事實上，責難在思想強有力的動力中展開，主張則要求必要的深度，恰當的辯護水準以及它們全部的意義，而所謂的危機證明是在創新與正統哲學之間的一種頗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辨證。由拜納姆和摩爾所強調的這種反思的辨證，在把信息哲學建設成一種成熟的哲學研究領域的過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至此，我們已經看到歷史的一面。這便是它何以在概念上得到解釋的。

要想達到湧現和繁榮的目的，思想需要通過不斷地賦予數據以意義來使它所處的環境有意義。因此，精神生活便是對原始語義空虛恐懼(horror vacui semantici)的成功反動：無意義(用非存在論者的話便是“尚未有意義”)的混沌威脅著要把自我撕成碎片，要把它淹死在自我視為虛無的異化的他者的深淵，而這種原初的湮滅恐懼則迫使自我不斷將任何語義為空的空間填充上自我所能聚攏起來的任何意義，其成功程度與背景約束，數據以及文化發展所允許的一樣。這種存在的語義化過程，或者說自我對非我(non-Self，用費希特的話)的反動，存在於事實敘事(個人認同、日常經驗、社區特質、家庭價值、科學理論、常識信念等)的傳承和進一步的闡述，維繫以及提煉之中，這些東西在邏輯上和背景上(有時完全)受限於各種數據，同時也受到各種數據的挑戰，所以它們需要適應這種狀況並得到解釋。歷史地看，這一過程的演變在觀念上導向一種日益變化的、更加豐富和健全的世界架構。從語義學的角度看，它是四種概念擠壓的結果：

1、敘事的元語義化(metasemanticisation)。對新的個體自我(他同樣也需要相應的敘事)被外化為實在後所做的任何反動的結果，現在認為是自我被迫語義化的進一步的數據。反映轉向反思並意識到自身就是需要解釋和有意義的實在的組成部分。

2、文化的去界限化(de-limitation)。這便是外化以及分享由自我設計的概念敘事的過程。有意義的經驗世界從一個私人的、主體內的和人類中心論的建構轉移到一個越來越是主體間的和去人類中心論的實在。話語團體通過維繫、改善和傳播一種語言(孩子學習語言就像遇難者拚命抓住一塊漂浮的船板似的那樣迅速)——及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內涵——而分享使世界有意義所需的寶貴的語義資源。敘事因此變得愈來愈友善，這是因為與其他非挑戰性的自我分享而非消除疑慮距一個自我的距離並不遠，因為友善的敘事也是從某個未知的神靈那裡繼承下來的。作為特殊敘事的生產消費者(produmers)不再受制於空間或時間，社區的成員由一組明顯的跨越物理(trans-physical)空間的人員組成，事實上，他們在功能上由其願意並選擇居住的語義空間定義。全球化的現象更是一種消除舊有界限和創造新邊界的現象，因此是一種文化去界限化的現象。

3、自然的去物理化(de-physicalisation)。物理世界充滿監視和刀劍、石頭和樹木、汽車和雨水以及作為社會認同(性別、工作、駕照和婚姻狀況)的我，但是這樣的物理世界正在經歷一場虛擬化和疏遠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即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最戲劇性的經驗或最動人的情感——從愛情到戰爭、從死亡到性——均可以裝入虛擬中介的框架，因此也就獲得了信息的光環。藝術、商品、娛樂、新聞和他我均被置於一面玻璃鏡後面，被人體驗。在虛擬框架的另一方面，物體與個體完全是可以替換的並常常成為絕對無法區別的理想類型的標記：手錶實際上就是思沃奇(swatch，瑞士手錶的商標名)，一支鋼筆只有是名牌時才夠得上禮品，一處地點被視為度假地，一間廟宇變成歷史遺址，某人是警官，而一個朋友可以僅僅是存儲在微機上的聲音。個體實體被當成可以任意處理的特例。此處和當下的含義被改變了、擴展了。通過快速的多任務運行，個體的自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存身，甚至自我均體會到被同步感知的方式，因此，自我可以穿行在不同的生活中，它們沒有必要融合。過去、現在、未來根據當下的時間被重塑為離散和多變的間隔。當前各種事件的各種投射和難以分辨的重複將其自身擴展到未來；未來事件在可以? て詰南衷詒輝げ夂馱は染歡ナ錄誑梢災夭サ南衷詒患拇婧馱傯逖欏３瀆薹ǚ灤У氖攣錆筒豢芍馗吹氖錄姆僑死嗍瀾纈從嗟亟朧喲埃誦栽蟯ü喲笆鄢觥?/P>

4、心靈設計和寄居的概念環境人格化(hypostatization)(具體化)。敘事(包括價值、思想、時尚、情感和具有意向性優勢的宏大敘事的我)能夠被塑造和外化為“語義客體”(semantic object)或“信息實體”(information entity)，現在距離交互中的自我們愈來愈近，它們無聲息地要求一種存在論的身份，可以與諸如衣服、汽車和房子那樣的尋常物件相比較。通過去物理化的性質和具體化的敘事，物理的與文化的在虛擬世界中比肩並立。根據這種辨證，信息社會可被視為最近的——儘管不是最後的——更為廣泛的語義過程的階段，其中精神世界的比重會越來越大，該環境如若不是越來越多的人趨之若鶩的環境的話。作為人類行為結果的歷史與文化，因此也就是時間，被推向前台，同時自然，即物理空間，則被推向沒有人情味的後台。在它演化的進路中，語義化的過程逐漸形成建構的實在概念化，其結果便是確立時間性的世界觀，然後生成一種保守的閉環——正統哲學。

正統哲學被理解為一種知識類型學而不是一種學術範疇，它所代表的如果不是對創新普遍的抵制時，就是概念體系與生俱來的惰性。最糟糕的是它是制度化的哲學(institutionalized philosophy)，即社會語言學家稱之為墮落的哲學家團體或小集團的內部“話語”。這種哲學將其自身展現為迂腐而且常常是偏執地依附於某種話語(教義、方法、價值、觀點、作者的教誨、立場、理論或對問題的選擇等)，這種話語由某一特定的集團(哲學家、學派、運動、思潮)所設定，它以犧牲其他選擇為代價，這些選擇被作為異類而遭到忽視和反對。它儘可能永久性地和客觀地確立一種哲學概念和語彙的工具箱，使之適合於它的話語的標準(它特殊的主義)和該團體的研究日程。如此一來，正統哲學則偏愛哲學的職業化：學究厭惡業餘的想法，他們熱衷於成為職業人士。他們把自己稱為帶後綴-an的“學者”，並將-an這個後綴置於其他哲學家的姓氏之後，不論是Aristotelians、Cartesians、Kantians、Nietzscheans、 Wittgensteinians、Heideggerians還是Fregeans。

不應將上述話題與諸如哲學是否迷失方向之類的幼稚的問題混淆起來，因此應該重新振作並與人們進行接觸。人們可能會對哲學感到好奇，但是只有哲學家能夠想象他們可以忘情其中。正統哲學如果得以適當的平凡化，還是能夠走進大眾的——“平凡”畢竟會提醒人們對職業的熱愛——而創新的哲學能夠容忍晦澀。也許一個隱喻會有助於澄清這一點。概念領域就像礦山。有的礦山太大了，值得開採的內容太豐富，以至幾代哲學家都樂此不疲，忘情其中。另一些礦山也許表面上看是被采空了，但是如果採用新的而又有力的方法或理論就會使之得到進一步和更深層次的開掘，或導致發現一些問題以及一些先前所忽視的思想。正統哲學家就像在一座幾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遺棄的礦山採掘的可憐礦工。他們屬於遲到的一代，他們所受的專業訓練只允許他們在一個狹窄的領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領域內他們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們工作努力但所獲甚微，他們越是向貧瘠的研究投資，越是頑固地將自己埋在自己礦山之中，拒絕離開轉向新的採掘地。悲慘的是，只有時間能夠判定這座礦山是否真的開採殆盡。正統哲學只有死後才能得到譴責。

創新總是可能的，但從歷史的角度看，正統哲學是必然的。存在語義化的任何階段一開始如果不是破壞性的必定是創新性的，其目的是確立一種特殊的主導範式，因此勢必走向不變而且愈來愈具剛性，進一步還要使這種態勢得到強化，最終它會面臨一場具備替代性的概念創新的挑戰，它無法處理由它幫助確立的但卻日益變化的知識環境。在這種意義下，每個知識運動均為自己生成了衰老和更替的條件。概念轉換不應太徹底，以避免不成熟。我們已經見到過舊有的範式受到挑戰和最終被進一步的創新反思所替代的情形，只有當新範式足夠強健，被承認是對存在語義化中先前階段的一個更好的和更可行的選擇，這種情況才會發生。石里克(Moritz Schlick)曾就範式轉移的開始闡釋過這一辨證關係：

哲學屬於數百年的事，而不屬於哪一天的事。因此，也就不存在時新與否的問題。對任何熱愛這門學問的人來說，聽到‘現代’或‘非現代’哲學這樣的議論都會感到難受的。哲學中所謂時尚的運動——無論是以普通公眾的媒體形式流傳的，還是在大學中以科學形式教授的——都要經歷哲學本身那平靜而又強大的進化洗禮，就像哲學教授對哲學家所作的那樣：前者屬於學識型，後者為睿智型；前者筆耕談論哲學並捍衛學說教義，而後者則進行哲理性反思與闡述。真正的哲學乃是各種時尚哲學運動最無情的敵人，而它們所懼怕的莫過於此。當它在新的破曉中升起，射出它那不留情面的光時，每種短暫運動的追隨者均會發抖，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它，呼喊著哲學處於危機之中，因為他們真的相信他們自己的小體系遭到破壞就意味著哲學本身的毀滅。

因此，迫使一個概念體系進行創新需要三種力量。正統哲學是內在的和否定的力量。它逐漸使思想僵化，強化了它不動的基本特質，使一個哲學學派越來越死板，對世界的回應逐漸減弱，而且愈來愈脆弱，它削弱了與科學、文化和歷史成就的應對能力，它脫離實際因此動搖了解決危機的基礎。然而，只有正統哲學能夠指明哲學研究到了這麼一個階段，此時它需要面對新話題和問題，採用創新的方法論和發展出可供選擇的解釋。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屬於另外兩種肯定的力量的任務，要由它們來完成創新，它們來自哲學體系之外：概念體系所處的環境中實實在在的新成就，它們也是舊有範式所完成的語義工作的結果；一個創新範式的出現，能夠更成功地對它們進行處理，並使概念體系從停滯中解脫出來。

過去，哲學家不得不照應知識生產的整個鏈條，從原始數據到科學理論。貫穿整個歷史，哲學不斷確認經驗的和邏輯－數學問題的種類，並將其研究成果交由新興學科做進一步探討。然後，哲學又轉向這些學科及其發現來尋求控制、澄清、限制、方法、工具和洞見，但是，我們要對卡爾納普和賴辛巴赫道聲對不起，哲學本身是由概念探究組成的，其基本性質即不是經驗的也不是邏輯數學的。我們反休謨之意而用之：“如果我們手中有什麼書本的話，我們要問：裡面含有任何關於量或數的抽象推理嗎？裡面含有事實和實在的實驗推理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就去別處研究吧，因為那是科學，不是哲學。哲學不是概念的解熱鎮痛葯，不是一種超科學(super-science)或語言的修飾術，而是識別概念問題的藝術和設計、推薦及評價解釋的模式。哲學畢竟是反思的最後舞台，在此存在的語義化得以繼續進行並保持開放。哲學那批判的和創造性的探究活動對在本質上可能是不同的和可能是不可調和的問題——這些問題是真正需要辯論的和需要保持坦誠的不一致(即使在原則上)——進行識別、闡述、評價、澄清、詮釋和解釋。這些探究活動經常與經驗的和邏輯－數學的問題糾纏在一起，所以在科學上哲學探究是受到限制的?

將各種形式的知識交由其他學科探究之後，哲學的創新拉動力必然來自外部。之所以如此是由於哲學反思本身決定的。這便是黑格爾有關密涅瓦的貓頭鷹(Owl of Minerva)的隱喻得以解釋的全部意義。在過去，外部的力量一直由其他因素所代表，諸如基督教神學、其他文明的發現、科學革命、數學基礎的危機以及數理邏輯的興起、進化論、新的社會與經濟現象的湧現，還有相對論，等等，這只是諸多例子中最明顯的幾個。現在，創新拉動力的代表是信息的複雜世界和通信現象，它們相應的科學技術和新環境，社會生活，以及因之引起的存在和文化問題。這便是信息哲學能夠呈現為一種創新範式的原因所在。

一個新的哲學研究領域一旦由正統哲學和某種外部力量的互動而浮出水面之後，它便演變為一個定義明確的領域，它可能是交叉科學的但依然是自主的，僅當(i)它不僅能夠對正統哲學的主題做出詳盡、明確和清晰的解釋，而且還要對經典的“ti ESti”做出同樣的交待，從而使之成為一種特殊的“××哲學”(philosophy of)；(ii)恰當的解釋成為可以使新領域的研究成果有效的收斂吸引子；(iii)該吸引子要證明有足夠的影響力，以便抵禦企圖將新領域的力量削弱並使之引向其他已經建立的研究領域離心力；以及(iv)新領域內容要很豐富，能夠組織起清晰的子領域來可以滿足專業化的需求。

像“什麼是存在的本質？”“什麼是知識的本質？”“什麼是正確與錯誤的本質？”“什麼是意義的本質”之類的問題，構成該領域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能夠滿足先前的各種條件，所以它們便保證了該相應學科的穩定生存。其他問題諸如“什麼是心的本質？”“什麼是美和味的本質？”或者“什麼是邏輯上有效的推理？”則受到基礎性再解釋的制約，這些問題導致心智哲學、美學和邏輯學定義的深刻變化。還有其他一些問題，諸如“什麼是複雜性的本質？”“什麼是生命的本質？”“什麼是符號的本質？”“什麼是控制系統的本質？”則屬於跨學科的，而非交叉科學的。由於無法滿足以上四個條件中的至少一個，它們要為自己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而奮鬥。現在，問題在於信息哲學是否滿足(i)-(iv)。要想得到肯定回答首先需要做進一步的澄清。

哲學基本上以兩種方式介入“ti esti”問題，一種是現象學方式，一種是元理論方式。語言哲學和認識論是“現象學”或現象的哲學的兩個例子。它們的主題是意義和知識，不是語言學理論或認知科學。另一方面，物理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哲學則明顯是“元理論”的例子。它們研究的問題來自有組織的知識體系，這些知識體系同樣也研究自然或社會現象。然而，某些其他的哲學分支則在這兩極之間保持一種張力，常常把現象學和元理論的興趣結合起來。數學哲學和邏輯哲學便是例子。像信息哲學，它的主題是古老的，但是在思想史上，它們獲得顯著特徵並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是非常晚近的事。這種哲學傾向於研究特定種類的一階現象，但是它們也考察透過方法和理論的那些現象，考察始於有關同類現象的特定種類的二階理論陳述的元理論興趣。張力將每種特殊的哲學分支拉向這一極或那一極。根據前面的例子，邏輯哲學偏向於元理論。它所表現的不變趨勢主要集中在邏輯學——有關形式上有效推理的特殊數學理論——中的概念問題，而幾乎不去關注作為自然現象的邏輯問題，人們稱之為合理性的東西，缺乏更好的描述。反之亦然，信息哲學像數學哲學一樣，偏向現象學。它首先關心信息世界、計算和信息社會所呈現出的一階現象的整個領域，儘管它由信息與計算科學所提供的方法論和理論給出的有利角度來切入問題，而且可以看出，在之於其自身資源的方法論批判方面，它更傾向於一種元理論方法。

D)信息哲學(PI)＝哲學領域，涉及(a)信息的概念本質和基本原理，包括其動力學、利用和科學的批判性研究，以及(b)信息的理論和計算機方法論對哲學問題的詳細闡述和應用。

說明是有順序的。

定義的前半部分涉及到作為一個新領域的信息哲學。信息哲學對“ti esti”問題做出詳盡、明確和清晰的解釋，即“信息的本質是什麼？”這是一個新領域的首要標誌。當然，與任何其他領域問題一樣，這也僅僅是為一個領域劃出界限，而不是詳盡勾勒出它的特殊問題。信息哲學提供了不同於數據通信的定量理論(資訊理論)的批判性研究。從整體上看，它的任務不是要發展一種關於信息的統一理論，而是一個整合的理論體系，目的是分析、評價和解釋信息的各種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動力學和利用，它所特別關注的是來自不同應用背景和與其他主要哲學概念，諸如存在、知識、真理、生命或意義相關的系統問題。最近的考察已經表明，信息尚無一個達成一致的單一統一的定義。這並不值得驚詫。信息是一個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概念，作為一個有待闡釋的術語，它與數個解釋相關聯，這要看理論定向的需求和迫切程度。例如，香農曾說過：

‘信息’這個詞在資訊理論的一般領域已經由各位作者賦予不同的意義。至少，這些意義很可能在某些應用領域充分證明是有用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做出永久性的承認。幾乎不能指望一個單一的關於信息的概念能夠令人滿意地對一般領域的各種可能的應用負責。

像信息這樣的多義概念只有在特別規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富有成效的研究。

定義中“信息的動力學”指的是(i)信息環境的構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統的性質、交互的形式，內部的發展等；(ii)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階段信息通過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動，從信息發生的初始到它最後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以及(iii)計算，一方面指圖靈機意義下的演演算法處理，一方面指更廣意義下的信息處理。這是關鍵性的規定。信息之所以最終取得源初現象的性質要歸功於計算科學和技術以及信息與通信技術，儘管這是一個非常陳舊的概念。因此，計算機的計算近年來吸引了許多哲學的注意力。儘管如此，作為新領域的中心話題，信息哲學還是更偏愛“信息”而不是“計算”，這是因為對後者的分析要以前者為前提。信息哲學把“計算”僅僅處理為與信息相關的過程之一(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過程)。因此，該領域應被解釋為信息的哲學而不僅僅是計算的哲學，同理，認識論是知識的哲學而不僅僅是認識的哲學。

從環境的角度出發，信息哲學對什麼可以算作信息做出規定和立法，以及信息應如何適當地生成、處理、管理和利用。然而，信息哲學的現象學取向並不意味著它不能提供批判性的反饋。相反，信息與計算科學中的方法論和理論的選擇也深深地受到研究者或多或少有意識採用哪種信息哲學的影響。因此，根本在於強調信息哲學批判性地評價、塑造以及突出信息與計算科學的概念、方法論和理論的基礎，簡言之，它也提供了一種信息與計算科學的哲學，因為這自人工智慧哲學領域的早期工作以來早就清楚了。

值得強調一下，在此對信息哲學元理論方面的過度關注會導致人們忽略這樣的重要事實，生活在信息革命之前數世紀的作者在論及信息哲學時也完全合法，因此發展一套歷史的方法並追溯信息哲學的歷時演化將是極富成果的，只要信息與計算科學技術的和概念的框架的應用不犯時代錯誤，只要這個概念框架過去曾經提供過概念方法以及具有優勢的視角，以完全反思的方式評價數字革命之前有關信息的本質、動力學和利用(例如，想一下柏拉圖的《菲德羅篇》(Phaedrus)、笛卡兒的《沉思》(Meditations)、尼採的《論生命歷史的利用和損害》(On the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或波普爾世界3的概念)。這明顯地可以與其他哲學領域，如語言哲學、生物哲學或數學哲學的發展進行比較。

定義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學不僅是一個新的領域，而且還提供了一種創新的方法論。對信息的概念本質及其動力學和利用的研究由信息與計算科學和信息與通信技術所提供的方法論和理論得以繼續。這一視角也同樣影響了其他哲學話題。信息的理論和計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術已經開發出來了，而且在許多哲學領域得到了應用，目的是擴展對人和動物的認知和語言能力以及智能的人工形式可能性的理解(人工智慧哲學、信息理論語義學、信息理論認識論、動態語義學)；是分析推理和計算過程(計算哲學、計算科學哲學、信息流邏輯、情景邏輯)；是解釋生命和代理的組織原則(人工生命哲學、控制論和自動機哲學、決策與博弈論)；是發明新的方法來為物理和概念體系建模(形式存在論、信息系統理論、虛擬實在哲學)；是闡釋科學知識的方法論(以模型為基礎的科學哲學、科學哲學的計算方法論)；是研究倫理學問題(計算機和信息倫理學、人工倫理學)；美學問題(數字多媒體/超媒體理論、超文本理論以及文學批評)還有體現信息社會以及在數字環境下(賽伯哲學)關於人類行為的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現象。的確，這些分支的存在證明信息哲學滿足了定義中的標準(iv)。作為一個新的領域，它提供了一種統一的、收斂? 睦礪劭蚣埽梢月憬徊階ㄒ禱囊蟆?/P>

信息哲學擁有哲學中前所未有的最強大的概念語彙之一。這是因為無論何時只要我們無法對某系列事件達到完整理解和不能提供一種解釋，就可以依靠信息的概念。在哲學上，這意味著任何問題實際上均可由信息的術語重新表述。這種語義學的力量是信息哲學作為方法論的一個巨大優勢(見定義的第二部分)。這表明我們在與一種有影響的範式打交道，該範式可以按照關於信息的哲學來描述。但是，這也可能是個問題，因為在隱喻上，泛信息方法會導致一種危險的含糊其辭，由於x(在隱喻上或多或少)可以以信息的術語得到描述，那麼任何x便果真具有信息性質。這種含混不清模糊了信息哲學作為具有自己主題的哲學領域的特殊性。避免這種喪失身份的最好方式便是集中在定義的前半部分。信息哲學作為一門哲學學科僅僅是依據問題是關於什麼的(或能夠還原為什麼的)，而不是問題的闡述方式。儘管許多哲學問題表面上極大受惠於信息的分析，但在信息哲學中，資訊理論提供了一種實際的基礎而不只是一種隱喻的上層建築。信息哲學預先設定一個問題或一種解釋可以被合法地和真正地還原為一種信息的問題或解釋。所以對x的信息分析的測試標準的完備性並非核查x能否按信息術語測試來闡述，而是要問x根本沒有信息的性?

6、結語：信息哲學是第一哲學

哲學家已經開始應對來自信息世界和信息社會的新的智力挑戰。信息哲學試圖拓展哲學研究的疆界，這次不是通過羅列業已存在的話題將哲學的情景重新規整，而是為哲學探究圈定一些新的領地——這些領域一直在為得到承認而奮爭，它們在傳統的哲學廟堂依然沒有地位——通過提供創新的方法論從新的視角介入傳統問題。將信息哲學確立為一門成熟的領域的時機成熟了嗎？我們已經看到，回答是肯定的，因為我們的文化和社會，哲學史以及調節哲學體系發展的動力機制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那麼，我們期待發展什麼樣的信息哲學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假定信息哲學在思想史中地位需要更加清晰一些，但是這大概只能是后驗的。在此我們可以大致猜一下未來的情景。

我們已經看到哲學通過自身的貧困而成長。這只是一種表面的悖論：世界及其對世界的科學描述越是複雜，第一哲學的哲學話語水平也就必須變得越基本，將其自身從本不該屬於概念建模的規範性活動的無保證假定和誤導的探究中解脫出來。反思的辨證力量以及因此人們對它的重要意義的歷史性覺悟，在於這種先驗性回歸，其目的是追求現有敘事越來越抽象和更加流暢的可能條件，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對敘事的解釋，而且還要考慮到它們的變異和創新。那麼，這種回歸是如何展開的？17世紀的科學革命使哲學家將其注意力從可知客體的本質轉移到客體與認知主體之間的知識關係，因此從形而上學轉移到認識論。隨後而來的信息社會的發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現在數百萬人打發他們時間的語義環境——的出現，已經使當代哲學轉向對特權的批判性反思，首先是對有組織的知識的記憶和語言所代表的領域，管理信息圈的工具——因此從認識論轉向語言哲學和邏輯——其次是對它的組織和要素的本質以及信息本身。因此，信息已上升為一個基本概念，與諸如“存在”、“知識”、“生命”、“智能”、“意義”或“善與惡”同等重要——所以同樣值得進行獨立的研究。信息若沒有定義是個貧乏的概念，因為其他概念不能據此得到表達和關聯。在這個意義上，埃文思(Evans)是正確的：

埃文思認為有一個比知識更天然和更基礎的概念，對此哲學家已經花費了不少氣力，這個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覺傳遞，由記憶儲存，儘管也通過語言傳遞。在恰當地達到知識之前有必要集中在這個概念上。例如，獲得信息無必要理解使其具體化的論點；信息流的運作層面要比知識的獲取和傳播更為基本。我認為這個觀念值得探討。在我讀到埃文思的著作之前，我從未有過這個想法，或許這個想法是有結果的。這項工作與傳統的認識論也截然不同。

這便是引入信息哲學作為即將到來的第一哲學的原因所在，一方面是亞力士多德意義下的物體第一性，信息哲學主張信息無論是在什麼環境中都是基本要素，另一方面是笛卡兒－康德意義下的方法論和問題第一性，因為信息哲學希望為哲學研究提供最具價值的綜合方法。

作為基礎性的信息哲學設計，信息哲學可以解釋和指導知識環境有目的的建構，並可以為當代社會的概念基礎提供系統性處理。它可以使人類理解世界並負責任地建構這個世界，這是存在的語義化的新階段。顯而易見，信息哲學大有希望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激動和富有成果的哲學研究領域。如果本文的論證正確，那麼它當前的發展就會被耽擱，但這是無法避免的，它將影響到我們處理新老哲學問題的整個方式，引起哲學體系的實質性創新。這將代表哲學的信息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