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更化

1224年（嘉定十七年）宋寧宗病危，宰相史彌遠因知曉皇養子濟國公趙竑對自己不滿，於是假傳聖旨立沂王趙貴誠為皇子，宋寧宗駕崩后，他聯同楊皇后的侄子楊谷及楊石，成功勸服楊皇后，矯詔擁立皇子趙貴誠繼位，是為宋理宗。史彌遠因立宋理宗之功，更加掌握大權，直到1233年去世之前，他一直掌握南宋實權。史彌遠的政治地位過於突出，宋理宗的光芒亦被湮沒，有沉默十年之說。史彌遠掌權二十六年期間，排斥異己、貪污中飽、加重稅金，使南宋國勢漸衰。

史彌遠死前將最受信任的鄭清之升為右相兼樞密使，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與陳貴誼為參知政事，安排好後事才撒手死去。宋理宗將1234年改為端平元年，沉默了十年的理宗終於迎來了親政。他意圖有所作為，盪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出台了改革措施。

史彌遠死後，宋理宗唯恐引起政治地震，對史彌遠曲加維護，但對其黨羽卻絕不寬貸。還在史彌遠病危期間，理宗夜降詔旨，罷免了梁成大。1234年（端平元年）五月，流放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澤南康軍居住。因趨附史彌遠而位居執政的袁韶、因史彌遠的親家而擢任制帥的趙善湘，也都遭到台諫的論劾而相繼罷任。其他被罷黜的史黨爪牙不勝枚舉。

宋理宗糾正了宋寧宗嘉定以來權臣獨相的局面，謹慎簡選宰相，使這一時期的政治相對穩定。鄭清之任相雖出於史彌遠的安排，但他是宋理宗的老師，又參與擁立，因而也深受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時，其相位並不因史彌遠推薦而有所動搖。鄭清之不像史彌遠那樣專斷，配合理宗改革。端平三年，宋理宗因用兵失利下罪己詔，他也罷去相位，但理宗對他仍眷顧不衰。

端平二年，喬行簡開始與鄭清之並相，鄭清之罷去相位以後，理宗讓喬行簡獨相三年，嘉熙三年，喬行簡因老病改為平章軍國重事。史稱他“歷練老成”，參與更化時間最長，對加強邊防、整頓財政、薦引賢能貢獻頗多。

李宗勉與史嵩之在嘉熙三年並任左右相。李宗勉任相僅兩年，即死於任上，史稱他“守法度”，有“公清之相”的美譽。史嵩之其人，不是賢相，卻是能臣。他第二次經理京湖防務時，薦士三十二人，董槐、吳潛後來都稱賢相。史嵩之任相以後，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玠，在其後抗禦蒙古南侵中都功績卓著，可謂識人。但史嵩之因是史彌遠之侄，後人對他也沒有好感。他與喬行簡、李宗勉先後並相，略有史彌遠專斷的餘風，輿論大嘩，不斷有人上書以儒家倫理抨擊他，太學生、武學生與臨安的府學生也輪番上書。宋理宗便讓史嵩之守喪，除服以後，也沒有再起用他。

其後，范鍾與杜范並相。史稱范鍾為相“清正守法”；杜范任相，民眾“載道歡呼”，都有美好的聲譽。嘉熙五年，杜范死在宰相任上，游似與范鍾並相，兩人雖政見不和，但都能剋制和配合。

1247年（淳祐七年），邊疆戰事緊急，理宗再啟用鄭清之為宰相。但鄭清之並無貢獻，而且他的兒子賣官鬻爵，令其政聲大壞。1251年淳祐十一年，鄭清之去世，由謝方叔與吳潛並相，吳潛也稱“賢相”，但在位僅一年；謝方叔直到1255年（寶祐三年）才罷相，宋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圖治的前期轉入嗜欲怠政的後期。

史彌遠專政，台諫被權相控制。史彌遠一死，宋理宗就宣布親自管理台諫。這一時期，宋理宗任命台諫四十餘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謝方叔、江萬里、程元鳳、李昴英等。

宋光宗、宋寧宗以後，吏治大壞，及至宋理宗親政，更是貪濁成風，賄賂公行。理宗親自撰制《審刑銘》、《訓廉銘》等，把道德宣傳與法律約束結合起來，規定官員犯贓與謀殺、故殺、放火列為同罪，貪贓移作他用者籍沒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條法，懲辦了一批贓吏。

官吏冗濫是吏治腐敗的又一現象，往往六七人盯住一個候補官缺，即消耗國家財政，又影響行政效率，更造成跑官行賄。理宗對此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取消堂除陋規。堂除是權臣專政下的政治陋規，也為內降恩澤濫授美差留下了後門。

二是減少官吏權攝。所謂權攝就是不夠任職資格者代理為官，官員隊伍因而膨脹。理宗規定，內地如缺州縣官，必須由現任官出闕；出任兩任通判者其中一任必須到兩廣四川等偏遠地區任職，確保那裡官缺不再權攝。

三是控制取士人數。從端平到淳祐的六次科舉取士，每舉平均取士約四百五十人，比起理宗寶祐以後七次科舉取士每舉平均約六百人來，大約少取四分之一，也應是減少冗官的措施之一。

四是嚴格升遷制度。為了抑制僥倖得官和越級提升，理宗規定：在朝的宰執、台諫、侍從以及在外的監司、帥守不得徇私薦舉；未歷州縣官者不得入朝為郎官，已經在朝為郎官者必須補上這一任。

理宗親政，財政上面臨物價飛漲、國庫空虛兩大問題。前者主要是濫發紙 幣造成通貨膨脹，後者主要是端平入洛的軍費開支與應付冗官的行政花銷。應對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發行新幣，適當回收舊幣，嚴禁偽造紙幣。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南宋後期日漸嚴重的經濟危機。應對後者的主要措施是嚴格會計制度，實行節用方針。端平元年，理宗命尚書省設局審計戶部財賦收支，下令編製《端平會計錄》。

韓侂胄倒台後，理學地位逐漸上升。理宗即位前就向鄭清之學程朱理學，即位后又讓真德秀講授朱熹的《四書集注》，1227年（寶慶三年），進封朱熹為信國公，凡此都表明他對理學十分熱衷。端平親政，理學家們掀起了為程朱理學爭正統的熱潮，理宗也成為理學官學化進程中舉足輕重的一位君主。

端平元年，他下令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和朱熹入祀孔廟。次年，理宗採納李埴的建議，享受入祀孔廟待遇的改為胡瑗、孫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與程頤。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別追封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為汝南伯、河南伯、伊陽伯、郿伯，與原先所封的信國公朱熹同為儒學嫡傳正宗，令學官列入孔廟入祀。與此同時，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學“萬世罪人”，黜出孔廟；胡瑗、孫復、蘇軾、歐陽修、司馬光也被遷出，

擢用理學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學的重要表現。起用真德秀、魏了翁對朝野影響最大。真、魏被史彌遠排斥出朝，在理學成為儒學正統過程中最有貢獻，當時並稱二賢。端平元年，理宗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當時，物價騰貴，民生憔悴，人民對他們回朝寄予厚望，民諺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但他們入朝後大談“正心誠意為第一義”，對物價雖採取過措施卻收效不大，民諺失望的說：“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次年，真德秀升任參知政事，僅兩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僅六個月，也出朝督視京湖江淮兵馬，不久自求罷官歸里。理宗召用真、魏，主要用意是藉此起推崇理學、任用賢能的象徵性作用。

端平更化任用的人材不錯，大多清廉，個別的大臣上京還引來萬人圍觀，叫好不絕。網羅人材不少，但他們朝令夕改，最終無所建樹。整頓財政的各項措施也是以事論事，治標不治本，沒有改變更深層次的財政制度、用人制度、軍隊制度，朝政雖然穩定，但是卻是朝廷衰落的趨勢。

端平更化是韓侂胄以後南宋後期黑暗政治中唯一的短暫亮色，對革除史彌遠專政時的弊政，對穩定理宗親政后的政局與社會經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縱觀理宗更化期間的用人，大多皆賢良稱職，一時朝堂之上，人才濟濟，政風為之一變。因此，時人將“端平更化”稱為“小元祐”。不過，“端平更化”雖然聲勢很大，但並沒有改變南宋走向衰落的趨勢。雖然網羅了不少賢良之士，但他們“所請之事無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終無所建樹。澄清吏治、整頓財政的各項措施也大多就事論事，治標不治本。因此，相對它的具體實效，“端平更化”更多體現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為的一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