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宗烈

陳宗烈，1932年3月生於江蘇常州，祖籍丹陽，中國共產黨黨員，高級記者。

1951年在北京參加工作，前後入北京電影製片廠、中央新聞紀錄電製片廠作攝影助理；1954年9月入北京電影學院學習。

1956年畢業后調到西藏日報社作攝影記者；在藏25年，採訪各地農村、牧區、城鎮，參加了平叛戰鬥、民主改革、經濟建設，拍攝報道過中國健兒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等重大新聞；在西藏日報主編《高原畫刊》、《雙周畫刊》。

攝影作品多次入選全國攝影展和國際影展，如《雅魯藏布江風光》、《牧場晨曦》、《翻身農奴喜分牲畜》、《牧女卓瑪》、《雪山野營》、《又是一個豐收年》、《藏族民兵》、《藏南春來早》等。

1960年評選為全國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工作者，6月出席北京召開的全國文教群英會。同年評為西藏自治區先進工作者，12月出席在拉薩召開的自治區首屆先進生產者和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

1960年、1978年選為西藏自治區文藝工作者代表，出席全國第三、第四次文代會。1960年加入中國攝影學會為會員，1978至2002年，三屆連續當選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

1981年調中國外文局北京周報社，任攝影記者、組長、社編委。

1980年舉辦個人攝影作品展《高原頌》120餘幅，在上海、天津等地展出。1984年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三人攝影聯展《訪問非洲》。

1984年，《北京周報》發表的《非洲紀行》一組彩色圖片（含文字）稿，獲當年中國外文局“對外宣傳優秀稿”一等獎；1988年北京周報外文版叢書《西藏：神話與現實》，其中所刊90餘幅成組照片，獲當年中國外文局“對外宣傳優秀稿”一等獎。

1993年獲國務院頒發特殊津貼。1994年於北京周報退休。

近8年間，與有關單位和個人合作出書，計有畫冊《西藏古今》、《百年西藏》、《西藏佛教寺廟》、《中國佛教寺院》、《今日西藏》；叢書《西藏封建農奴社會形態》、《老拉薩》；五洲傳播出版社的系列圖書：《見證百年西藏》、《達賴喇嘛轉世及歷史定製》、《西藏歷史》、《西藏經濟》、《西藏民俗》、《西藏旅遊》、《西藏文學》、《西藏藝術》、《拉薩》、《日喀則》、《山南》、《那曲》等。

系列畫冊：《中國西藏》、《歷史的見證》、《西藏藏族服飾》、《西藏·壁畫》、《西藏·唐卡》、《西藏·雕塑》、《西藏·面具》、《西藏·手工藝品》；畫冊《中國西藏文化大圖集》由福建鷺江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叢書《中國西藏》、《西藏史話》、《金鑰匙·十七條協議》；畫冊《西藏畫卷》；畫冊《藏傳佛教》。

此外，還有中國藏學出版社於2005年8月出版我的個人專集《目擊雪域瞬間》——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藏等。

其中一幅《中國健兒首次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於1963年在蘇聯舉辦的國際攝影藝術展覽比賽中獲第一名。

2005年6月，一幅反映西藏農奴翻身解放、題為《揚眉吐氣》（攝於1959年）的照片，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立項批准，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頒證入選為“20世紀華人攝影經典作品”。

在“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來臨之際，北京和西藏舉行了各式各樣的慶祝活動。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攝影家陳宗烈更有著別樣的感觸，他將百幅西藏主題攝影作品捐贈給國家博物館。

這是國博首次以西藏為主題的專題性收藏，媒體更是稱陳宗烈的捐贈“哪裡是在捐贈作品，簡直是在捐贈生命中的一段段記憶”。西藏民主改革，農奴翻身做主，納木錯聖湖純潔，雪山上雄鷹翱翔……陳宗烈將它們一一攝入鏡匣。這些記錄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藏社會生活眾生相的攝影作品，更具有質樸原初的力量。從1956年到1980年，25年雪域存真，陳宗烈見證了舊西藏到新西藏的歷史變遷。

24歲之前，陳宗烈無法想象自己今後的生活將會和一片陌生的雪域高原聯繫在一起。1956年，西藏工委給中央打報告，認為西藏改革迫在眉睫，缺的是人和錢，於是中央政府派大量援藏幹部進藏。時任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攝影助理的陳宗烈，是廠里派去西藏的三人之一。“當時調用的條件是年輕、懂攝影、家裡沒有拖累，3條我都符合，就去了西藏。那時對西藏真是一無所知，臨行前我還去圖書館查了西藏的資料，也沒有什麼有用的信息。不像現在，關於西藏的書真是浩如煙海。”

帶著“一片空白”，陳宗烈等三人踏上了去西藏的“21天旅程”。“去西藏有3種途徑：走進去、滾進去、飛進去。我們是滾進去的——坐汽車。在蘭州等到開往拉薩的軍車，那時正值青藏高原的雨季，路面泥濘得像麵糰。”車子走走停停，用了21天才到拉薩。

到了拉薩后，陳宗烈住在西藏日報社的集體宿舍大院。他回憶道，人家說“院子里是社會主義社會，院子外是封建農奴制社會。”我們不能隨便上街，上街一定要三人同行，採訪很受限制，由此可見當時西藏的複雜。市場上，人們不用人民幣，只流通“袁大頭”；更為關鍵的是，很多援藏幹部初來乍到，不懂藏語，連基本的交流都成問題，更別提宣傳民主改革了。

於是，陳宗烈開始突擊學習藏語，“早上、晚上上課，白天閑時可以和周圍的藏族朋友練習對話，不長的時間我就學會藏語了”。在西藏日報社那曲駐站時，陳宗烈又自己配備了“武器”——萊卡相機。“相機花了700塊大洋，買這個相機幾乎把儲蓄都花上了。”同時，他也在想：如果什麼都看到卻拍不到，到西藏來幹嘛？！“於是，我就想在這段時間裡，把各種人的生活、關係，用相機記錄下來。”“人的主題”就成為陳宗烈在西藏以雪域為家后的創作命題。

端著相機走出大院的陳宗烈，把“人的主題”分為對西藏兩大階級的關注。在一些朋友的幫助下，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到西藏貴族奴隸主階層的生活，和一些不會向外界開放的大法會等宗教活動。“我跟著《西藏日報》的副總編噶雪·頓珠，因為他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品俗官，看見過達賴喇嘛出遊的場景，為我的拍攝提供了很大幫助。”

在記錄上層社會的生活、宗教和風俗習慣的同時，陳宗烈的相機更多地關注農奴們的生活。走出“院子”，就能看到封建農奴社會“政教合一”統治下的落後與混亂。“拉薩當時有3萬人，其中乞丐就有4000多人，兒童乞丐特別多；我拍過一個103歲的乞丐，她的眼睛都瞎了，和我說自己討飯討了60多年。”在陳宗烈的攝影中，有反映婦女背負二三百斤麥草的《不堪重負》，有80多歲的老年農奴還在服役勞動。“農奴勞動時他們的嬰孩只能呆在田間的小帳篷里，被老鷹啄瞎眼睛、被走獸咬傷的孩子很多，所以在拉薩經常能見到殘疾的農奴；拉薩街頭流浪兒與狗爭食更是司空見慣，所以拍了《與狗爭食》。”

封閉落後、生產凋敝、民不聊生的情景，讓勞苦農奴和陳宗烈這樣從內地到西藏的人都感到舊制度是“非改不可”。

1959年3月10日，以達賴為首的反動集團發動叛亂，幾天後，解放軍平息叛亂，西藏的民主改革也拉開了帷幕。“民主改革是一個徹底解放人權、推翻三大領主統治的過程，西藏原有的武裝力量被廢除，藏幣停止使用，而帶給老百姓的最大改變，就是分到了牛羊與田地，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民主改革的逐步推行，讓陳宗烈有更多的機會下到農村、牧區，感受西藏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都體現在他的作品中。在作品《分牲畜》中，從沒喝過牛奶的農奴第一次分到了牛；在作品《揚眉吐氣》中，達孜縣的農奴們燒掉了束縛他們人身自由的債券、契約，從烈火中感受到揚眉吐氣的暢快；1959年，推行“誰種誰收”的政策，農奴們有了自己的勞動成果，這與以前沿用千年的二牛抬杠技術畝產100斤的生產力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在《學藏文拼音》中，拼音課上孩子們琅琅的讀書聲，彷彿也能從圖片中透溢出來……“其實攝影很多時候都是偶得，當時也沒有想到，攝影可以揭發農奴制的罪惡，記錄民主改革的成就，但今天看來，攝影的圖像，就有這樣的力量。”陳宗烈說。

雖然陳宗烈自言很多攝影都是偶然為之，但攝於1963年的《“朗生”互助組》卻是在進行幾個月的採訪后拍出的照片。“1963年我到山南地區採訪時，正好趕上在1960年農奴們分了地，開始組成互助組勞動了。村民自願組合時，偏向‘門當戶對’，一些技術、勞力充足的人家都組成了互助組，但乃東縣桑嘎村有11戶‘朗生’（家奴）卻沒有人要。”“朗生”原本在農奴主家紡線織布，洗滌打掃，雖然如今分到了田地卻不懂農業生產技術，這些“朗生”猶如棄兒。據陳宗烈回憶，“朗生”強巴曾傷感而無奈地說：“會跑能飛的都入組了，只有過去住馬廄的人剩下了。”而他的妻子次仁拉姆則提出這11戶人家單獨辦組，“單家獨戶有困難，團結互助有力量，不會種田可以學，只需勤奮勞動，就一定會把莊稼種好，過上幸福的日子”。《“朗生”互助組》拍攝的就是次仁拉姆和組員們一起勞動的場景。

次仁拉姆開始向旁人學習農業技術，再教給組員。3年不到，她的“預言”成為了現實，“朗生”互助組解決了溫飽，獲得了農牧業的雙豐收。在陳宗烈看來，次仁拉姆是一個天才。“她雖然不識字，但對於我們宣傳的土地政策，都能熟記，還能講得頭頭是道，她組織的互助組成為西藏自治區評選的先進集體和全區百萬翻身農奴的榜樣。她到拉薩來，都會和我通電話，我到山南去採訪，也都住她家，1990年我去西藏時，還去看過她，她就是我的阿佳拉（姐姐）。”陳宗烈說。

如果說山南的親歷是陳宗烈25年中的“私人珍藏”，1960年他拍攝中國登山隊從北坡成功登頂珠峰的那段經歷，則更多的帶有一個時代的烙印。

1960年2月上旬，作為西藏日報社兼新華社西藏分社記者的陳宗烈得知自己可以隨中國登山隊攀登珠峰后，開始了緊鑼密鼓的體能訓練。“每天背著40餘斤的行囊（裡面裝上書）和10餘斤的沙袋，先跑步再遠足藥王山，以提高自己的體力，同時我還閱讀了很多登山類的書籍。”2月下旬，登山隊出發，從日喀則到薩迦、拉孜，再到定日、喜馬拉雅山區。“3月3日到海拔5120米的大本營時，隊員們裸露在外的皮膚通紅、龜裂、滲血。在這個距珠峰直線距離25公里、曲線距離40公里的地方，隊員們和記者們開始做登山訓練並選擇路線。”3月25日，登山隊第一次進軍珠峰，確定了“中絨布冰川—東絨布冰川—北坳—東北山脊—頂峰”的登山路線，“隊員們和記者混編在一起，我和兩位記者‘結組’，在兩天的時間內通過東絨布冰川、粒雪盆地，到達5400米的第一號高山營地。在零下20度的天氣里颳起風來，我們只能張口呼吸，像被拋到岸上的魚。夜晚的喜馬拉雅山區像月球般寧靜。”儘管極盡艱難，陳宗烈還是在兩個月內四五次登到6400米的第三號高山營地——6400米，那是給記者規定的高度極限。

在登山過程中，陳宗烈拍攝了大量記錄高山地貌、隊員活動的照片。1960年4月底，在5800米的中絨布冰川上，一座高六七十米、水晶般耀眼的巨大冰塔出現在行進隊伍的左側，陳宗烈舉起相機將它收入底片。

1963年，由中國攝影學會推薦，這幅名為《珠峰北坡的巨型冰塔》的攝影作品參加了蘇聯國際攝影藝術展覽比賽，並獲得第一名。

讓陳宗烈略感遺憾的是，他在即將見證中國登山隊登頂凱旋的時刻，卻不得不與珠峰“揮一揮衣袖”，西藏日報社急電命他下山：剛被選為全國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工作者的他，要到北京去開會。

在西藏的歲月里，我總想找各種機會，跟隨工作隊下鄉，去接觸拉薩以外西藏的實際生活。我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去拍西藏各個階層的原始生活狀態、地理宗教環境，覺得應該積累這些資料。

工作隊下鄉，有的給農牧民看病，有的為牲畜防疫，兼帶宣傳政策。一個工作隊十一二號人，隊伍卻浩浩蕩蕩，騾子、毛驢就有一二十頭，大部分用來馱禮物。禮物送給頭人和領主——下鄉需要當地人的指引，不然寸步難行。禮物包括茶葉、綢緞、銀圓。在牧區一塊銀圓買一隻羊，六塊銀圓就能買一頭氂牛。領主收到禮物，通常都很高興，就會讓管家幫著我們開展工作。和農奴有接觸，但都不夠深入，因為和農奴打交道多了，領主會以為我們在做農奴的思想工作，大都要引起誤會甚至反感。既然不能多說多問，拍照就是最好的記錄。

1957年，我跟著工作隊來到金龍溪卡莊園，借宿在農奴扎西旺堆家。突然聽到外面傳來厲聲的訓斥聲，出去一看，原來是管家強桑前來逼債。管家肥頭大耳，惡言惡狀。扎西旺堆一臉畏縮，愁苦滿面，無助的目光低垂到地面……沒有比這更強烈的對比了。我悄悄拿起相機，燈光一閃，把惡管家嚇了一跳。

另外一張農奴半夜吃飯的照片，也是抓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