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歌詠運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犯華北，國民黨政府聲言“先安內，后攘外”，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掀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救亡運動。隨著救亡運動的發展，群眾的愛國歌唱活動逐漸展開。1934年下半年，聶耳創作了《畢業歌》、《前進歌》、《自衛歌》、《義勇軍進行曲》等，通過電影和戲劇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為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開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左翼音樂運動的參加者，在思想上、組織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左翼文學、戲劇、電影工作相配合，主要進行了以下幾方面的音樂活動：

為左翼影劇和群眾救亡歌詠活動創作歌曲

自1933年起，聶耳、任光、賀綠汀、張曙、呂驥、冼星海等，先後為《母性之光》、《漁光曲》、《大路》、《桃李劫》、《風雲兒女》、《自由神》、《船家女》、《十字街頭》、《馬路天使》、《壯志凌雲》、《夜半歌聲》等影片和《揚子江暴風雨》《回春之曲》《復活》、《放下你的鞭子》等戲劇，寫作了一系列歌曲；1935年後，他們和周巍峙孫慎麥新孟波等更多的作曲家，為群眾性的救亡歌詠寫作了大批歌曲。其中以《義勇軍進行曲》、《救國軍歌》、《中華民族不會亡》、《救亡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打回老家去》、《大刀進行曲》、《保衛國土》、《游擊隊歌》等為代表的鼓舞人民抗日救亡鬥爭的歌曲，具有廣泛的群眾影響。反映30年代工農群眾苦難生活和走向革命的歌曲，如《碼頭工人歌》、《大路歌》、《開路先鋒》、《新女性》、《搖船歌》、《車夫曲》、《拉犁歌》、《搬夫曲》等，是“五四”以來的專業創作中，第一批把覺醒中的工農群眾作為中國革命的主力來表現的音樂作品。還有為電影、戲劇中各種人物寫作的獨唱抒情歌曲，如《漁光曲》、《鐵蹄下的歌女》、《春天裡》、 《新編“九一八”小調》、《夜半歌聲》等，則從各個側面反映了被壓在社會底層的人們的苦難遭遇和思想感情，表現了他們對鬥爭道路和光明前景的追求。這些歌曲的音樂語言通俗生動，風格明快有力，結構短小精悍，常採用戰鬥性的進行曲、勞動歌曲和富於激情的大眾化的抒情歌曲形式。由於這些歌曲的問世，樹立了中國革命音樂創作的戰鬥傳統，開創了具有革命的時代精神和大眾化、民族化特點的專業音樂創作的嶄新局面。

傳播革命音樂和開展救亡歌詠活動

左翼音樂家響應“左聯”發出的“到工廠、到農村、到戰場上、到被壓迫群眾當中去”的號召（“左聯”執行委員會決議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形勢及我們的任務，1930年8月），冒著白色恐怖的危險，以各種方式尋找接近和深入群眾的機會。當時，聶耳、張曙、呂驥、孫慎、麥新、孟波、冼星海、吉聯抗以及1935年 5月成立的業餘合唱團的許多成員，都先後深入到工人夜校、城市郊區和農村、大中學校和市民群眾中，通過教唱革命歌曲、講授音樂知識和組織歌詠活動等方式，了解群眾的生活，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大眾化歌曲創作的實踐。這是中國的革命音樂家同人民群眾相結合的最早嘗試。

團結音樂界愛國民主力量和擴大進步音樂陣線

為了衝破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圍剿”，在更大範圍內傳播革命音樂，組織起廣大的進步音樂隊伍，左翼音樂工作者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如：在瞿秋白的親自過問下,任光、安娥、聶耳等在百代唱片公司和聯華影業公司任職期間，將大批進步歌曲通過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國；同時還組織起百代國樂隊、百代新聲會、聯華聲樂團等，擴大了左翼音樂活動在社會上的影響。又如:1935年春，通過左翼電影小組領導的電通影片公司，邀請趙元任和黃自同賀綠汀、呂驥合作，共同為進步影片《都市風光》製作音樂（趙元任作主題歌《西洋鏡歌》；黃自作片頭音樂《都市風光幻想曲》；賀綠汀作全片配樂；呂驥任樂隊指揮),取得很大成功。1936年成立的詞曲作者聯誼會，爭取了更多的詞曲作家加入創作抗日救亡歌曲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