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益東洞

東洞幼時，因聞祖上乃一代名族，故欲重振其雄風。遂習兵書、馳馬弄劍，對於祖父相襲的醫業毫無興趣。年稍長，思太平時節慾以武術復興家業實屬不易，始效古人“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之說，決心學醫。時年十九歲，先隨祖父的門人習吉益流金瘡產科之術。一日忽謂：“懷孕者，婦人之常也；金瘡者，外傷也。無病則無葯而可，有病則隨證治之，何分科哉？”乃從家傳之方中採擇二三有奇效者，而置其他於不顧，專心於內科之研究。“寒夜避爐，以慎其眠；蚊蟄攻身，以戒其睡”，遍閱《素問》、《靈樞》以降百家之書，至三十歲時又大有所悟：“萬病唯一毒，眾葯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體佳。”此即有名的“萬病一毒”之說。又因他極力反對當時醫家普遍慣用的中國宋明醫學，所以常說：“非醫天下醫，救疾之功也不多焉；非出京師，授教之業也不弘焉。”

為了治療眾醫之病和弘揚自己的主張，三十七歲的東洞於元文三年攜父母和妹妹來到京都，以“古醫道”為旗號開業行醫。當此之時，恥於自己不能復興家業而隱於醫的東洞，認為不應玷污本姓，始改用同族的吉益之姓。

雖志向遠大，但現實卻是殘酷的。醫業不興旺，幾乎沒有弟子入門，僅有的一點積蓄亦被盜，所剩唯有一個“窮”字。不得已只能在店中學著做人偶、燒缽皿，賣幾個錢糊口度日，如此景象長達三年。據森立之《游巷醫話》記載，此時東洞的家境是“貧居陋巷，但有一爐一鍋。滿堂儘是造偶人之木屑堆積，唯座右《傷寒論》一部時時披閱。”

東洞之友邨尾氏，仕於威震四方的佐倉侯，因公事入京而順訪故友。見其潦倒之狀，故薦東洞於佐倉侯。佐倉侯乃允招其為侍醫，邨尾大喜，告知東洞。孰料東洞卻謂：“始以子為知我者，今識子非知我者。吾雖貧而老親在，豈降吾志污辱祖先乎？貧者士之常也，窮達者命也。假令術不行，天未喪斯道也，吾果餓死耶？窮則必有達，行道樂道，貧困何憂？”辭而不仕。

延享元年，東洞四十三歲，貧益甚。囊中空空一貧如洗，真正是“家無隔夜糧”。於是齋戒禁食七日，詣少名彥廟告曰：“為則不敏，過志古醫道。不顧眾懼，推而行之。今也貧窮，命在旦夕。我道非而天罰以貧與？為則知其是，而未知其非也！假令飢且死不敢更轍矣。大明神吾邦醫祖也，請垂照鑒：道非其道，速斷吾命！若推而行，則必害萬人。誅一夫而救眾，固吾之所願也。”

一日，某經商的友人過東洞寓所，見其貧而贈以金銀。東洞以日後無加倍報答之能力而謝絕之。其友謂：“余贈金於先生，非為先生，而是為天下萬民，不必念償還之事。”東洞始拜受。由是可見其志操高潔之一斑。在繼續靠製做偶人糊口的生活中，使其聲名大振的機遇卻突然降臨——

一日，東洞照例將自己製做的偶人送到銷售的店鋪去，適逢店主人老母患傷寒病篤，乃自薦為其診治。臨病榻細細診看之際，得知已經帝室典醫山脇東洋診治，故索其處方觀之，謂：“當去掉石膏用之。”稍後，東洋先生來到病家，診察之後正當稍事思考時，店主人告之東洞之語。東洋先生乃額手稱嘆曰：“我近日亦正在究心思量是否當去石膏，即聞其語，則今日去之。”離開病家，東洋先生即前往陋巷之中拜訪東洞。其後，店主人因老母痊癒而重謝東洋，然東洋先生卻謂：“彼時若無東洞之言，陷於誤治而不自知。全治乃彼之功也，謝金自當他受。”從此二人之交漸厚，東洞之名亦漸為人知。正所謂：“先生名所以益顯者，東洋揚之也。”

延享四年，東洞四十六歲時，醫業已相當發達，弟子也逐漸增多，與松原維岳、香川修庵、山脇東洋等知名醫家的交往也漸深，乃集這些共尚古醫方的同道一起研讀《傷寒論》。以松原年長而為講主，而東洞則每每與之爭論。

寶曆元年（1751），東洞五十歲時，選《傷寒論》及《金匱要略》中所載張仲景的藥方，加以分類，編成《類聚方》公諸於世。世人由此始明古醫方的方意。然後又從中擇出173個藥方，附上論證治效，是為《方機》。此乃其門的“方鑒”，目的在於闡明：在張仲景的藥方之外，無可取之方也。明和年間，又就當時所用藥物，推其實際功用、究其藥物之能，做成一書名《葯征》。復以問答體將自家的學問寫成《醫事或問》。另外，其弟子鶴元逸於寬永元年（1748）著《醫斷》，嚴恭敬於寶曆二年（1752）著《建殊錄》。前者述東洞的學說，後者為東洞的治療驗案。正是因為這些著作的流傳，東洞的學說才廣為世人所知。一時間公卿縉紳、遠近之人或求診，或問道，雲集門下好不熱鬧。但反對其學說者亦大有人在。

寶曆十二年（1762），東洞邀門人故舊宴於京都東山，舉杯而言：“吾今年六十一也，胤子幼弱（長子猷，年13），弟子中尚無達於其道者。若大開家塾教授生徒，當有傑出之人生於其中。然資財不足，自今志於貨殖，以果此事。”從此東洞節衣縮食並經營藥材生意，數年後以所積之錢財開設一大私塾作為醫學講習所，收留那些有遠大志向的貧窮學生，以助成其願。

東洞晚年在京都西門外購地建屋，為速成此事以至折戟商場。明和六年（1769），以“其年既老，恐志願之不達，欲速其功，反失計劃，大亡貲財，於是百事皆壞，鞅鞅不樂。家事悉任長子猷。”並欲遊歷各地，以救患病不能來京師者。此後，多有各路諸侯聘請之事，皆辭而不就。

安永二年，東洞年七十二。九月卒然目眩、舌強不語而亡。

吉益東洞對日本的中醫學影響非常深遠。

16世紀，中國的“時方派"開始傳入日本，在日本被命名為”後世方派“，17-18世紀，因為時方派用藥的方法更簡單易學，使得時方派在日本獲得了大量的擁躉。

吉益東洞所處的時期，恰好是時方派在日本最流行，也是庸醫混入最多的時期。

日本後世方派在著書立說時，習慣在方劑之後，加上一段自己對這個方劑的理解，並引經據典---一般是引用黃帝內經的說法---來佐證自己的說法是正確的。而經方派之經典《傷寒雜病論》則從來沒有將用藥的思想、引據出處等等註明，甚至張仲景對病機的敘述也是非常不清晰的，讓人不能特別明白。所以在後世方派流傳於日本，並越來越盛行時，他們將自己的名字命名為”溯宗派“，意即”我們才是真正的追本溯源的中醫“，反過來打壓經方派，將經方派改名為”傷寒派“。

但是因為時方派用藥簡單，這就造成很多入門者，學上很短一段時間，背誦不多幾個藥方，便覺得自己學有所成，便去開醫館。這樣的庸醫越來越多的混入中醫行業，使得當時的日本中醫療效越來越差，但是越來越會講理，他們往往引經據典，來佐證自己的方劑是正確的，哪怕這個葯服用之後根本沒有效果，也能用經典來讓患者相信他們的話。

吉益東洞是日本經方派的代表人物，他採取了一個比較極端的方式，踢館。

他極度抵制時方派，認為當時的日本醫生，都是”陰陽醫“，與看相、占卜等同，在他認為，看病就是看病，不需要讓患者讀一遍黃帝內經，不需要讓患者知道你的方劑出自何處，患者關心的只是療效而已。

他幾乎踢遍日本所有醫館，將時方派趕出日本。

而在他的《葯征》一書中，更甚至將一些有用的中醫辨症方式一句挑滅，例如我們在治療黃疸型肝炎時會用到的”茵陳“，以我們中國目前的觀點來看，茵陳蒿之所以能退黃，是因為他”清熱利濕“。但是吉益東洞在《葯征》一書中，則對這種說法強烈批判，他的觀念中，認為茵陳之所以能退黃，是因為他退黃，醫者只需要知道他退黃就好了，至於他如何作用於人體以內，醫者不需要去關心。

他的這種思想直接影響了日本現代的中醫行業，如今日本的中醫在醫理上，是直接學習西醫的醫理，只看癥狀用藥，黃則退黃，熱則退熱，汗則除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