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慧法師

善慧法師，俗家姓江，出家后法名善慧，字常覺，別號露堂，祖籍福建省汀洲府永定縣人。他的父親名順鼎，航海經商，熟知水性，時常往來於大陸與台灣之間，以後就在台灣基隆定居。順鼎娶妻郭氏，育有四子一女，善慧居幼。他出生於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歲次辛巳，生具善根，髫齡之年即喜摘花供佛，舉動異於常兒。九歲入媽成書房讀書，功課品行皆列前茅。光緒二十年值甲午之戰，清軍 戰敗。翌年清廷與日本訂立《馬關和約》，致使日寇得以竊佔台灣、澎湖。台灣愛國人士不甘屈服，組軍抗倭者此起彼落，動亂異常，善慧的學業受到影響，就此失學。

善慧十五、六歲時，隨著他母親的信仰，信了龍華教，拜基隆代明宮源齋堂的張太空為師。龍華教是一種居士組合，在各地設有齋堂，由在家人主持，善慧常到齋堂中聽道。那時台灣佛教不發達，僧侶尤為稀少，一般齋堂寺院，多是在家人管理。光緒二十六年，福州鼓山湧泉寺的妙善上人和善智和尚先後來到台灣。一時之間，被善男信女視為活菩薩蒞臨，皈依者極眾，善慧也是許多皈依者中的一個。他皈依善智和尚后，朝夕親近，學習讀經參禪。光緒二十八年，福州鼓山湧泉寺傳戒，善慧在善智和尚的鼓勵下，買船內渡，到福州鼓山，禮湧泉寺景峰老和尚為師，落髮披緇，法名善慧，與善智和尚成了師兄弟。繼而依妙蓮老和尚受具足戒，並嗣法於志泉老和尚。圓戒之後，以比丘身份回到台灣，在基隆協助善智和尚弘化。

一九〇五年，基隆地方善信共議建寺，信徒中有林來發者，捐獻出基隆郊外月眉山的一甲余土地，妙善、善智開始興建靈泉寺。未幾妙善示寂，善智獨擔建寺之任，而以善慧為他的得力助手。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他們申請到了日寇台灣總督府的建築許可，於是大興土木，建寺工作加緊進行。不意到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時分，善智和尚正在課誦中忽感不適，而將維那所持的磬槌交給善慧，回方丈室中休息，未久示寂。自此建寺的責任，就由善慧和尚一人擔負起來。到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主要建築物大殿落成，舉行佛像安座開光典禮，以寺左有泉，故名曰靈泉寺。十月，舉行第一代住持晉山典禮，日 本曹洞宗本山管長石川素童，特渡海來台主持，親任善慧和尚為駐檯布教師，兼任靈泉寺住持。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善慧禪師於靈泉寺增建了一座功德堂，宣統二年又增建前殿、天王殿、西歸堂、報恩堂等建築物。接著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又於天王殿左畔增建講堂，同年秋在天王殿右畔增建了一座禪堂，一九一五年春，檀信顏雲年居士捐建寺前第一山門，稱為“入不二門”，寺中又自建了一座山門于田寮港山麓，題為“登解脫地”，位於基隆市入山進口之處。一九一七年，又在寺右側山上興建了靈泉三塔，至此建寺工程全部竣工，規模大備。

一九一一年（民國元年）二月，靈泉寺建寺工程尚在進行期間，善慧法師與一位秀才出身的蔡桂村居士，聯袂赴日，考察日本的寺院制度，同時與日本曹洞宗大本山及日本官吏交涉，由曹洞宗大本山贈予月眉山靈泉寺《大藏經》一部，作為鎮山之寶。在交涉過程，善慧的剃度弟子時在日本進修的德融隨著做傳譯。善慧和尚返回台灣后，八月，召開了一次為期一個月的“愛國佛教講習會”，全島與會的居士善信五十餘人參加。善慧聘請日僧渡邊靈淳及閩南高僧會泉法師蒞台到會主講，這是中日佛教合作之始。會泉法師除在會中演講外，並在靈泉寺開講《金剛經》。

一九一三年，善慧禪師偕其弟子德融和尚，遠赴印度朝禮聖跡，並請得佛陀舍利及緬甸玉佛回寺供養。民國四、五年（一九一五、六年）間，善師先後應福州鼓山湧泉寺、怡山重慶禪寺之請，到以上二寺院開壇傳戒，受戒及皈依的弟子極眾。一九一七年，在月眉山靈泉寺建寺工程全部完成的時候，他邀請寧波接待寺住持圓瑛法師，及長於表唱水陸懺文的岐昌長老，來台灣演講佛法，及舉辦一場水陸法會。岐昌長老和他的徒弟靈意，答應了水陸法會的事；而圓瑛法師因事繁不克分身，介紹太虛法師代他前去。

太虛、岐昌、靈意等三人，於一九一七年“雙十節”那一天，由上海登“春目丸”馳赴日本門司，再轉“亞加利丸”馳赴台灣，十九日晚間到達基隆港，登岸後由靈泉寺的人迎接到月眉山靈泉寺。靈泉寺的法會，於十月二十八日開始，前後七日。除了大陸來的三人外，日本和台灣的來賓為數極多。太虛與三位日本布教師輪流講演佛學。日僧講的時候，由善慧的弟子德融任翻譯。太虛講的時候，由善慧親自任翻譯（由國語翻譯為閩南話）。太虛講的題目是：《真常之人生》及《佛法兩大要素》。至於水陸法會，本來還請有泉州承天寺的會泉法師，因會泉法師未到，在水陸內壇上，由太虛法師臨時充任岐昌的助手。

靈泉寺法會結束，善慧陪著岐昌和太虛等暢遊基隆和台北。游畢基隆、台北，善慧先送岐昌、靈意二人由基隆上船返上海，然後他陪著太虛作台灣中南部旅行。這時，台中將要舉辦“全台展覽會”，請善慧和太虛去主講佛教講台。但展覽會還有上十天的時間──十一月十八日才開始。他二人先應彰化曇華堂之請，在堂中講演。曇華堂也是龍華教的齋堂，不過這時都已在日本布教師的指導下，改稱為佛教龍華派。他們在彰化，接受了台灣紳士林紀堂、林獻堂兄弟的邀約，到台中霧峰林宅作客。游畢台中，參加過全台展覽會的演講，已是十一月下旬，乃返基隆待船赴日。

十二月二日，善慧陪著太虛作日本之游。航行三日，五日抵門司，上岸陸行，九日抵神戶，住在善慧的朋友庄櫻痴家中。庄櫻痴是台灣人，在神戶經商，家資鉅富，信佛而喜吟詩，所交的多是文人騷客，與善慧友誼頗篤，所以對善慧和太虛的招待十分殷勤。他為二位客人約集詩友唱和談宴，並導遊神戶密宗的東大寺及各名勝風景，流連數日。離開神戶，他二人向京都前進。京都又稱西京，是日本舊都，歷代佛剎皆在其處，是他們預定的必游之處。他們途中遊覽了廣島和福崗，各住一宿，抵京都，住在善慧所識的一家佛衣店中，二人曾訪問凈土宗的圓山，天台宗的三十三間及金閣寺，臨濟宗的天龍寺，真宗的東本願寺、西本願寺，又游各處市場，在佛書店購到古本佛書如《唯識樞要》、《唯識了義燈》、《唯識演秘》、《觀心覺夢鈔》等。此外，尚有奈良、名古屋、東京等處尚未遊歷，無奈善慧受寒生病，且台灣亦有事待理，所以在十一月十五日結束行程，二人在神戶珍重道別，太虛回去上海，善慧返回台灣。

一九一六年四月，日寇據台總督府為展覽台灣省及日本廠商的產品，舉辦了一次規模龐大為期四十天的勸業共進會，並准許各宗教在場內說教。佛教、天主教、長老教都申請參加。佛教中有名的法師，除了善慧法師外，他如觀音山凌雲寺的本圓和尚，台北觀音禪堂的心源和尚，大湖法雲寺的開山覺力和尚，都參加了現場說法。由於不同的宗教在同一會場傳教，無形中就成了對峙論戰的局面。這樣說法傳教持續多日，結果很多人要求加入佛教為信徒，使佛教的聲勢壓倒了天主教和長老教。

勸業共進會結束，曹洞宗台北別院院主大石堅童禪師，藉機開了一次台灣省的布教師會議。與會者都感於加強弘法活動的重要，他們一致決議：“應創辦佛教教育機構，（以）教授佛教教義為急務。”並決定學校名稱為“台灣佛教中學林”，創校經費六千圓，一半由大石禪師向宗務院申請補助，一半由善慧、心源、本圓三位法師，和黃玉階居士等，各負責捐募六百圓。佛教中學林成立，由曹洞宗台灣別院院主大石禪師出任林長，善慧禪師擔任學監，而以觀音山凌雲寺的本圓和尚為副學監。由大石禪師任林長眾無異議，而以善慧為學監，本圓為副學監，引起了本圓的不滿。他與台南開元寺聯合脫離了佛教中學林（也不繳納分攤的費用），另外臨濟宗為中心成立了一所“鎮南學林”。臨濟宗的經濟較為薄弱，鎮南學林只經營了三、四年就維持不下去，後來又併入了台灣佛教中學林。

善慧和尚在光緒三十四年時，即被編入日本曹洞宗僧籍，同時由大本山管長委派他為駐檯布教師，兼月眉山靈泉寺住持。當善慧的靈泉寺住持晉山典禮之日，日本曹洞宗管長石川素童禪師，親自光臨主持晉山典禮，可說是破天荒的盛舉。因為日人自佔據台灣之後，一向看不起中國人。尤其彼此間語言不通，風俗習慣各不相同，不大相互交往。善慧和尚本來也不通日語，和日本人打交道，全靠其弟子德融和尚為他翻譯。其後因與日人接觸較多，日常會話已可應付。一九一二年，善慧自日本考察歸來，於八月下旬舉辦了為期一個月的“愛國佛教講習會”，聘請日僧渡邊靈諄氏和閩南有名高德會泉法師二位任主講，這是開中日佛教合作之端。一九一七年，月眉山靈泉三塔落成時，請太虛大師及歧昌長老來台演講及修建水陸法會，且陪太虛大師暢遊日本。凡此種種，都可視作中日佛教的橋樑，日後太虛法師在廬山召開亞洲佛教會議，繼而日本在東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可說與善慧早期的橋樑工作都有前因後果的關係。

一九三四年，善慧法師自靈泉寺住持退居，由他的同門師弟德馨和尚繼任位第二代住持，他自己則內渡祖國，雲遊各地名山大剎。繼而與觀音山凌雲寺的本圓和尚，結伴出國，參訪南洋各國。到達檳榔嶼時，檳城極樂寺住持本忠和尚，系出鼓山湧泉，也是鼓山妙蓮老和尚的戒子，禮請善慧擔任極樂寺住持，善慧請不可卻，乃晉山接事。一九三五年又兼新加坡普覺寺住持，同時還兼了吉隆坡西廟寺住持，一九三七年再兼檳城雙度寺住持。在這段時間內，他往返於新馬各寺院間。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侵華戰爭開始，一九三七年善慧回到上海，擔任了上海佛教會會長，周旋在中日人士之間。十月，上海圓明講堂圓瑛法師，以支持重慶國民政府的罪名，為日寇憲兵隊逮捕，解往南京，羈押兼旬。在營救過程中，善慧禪師也出了極大的力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歷經八年的日寇侵華戰爭，終於以敗戰而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勝利，台灣宣告光復。善慧法師立即返回台灣，各方面奔走聯絡，擬籌備組織台灣佛教會，不意月余之後，卧病於台北士林啟明堂。十二月十一日示寂，示寂之年，世壽六十五歲，僧臘、戒臘各四十四。

在民國初年的台灣佛教中，善慧法師具有領袖群倫的地位。在日寇竊據時代，台灣佛教界有所謂“三山三傑僧”之說，此三山三傑僧，就是台北觀音山本圓和尚，大湖觀音山覺力禪師，基隆月眉山善慧和尚，他們三位都是日寇竊據時代，代表中國佛教的高僧。但三人之中，人緣最好弟子及信徒最多者，則為善慧法師居先。在日寇竊據時代，他與覺力和尚一樣，是日本曹洞宗的僧籍，但他們在修持方面，還是保持中國佛教的傳統。與日人曹洞宗台灣布教師開會時，周旋於日僧之間，始終保持中國僧伽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