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方佐

張方佐，浙江鄞縣人，1901年3月29日出生於一個裁縫工人家庭。1913年隨父東渡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又全家遷回故里。1916年再次去日本橫濱，就讀於華僑志成中學。1919年以優等成績，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今東京工業大學）公費攻讀紡織專業，1924年畢業。

張方佐在青少年時代就有一顆強烈的愛國心。留日期間，日本學生常常譏笑中國人為“東亞病夫”，張方佐感到民族尊嚴受到傷害，為了激勵自己有堅強的體魄，經常下海游泳，並有一次用一天一夜登上了富士山，以此與日本學生爭高低。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大地震，大火幾乎燒毀了整個城市，日本人遷怒於外國僑民，當時張方佐也險遭殺害。在國外遭到的這些歧視和屈辱，使他深感主要根源是因為祖國民不富、國不強，因此畢業后在工廠實習期間，他常想以自己的技術報效國家。當時中國的民族紡織工業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於是張方佐在1925年4月，婉辭了日本方面的挽留，毅然回國。

張方佐回國后，先在日資喜和紗廠（今上海國棉七廠）暫時棲身，任該廠訓練主任。不久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他出於愛國義憤，棄職回鄉。以後，張方佐輾轉於江、浙、滬一帶，在無錫振新紗廠、蕭山通惠公紗廠、南通大生紗廠副廠、上海申新二廠、上海新裕二廠等工廠，歷任工程師、工場主任、廠長等職務，直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他任上海新裕二廠廠長期間，主持新裕技訓班，為期2年半，親自備課授課，並將教材彙編成《棉紡織工場之設計與管理》一書，於1945年1月出版。

1946—1950年，張方佐在中紡公司任職，被聘為中紡公司工務處副處長兼總工程師，負責公司系統的全面技術管理工作。在此期間，張方佐領導所屬部門，組織企業儘快恢復生產，並對原來屬於八大日資系統的接收企業，在管理上進行整頓，統一原棉調配，建立各項技術管理規程與工廠管理體制，統一產品質量標準，並主持編寫了《工務輯要》、《紡織染叢書》等著作，為建立中國現代紡織工業的技術管理體系，奠定了基礎。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張方佐配合中共地下黨組織，在穩定紡織技術界人員、做好護廠保衛工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中紡公司，在此基礎上，於1950年7月成立華東紡織管理局，張方佐被任命為華東紡織管理局副局長，繼續主持全系統的生產技術和管理工作，一直到1956年。1950年接替陳維稷兼任上海交通大學紡織系主任。1951年，中國第一所專業配套的紡織高等學府——華東紡織工學院在上海建立，張方佐又兼任該院第一任院長。

1956年張方佐奉調北京，任紡織科學研究院院長。建院初期，紡織工業部由上海等老基地調集了一批紡織界知名專家和技術骨幹，到研究院主持各研究室工作。根據院黨委提出的“邊建設、邊打基礎、邊開展科研”的指導方針，在張方佐領導下，經過三年時間，就使科研工作走上了正軌。

在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發展化學纖維工業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當時丹東化纖廠、上海安樂人造絲廠已相繼恢復生產，保定、新鄉等新建化纖廠也即將上馬，但國內大專院校從未設置過化纖專業，張方佐積極參與了紡織工業部領導關於興建一所化纖高等院校的決策。1960年，中國第一所培養化纖人才的北京化纖學院在北京建成，張方佐被委派兼任該院第一任院長。

“文化大革命”期間，紡織科學研究院被迫解散，年已古稀的張方佐也受到不應有的待遇，到車間和圖書館參加勞動。1971年，他的夫人不幸去世，不久，發現他又患了癌症，動了手術。1972年，在北京市紡織工業局的關懷下，他被聘為北京紡織局的總工程師，他以飽滿的熱情，投身到中國第一代氣流紡紗新技術的研製和生產建設工作中去，並在北京第三棉紡織廠建起中國第一個氣流紡紗車間。

1978年，紡織工業部決定恢復紡織科學研究院，並恢復張方佐的院長職務。儘管他年事已高，但他竭盡全力，協助院黨委把分散在各地的技術骨幹重新調集起來，著手研究院的重建工作。

張方佐從1925年留日回國，一直從事紡織工業的科技、教育和技術管理工作，經歷了抗戰前民族紡織業興起時培訓技術力量、探索管理經驗的時期，勝利后南京國民政府接管日偽紡織資產、建立統一生產管理體制的時期和新中國建立后紡織教育和科技事業大發展時期。在這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他以一名愛國科技專家的身份，獻身於他所從事的事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所作出的貢獻，得到了國家很大的榮譽和社會的推崇，相繼被選為第一、二、三屆中國人大代表，第五屆中國政協委員，中國紡織工程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市紡織工程學會名譽會長，國家創造發明評選委員會委員等職務。並於1954年被國家授予中國紡織界首批五名一級工程師之一。

1980年1月31日，張方佐因癌症於北京逝世，享年79歲。

中國紡織生產技術與企業管理的開拓者之一

1925年張方佐抱著一腔“實業救國”的熱情，回到上海。但是，他看到十里洋場的上海灘上，作為中國經濟命脈的紡織工業，實際上處於英、日等外國資本的操縱、主宰之下，外籍管理人員態度十分驕橫跋扈。而他在紡織工人訓練班看到招來的紡織工人，又都是人販子以三四十元大洋從蘇北農村買來的貧苦農民，更使他深刻認識到中國紡織工人所遭受的苦難，因此他決心要搞好本國的紡織工業。在1926年，他便轉入無錫的民族資本振新紗廠任工程師，利用他的技術知識，在全廠建立嚴格的規章制度和操作規程，全力提高工廠的技術水平。1927年北伐軍到達江南，工廠一度停工，他便回到浙江，在蕭山通惠公紗廠（今杭州第二棉紡織廠前身）任工場主任，繼續從事技術工作。1928年回上海進入榮氏家族的申新第二紗廠任工程師。由於他技術管理有方，很快使該廠產品質量躍居申新系統的前列。在1932年中國紡織學會年會上，張方佐發表論文，介紹了申新二廠的經驗，受到了各方的重視。

1935年10月，因當時江蘇南通大生一廠副廠（即今南通國棉二廠）經營虧損，提出整頓改造，張方佐受聘擔任廠長。他從擴展規模與降低成本入手，同時加強各個環節的質量管理。在增錠擴台投產不久，工廠即轉虧為盈。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日本侵略軍侵佔上海，次年佔領南通，工廠被軍管，張方佐被迫離開。於1938年10月重新回到上海，進入誠孚公司任工程師，負責把上海啟東大生二廠設備搬遷併入新裕二廠（今上海國棉十四廠），1940年4月，擔任該廠廠長，主持日常生產和技術管理工作，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為止。在將近20年的工廠實踐中，使他在紡織企業的生產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當時重慶國民政府充分看到紡織工業在中國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和工業基地，當時上海佔有中國48%的棉紡錠和75%的毛紡錠。為了加強對中國紡織工業的控制，於當年12月底，成立了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簡稱中紡公司），統一接管淪陷區的全部日偽紡織資產。總公司設在上海，並先後在天津、青島、瀋陽等地設立分公司。因為張方佐長期在江浙、滬杭一帶紡織業任職，由於他事業心強，在學術和技術管理上均有相當造詣，已是紡織界頗有影響的技術專家，因此被聘為中紡公司的工務處副處長兼總工程師，負責全公司的日常技術管理。公司建立初期，工務處的主要任務是儘快把大批處於停工狀態的工廠恢復生產。但由於這些接管的日資工廠原來分屬於內外棉、公大、東洋紡、上海紡、日華紡、同興、大康、豐田等“八大系統”，在經營管理上自成體系，各自為政，給公司統一管理造成很多困難。中紡公司為了加強集中統一的領導，除了在接收過程中已經陸續延攬了一批有聲望和實踐經驗的技術人員，充實到技術管理部門和各廠的領導崗位以外，在恢復生產以後，又在張方佐的主持下，擬訂了一套統一的工廠組織體系，包括由工務工程師室直接管理下的“試訓課+工場制”為基礎的生產技術系統和以總務、財務、物資三課分立的後勤管理系統，這一套體系，後來成為中國紡織企業管理體系的基本模式。同時，還在整個中紡公司系統建立了自上而下以技術指揮系統為核心的運行機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中國裝備492萬枚棉紡錠，屬於中紡公司管轄的有180萬錠，佔中國36．6%；中國織機6．6萬台，屬中紡公司的有3．94萬台，佔61%。中紡公司這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體制，在中國紡織工業中起了示範作用。

1949年春，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上海臨近解放，當時物價飛漲，形勢日趨緊張，即使工程技術界人士，思想也很波動。這時上海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十分了解張方佐為人正直，作風正派，操守廉潔，是一位有影響力的愛國人士和忠於職守的技術人員，於是派人主動和他聯繫，為他送去《新民主主義論》和其他有關時事政策的材料，並動員他協助組織好中紡公司所屬各廠領導和技術人員堅守崗位，配合上海解放。一生以“實業救國”為抱負的張方佐，對國民黨早已失去信心，因此在這個緊急關頭，毅然決心留下來，並多次秘密召集各廠廠長開會，配合護廠糾察隊，做好護廠工作，直到上海解放。以張方佐的地位和聲望，他的去留，對穩定上海紡織界一批技術骨幹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張方佐為了把自己的技術知識貢獻給祖國的紡織事業，一直十分關心企業管理工作。從他留日回國之日起，就深感中國民族紡織工業技術力量薄弱，缺乏管理經驗。因此，他努力探索提高企業管理水平的途徑。1943—1944年，他結合自己十幾年工廠實踐的經驗，在新裕技訓班授課時認真編寫授課教材，後來又整理成約40萬字的《棉紡織工場之設計與管理》一書，並用自己的積蓄，於1945年1月正式出版。全書包含設計、設備、管理三個部分，是中國現代紡織生產管理史上首先集技術與管理為一體的重要論著，成為抗戰勝利后紡織企業恢復生產和統一技術管理帶有指導性的著作，1947年8月又刊印再版。

張方佐在企業生產管理方面的才能，在他主持中紡公司技術管理工作之後，更得到進一步的發揮，並在實際工作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他為了把原來分屬於不同財團、在經營管理上各行其是的日資企業，納入中紡公司統一管理的軌道，首先抓制度建設，建立起一套所屬企業必須統一遵守的技術管理規則和產品質量規範。在統一全公司的產品質量管理方面，擬訂了成品、半成品的統一質量標準，各種紗支的產、質量定額，用棉、用電定額和成本折算比率。與此同時，公司也相應建立起專門的巡迴督導團和技術促進組，前者定期到上海、青島、天津等所屬工廠，檢查設備保養狀況和產品質量、管理制度執行情況等；後者則負責編寫從紡紗到織布各工序的保全運轉技術標準與管理規程，統一和提高各廠技術水平。正是因為建立起這樣一整套的管理規範，所以中紡公司系統在接收日偽工廠以後，沒有造成管理上的混亂，並使工廠生產管理秩序比較井然有條，而且能繼續保持原來暢銷世界的“藍鳳牌”棉紗、“龍頭細布”等名牌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地位。使中紡公司的技術管理在中國紡織界“獨樹一幟”，具有相當的權威。在中紡公司建立起正常的生產秩序以後，張方佐又在邊實踐、邊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於1947年主持編輯了中紡公司第一部約90萬字的管理規範——《工務輯要》，經過有關人員的共同努力，於1949年5月正式出版。通過這一部規範性的管理制度的實施，從公司到企業，建立了以技術管理為核心的生產指揮系統和以工程師室為中心的技術管理系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紡織工業被公認為是中國管理制度最為健全的產業部門，這與張方佐在主持中紡公司技術管理工作時打下的基礎是分不開的。

張方佐學術事業的另一個重心，

是積極創導開展群眾性的科技活動，創辦各種學術刊物，推動中國紡織科技事業的普及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後，他先後在中紡公司、華東紡織管理局、中國紡織學會主辦的中國紡織界最有權威性的《紡織建設》、《紡織通報》、《紡織技術》、《紡織學報》等刊物，擔任編委會主任。1972年長沙馬王堆古墓中的紡織品出土，震動了中外考古學家。紡織界的老專家，深感像這樣一個具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古國，應該有一部全面反映中國紡織科技成就的歷史著作。因此，1977年在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陳維稷的主持下，組織力量著手編著《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張方佐積極參與了編委會前期的工作，可惜當這部著作出版時，這位一生從事紡織科技事業的老人，已經離開了人世。

開拓發展新中國紡織教育事業

張方佐十分重視中國紡織教育事業的發展，並為此付出了大半生精力。他在長期工作實踐中，深切體會到“振興工業，技術為本”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道理。雖然他對過去工廠生產技術管理權都掌握在洋人手裡深為不滿，並以此作為他奮發圖強的一種動力，但是，他並不是一個排外主義者。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當時有大批日本僑民需要及時遣返，但中紡公司在接收了大批日偽工廠后，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一時還離不開日本技術人員。因此張方佐提出建議，認為要培養出一支自己的技術隊伍，還必須藉助於外來力量。在徵得公司當局同意后，留下了以配棉專家長谷川為高級顧問的一百多名日方技術人員繼續工作。根據當時的實際需要，在上海辦起了不同層次的技術訓練班。其中有從配棉、清棉、梳棉、並粗、細紗、準備、織布等七個高級研究班。學員都是在基層有若干年工廠經驗的大專畢業生，調到研究班集中培訓。教師由中國技術人員與日本專家共同擔任，培養目標是能全面掌握生產的高級技術人才。另一種就是培養中級人才的技術進修班，學員主要是從工廠抽調上來的具有高中畢業文化程度的人員，進行為期一年的在職培訓，很多教師也是由日本技術人員擔任。還向社會招收高、初中畢業生到中紡技訓班和藝徒訓練班進行紡織基礎知識和操作技能培訓，畢業後分配到工廠，加強企業基層的技術管理工作。

張方佐在主持中紡公司技術工作期間，在抓職業教育的同時，也致力於紡織專業的高等教育。抗戰勝利后，前身為誠孚紡織高級技術人員養成所的誠孚紡織工業專科學校，在1946年於上海安福路247號復校。1947年經學校董事會決定，聘請張方佐接替鄧邦逖任該校校長。當時張方佐雖然在中紡公司任職，但是他還是拿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主持學校工作，他所聘請的教師均為各界專家。誠孚培養出來的學生，後來很多成為中國紡織技術界的中堅力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原任上海交通大學紡織系主任的陳維稷奉調北京，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當時任華東紡織管理局副局長的張方佐，接替陳維稷兼任該職。鑒於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即將到來，需要大批高級紡織專門人才，而當時紡織專業，分散在各個學校，規模小、設備條件差（當時華東地區大專院校在校學紡織專業的學生僅600人左右），遠遠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在張方佐的積極參與下，由華東紡管局出面，出資在上海原光華大學舊址，建立一所專業配套的紡織高等學府——華東紡織工學院。將分散在華東地區大專院校的紡織專業集中起來，在邊組建、邊授課的過程中，分期分批將上海交通大學紡織系、誠孚紡織專科學校、上海市立工業專科學校紡織科、文綺染織專科學校、中國紡織工學院、上海紡織工業專科學校、中南紡織專科學校、蘇南工業專科學校紡織科、南通學院紡織科等院校十餘個系科的師資、設備、圖書和600多名學生合併起來，集中辦學。1951年該院正式成立，最初設置紡織、染化、機械三個專業，學制四年，規模按3000人設計，張方佐被委派兼任該院院長。在張方佐的主持下，聘任了上海地區許多知名學者任職任教，分別擔任學院領導或主持基礎課與主體專業教學。此外，還聘請華東紡管局的一批技術專家當客座教師，為提高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學水平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發展化學纖維工業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但國內大專院校，尚無化纖專業的設置，為了培養化纖技術人才，紡織工業部領導決定在北京興建一所化纖學院，在醞釀決策過程中，擔任紡織研究院院長的張方佐，也參與了研究。1958年委派張方佐兼任院長，負責籌建工作。到1960年該院已初具規模，並正式招生。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該院師生被全部下放。1980年恢復重建，現已改為包括有化纖專業的北京服裝學院。

一貫堅持三個基本方針

一是因陋就簡，勤儉辦學。如在中紡公司時開辦的各種研究班、進修班、技訓班和華東紡管局創辦的技訓班等，都是分設在所屬工廠中進行培訓，學員食宿在工廠。這樣，既可節省辦學開支，又為解決學員操作實踐帶來了有利條件，是非常適合於在職培訓的一種方式。

立繅車

二是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特彆強調學生的實際操作本領。如先後在原上海國棉十五廠和第二十印染廠舊址創辦的華東紡管局工人、幹部技訓班，就是把華東地區大專院校的畢業生和由工廠抽調來的一批中青年技工進行混合編組，既講授理論，又重視實際操作。經過十個月左右的集訓，使工人學員能大大增長理論知識，大專畢業生也能學到一手實際操作的本領。該訓練班從1950—1955年先後培訓五批學員，畢業后陸續輸送到新疆、北京、鄭州、石家莊等新興紡織工業基地，後來有很多人成為紡織科研和生產戰線上的骨幹力量。

三是堅持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無論對在校學生或是工廠基層技術人員，張方佐經常邀請一些外國專家和中國技術人員舉辦系列學術講座，使學生加深對最新科技發展趨勢的了解，擴大學員的視野，充實新的科技知識。

紡織科研事業的重要奠基人

張方佐從青年時代起，親身經歷了中國深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欺凌的歷史，深知掌握先進科學技術，是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保證。所以從留日歸來后，便致力於實用技術的開發和理論提高相結合的工作。抗戰期間，為適應後方建立紡紗工廠的需要，便會同有關人員，研究開發出一種取名“新農式”的簡易超大牽伸小型紡紗機，獲得重慶國民政府的國家發明獎。抗日戰爭勝利后，他在中紡公司時，為了建立中國紡織產品質量的信譽，把以長谷川為首的留華日本技術人員與中國技術人員組織起來，一起研究配棉技術，統籌中紡公司所屬各廠的配棉等級和調度工作，制定標準配棉方案，使全公司的紗、布質量長期保持穩定，並為中國培養出第一代配棉專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張方佐在上海華東紡織管理局主持技術工作時，便著手籌建正規的紡織研究機構，選定上海安樂人造絲廠舊址，於1954年創立了中國第一所紡織研究機構——華東紡織研究所，主要從事纖維材料性能和棉紡紡紗大牽伸的研究，並為各廠的成品、半成品進行質量檢測服務。

1955年9月，張方佐隨同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錢之光率領的中國紡織工業考察團訪問蘇聯。回國后，受命組建部直屬的綜合性紡織科學研究院。1956年3月，張方佐被委任為第一任院長。從此，他便以全副精力，投身到新中國紡織科研事業的建設上來。

紡織科學研究院組建之初，從上海等地調集了30多名紡織界知名專家和華東紡管局技訓班的主要骨幹，到研究院分別主持棉、毛、麻、絲、紡、織、染整、測試等研究室工作，使研究院一開始就具有良好的技術基礎，在“邊建設、邊打基礎、邊開展科研工作”的“三邊”方針下，經過三年多努力，到1958年全院科研工作就走上正常軌道。為了提高研究人員的素質，在張方佐的主持下，一方面創造條件，組織在職人員進一步進修深造，並結合職稱評定等工作，構成一個攀高峰的競爭機制；另一方面，爭取紡織工業部領導的支持，凡從國外學成歸來的大學生和研究生，都優先分配到研究院工作，到1958年，全院已有1000餘人的規模，當時設立的棉、毛、麻、絲、染化和紡織試驗等六個研究室，均已具備獨立開展工作的能力和條件。與此同時，在紡織科學研究院的統一規劃下，根據地區特點，又進行了專業分工。為了充分發揮上海老基地的作用，在華東紡織研究所的基礎上，籌建了紡織科學研究院上海分院（即今上海紡織科學研究院）。1959年，還將紡織科學研究院的部分針織實驗設備轉移到天津，成立天津針織研究所；在紡織科學研究院中，增設了化纖研究室。經過這一系列的擴充和組織調整，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國紡織科學研究機構比較完整的體系。

張方佐後半生，除了投身於紡織科學研究院的建設外，

他對中國紡織工業技術進步的一大重要貢獻是，參與組織領導了中國65型棉紡成套設備的研製工作。1958年紡織工業部為了提高設備效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組織生產、科研、製造部門實行“三結合”，組成聯合攻關小組，集中當時群眾技術革新和科研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原有54型棉紡設備的基礎上，進行革新改造，發展新型設備。當時，在紡織工業部王達成副部長領導下，組織機械、工藝、生產和科研等各方面的力量，把試驗基地設在上海，形成“大會戰”的格局。張方佐作為科研部門的主要負責人，積極參與了這一套新設備研製的組織領導和協調工作。他把研究院的技術骨幹都安排在試驗現場，和工人一起勞動。儘管當時他已年逾花甲，但長期隻身坐鎮在上海，深入第一線，對有重大爭論的技術問題，首先深入現場向第一線工人和幹部了解情況，虛心聽取各方面意見，並及時作出抉擇。經過五年多時間的共同努力，終於使65型棉紡成套設備研製成功，使這套設備的生產效率比原來的54型提高約50%，梳棉機萬錠配台減少了一半以上，廠房建築面積也節約10%以上，各項技術指標都已接近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在中國新建廠中推廣了約1000萬錠，成為六七十年代中國採用和出口援外的主流型成套設備。經過這一次技術攻關，不僅使中國棉紡技術水平登上一個新的台階，而且在紡織系統培養出一支能打硬仗的技術骨幹隊伍。其中很多技術負責人成為中國棉紡各工序的學科帶頭人。與此同時，以棉紡成套設備研製成功為起點，也帶動了新一代毛、麻、絲等成套設備的選型、定型工作，使中國紡織技術全面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1972年，張方佐被聘為北京市紡織工業局總工程師，當時他在上海動過手術不久，不顧病體需要長期療養，便又投身到中國第一代新型氣流紡紗技術的研製和開發工作中來。這時氣流紡紗新技術的研製，由北京紡織研究所、北京國棉三廠和山西經緯紡織機械製造廠三家合作，共同攻關。張方佐以局總工程師的身份參與研究。他經常深入車間，與科技人員和工人一道商討；在研製過程中遇到問題，他總是做好各方面的協調工作，並且幾次帶著虛弱的身體，熬夜乘車到山西經緯紡機廠了解製造進度。

經過三四年的努力，裝有2000頭的中國第一個新型氣流紡紗車間在北京國棉三廠建成。以後經過不斷完善，現在中國已能成套生產和供應這種新型的技術裝備，為推動中國紡紗新技術的發展，增添了光彩。

1978年，紡織工業部決定在原址恢復紡織科學研究院，同時恢復了張方佐的院長職務。儘管他年事已高，但他仍然竭盡全力，進行研究院的恢復工作。他感到研究院在中斷期間，人才流失是最大的損失，因此他竭力爭取紡織工業部領導的支持，把原有的技術骨幹，儘可能重新調回，為研究院增添了力量，為改革開放后研究院科研工作上新台階奠定了基礎。

張方佐自1925年由日本學成歸國，1980年去世，在半個多世界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獻給中國紡織事業。他為創立中國現代紡織工業技術管理體系，開創紡織科研事業，為提高中國紡織工業技術水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並取得了重大成就。

1901年3月29日出生於浙江省鄞縣（今寧波市）。1919—1924年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今東京工業大學）紡織科畢業。

1924—1925年日本長崎紡織株式會社實習。

東京工業大學

1925—1926年任上海喜和紗廠工務員。

1926—1927年任無錫振新紗廠工程師。

1927—1928年任蕭山通惠公紗廠工場主任。

1928—1934年任上海申新第二紗廠工程師。

1935—1938年任南通大生副廠廠長。

1938—1940年任上海誠孚公司工程師。

1940—1945年任上海新裕第二紗廠廠長。

1945—1946年任中紡公司上海第一紡織廠廠務主任。

1946—1950年任中紡公司工務處副處長兼總工程師，兼任誠孚紡織專科學校校長。

1950—1956年任華東紡織管理局副局長，兼任上海交通大學紡織系系主任（1950—1951年）、華東紡織工學院院長（1951—1953年）。

1956—1970年任紡織工業部紡織科學研究院（現改名為中國紡織科學研究院）院長，兼任北京化纖學院院長（1959—1963年）。

1972—1978年任北京市紡織工業局顧問、總工程師。

1978—1980年任紡織工業部紡織科學研究院院長。

1980年1月31日逝世於北京。

1張方佐．改善紗廠之我見．紡織年刊，1931：1—2．

張方佐曾任中國紡織工程學會副理事長

2張方佐．大牽伸與普通細紗機之比較．紡織年刊，1931：59—64．

3張方佐．大牽伸簡易改造論．紡織年刊，1932：5—10．

4張方佐．棉紡織工場之設計與管理．上海：作者書社，1945．

5張方佐．論造就專才之重要．紡建，1948，1（9）：1—2．

6張方佐．本年工務處的中心工作．紡建，1948，2（6—7）：1—2．

7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工務處．工務輯要．上海：中國紡織建設公司，1949．

8張方佐．突擊增產棉紗經過．中國紡織，1951，2（1）：38—39．

9張方佐．科學研究工作必須與技術革命運動相結合．紡織通報，1959（1）：3—5．

10張方佐．紡織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的回顧．紡織通報，1959（10）：6—8．

11張方佐．談談中國紡織工業現代化問題．在北京紡織工程學會年會上的講話．19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