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爾特文化
凱爾特文化
凱爾特人（Celt，拉丁文稱Celtae或Galli，希臘文Keltoi）凱爾特人為公元前2000年活動在中歐的一些有著共同的文化和語言特質的有親緣關係的民族的統稱。主要分佈在當時的高盧、北義大利（山南高盧）、西班牙、不列顛與愛爾蘭，與日耳曼人並稱為蠻族。現代意義上的凱爾特人，或稱其後裔，仍堅持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譬如，愛爾蘭的蓋爾語），並以自己的凱爾特人血統而自豪。現在，這個古老的族群集中居住在被他們的祖先稱為“不列顛尼亞”的群島，他們就是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以及法國的布列塔尼半島。
在漢語出版物中，由於音譯的關係，凱爾特人經常被譯為蓋爾特人、克爾特人、塞爾特人、居爾特人等。
凱爾特人種
以筆者之見，凱爾特人確為上古歐洲一個由共同語言和文化傳統凝合起來的鬆散族群，應屬古代型的民族集團。這種族群顯然不完全等同於現代民族，現代民族是在古代民族集團經過長期的演化，不斷分解、融會、重組的基礎上形成的。當今歐洲自然已不存在一個完整的凱爾特單一民族，有的只是作為古凱爾特人遺裔的、依然操印歐語系凱爾特語族諸種方言的若干個新型民族，譬如愛爾蘭人、蓋爾人、威爾士人、布列塔尼人等。在這層意義上可以說，凱爾特人在當今則僅意味著一個語言集團。
“凱爾特人”一詞除了前示英文形式外，在現代西方語言中尚有以下表達形式：法文作Celte，德文作Kelte，意文作Celti，西、葡文作 Celta。其詞幹相似，同源於希臘文的κελται或κελτοι（拉丁形式為keltoi）和拉丁文Celtae。有人猜測，“凱爾特人” （Celt）的得名可能與一種類似斧、錛的史前砍鑿工具celt或selt有關（註：弗蘭克？德萊尼：《凱爾特人》Frank Delaney， Celts，倫敦1989年版，第17頁。），因而他們十分擅長手工技藝和金屬製作，使用那種古老的工具或已成為他們有別於其他族群的象徵和標誌。
凱爾特文化
古代作家對凱爾特人的性情氣質曾有不少生動的文字描述。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提到凱爾特人沉溺於飲酒，到了“不加摻對地飲用”的地步。斯特拉博形容他們“整個種族都狂熱地喜好戰爭，勇武自信，敏於作戰。當他們受到煽動時，會相當直率而不加深思熟慮地召集人馬去戰鬥，以致於很容易受到那些圖謀哄騙他們的人的操縱”。波里比阿曾這樣描述戰鬥中的凱爾特戰士，他們“懷著滿腔怒火，徒然而狂亂地沖向敵人，直至犧牲他們的生命。”凱爾特人在戰況不利於己時所表現的戰鬥激情，同樣給保薩尼阿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在對手投射過來的密集標槍箭矢之下，不是設法保護自己，而是“像狂暴而衝動的野獸一般撲向敵人，完全沒有一絲理性；斧劍之下，他們被紛紛砍倒，但只要身體內還有一口氣，這股盲目的狂熱勁就未失去。甚至在被箭矛刺穿身體時，他們也還靠著支撐其生命的頑強精神而堅持下去。其中一些人甚至從他們的傷口拔出擊中他們的長矛，擲向敵人或用它來刺敵人。”。斯特拉博還述及好戰的凱爾特人仍保有某些類似獵頭民族的蠻悍風習， “戰鬥之後，他們把殺死的敵人的頭顱掛在馬脖子上，像戰利品一樣帶回來釘在家門口……他們把顯赫人物的首級保存在香柏油里，並且驕傲地向外人炫耀，即使有人付重金，也不肯出售。”關於凱爾特人的脾性，斯特拉博指出，“除去坦率和天性狂熱之外，還極其輕浮，大言不慚”，“勝利時傲氣凌人，而失敗時又垂頭喪氣”。愷撒在《高盧戰記》中對此也有不少類似的評述，抱怨高盧人“性情浮躁，輕於尋釁惹禍”，“氣質也很脆弱，完全經受不起挫折”，脾氣“反覆無常”，行事“輕率”，但又禁不住稱讚他們“原是一個極機靈的民族，最善於模仿和製作別人傳去的任何事物”。
應該說，這些出自古代作家的記述，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從不同的側面勾勒出了凱爾特人這個古代族群鮮明的個性特徵，栩栩如生，躍然於紙上。它同希臘羅馬人當時所接觸、所了解的、大致尚處於原始社會晚期軍事民主制（註：凱爾特人諸部落的社會發展水平可能是因地而異的。羅馬征服前，以高盧地區相對最高，而不列顛、愛爾蘭一帶則仍較落後，甚至“還殘存母權制的因素”。參閱蒙蓋特《西歐考古學？青銅鐵器時代》，莫斯科1974年版，第277頁。轉引自詹天祥《凱爾特人社會結構剖析》，《杭州大學學報》 1990年第1期。）這一歷史階段人們的社會風習和倫理價值觀念，也是多少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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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東部塞納河、羅亞爾河上游、德國西南部萊茵河、多瑙河上游地區是凱爾特人的發源地。約公元前十世紀初，他們首次在這些地區出現。隨後的幾世紀中，凱爾特人以武裝的部落聯盟為單位，向周圍地區擴散、遷徙，進行軍事移民。他們是歐洲最早學會製造和使用鐵器和金制裝飾品的民族，他們憑藉鐵制武器戰勝了尚處於青銅時代的部落，公元前七世紀已在法國東部、中部各地定居。從公元前5世紀起，他們開始向全歐洲滲透和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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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在與進犯不列顛島的同時，一部分凱爾特人越過萊茵河進入法國東北部，在塞納河以北，阿登山區以西和以南的地區定居。公元前500年以後，法國已成為凱特人主要的居住地區。古羅馬人把居住在今天法國、比利時、瑞士、荷蘭、德國南部和義大利北部的凱爾特人統稱為高盧人，把高盧人居住的地區稱為高盧，面積約60餘萬平方公里。之後他們曾經一度廣泛分佈在歐洲大陸上，先後征服了今天的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地區。
公元前387年和279年，凱爾特人分別入侵和洗劫了羅馬和希臘，一些部落甚至曾深入到今天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地區。鼎盛時期的凱爾特人佔據著從葡萄牙到黑海之間的大片土地，幾乎可與後來的羅馬帝國媲美。然而，他們最終沒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
隨著羅馬文明的興起，凱爾特文化開始走下坡路。面對通過嚴格的紀律和先進的戰術組織起來的羅馬軍隊，身材高大、作戰勇敢的凱爾特人漸漸處於下風。在公元前385年，凱爾特人洗劫了羅馬城，這段慘痛歷史一直被羅馬人銘記，公元前59～49年尤利烏斯？愷撒大敗高盧的凱爾特人才得以一雪前恥。凱爾特文化的中心高盧在此後成為羅馬帝國的行省，據稱愷撒對高盧的征服，致使100萬凱爾特人被斬殺，100萬淪為奴隸。
公元前55年的夏天，愷撒來到不列顛。那時，他的目的未必是想征服不列顛，而是想警告凱爾特人不要支持那些居住在高占的、正受羅馬人奴役的凱爾特同族人。愷撒的這次‘不列顛之行’並沒有給羅馬帝國帶來什麼好處，相反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的威信。第二年，即公元前54年的夏天，愷撒第二次親臨不列顛。這次，他在不列顛島東南部站穩了腳跟，並與當地的凱爾特人發生了一些衝突。愷撒雖然取勝，但並沒有能使凱爾特人屈服。不久，他又回到了高盧；在以後的大約一百年間，羅馬帝國並沒有對不列顛構成很大的威脅。
英國歷史上的真正的“羅馬人的征服”（Roman Conquest）是在公元43年開始的。當時羅馬皇帝克勞迪烏斯（Claudius）率領四萬大軍，用了三年時間終於征服了不列顛島的中部和中南部。隨後，整個的英格蘭被羅馬牢牢控制了。隨著羅馬軍隊的四處征戰，凱爾特文化在歐洲大陸逐漸消失，一點點併入羅馬文化之中，只有在羅馬人永遠沒能到達的愛爾蘭，和羅馬人永遠沒能真正佔領的蘇格蘭，他們延續著自己的王國。羅馬人佔領不列顛長達四百年，直到公元407年，因羅馬帝國內外交困，才不得不放棄在不列顛的軍事存在。英格蘭島上的古老居民凱爾特人，又重新建立自己的秩序。
大約在公元449年，居住在西北歐的三個日耳曼部族侵犯不列顛。他們是盎格魯人（Angles）、撒克遜人（Saxons）和朱特人（Jutes）他們乘船橫渡北海，借羅馬帝國自顧不暇之機，一舉侵入不列顛諸島。他們遭到凱爾特人的頑強抵抗，征服過程拖延了一個半世紀之久。這過程中的一位部落將軍的英勇事迹，再結合了凱爾特傳說中的三個英雄人物，在歐洲傳講，終於在後世成就了那位著名的亞瑟王的傳說。到了公元六世紀末，不列顛諸島上原先的居民凱爾特人幾乎滅絕，倖存者或逃入山林，或淪為奴隸。這就是英國歷史上發生的“日耳曼人征服”，亦稱“條頓人征服”。
古凱爾特人沒有首都，他們是以部族的形式長期存在的，他們在歐洲的擴張可以理解為“舉族遷徙”。進入中世紀之後，一些凱爾特人部落逐漸融合在一起，組成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其中，愛爾蘭的凱爾特人（即愛爾蘭人）從維京人手中奪取了都柏林，並把它作為自己的首都，而愛丁堡則被蘇格蘭的凱爾特人（即蘇格蘭人）選為自己的首都。
中世紀早期，愛爾蘭島的凱爾特人仍然保持著小股群居的習俗，直到公元800年前後，島上的倫斯特，芒斯特，康諾特和阿爾斯特這四個省才聯合在一起。公元795年，維京人的入侵愛爾蘭島，並從公元九世紀中葉開始在島上建立永久定居點，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定居點就是都柏林。公元1000年前後，布萊恩。博羅成為所有愛爾蘭人的第一個國王，並率領愛爾蘭軍隊於公元1014年在克朗塔夫擊敗都柏林的丹麥人。
當初住在蘇格蘭的大多是皮克特人。公元6世紀，來自愛爾蘭的一個名叫“蘇格蘭”（Scotti）的凱爾特人部落侵入現在蘇格蘭地區的南部（如今的阿蓋爾地區），在那兒永久定居下來，並用自己部落的名字來為這塊新奪取的土地命名。他們向南擴張，並吸收了土著的皮克特人（在此之前，皮克特人一直是南方羅馬人的心腹大患）。蘇格蘭王國基本成型於公元十一世紀，不過，位於南方的英格蘭王國很快就表現出對這塊土地的濃厚興趣。蘇格蘭人則以和法國人訂立“古老聯盟”作為對英格蘭野心的回應。這個“古老聯盟”也成了蘇格蘭人此後數個世紀外交的基礎。公元1296年，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有“長腿”和“蘇格蘭人鐵鎚”等別號）吞併了蘇格蘭。威廉。華萊士（請參考《勇敢的心》）領導蘇格蘭人奮起反抗，於公元1297年進行的斯特靈戰役獲勝後幾乎為蘇格蘭贏得了獨立。第二年在法爾科克戰敗之後，威廉·華萊士率領部下和英格蘭人展開了游擊戰，直到公元1305年被同伴出賣並被愛德華一世處死。隨後，羅伯特·布魯斯在暗殺了自己的主要對手后，宣布自己為蘇格蘭國王。他在公元1314年的班諾克本戰役中大獲全勝，把英格蘭軍隊從蘇格蘭國土上全部驅逐出去。公元1328年，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被迫承認了蘇格蘭的獨立地位。
威爾士人也應該算是古代凱爾特人的後代，但是，當時的威爾士地區一直處於諸侯割據的分裂狀態，從來沒有一個諸侯擁有足夠的實力來統一這一地區。公元13世紀，英格蘭國王甚至採取了和威爾士眾多二流諸侯國結盟的方法來阻止該地區成為一個強大的統一體。威爾士雖然常常處於英格蘭人的勢力範圍之內，但一直是凱爾特人的堡壘。然而在1282年盧埃林王子陣亡之後，愛德華一世發動了一場戰役並取得勝利，把威爾士置於英格蘭的統治之下。威爾士人的民族情緒繼續高漲，15世紀初由歐文·格林德領導的起義便說明了這一點。1536年和1542年的聯合法令把英格蘭與威爾士在行政、政治和法律上統為一體（英國王儲被稱為“威爾士親王”的原因）。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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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業是僅次於農耕的基礎經濟。飼養的動物有馬、羊、牛、豬等。養馬和養羊尤為普遍。有的部落聯盟僅飼養單一的某種牲畜，將森林和林間開闊地作為養豬的場所。有的地區流行將半馴化的豬在橡樹林中放牧的飼養方法。
從公元前5世紀起，高盧大部分地區的居民過著以農耕或農牧混合經濟為主的定居生活。他們用木材和粘土建屋，室內無傢俱，僅在地面鋪上乾草或麥稈，覆以獸皮。住房邊的院子內大多挖有儲藏穀物的地窖。
手工業
根據考古資料，哈爾施塔特文化的晚期，凱爾特人的手工業已有萌芽，它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從簡單的家庭生產中分離出來。金屬開採、冶鍊和加工是手工業中最重要的部門。在哈爾施塔特文化期，凱爾特人主要是利用沼鐵礦和露天鐵礦。進入拉登文化期后，開始尋找含鐵豐富又易於挖掘的鐵礦進行開採，並在礦藏附近進行冶鍊，他們通常以木炭為燃料，在立式爐內冶鍊鐵礦石，煉出的鐵塊呈長方形，兩端較尖，這種條形鐵錠每塊重約6—7公斤。有的地區人們進行貿易時，以這種鐵錠作為一般等價交換物使用。高盧各地都發現拉登文化時代的礦址和冶鍊加工製造鐵器的手工工場遺址。當時生產的鐵器中，數量最多的是各種類型的武器，如短劍、匕首等；其次為各種生產工具，如犁、鐮、銼、鉗、鑿、鋸、斧、鑽頭、剪刀、剃刀等。
凱爾特手工工匠加工青銅、金、銀等金屬的技術也達到很高水平。生產的帶有裝飾圖案和雕刻花紋的手鐲、別針、腰牌等馳名中歐和西歐。他們懂得鑲嵌、鍍金和鍍銀的方法。凱爾特人冶鍊金屬、加工、製造鐵器和其它金屬器的技術，在當時歐洲處於先進的水平。
除了金屬冶鍊和加工，凱爾特人的手工業還有皮革、陶器、玻璃、搪瓷、車輛製造等不同種類。公元前2世紀，高盧地區的陶器製造趨於完善，制陶作坊中不僅使用陶輪，還擁有結構較良好的陶窯。高盧人生產的陶器以高超的手工技巧和雅緻的風格而著稱。皮革除滿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外，廣泛用於製造戰士的皮上衣、佩劍的腰帶、馬鞍、馬具、盾牌蒙皮和頭盔等。
手工業的發展還反映在生產技術水平上。哈爾施塔特時代的四輪戰車葬演變到拉登時代的二輪戰車葬，不僅是葬俗的變化，而且反映了手工業製作技術的進步。二輪戰車的車輪帶有鐵輪緣。在歐洲，凱爾特人最先懂得利用鐵熱脹冷縮的原理。發明了把燒紅的鐵箍套在帶輻條的木輪上，使箍冷卻時緊緊固住木輪的技術。二輪戰車是木匠、鐵匠、制車匠熟練配合製造的產物，質量在歐洲堪稱上乘。
手工業的發展還表現為某些產品不再是零星、斷續的生產，而是成批地生產。由於鐵器普遍使用后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從而對鐵制工具、武器以及其它鐵製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同時，那些氏族貴族攫取越來越多的財富後為了享受的需要，不僅從地中海地區義大利、希臘等地輸入青銅器皿、飾物等，也要求該地區生產更多的奢侈品。項圈是凱爾特人喜愛的飾物。在拉登早期大多為氏族貴族和貴婦人佩戴，到中期便廣泛流行。已有專事項圈生產的工場，產品遠銷至中歐各地。
商業
從哈爾施塔特文化晚期起，凱爾特人開始從事以交換為目的的手工業生產。凱爾特各部族之間，凱爾特人與地中海沿岸及歐洲其它地區的貿易往來也隨之發展起來。公元前7世紀末，在法國南部地中海沿岸，出現一些希臘移民地。馬西利亞（今馬賽）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一個。最初，希臘商人和手工業者通過居住在法國南部的利古爾人與內地的凱爾特人建立了交換關係，進而與中歐的凱爾特人從事貿易往來。從地中海沿岸運往內地的主要有珊瑚、象牙、玻璃、酒、青銅器皿等物品，從高盧向外輸出的商品是金、銀、錫等金屬原料及牲畜、皮革製品等。凱爾特人早期與外部的商品交換主要是為了滿足氏族貴族奢華生活的需要。
從拉登文化中期起，高盧不同地區間的交換變得活躍，交換的物品日益增多。凱爾特人與其他地區間的商品交換和貿易已具有經常的性質。他們在高盧建立了一個道路網，不少水路與陸路的交叉口有易馬換貨的設施。索恩河上的沙龍、馬孔，盧瓦爾河上的奧爾良、里昂，塞納河上的巴黎、梅龍等都是水陸貿易的商品轉口點。沙龍是當時南北高盧商業線路上的重要關卡。凱爾特語中的馬古斯（magus）為市場的意思。名字以馬古斯結尾的地點大多坐落於渡口或橋邊，是當時的貿易集散地。長距離的物品交換也隨著商路和貿易集散地的建立而出現。
由於商品生產的發展和貿易活動的加強，從公元前2世紀起，凱爾特人開始鑄造錢幣，最初在高盧西部地區出現仿造馬其頓腓力二世金幣式樣的錢幣。後來，北部、南部和中部各部落集團都相繼鑄造錢幣。錢幣的式樣和圖案或模仿古希臘，或鑄造各種人物和幾何圖形。如布列塔尼流行的錢幣，正面為戴月桂冠的頭像，反面是拿著矛和盾的戰士形象。
貨幣是手工業和農業分離，商品生產和商業活動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但凱爾特人的貨幣活動尚處於原始階段。這是因為，首先，大多數貨幣沒有度量單位，重量也不相同。幾乎在所有凱爾特人的寨堡中都發現用來稱錢幣的磅稱，他們按重量使用錢幣。由於不存在貨幣單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貨幣職能的發揮。其次，當時高盧地區還未出現國家，沒有形成政治上的統一體，錢幣的鑄造和流通具有分散、局部的性質。許多部落集團擁有自己的鑄幣工場，每一種貨幣的使用範圍大約在直徑80—160公里的區域內。再次，各種物品在部落集團間的交換中仍作為等價交換物在廣泛使用。
可分為以下幾個前後相連的時期：鐘形杯文化和戰斧文化 Bell-Beaker and Battle-Axe Culture，約公元前3000年中期—約公元前2000年初
似乎多少同凱爾特人的祖先有關，以在其遺址墓葬中覓得與眾不同的鐘形陶杯和用於作戰的穿孔石斧一類隨葬品而得名。其他的出土物尚有石制護腕片、日用工具，以及短劍匕首、箭鏃一類青銅武器，還發現有冶鍊青銅的鑄范。墓葬中的馬骨，表明該文化的創造者已很重視馴養和役使馬匹。可能還會使用車輪了。其墓葬為典型的土墩或土冢形式。通常認為，鐘形杯文化發源於盛產銅的伊比利亞半島，後向東傳播，對整個西歐引進金屬冶鍊和製作技藝曾頗有作用。而戰斧文化則來自中歐的匈牙利一帶，向西擴展。兩者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後的某個時候於中東歐相遇，並融合為一種新的文化。有人認為，這就是因其在捷克布拉格附近的最初發現地而被命名的烏涅蒂采文化。
Unetician Culture，約公元前17 世紀一約公元前14世紀
遍佈於由斯洛伐克西部邊界，經摩拉維亞和捷克中部、西北部，至德國中部的廣大地區。捷克克魯什納山區蘊藏著中歐最豐富的錫礦，加之當地或附近地區露天開採的銅，便為發展青銅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礎。烏涅蒂采文化所處的中心位置，也有利於這種文化同周邊所有方向的交往：朝南可以穿越阿爾卑斯山，去往亞得里亞海和北義大利；向北可經易北河、奧得河，通向波羅的海沿岸；朝東南方，循多瑙河可與黑海沿岸相連結；往西，中歐平原幾乎連綿不絕地伸向西歐，直至英吉利海峽和不列顛諸島。倚助於這些貿易通道，烏涅蒂采文化人以輸出青銅器具，換回了愛爾蘭的金，康沃爾的錫，波羅的海沿岸的琥珀、毛皮。
Urnfield Culture，約公元前13世紀—約公元前8 世紀
稱作一股“哺育凱爾特社會降生的最新文化潮流”。它萌發於中歐東部和義大利北部，隨後漸次傳播至西歐、北歐甚至東歐的烏克蘭一帶。這種擴展很可能與廣泛的遷移活動有關。該文化得名於作為其文化表徵的獨特葬俗，即將死者遺體焚化后的骨灰盛入陶瓮，埋於集體群葬的墓地。有跡象表明，這種文化的創造者似乎是一個充滿生氣、富於創新熱情的族群。他們已在使用青銅鐮刀收割農作物，用青銅工具修建設防的村落、寨堡，並存留下來諸如德國符騰堡州的布豪一類典型遺址。他們的青銅製作工藝也已具相當水準，能鍛制鎧甲、盾牌和各種刀矛、馬具。瓮棺文化雖則也同希臘、義大利的早期文化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但其覆蓋的廣大區域，尤其是西部地區，無疑同凱爾特人的祖輩相關聯。有的語言學家肯定，瓮棺文化的居民是講凱爾特語的。另據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學者庫恩推測，大約與此同時流佈於今德國境內的勞齊茨文化（Lausitz Culture），隨之擴伸而來的大批人群，似乎也屬於操凱爾特語的人。雖然這些說法都還有待於進一步證實，但該文化極可能同凱爾特人存在淵源關係。“瓮棺文化人以他們的自負，其在享受飲食方面的樂趣，以及在武器和首飾製作技藝方面的早熟性，預示著他們凱爾特後裔們的諸多特性。他們居住的歐洲也成為不久之後凱爾特人出沒的地方”
Hallstatt Culture，約公元前1100年-約公元前450年
以今奧地利薩爾茨堡附近的哈爾施塔特村遺址而得名。主要分佈於南斯拉夫、奧地利、波蘭西部、法國等地。該文化晚於骨灰瓮文化，早於拉登文化。本身可分4期，A、B兩期年代為公元前1000～前 750年，實際包括了骨灰瓮文化的內容，因此，晚近研究中的哈爾施塔特文化僅指其C、D期而言，年代大體為前750～前450年。這一文化被確認為凱爾特鐵器文化的第一階段。其年代跨度頗大，分佈範圍也遍及今德、奧、南、波、法等國。這一時期，流行帶有鈴狀把柄的鐵劍和帶有向上彎曲弧形把柄的鐵劍，以及各種斧、刀、箭鏃、矛頭等鐵器，此外，還生產青銅器皿、精美陶器和以玻璃、琥珀、象牙製成的小飾物。墓葬既有火葬高冢墓，又有直肢土葬。酋長、首領和氏族上層人物，死後常伴以四輪戰車葬，屍體放於木槨墓室內的戰車上。隨葬品有武器、馬具、飾物等。早期曾包含瓮棺文化、青銅時代晚期的內容，后漸流行鐵器，出現了鐵質重型長劍、翼狀斧等。從遺址可見，冶鐵 業已具相當規模，熔爐、鑄范、礦渣均多有發現。陶器製作技藝頗精，多為幾何紋飾和素麵 兩類。墓葬流行火葬高冢；晚期出現戰車葬，即將死者置於四輪戰車上，並以武器、飾物、馬具陪葬，據信主要是部落首領或其他上層人物。這一時期墓葬中還發現許多希臘工藝品，顯示凱爾特人與希臘文明世界間已有貿易交往。此外，哈爾施塔特文化遺址中也包括不少 設防寨堡，以木棚或土坯築牆，並設有望樓、大門。由此可推知，當時部落間的戰事可能已 較頻繁。寨堡遺址以今德國符騰堡州霍伊納堡最著。
公元前5世紀中葉，西歐進入凱爾特人鐵器文化的第二階段，即拉登文化期。
La Táne Culture，約公元前5世紀中葉-公元前1世紀末
得名於今瑞士納沙泰爾湖東端的拉登遺址。分佈於奧地利、法、英等國。拉登文化以獨具一格的裝飾藝術著稱，它從哈爾施塔特文化樸素無華的幾何圖案發展而來，又受到東歐草原斯基泰文化的怪異動物形象和希臘古典藝術寫實風格的影響，成為以曲線螺旋和圓圈圖案為主，伴以希臘式花草和斯基泰動物紋樣的裝飾風格。這種裝飾藝術主要表現於盔甲、盾牌、銅鏡等金屬器物上。墓葬從哈爾施塔特時期的四輪戰車葬轉變為兩輪戰車葬。該文化直接承襲了哈爾 施塔特文化，同時也分別受到了來自希臘人、伊特拉斯坎人和羅馬人的影響，與各地土著之間發生了文化交融，由此而形成自己典型的文化風格。拉登時期的寨堡比之哈爾施塔特時 期更具規模，四周都是高牆深壕，大約已成為部落的行政、宗教中心，后至羅馬時期，不少發 展為城市。像倫敦、日內瓦、維也納皆起源於這類凱爾特語稱呼的或凱爾特人建立的設防據點。拉登時期凱爾特人使用鐵器更為普遍，農 業手工業中大量採用鐵制犁、鐮、錘、鉗、鋸、錛、斧等工具，在建築上也已使用鐵釘。製作飾物的工藝水平愈臻完善，公元前3世紀起又廣泛採用珠寶鑲嵌，使產品造型更見精美，熠熠生輝。凱爾特人在古代歐洲諸民族中素以擅造戰車而馳名，此時的戰車形制已由先前 的四輪改作兩輪，更為快捷輕便。他們在製造工藝上創造性地利用了金屬熱脹冷縮的原理，以燒紅的鐵箍來緊固輪輞，使車輪既耐用又美觀。拉登文化時期，凱爾特人的鐵器冶鍊和製造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出現具有特色的鐵犁鏵、鐵鐮刀和帶有精緻鏤花劍鞘的短劍。洛林、中央高原和勃艮第是主要的產鐵區。拉登文化的寨堡建築規模很大，大多位於河流轉彎處和難以登臨的高地之上，四面有高牆和壕溝，成為部落的行政、宗教中心。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因戈爾施塔特城附近的曼興城堡佔地達380公頃，圍牆總長7公里，城堡內有方形大屋，也有長達41米的長屋，發現有各種工具、武器和冶鐵、紡織用具及鐵錠等，表明堡內有興盛的手工業。這些城堡在羅馬統治時期逐步發展為城市，不少歐洲名城如倫敦、維也納、日內瓦等均起源於此。哈爾施塔特文化時期的四輪戰車葬此時變為兩輪戰車葬，表明新式戰車已成為戰爭中的主力。兩輪車的形制可能受到了伊特魯里亞文化的影響，但凱爾特人也有獨創，特別是他們利用熱脹冷縮的原理，以燒紅的鐵箍緊固車輪，使戰車的質量在古代民族中臻於上乘。拉登文化時期，採礦和冶鐵業均達到較高水平，鐵器使用更為普遍，出現鐵鐮及銼、鉗、斧、錛、鋸等工具。建築中廣泛使用鐵釘。農業方面，使用兩牛牽引的重犁耕地。在英國，這種重犁耕作的遺跡已由考古航空攝影得到證實。拉登文化的裝飾藝術獨具一格，它從哈爾施塔特文化樸素無華的幾何圖案發展而來，又受到斯基泰文化奔放怪奇的動物形象和希臘古典藝術寫實風格的影響，形成一種以曲線螺旋和圓圈圖案為主，雜以希臘式花草和斯基泰動物紋樣的裝飾風格，即所謂“拉登風格”。主要施於盔甲、盾牌、銅鏡等器物上。拉登文化時期的凱爾特人已形成部落聯盟，並對周圍的文化產生影響。由於同希臘、小亞細亞等地的接觸，在該文化中也可見到細口瓶、雅典作風的杯等希臘式的遺物。
凱爾特人的文化產物，我們最熟悉的莫過於蘇格蘭短裙和風笛。有一種說法，蘇格蘭風笛最初源於愛爾蘭島，首次出現在蘇格蘭的時間大約是公元十三世紀左右。此說實為謬誤，風笛並非愛爾蘭原產，而是源於義大利北部，隨著羅馬的征服被傳到不列顛。現在義大利北部，民間仍保留著這種樂器，外型與蘇格蘭風笛大同小異，只不過已不多見了。真正的凱爾特傳統樂器，是源於愛爾蘭的豎琴，后流傳於蘇格蘭。同時，豎琴是愛爾蘭國徽的重要標誌。
愛爾蘭豎琴，或稱凱爾特豎琴（在凱爾特語中稱為“clarsach”）。約90厘米高，55厘米寬。傳統的愛爾蘭豎琴師用手指甲來彈奏的。傳說假如一個演奏者的演奏使聽者感到苦惱，他的指甲就會斷裂。當凱爾特民族將此種樂器帶入非洲時，它的形狀是由木頭挖空成為響板，有三至五條的弦，外面是用烘乾的獸皮包著，上面留有小洞，讓聲音能發出來。
還有目前流行的時尚運動--高爾夫，也是由中世紀的蘇格蘭人發明的遊戲。
凱爾特人的古代宗教以德魯伊德教而著稱於史。其名得自於在凱爾特社會裡享有特殊地位的祭司階層“德魯伊德”（Druid）。“德魯伊德”一名源於 dru，意即“槲樹”。高大的槲樹是凱爾特人天神的神像，被尊為聖樹。凱爾特人的宗教祭祀儀式十分隱秘，往往選擇在夜闌人靜、滿月高懸之際。儀式的舉行地點多在一片被稱作“聖所”的小樹林中或林間空地。德魯伊德（祭司）身著素服，以金鐮割取槲寄生枝條，並在聖樹下舉行兩頭白牛的犧牲祭祀。在密布著荒僻、幽暗、寂靜森林的古代歐洲，諸民族中視槲寄生枝為神聖之物或崇拜聖樹之風，雖不在少數，但極富神秘色彩的德魯伊德執祭習俗，則是非常獨特的。
按照愷撒的記載，德魯伊德和騎士（貴族）同為高盧人中高踞於普通平民之上的兩個特權階層。德魯伊德主持公私祭典，解釋教義，裁決部落內部的各種糾紛。他們享有免除兵役賦稅的特權。他們執掌文化知識，負責向青年進行傳授，這種文化的傳承，不仰仗於文字寫本，而是依靠長期的默念背誦，口耳相傳。所以，德魯伊德在凱爾特社會中，既是宗教祭司，又是法官和學者。愷撒還記述道，德魯伊德受一位掌握最高權力的首腦領導，首腦死後由地位僅次於他的德魯伊德繼任。若有幾位地位相仿者，則由眾德魯伊德推舉決定首腦人選。眾德魯伊德每年一度集會議事，屆時各地人員俱至，齊集在高盧腹地卡爾努特的聖地。愷撒提到，這套制度起源於不列顛，后始傳至高盧。
德魯伊德教義的核心是靈魂轉世說，主張人死後靈魂不滅，由一軀體轉投另一軀體。所以，凡有人病危，或將於戰爭中面臨生命危險時，即由德魯伊德主持為其獻人祭。“他們認為，要贖取一個人的生命，只有獻上另一個人的生命，不朽的神靈才能俯允所請”。有時，人祭的目的可能也與為使土地獲取更大的增產力相聯繫。其做法一般是將活人置於人形柳條籠內燔燒。被獻祭者多為罪犯，也有用無辜者或戰俘的。有關凱爾特人宗教中採用人祭的記述，除愷撒以外，古典作家波塞多尼奧斯、斯特拉博和狄奧多羅斯的著述中也有這方面的材料。人祭儀式的遺風直至上個世紀，仍以民間節慶活動的形式殘留在部分西歐國家社會生活中。
德魯伊德教崇拜的神，大都為地域和部落守護神，而且通常以其部落之名相稱。例如，高盧阿洛布羅基人的神稱阿洛布羅克斯，阿維爾尼人的神稱阿維爾諾克斯，桑東人的神稱桑提烏斯，馬爾薩克人的神稱馬爾薩克母神，內爾維人的神稱內爾維恩，不列顛布里甘特人的神稱布里甘齊婭，今德國西部莫貢蒂亞克人的神稱莫貢斯，等等。其後，由於部落間接觸和交往益趨頻繁，部分神的崇拜範圍便隨之超越了本部落，而出現了廣泛化的傾向，成為高盧乃至不列顛諸凱爾特部落所共同敬奉的對象。這些共神包括貝萊諾斯、卡穆洛斯、奧格米奧斯、埃蘇斯等等。有人甚至將其中的林木之神埃蘇斯視作凱爾特人信奉的古老的獨一神。
很顯然，極富權威性的德魯伊德階層的影響力，已非局促一隅，而是形成為一種“跨部落集團”；德魯伊德教儘管還帶有相當濃厚的原始崇拜的色彩，卻已獲得較為充分的發展，演進為超部落的幾乎所有凱爾特人的宗教，並在其社會生活中發揮著突出的作用。德魯伊德教對於凱爾特人文化傳統、風尚習俗、性格心理的成型，對於凝聚凱爾特人諸部成員，並將其與其他族群區別開來，無疑有著極深的影響。
凱爾特人的神話一如其宗教，也頗具特色，源遠流長，至少緣起於他們早先生活在阿爾卑斯山以北中歐內陸地區之時。此後歷經種種演化，迄羅馬征服前，凱爾特神話的發展在歐洲大陸已趨相對穩定，但在不列顛諸島則稍顯遲滯。其神話與宗教融會交織，同樣以觀念形式曲折地映現了凱爾特人的性格、旨趣和社會生活諸特徵。譬如，凱爾特人長於狩獵，便有形似野豬、鹿、熊之神；注重農耕畜牧，即出現了田野守護之神，還有埃波娜這樣的騎馬女神，達摩娜這樣的牛羊庇護女神。凱爾特人喜食豬肉，嗜好宴飲，在後來的威爾士神話體系中就有這樣的情節：彼岸世界的豪奢宴殿中，設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神鍋和豐盛的豬肉佳肴。再如，凱爾特人性情獷悍、好勇鬥狠，這不僅導致了一系列戰神形象的萌生，諸如貝拉圖卡德羅斯、卡圖裡克斯、科齊迪烏斯等（註：謝？亞?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歷史上的宗教》，第255頁。），而且其神話傳奇也往往營造出一些愛好自吹自擂、充斥豪俠之氣的魯莽硬漢的藝術形象
在凱爾特男神中，以太陽神盧古斯為最重要。希臘的文學家將盧古斯與太陽神阿波羅相等同，認為二者均精通工藝、護佑音樂。而另一個重要的是長著長鹿角的萬獸之神賽爾農諾斯。
在所有女神當中，以牝馬女神最有勢力，它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稱謂：高盧——埃波娜、愛爾蘭——瑪查、不列顛——里安農。它與烏鴉女神摩利甘一樣，密切控制國王與部落的命運。前者代表生育；後者代表死亡與再生。凱爾特宗教中的女神經常以三種形態或者三位一組的形式出現：如，高盧的馬特洛涅三聖母；愛爾蘭的布里吉特掌管詩歌、治病與金屬工藝；“偉大女王”摩利甘有三種形態，分別代表死亡—預言、戰爭—惶恐、以及命隕沙場。還有一位神是由盧卡所記錄的，它有三面，接受人祭，有三種形態——雷電、戰爭、神秘牡牛（象徵豐饒）
主要節日：
11月1日——亡人節
5月1日——被勒努斯神節（主要祭祀戰爭、放牧、打獵、求愛）
次要節日：
2月1日——布里吉特女神的初春節
8月1日——盧古斯結婚節（同樣也是豐收節）
國外學術界對此所作定義，尚有歧異。有人明確稱之為一民族集團（a group of peoples) ；也有人認為，它談不上是一個種族（race）或部落集團（a group of tribes），而是一個語言集團（a language group）或一種語言。
凱爾特人為上古歐洲一個由共同語言和文化傳統凝合起來的鬆散族群，應屬古代型的民族集團。這種族群顯然不完全等同於現代民族，現代民族是在古代民族集團經過長期的演化，不斷分解、融會、重組的基礎上形成的。當今歐洲自然已不存在一個完整的凱爾特單一民族，有的只是作為古凱爾特人遺裔的、依然操印歐語系凱爾特語族諸種方言的若干個新型民族，譬如愛爾蘭人、蓋爾人、威爾士人、布列塔尼人等。在這層意義上可以說，凱爾特人在當今則僅意味著一個語言集團。
“凱爾特人”一詞除了前示英文形式外，在現代西方語言中尚有以下表達形式：法文作Celte，德文作Kelte，意文作Celti，西、葡文作Celta。其詞幹相似，同源於希臘文的kε′λται或Kελτoι`（拉丁形式為keltoi)和拉丁文Celtae。有人猜測，“凱爾特人”（Celt）的得名可能與一種類似斧、錛的史前砍鑿工具celt或selt有關，因為他們十分擅長手工技藝和金屬製作，使用那種古老的工具或已成為他們有別於其他族群的象徵和標誌。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凱爾特人的活動範圍曾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再漸次縮減的變動過程。大約公元前3世紀中葉，其地域擴張達於極點，他們廣佈於西起愛爾蘭、不列顛，東抵喀爾巴阡山脈、波希米亞，西南至伊比利亞半島，東南遠達小亞細亞（安納托利亞）中部的遼闊區域內10。而後伴隨著羅馬帝國的強盛和擴張，以及日耳曼部落大規模遷移所形成的北向和西向壓力，凱爾特人在歐洲一度稱雄的地位逐漸喪失，影響益衰。
凱爾特人在遠古時代的活動範圍，很大程度上是藉助於對考古材料的研究而被大致推斷出來的。據認為，曾經流行於西歐、中歐青銅時代早期或銅石並用時代的鐘形杯文化和戰斧文化（Bell-Beaker and Battle-Axe Culture，約公元前3000年中期—約公元前2000年初），似乎多少同凱爾特人的祖先有關。鐘形杯文化和戰斧文化，以在其遺址墓葬中覓得與眾不同的鐘形陶杯和用於作戰的穿孔石斧一類隨葬品而得名。其他的出土物尚有石制護腕片、日用工具，以及短劍匕首、箭鏃一類青銅武器，還發現有冶鍊青銅的鑄范。墓葬中的馬骨，表明該文化的創造者已很重視馴養和役使馬匹。可能還會使用車輪了。其墓葬為典型的土墩或土冢形式。通常認為，鐘形杯文化發源於盛產銅的伊比利亞半島，後向東傳播，對整個西歐引進金屬冶鍊和製作技藝曾頗有作用。而戰斧文化則來自中歐的匈牙利一帶，向西擴展。兩者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後的某個時候於中東歐相遇，並融合為一種新的文化。有人認為，這就是因其在捷克布拉格附近的最初發現地而被命名的烏涅蒂采文化。
由於凱爾特人在歐洲處在一個適當的地理位置，亦即“各種影響交融匯合的必經之地”，他們同周鄰的其他民族集團，如日耳曼人、伊利里亞人、利古里亞人、伊比利亞人、義大利人、希臘人等，也就有可能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聯繫和交往，通過這種持續的交往，凱爾特人不斷豐富和充實著自己，建樹起獨具特色的文化。
如同其在文化上所曾經歷的廣為吸納、多方採擷，凱爾特人本身的種族背景也十分複雜，帶有混合的性質。
但如前所述，凱爾特人在古代歐洲的分佈地域極廣，又同周邊一些族群交往頻仍，甚至可能存有某些親緣關係，如果僅憑古典作家的片斷記述而對凱爾特人的種族背景作此過於簡單化的該寨堡遺址約建於公元前600年，佔地約4.5公頃，所築土坯圍牆，以50萬塊粘土磚築成，設有9座望樓、2座大門，為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所罕見。堡內有方形木構房屋，設冶鑄鐵和青銅的作坊，但無宮室、廳房建築，采火葬高冢墓。從考古發掘物看，其主人與地中海沿岸先進文化曾有聯繫，受其影響。實際上，凱爾特人的確切成份究竟是什麼，至今仍是一個尚未完全解開的謎，庫恩稱之為“整個歐洲史上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之一”。除古典作家所接觸過的、令其印象深刻的典型諾迪克類型外，由考古材料所見，凱爾特人中也還存在著具有別種體貌特徵的類型。
從發掘的早期人類頭蓋骨的分類來看，與凱爾特人活動區域相關的其實便不止一種類型。在早期凱爾特人發展中心地帶的今德國西南部一帶，找到的凱爾特人頭蓋骨材料不多，在被有關學者提及的9個頭蓋骨中，1個是長頭型，4個是中頭型，4個是短頭型。儘管這些例證數量過少，遠不足以披露在其故土的凱爾特人的種族概貌，但也已充分顯示圓頭成份在這個族群發展中起著一種多麼引人矚目的作用。庫恩認為，“這些短頭型是從鐘形杯文化和金屬時代初期形成於萊茵河上游的波雷比（Borreby）文化的較古老的結合類型中派生出來，而持續到哈爾施塔特文化時期”，並推測這些顱骨類型“可能已與設想的諾迪克類型入侵者發生混合”。
拉登文化時期在中歐的典型例證，包括這個文化區域向東延伸部分的波希米亞，以及瑞士、奧地利和巴爾幹半島北部一帶的材料。從波希米亞出土的27具男性頭蓋骨看，其中多系長頭型，也有少量短頭型。瑞士拉登遺址及附近墓葬中發現的11具男性頭蓋骨，情況幾乎跟波希米亞的出土物相同，其顱骨穹頂甚至比後者的顯得更為低平。瑞士系列中一些高水準的短頭型，頭顱指數竟高達90。奧地利和巴爾幹北部迪納里克阿爾卑斯山區為數不多的材料似亦顯示為比較勻稱的中頭型，以及某些短頭型。由此推知，中歐的凱爾特人可能也已屬於一種混合型人群，是從青銅時代起就存留在南德山區的不同短頭型成份和從平原地帶向北、向東擴展的諾迪克型入侵者的成份融合的結果。
相比之下，今法國和不列顛群島的凱爾特人遺跡則要豐富得多。一般而言，在法國發現的有代表性的高盧人，多為中頭型、中臉型、上緣窄鼻、中等身材的類型。但實際上，各處的種族特徵的連續性則有很大差異。在洛林和博納發現的是普通類型，而上薩瓦和旺代墓葬中找到的卻明顯表現出早期短頭型人群的特徵，至於布列塔尼半島尖端的外圍，則殘留有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地中海類型，一直持續到日後羅馬征服時期。因而只是在北方，凱爾特人的影響才在那些後來構成法蘭西民族的早期人群中留存下深深的印記。不列顛的頭蓋骨標本，許多來自英格蘭和蘇格蘭南部。這些不列顛人的顱骨長度比波希米亞和瑞士的標本略長3毫米，而顱容則與法國的差不多相等，臉部特徵同所有其他地方都一樣。一般可以肯定，不列顛的頭蓋骨亦為中頭型，但似乎缺乏中東歐那種短頭型的代表。
總體上說來，凱爾特人的種族特徵並不是完全單一的，種族背景應屬一混合型集團，這表明其族源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凱爾特人的先祖既包含了某些中歐諾迪克類型的長頭型人，他們是由幾種地中海亞型在不同時期相繼混合而成的，同時也包含著來自今德國西南部一帶的短頭型人，這是由青銅時代早期進入當地的迪納里克類型與較早的中石器時代起源的圓頭型人混合起來的。很可能就是在一些不同族系的成員彼此相融的基礎上，形成了凱爾特人這樣一種古代民族集團。
凱爾特人與日耳曼人毗鄰而居，存在著頗為密切的邊鄰關係，由古代文獻和出土文物中均可見知。其中，部分凱爾特人與日耳曼人的關係尤其不同凡響，從語言形式，到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服裝和武器類型，有時幾乎難分軒輊，令人困惑，甚至連愷撒、斯特拉博等人也常常會將兩者混同為一。特別對於高盧北部比利其人（Belgae）的身份，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該集團內的阿杜亞都契人（Aduatuci）、厄勃隆尼斯人（Eburones）、康德魯西人（Condrusi）、帕埃曼尼人（Paemani）、特雷維里人（Treviri）及內爾維人（Nervii）等部，均自稱起源於日耳曼人，或被有些學者視為日耳曼人或半日耳曼人。然而實際上更可能是，比利其人諸部在形成的歷史過程中曾融入過一定數量的日耳曼人或其後裔的成份，比利其人也許在族源方面部分地同日耳曼人存有某種聯繫，或接受過一些日耳曼人的影響，不過基本屬性仍不失為高盧人。由於這種關係，比利其人的體貌特徵即便和南方的高盧人或別地的其他凱爾特系族團存在某種差別，也是不難理解的。
其實，民族集團的形成，無論古代型還是現代型，其族源可能都是較為複雜的，所謂純粹性恐怕只是相對而言，難免受到“隔絕程度、種族混血、雜交群團的構成，以及參與雜交的群團成份的數量關係”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約。即使在現代民族中，同一族體成員在體貌特徵上也還因此而存有地區性的差別，譬如：中國漢族北方人和華南人在身材、膚色上的差別，英國東部人與西部人、義大利、法國的北方人與南方人之間、波蘭東部人與西部人之間的差異，等等。民族形成和發展中的“同流異源”現象是屢見不鮮的。所以，作為一個分佈地域廣袤的古代民族集團，凱爾特人各分支間存在體質形態上的某些差異，也是不足為奇的。甚至迄今仍可見到遺痕，同為古凱爾特人後裔的愛爾蘭人、蘇格蘭人和威爾士人相比，身高、白膚、金髮者頗多，而後者則身矮、體壯、膚略黝黑。
當然，反過來也不能因凱爾特人之中存有此類差異性而否認其在歷史上仍為一個基於相當多共性的古代族群。那麼，什麼是維繫凱爾特人為一體的共性特徵呢?
這其中包括共同的語言，共同的農牧業經濟生活，共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宗教神話、風俗習慣、藝術旨趣、性格氣質，以及在同其他族群的交往和後來反抗羅馬的大起義中生髮出的自我認同心理。
如前所述，凱爾特人曾被歸結為一個語言集團。語言因素在集聚這個族群中的確有著難以忽視的作用。在遠古印歐語言中，“凱爾特諸語言同操義大利語的集團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隨著原始印歐母語的分化，凱爾特語的音變逐漸完成。據推測，它“同印歐語系其他語言分離的時期，必然與講義大利語居民的祖先遷赴義大利的時間一樣古遠，因而也肯定可以追溯到青銅時代”。凱爾特語本身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大陸凱爾特語和海島凱爾特語兩大支系。大陸凱爾特語即高盧人和加拉提亞人的語言，今已不存；海島凱爾特語則指尚存於今不列顛諸島及法國布列塔尼半島的語言。海島凱爾特語依照語音差異又分衍為P、Q兩個系統。P-凱爾特語通稱布立吞語（Brythonic Language），一般傾向於將它同那些拉登文化時代侵入不列顛的居民相聯繫，亦即古不列顛語。隨著日後不列顛大部分地區被盎格魯撒克遜化，加之部分居民渡海內遷高盧沿岸，這種語言的使用範圍大大縮小，僅存於該島西南部及法國布列塔尼一帶，形成今威爾士語、康沃爾語（Cornish，亦作科尼什語）和布列塔尼語。Q-凱爾特語，又稱戈伊德爾語（Goidelic Language），即古愛爾蘭人的語言。後來陸續演化成為今愛爾蘭語、曼克斯語、蘇格蘭蓋爾語。儘管凱爾特語在爾後的歷史進程中出現了如許歧異，但當時依然凸現出作為一個大體完整的語言集團的基本性質。
在一定意義上，“凱爾特語言實際上是有關凱爾特人共同來源的一條重要線索”。從16世紀起，歐洲學者便開始就此問題展開研究。蘇格蘭學者喬治·布坎南通過研讀古典文獻，首次將活躍在古代歐洲大陸的凱爾特人跟愛爾蘭人、古不列顛人，包括蘇格蘭人聯繫起來。一個世紀以後，威爾士語言學家愛德華·魯伊德在編纂一本比較語言學著作時，發現愛爾蘭語、威爾士語、康沃爾語和布列塔尼語之間有著共同的詞根，他借用布坎南的術語，統稱之為“凱爾特語”。此後，這一名稱不但用於語言方面，而且也包含了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們的文化方面。
一般認為，凱爾特人的發祥地大體上位於中歐腹地，阿爾卑斯山脈以北，多瑙河、萊茵河上游今德國南部巴伐利亞一帶。這恐怕就是凱爾特文化最初的“油漬”點，日後不斷向外擴展的根基和起始點。由於人口的增長及其活動地域的延展，還可能因為同其他族群的相互關係中發生的某些變化，凱爾特人開始陸續朝著各個方向進行擴張。大約在公元前8世紀時，其佔據範圍至少已括及默茲河、威悉河與多瑙河之間，阿爾卑斯山與北海之間的一大片區域了。爾後，凱爾特人又持續向西推進，約於公元前6世紀，在高盧北部萊茵河與馬恩河之間的地區定居下來，並以此為據點，繼續向外擴展。不久，他們的勢力即遍布高盧全境。向西南的一路，翻越比利牛斯山脈，進入伊比利亞半島的西部和中部。另一路則由高盧北部朝西北方向，橫渡英吉利海峽，在不列顛和愛爾蘭登陸。與此同時，從公元前5世紀起，凱爾特人又輾轉南下，穿過阿爾卑斯山諸隘口，進佔並征服了北義大利波河流域，繼而向亞平寧半島的中部和南部頻頻發起侵襲。自公元前3世紀初，凱爾特人向東南方推進，沿多瑙河谷而下，進抵巴爾幹腹地。一支侵入希臘，大肆劫掠，旋遭迎頭抗擊。另一支則越過達達尼爾海峽，轉入小亞細亞，以“加拉提亞人”之名在此立國定居。他們雖然遠離凱爾特文化的源頭，成為凱爾特人“擴張的強弩之末”，但仍頑強維繫其文化存在達數百年之久。此外，從較早時候起，凱爾特文化便已活躍在波希米亞，其影響且延及東阿爾卑斯山至多瑙河中下游一帶，甚至還伸展到今波蘭和東歐其他地方。凱爾特人在其所到之處，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自己的歷史痕迹。
凱爾特人的擴張，實質上是一種伴隨著武力侵掠的舊式舉族遷徙，男女老幼，結隊伴行，車馬喧囂，不絕於途。每逢遇有溫潤豐腴之地，或征掠獲勝，便定居下來；如若不適，即再遷移。這同當時其他蠻族的活動方式，幾乎如出一轍。
凱爾特人在古代歐洲的分佈範圍，其實遠比我們通常想像的要廣泛得多。誠然，以其人口之密集、活動影響之顯著而論，西歐無疑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如高盧、北義大利（山南高盧）、西班牙、不列顛與愛爾蘭，但事實上，凱爾特人在中東歐、乃至小亞細亞—帶，也還留下過自己的歷史足跡。這些地區包括：從東阿爾卑斯山到多瑙河中下游，巴爾幹半島腹地直至小亞細亞半島，中歐廣袤的日耳曼尼亞及其以東毗鄰的波希米亞山地和波蘭平原。值得—提的是，今德國南部所在的中歐一帶，還是凱爾特民族文化的發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