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

對於香港來說，自1997年回歸祖國以來，每年7月1日都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日子。1840年鴉片戰爭兩年後，香港被英國佔去，這個脫胎於珠三角的島嶼，從此走上了一條與大陸母體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新中國成立后，由於存在姓“資”與姓“社”的意識形態差異，香港與內地的分道揚鑣顯得更加堅決和迅速。

此後近三十年時間裡，政治鐵幕卻並未將香港與祖國大陸的臍帶完全斬斷，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為主的民間形式始終活躍，最終匯聚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為例，在公開的文件里，“深圳歷史上共出現了四次大規模偷渡”，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統計，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記載的“逃港”事件就有56.5萬多人次。

內地民眾此起彼伏大規模的逃港風潮，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 ——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設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陳。如今，眾多香港人紛紛在深圳等地投資、買房，而在改革開放前，在香港與寶安縣（1979年改名為深圳市）山水相連百餘里的海岸線上，歷史卻怎樣錯步向前，以致數萬人鋌而走險、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曾走過一條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鍋飯”模式下的一切歸公，如個人財物方面，全部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存入銀行，極大傷害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時代，很多走投無路的民眾，懷著不解、不甘的心情，開始孤注一擲逃亡香港，特別是在廣東沿線一帶。

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

新中國成立期間，由於戰亂等因素，規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現。《香港年報》記載，上世紀50年代初，戰亂使超過75萬名來自內地的居民湧入香港。1952年，32歲的張愛玲，隻身在烈日下走過了寶安縣羅湖橋，來到香港。在她身後，上海公寓里的流言與傳奇，被鋪天蓋地的標語和口號湮沒，她的身影則在他鄉漸行漸遠。

至今，廣州許多年長者依然記得，當年珠江作為泳場的盛況: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強身健體，口號喊得分外響亮，其背後的真正意圖大家都心照不宣：為了隨時可能發生的遠行——偷渡邊防線，逃亡到香港。

在廣東寶安縣，公安機關的主要任務一度是監視“三偷”：偷聽敵台、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有的農民借口去割草，划著一隻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產隊幹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條小船。

寶安外事辦公室《關於經寶安縣偷渡香港問題的調查報告》（寶外字10號，1959年1月28日）顯示，1956—1958年，經寶安縣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寶安縣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縣的有13657人，寶安縣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壯年，以致不少邊防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民謠便說：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避孕套當“救生圈”，撒老虎的糞便防警犬

當時在廣東偷渡， 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 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其方式可謂五花八門。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到達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偷渡者一般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還有人將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一直游過去。廣州人把從水路偷渡逃港稱作“督卒”，借用下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民眾也常常自發去珠江中練習游泳，以便日後“逃港”派上用場。不少孩童從小便被家人灌輸“好好練身體，日後去香港”之類的思想。

要順利游到香港，除了最佳下水地點外，還需要更多技巧。準備充分的人在偷渡時，會帶上一個小型的充氣救生圈之類的可供漂浮的物體，但並不是一下水就用，因為那樣會影響速度，也容易被發現。相反，他們會將這些充氣物腔內的空氣放掉，摺疊好帶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時，拿出來吹上氣漂浮水上稍作休息。有些人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薑湯，雖然辛辣，但能驅寒，不至於在途中被凍死。

從陸上偷渡， 便是通常的中線，即在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帶，翻越鐵絲網，到達香港，廣東人戲稱為撲網”。這種網很難翻過去，後來鐵絲網裝了先進的感應裝置， 一觸網就會被發現，探照燈、哨崗和警犬的組合是致命的危險。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臨行前往往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以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為防止被邊防軍看到，將西瓜挖空，瓜皮套在頭上，只把眼睛露出來。

陸上越“網”， 海上破浪， 畢竟是年輕人所為，中老年人、兒童婦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 相對而言較安全， 但帶有集團性質， 出了事問題較嚴重， 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筆不小的費用， 但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傾家蕩產。乘船偷渡會偏向於東線，即大鵬灣水路，在惠陽和深圳之間，距離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經常發生偷渡時溺亡的情況。

1962年“五月大逃亡”

1962年，大批吃不上飯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體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銀瀉地”冠之。當時傳出謠言說“英國女皇誕辰，大放（邊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戰快打了”，不少民眾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給家裡寄錢了，旁人見了充滿憧憬，不顧一切冒險前行。

解密的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彙報》等文件顯示，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寶安縣由東至西百餘里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來勢洶洶，簡直有點招架不住” ，寶安縣委第一書記李富林後來曾回憶道。

除了人數眾多外，有些逃港者還有組織、有指揮，每人均持有一條4尺多長的木棒，揚言說：“在衝到邊界時，不論誰要阻撓我們，我們不得退步，要用棍與他們搏鬥繼續衝過去，甚至開槍也不要後退掉隊，誰掉隊就要用棍打誰。”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並肩的示威之態，強迫民警開閘。

此次逃港風波驚動了中央，周恩來責成廣東省委，迅速制止群眾大批外流。廣東省委負責同志親自來到寶安現場指揮，組織遣送逃港群眾返鄉。

5月22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對從香港遣返回來的群眾、滯留在邊境的外流群眾堅決遣送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從5月22日至7月8日，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員回鄉。廣東很多地方規定，只有憑單位證明，才能購買到寶安的車船票。

這次逃港，惠陽、東莞外流成風，廣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個縣（市）及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的群眾也聞風而來。寶安境內通向邊境的鐵路、公路客運突然緊張，5月中旬達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據統計，從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時間裡，超過十萬人次湧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與內地的大飢荒不無關係。珠三角一帶，民眾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紛紛致信香港親友求助。香港親友便把食物裝入鋅鐵盒子密封起來，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嚴嚴實實，寫上姓名地址，通過郵局寄回內地。內地出於政治考慮，一度下令禁止郵包入境，於是所有的郵包全數折回香港。人們沒有飯吃，自然就尋思著往外跑，另外，其時恰逢香港經濟起飛之際，為了解決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勞動力短缺問題，港英當局開始實施新身份證申請政策（俗稱“抵壘政策”）。新政策規定，凡成功抵達市區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發給香港身份證，這實際上相當於變相地承認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對於非法入境者來說無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長逃港風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間，“逃港”之風更是有增無減。

拿青春賭明天，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大批在深圳寶安插隊的知青開始選擇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擲的心態，拿青春與命運做一把豪賭。廣州一帶，“早上一醒來，就發現身邊幾個知青已經不見了”。

雖然當時知青們天天接受 “思想教育”，對香港的概念也是“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但他們私底下常常偷偷收聽香港電台。加上時不時有香港人回鄉探親，帶回“新奇”的物品和見聞，什麼威化餅、塑料雨衣等，這一切，讓許多返城無門的知青們，從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線新的亮光。

1967年1月，著名音樂家、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因飽受凌辱，鋌而走險，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捨棄北京的優越生活，攜家帶口乘坐一艘布滿標語和口號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後秘密轉道赴美國。1月19日全港報紙頭版報道了這一消息。不久，一場以廣州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拉開了序幕。

知青偷渡的地點一般選在蛇口，這裡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個下水點在海邊公路125公里路標處。最適合的時間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間。根據海潮漲退規律，當地人總結出諺語：初三十八水頂流。在這段時間下水為順水，不用太費力就能游到對面。

當時，邊防軍巡查得很嚴格，但總有人能矇混過去。海邊是大片的紅樹林，偷渡者往往會躲在林中，趁士兵換崗的短暫時間迅速下水。當時中英以水為界，不論潮漲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無權再管。

泳圈、氣枕等在當時屬於違禁品，根本不可能帶到寶安海岸沿線，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籃球塞到網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也有人拿乒乓球拍當槳，用被子當帆，下水后努力往對岸划，並且下水前一般都會準備好一些炒米餅當乾糧，隨身攜帶，以防發生不測，好歹有東西充饑。

創辦了《中外影畫》的香港影評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當年，他響應毛澤東主席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的號召，從廣州來到與香港毗鄰的寶安縣插隊落戶。幾年下來，列孚覺得自己“看不到未來”。在確切地明白回廣州已經沒有指望的時候，他選擇了對岸的“資本主義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當時列孚還叫王凱南，他和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一頭撲進深圳河，手腳並用地去了香港。

同樣，後來成為香港“金牌編劇”的梁立人、“樂壇教父”羅文、“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也先後偷渡逃往香港。劉夢熊回憶自己偷渡經歷：走了六天六夜到海邊，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還沒有上岸。巡邏艇追上來了，他一邊划水一邊念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鼓勵自己游過海。

這些被發配到窮鄉僻野的知青，由於物質與精神生活都極度貧困，他們不堪忍受重體力勞動與離鄉背井的苦楚，便不顧一切地撲向香港，成功者畢竟是少數。有偷渡客說，香港很好，卻沒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裡沒有根。相對於時下流行的“北漂”、“南漂”來說，偷渡香港的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1976年“文革”結束，內地民眾從極端的政治高壓中解脫出來。沿海一帶，老百姓們通過境外的親朋好友接觸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階級鬥爭的枷鎖開始鬆懈，一種前所未有的躁動在民間浮現出來，“逃港”高潮卻再次突如其來。

較之以前，“文革”剛剛結束的“逃港”風波，人員更廣泛、勢頭更迅猛，甚至引發了局部的社會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員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即困難群眾、知識青年和“階級異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層幹部，甚至一些十多歲的中學生都加入了這支隊伍。

在廣州，各個收容所中便經常能看到成群結隊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

廣州番禺縣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乘船外逃之時，竟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餞行。惠陽縣的澳頭公社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黨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餘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復出后的鄧小平將視察的第一站定在廣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與他同行。當廣東省主要領導向鄧小平彙報情況時，“逃港”作為一個重大的惡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來。正當廣東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著指示之時，鄧小平卻出奇的沉默。他連吸了幾根煙，緩緩地轉過身來，平靜地對大家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對越演越烈的“逃港”，當時的邊防幾乎已無能為力，如果再加強力量，從全省甚至全國調集軍警過來，勢必造成不良影響。除了給國際社會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規模的武裝攔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憤，形成突發的群體性事件。

鄧小平強調要恢復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發展經濟，“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當時，寶安一個農民勞動日的收入為0.70到1.20元，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60－70港幣，兩者差距懸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區，普遍流傳著“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人家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內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說法。這也誘使許多人“前赴後繼”般逃亡香港。僅1978年，便發生“逃港”事件9.7萬多人次，逃出1.8萬多人。耐人尋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並沒有一個什麼羅芳村，居住在這裡的人竟然全都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過去的。

中國最高決策者從“逃港”這一歷史怪圈中再次認識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須把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場新的“逃港”潮再次席捲而來。

“解放軍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春節前後，廣東高要、四會等縣，因謠傳“邊境開放”，有幾千群眾拖男帶女，湧向廣州火車站，要去香港。順德、南海等縣，也謠傳“邊境開放三天，花30元港幣可買票去香港”，造成連續幾天都有幾百群眾在廣州火車站吵鬧糾纏。

在廣東一些偷渡外逃嚴重的地方，各種謠言更是滿天飛，什麼“邊防口子開放”，“廣東要放100萬人去港”，“中越邊境打仗，部隊調走了，再不跑，以後就沒有機會了”等等。

那時，來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著一鍋飯來的，當時深圳所有食品雜貨店的餅乾麵包都被買光了，連鹹魚都斷貨。據統計，1月至5月份，廣東省共發生偷渡外逃11.9萬多人，逃出2.9萬多人，人數超過歷史上最高的1962年。這一年的春夏之間，儘管設立了70多個哨站，日夜加強巡邏，外逃偷渡的人依然如永不退潮的潮水，不斷湧向邊防卡哨。

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如數十條洶湧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當時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農民一聽說“邊境開放”的謠言，腳都沒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兒帶女就往香港方向跑。為了堵截偷渡者沖關，港英當局差不多動用了香港警力的整個家底，還出動了7架直升飛機，2艘軍艦，軍警4000人，24小時不間斷地進行海陸空立體巡邏。

此次外逃的不僅是普通百姓。深圳自1978年以來，有119名幹部和193名幹部子女，經申請批准，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幹部逃港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發生子女外逃問題，共逃出56人。造成了“有權的批出去，有錢的買出去，沒權沒錢的逃出去”的局面。

迅猛的外逃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的行業：“拉屍行”。鼎盛時，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屍體，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如屍體已經腐爛，甚為難聞，掩埋困難，就加至20元。這個數目相當於一個村民10天的收入。

說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勝唏噓：1957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鄰香港的20公裏海面上，漂浮著數百具屍體，腥臊的海風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絲生氣。東起沙頭角，中至下步廟，南到紅樹林、蛇口，連一個人影也難以找到。

“誰也無法統計，有多少人將生命作了這海灣的祭獻。”當天，老人從派出所領到了750元葬屍費——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具是他的親人。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給收容遣送工作也帶來很大的困難。1979年上半年，深圳、東莞等地收容人員跳車跑掉了1萬多人，摔死摔傷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員從安全考慮，曾採用手銬和繩索捆綁的辦法，造成不好的影響。香港方面1月至6月初，遣送3.3萬多偷渡者，為過去4年多來遣送人數的3倍。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再次驚動了中央。1979年6月10日至13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集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廣東省軍區和國務院、中央軍委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在聽取廣東彙報之後，研究了制止偷渡外逃的緊急措施。當年7月5日，華國鋒計劃訪問英國，當時港英政府對中國外逃反應強烈，香港輿論界大量報道廣東的外逃偷渡之風，稱中國“政局不穩”，共產黨對局勢“失去了控制”，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在《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堅決制止廣東省大量群眾偷渡外逃的指示》中，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在當前，要把迅速剎住外逃風，當作一項緊急任務，由黨委第一把手掛帥，組織專門力量，採取有效措施……七月五日前（即華國鋒訪問英國前），基本剎住外逃風。

高層反偷渡外逃決心很大，李先念在會上指出：“中央是明確的，外逃就是要反。”並指示在當前，要“解放軍上去，把口堵住！”“對引渡犯，要制裁他幾個。”

中央領導人也意識到，解決偷渡外逃的根本，還在於發展生產力。李先念說：有些地方生產倒退下來，是個嚴重問題。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東縣港口、大洲兩個漁業公社），太不像話了。省委要把生產問題，好好討論一下嘛！怎麼搞成這個樣子，聽起來寒心。

中央指示廣東省委要加強反偷渡外逃工作后，主政廣東的習仲勛在6月17、18日主持召開了兩次省委常委會議，專門對開展反外逃鬥爭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組成的反偷渡外逃領導小組，習仲勛任組長，廣州軍區副司令員黃榮海、省委常委寇慶延任副組長。兵分三路，把反偷渡外逃當成一個大戰役來打。

6月18日，黃榮海帶隊到了深圳，19日，部隊開到了指定位置。黃榮海說：“現在海上跑的佔75%，陸上佔5%－6%。除新疆西藏外，各省都有。”當時，為了加強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寶安縣委在縣委黨校還舉辦了一個學習班，把200多個外逃情況嚴重地區的公社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召集起來一起動員學習。習仲勛明確指出：偷渡外逃不是敵我矛盾，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把我們內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

1979年廣東發生偷渡外逃30萬人次，逃出人數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廣東又發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為此，香港當局也不得不於當年宣布取消實行多年的“抵壘政策”，轉為實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國內地抵達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將被遣返中國；市民必須在本港任何地方攜帶身份證備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業，否則僱主將被嚴懲。

物極必反。屢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經濟特區。長期的反偷渡鬥爭，使中央及廣東的領導人認識到，光靠嚴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須另闢蹊徑。1980年8月26日，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開了旨在讓中國人民富起來的改革開放的序幕。

深圳特區的誕生，使廣大民眾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風”驟然停止。當年曾參與特區籌建工作的廣東原省委書記吳南生後來回憶說：“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在特區條例公布后的幾天，最困擾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隨著內地全面改革開放波瀾壯闊般展開，困擾多年的“逃港”問題終於釜底抽薪。1997年香港的回歸，“個人游”的政策為內地人來港提供的方便，加上香港邊境反偷渡系統的不斷完善，偷渡情況已經基本上得到控制。在2006年，被捕的內地非法偷渡客已經大幅降低到3173人。

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等人的財富之路，都是從逃港開始的。數十萬的逃港者，則為了生計，在把香港打造為亞洲“四小龍”的同時，默默無聞地獻出了個人的青春，甚至生命。無論成功或者失敗，這些逃港者註定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史上令人心酸而意味深長的註解。

大逃港，無疑是歷史的大悲劇，但同時，它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陳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