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文書院
毓文書院
洋川毓文書院是清代乾嘉時期一所高等學府，也是安徽的一個大書院。院址在今白地鄉下洋村，創建人是譚子文。由於年代較遠，留存資料不多，這所書院幾至湮沒無聞。抗戰前夕，安徽省圖書館吳景賢先生在撰寫《安徽書院志》、《安徽圖書館沿革考》時，披覽了全省宋、元、明、清二百六十九所書院的有關記載后，將毓文書院與同時代各書院進行比較，讚譽毓文書院是“乾嘉時代安徽講求漢學書院之翹楚。非特可補紫陽書院之不足，實亦堪與當時杭州之“詁經精舍”廣州之“學海堂”鼎立媲美。敏文書院獲提如此崇高評價，不是沒有依據的，而是由於其辦學規模和教育建樹所決定的。
洋川毓文書院既不是官辦，也不是地方集資籌辦。而是由一個商人譚子文私人出資“二萬兩有奇”的白銀獨立興辦的。
譚子文(1733一1813)名廷柱，洋川人。從小家境清苦，棄學就商於六安之雙河集。五十歲以後，家業漸豐。遂於乾隆末至嘉慶初(1794一1796)分家產之半(白銀二萬多)在家鄉洋川創建毓文書院。三年中築房舍堂館一百多間，重金禮聘名師，招江南四府一州(寧國、徽州、池州、太平府和廣德州)之士肄業其中。他還節省衣食、積累資金以獎勵師生之勤勉者。又節約日用，搜購經、史、子、集各種書籍以供師生學習。他也酷嗜讀書，每日兩至書院聆聽讀書聲為樂。對於他的輸財辦學，重視後輩的培養教育，山長洪亮吉說，他的貢獻遠非賑饑恤貧，修橋補路，施醫舍葯等一般善舉所可以比擬。(見洪撰《皖文書院碑記》)。因此，清政府按例給譚子文以四品知府銜的獎勵。捐資興學，本屬義舉。可譚子文在創建書院的過程中，既受到有識之士讚許和擁戴，也遭到各種各樣的譏笑和誹謗。有人指責他不為子孫著想而捐巨金辦學，真是不值得，有人說他是沽名釣譽，為了陞官發財，想穿黃馬褂。對此，他不僅一笑置之，反而辦學之志愈堅。他所持的觀點是：“厚貽子孫者，適以損其志而益之以毒！”他認為對於子孫後代只要免於饑寒就行了，給於孫廣留財產，就會損害其上進心而增長其依賴性，這就不是真正地愛護了。這一獨到見解，當然不會為世俗之見所理解。對於譚子文的所遭非議，有關府、州、縣令、學官以及書院歷任山長均為之不平，紛紛為其作碑記為之洗刷。縣知事丁淑鑑痛斥那些主張“厚貽子孫者”是“鄙夫齷齪之謀。”山長洪亮吉在《毓文書院碑記》中說，當時縣內富商大戶財產十倍、數十倍於譚氏的不下二十家，數倍於他或於他相等的不可勝計。開始，那些人都譏笑他，及至書院辦成而卓見成效時，譏笑者又都派子弟來叩門求學了。這不僅是對譚子文的信服，也是對那些目光短淺者的抨擊。嘉慶十八年（1813）譚子文逝世。毓文書院由他的三房子孫輪值院事，一直延續了多年。
毓文書院座落在洋川村西的洋山麓的六級梯形山坡上，就山勢高下曲折建成亭、館、廊、廡、圃、園等一個獨立的建築群。始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落成於嘉慶元年(1796)。
正屋一堂七間三進六廂，樓上下計三十七間。正屋兩側三個梯坡上各排列一進兩廂樓上下六套余舍共計六十間，又在右首花園內建“生雲閣”、“文瀾所”、“適野別境”樓上下三十九間，共有民舍一百三十六間，編成一百零八個字型大小。在另一側造“文星樓”三屋寶塔一座，“適意亭”一所，各有游廊互相溝通。園內鑿有方、圓池二口。廚房、廁所、浴室、敞廳以及院墒、照壁、雨道、欄柵應有盡有。每套房屋部置有桌、椅、床、凳各色器具，統共用銀一萬零五百兩有餘。正屋樓上為“月午樓”，原是讀書之所，後作為收藏書版之處。樓下“亦樂堂”是講壇，壇上供有紫陽朱子(熹)的神位，雖然其後的一些山長反對朱子理學，但是當年確敬奉朱子。督學使王綬為書院撰寫的碑記中說：“是役也，不費公帑，不籍眾攀，講堂巍然，解舍秩如。有亭有閣，有國有池。牆垣皰(廚房) (浴室)以及常用什物，靡不畢具。”山長孫原湘也在碑記中稱讚其規劃得體，結構適宜。他說：“其屋宇隨山以為高下，居、游、 (廚房)、汲(水井)鹹得其所，其規畫視都會書院有加(超過城市書院)。”洪亮吉也說毓文書院的建築設備遠遠超過譚氏私人房舍。
毓文書院除延聘山長一人以主講席外，設董事一人總攬後勤供給等事宜，董事在譚族生監中擇其有身家，品行端正音充任。每年支給飯食銀十六兩。書院經費全部由譚氏一人捐助。除建造房屋、購置設備外，又另購置田畝及捐銀髮典生息，以供山長及生徒工資飯食等開支。前後四次集資連建房花用共捐銀二萬二干九百零二兩九錢。後來由於典當虧欠，幾經訴訟，遷延數年方追回本銀四千多兩，為求妥善，又將追回銀悉數購買莊田八處，以為長久之計。書院主要開支為山長待遇及內外課生徒薪水膏火(燈油)費用。山長的待遇是十分優厚的。以科甲出身分三個等級：舉人年薪銀二百兩，進土年薪銀三百兩，翰林年薪銀四百兩，外給膳銀一百六十兩，又有聘金程儀（路費）二十兩。而在當時一名縣教諭或訓導(相當教育局長)年薪只有數十兩，豈能望其項背! 生徒待遇至嘉慶七年(1802)才開始規定，堂課考取生童每年約取花紅銀三十五兩。九年由譚氏補捐一千五百兩生息，以備肄業者薪水之資，規定凡來院肄業，由學憲(府縣學官)及院長考核。文理優而常住院者錄為內課生，酌定十五名，每月發薪銀一兩；文理優而在外坐館，惟一月兩課到院者錄為外課生，酌定十五名，每月發紙筆銀五錢。其餘的人，課期到院者，只有獎銀兩而無月費。凡院內肄業生徒“開科發甲”(縣鄉會試考中)者，均由院中備送花紅銀五十兩。院中一月兩課，定於每月初二和十六日舉行，謂之月課。月課課卷由山長評定．區分甲乙，而後送縣印榜揭示。院中假期．規定每年三節。即清明、端午、中秋等節，外又給假四日，若再逾期就要扣除薪水。“倘或有惜故嬉遊曠課，不守院規者，即黜出(除名)以敦士品”(《毓文書院志·經費》) 每逢花朝(二月十二)，上已(三月三)及中秋等節日，師生共同飲酒、賦詩、作文以為樂，謂之“雅集”，《毓文書院志·藝文》。
徽州是理學家朱子的故鄉，號稱“紫陽闕里”，旌德與徽州山連水接，朱子的流風餘韻對旌德影響頗大，乾嘉之世仍相延不替。書院正屋的“亦樂堂”上供奉朱子牌位，足資證明。書院第二任山長揚搶有“鹿洞遺規在，居然廈萬間！”和第三任山長朱文翰有“舉頭鹿洞風規在，晚進何人敢抗顏”之句，鹿洞指的是朱熹重建並講學其間的江西廬山白鹿洞，亦即白鹿書院。洪亮吉是毓文書院的第四任山長，他於1802—1805四年間在本院，就倡言經史訓詁之學，於是學風為之一變，生徒皆致力於匡世濟民之實學，而跳出語錄講章之外。其後，山長趙良、夏沂、包世臣等均以樸學務實為宗旨，開創了毓文書院(主張樸學)與紫陽書院(主張理學＞別樹一幟的新學風。這也得力於書院創辦人譚子文的無門戶之見，譚氏亦在培養人才，絕無干預山長教育宗旨而所致。因此江南名流一時互相推薦，紛至踏來，各盡所長，使這所書院辦得卓見成效。
毓文書院僻處鄉隅，雖為一介商人所獨辦，不比“詁經精舍”與“學海堂”都是阮元督學浙江和巡撫廣東時所辦。可是譚氏所延聘的山長，實皆知名之士，一點不比阮元差。尤其是洪亮吉和包世臣，二人均為清代樸學大師，一被譽為吳派經學家，一為治事學家。他二人與書院之關係也最深切，影響也最大。《毓文書院志》八卷是洪氏親手撰寫，歷經四十多年，直至包氏增補輟筆。以後雖無繼修者，但也足貴。他們二人都在這裡整理編輯了各自的著作——《更生齋集》和《安吳四種》，一用木雕版，一用聚珍版(泥活字版)印行。而洪氏的《洪北江先生年譜》一書即是由毓文學生，洪亮吉的高足呂培等編成問世的。山長，是書院的靈魂。譚子文在鄉間辦書院，卻肯出重金聘請學有專長、識有獨到的高士名流來教育後代，這是他高人一等的地方。在有姓名可考的二十二位山長中，有舉人八人，進士十四人。按順序將他們的學歷、經歷、著作等簡介一下，也可概見譚氏的一片苦心。
黃征入，進土，從化縣令．著有《鶴石山房詩稿)，《餘姚縣誌》有傳。揚掄，進士，太平縣令。著有《春革軒詩》，《無錫縣誌》有傳。
朱文翰，進士，邢部主事。著有《思退初·續稿》和《名學類通》，傳載《安徽通志·儒林》。1800一1802在洋川。
洪亮吉，進士(1789一甲二名)，翰林院編修(與修《高宗實錄》)，貴州學政。著有《北江全集·遺集·雜著四種·詩話》及《更生齋集》，傳見《清文稿·列傳一四三》。1802一1805年在院。
趙良，進士，內閣中書，廣東主考官。著有《肖岩文·詩鈔》，《涇縣續志》有傳。1806年至洋川，1808年主修《嘉慶旌德縣誌》
馬翊宸，進士，太平(安徽)縣令．作有《下洋村文昌閣記》存世。
吳文炳，舉人。涇縣人，字虎臣。
王家相，進士，翰林院編修，御史，著有《若香堂集》和《清秘述聞續》。曾為端首“環翠書屋’題額。
孫原湘，進士，翰林院編修，著有《天真閣集·外集》，有傳見《清史稿·列傳二七二》。1818年主講書院。
董桂敷，進士，翰林院編修，總纂國(清)史。著有《自知室文集》。《婺源縣誌·儒林》有傳。1821一1822年在洋川。
張臣，進士，寧國府教授。《松江府續志》有傳。曾為廟首呂運鎬修敬亭書院作序。
程表，舉人。
帥承瀚，進士。翰林院檢討，侍讀。有傳見《清文稿·列傳一六八》1826—1828年在洋川，曾作《子文公石嶺沖墓表》。
胡國粱．江南解元(1822年)。丁金榜，江蘇亞元(1813年)，大挑教諭。
陶北堂，舉人。
夏沂，舉人，江蘇吳江縣教諭，著有《景紫堂全書)
陳守謙，舉人，1540年在洋川。
王芳，進士，翰林院編修。
包世臣，舉人，江西新喻知縣，著有《安吳四種》，《小倦遊閣文集》，有傳見《清史稿·列傳二七三》。1844一1850年在洋川毓文書院。
至於毓文的學生，《毓文書院志·人物·弟子》僅記載了洪氏初修時(1804年)的內外課生徒七十六人簡況，以後志書續修到包氏，遺憾的是弟子一欄末被續上，四十多年間數額自然不少，(除在《更生齋集》中發現有李珠、譚時治、譚貴治、汪賓、陳蔚(青田)、於淵(丹徒)外，尚在書簡中發現有謂敬廷(顧皋主院時)一人。其餘卻無法查考了。這七十六人中有廩生(額內的廩膳生員)七人，增生(正額外再入學之增廣生員)一人，附生(額外增取附於諸生末的附學生員)三十七人。他們的籍貫分別是旌德、太平、績溪、青陽、歙縣、石埭和浙江餘姚、江蘇江陰、武進。其中成就較大的有七人：呂偉標，廟首人，1814年進士，即用知縣，自清改教，補江寧府教授。呂培，1813年舉人，曾為洪亮吉編成《年譜》。七人中有三人為青陽籍(陳坡、陳壤、陳塾)，兩縣誌書《文苑》均有七人傳。
為使學子博覽古今，增廣見聞，譚子文接受洪亮吉的建議，派人與洪同至吳門選購經史子集等書籍共六十種，四千二百一十三卷。其中尤以史部為最多，計二十六種，三三五五卷，洪氏在書院志“書籍”一章序中說：“語錄盛而經學衰，明中葉后復盛行講章，而聖人之旨益晦。是則經學宜亟講。外此則二十二史可以博覽古今，周秦諸子、唐宋總集、類集，可以搜采異同，增廣見聞，亦儒家不可少之書也”。
1804年洪亮吉仿鐘山書院體例，為書院寫了志書並開始刊刻，扉頁上有“版藏月午樓”字樣。志分：創建、經費、山水、蔛舍、人物、金石、藝文、書籍八卷。以後各欄均作了續編續刻。唯獨人物中弟子一項獨付闕如。文革前，譚氏后商譚坪同志家有藏本，可惜被當作“四舊”付之一炬了。當年吳景賢先生知譚坪的伯父譚禪生(天)同是安徽史學會會員，吳撰寫《洋川毓文書院考》時，就是譚禪生提供給他的這增訂本書院志和手抄本《毓文書院名賢尺牘》寫成的(發表於1937年4月20日《學風》第七卷第四期)。幸而間接地為我縣保存了這些珍貴資料。洪亮吉還在此編成了他的流放伊犁歸來的《更生齋集》十六卷，雕印成書。扉面頁上有“刊於洋川書院”字樣，每卷的末行分別刻有“受業呂培、譚正治、譚時治、潭貴治、呂璽、曹景先、汪賓、崔本化等校字”字樣。其中尚有以上諸生和呂偉標、青陽陳蔚、陳壤、陳熟及丹徒於淵等的《題<萬里荷戈集>》諸詩作。萬里荷戈指的就是戍邊一事。
1844年包世臣在書院講學之餘，成了《管情三義》、《齊民要術》商稿，連同舊作《中衡一勺》，《藝舟雙楫》，名曰《安吳四種》共三十六卷，用活字版排印行世(徑縣翟金生用泥活字版印刷五百部)。旌德人饒學彬（勉庵）在此著有《月午樓古詩詳解》兩卷。饒對《古詩十九首》的評解為後人所推祟。此外，督學王綬、張鱗、汪守和、沈維喬、縣知事丁淑監、山長朱文翰、洪亮吉、趙良、顧皋、孫原湘等所作毓文書院記十篇及包世臣作《重修生雲閣記》及帥承瀚作《於文公石嶺沖墓表》(譚子文夫婦生平傳略)和董桂敷作《紹軍公石嶺沖塞表)(為譚子文之父母生平傳略)。以上諸作目前只散失趙良、沈紀喬、包世臣三篇，余皆完整。洪亮吉於1806主修《涇縣誌》。
奇怪的是象毓文書院這樣一所“清代有數之學府”，《光緒安徽通志》隻字未提，嘉慶《旌德縣誌》 (趙良 主修)也未提及，嘉慶《寧國府志》 (洪亮吉主修)中，也只有“毓文書院在縣西五十里洋山，職貢譚子文建”十八個字的記載。縣、府兩志皆出自兩位山長之手，為什麼不大書特書？是因為已經有了書院志？抑或是避嫌標榜自己？或者是怕被人譏笑為“黃馬褂”歌功頌德?！這都是值得探討。毓文書院的最後下落僅有“同治五年(1866)水圮”(《安徽通志館·教育考稿·旌德縣書院》)六字的記載。按洋山為一羅漢形山，書院建在羅漢凸起的腹部，無水圮的可能，至今也看不出水圮的疤跡。咸豐年問，太平軍興起，戰亂頻仍，旌德久處戰火，隨著人民生命財產一同毀於兵焚，倒是可能的。二百年前的譚子文先生和他創下的一番事業，理應得到後人的叨念！參考資料：吳景賢《洋川毓文書院考》、手抄本《毓文書院雜記》 附記：六七月間，中央電視台指出長篇評書《虎門銷煙》中，提到林則徐在接受上命赴廣東查禁鴉片時，在京城曾去拜見恩師沈維喬，請求指示一節。沈在奔赴廣東路過江西時，又順路訪問了包世臣，討論禁煙事宜。沈維喬曾為毓文書院寫過碑記，包世臣則自1844一1850年在毓文書院主過講席。這一段因緣是發生在1838年歲尾和1839年年初，當時包氏六十四歲正在江西新喻縣任知縣，而沈氏在1826一1828年後接替汪守和“奉命視學皖江”的。從年代上看．是符合實際的。這也給毓文書院添了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