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治
馮治
馮治，江蘇徐州豐縣大沙河鎮馮庄人，現為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江蘇省行政學院教授、江蘇小康與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馮治，1997年教授，1996年江蘇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1998年江蘇省首屆優秀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1999年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江蘇省委黨校、江蘇省行政學院首屆學術委員會委員，碩士生導師，國內外有影響的三農問題研究專家，兼任江蘇省委黨校系統教師高級職稱評委、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學科專家庫成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同行評議專家。
馮治已經多次被國外學術單位出全額經費邀請出席了在巴西舉行的“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第五屆世界社會論壇”，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舉行的“世界糧食安全論壇”，在古巴國民議會大廈見到了古巴總統菲德爾-卡斯特羅，聆聽了卡斯特羅的講話。他還出席了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舉行的“世界漁業論壇”，並在歷屆論壇上發表了關於中國三農問題的論文，被譽為“促進中外學術交流的友好使者”。
馮治已經被人稱譽為“五高一大”的三農問題研究專家：即學術研究高創新，研究課題高立項，成果高發表，成果高獲獎，成果決策諮詢高參與，成果社會影響力大。
在研究“三農問題”的領域中，馮治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出發的、實證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學術道路，從而系統總結了農民致富的實踐經驗和現實途徑。他長期致力於對江蘇的華西村、向陽村、張郭鎮、戴南鎮、大沙河鎮、河南的劉庄村等典型致富經驗的總結提煉、應用推廣，由精神財富變成了物質財富，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影響。
他提出的中國農民致富資本論，以及農民致富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的新概念新理論受到廣泛關注。他認為農民最苦、最窮、最沒有地位的根本原因是“農民致富的資本”最少。要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把千方百計增加“農民致富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本”，與大力推進農村現代化作為統一進程，統一謀划，統一實施，統一考核，這是中國農村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他還建立了“農民的致富資本與農村現代化相互轉型促進”等理論模型，提出了增加“農民致富的文化資本”，比增加物質資本的投入，更具有長效性、循環性、高增值性，是踐行科學發展觀的最佳途徑。由此他探索出了“城鄉一體，增加農民致富資本的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與規律”。
2004年5月20日《光明日報》發文評論他“為建造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理論大廈’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馮治主持的省部級以上課題11項。其中國家社科規劃重點課題等量3項，省招標和重點課題2項。
馮治僅在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4部大部頭的獨著，約150萬字。即《中國農民富裕化道路》、《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與規律》、《吳仁寶評傳》等，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中共黨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國農村經濟》、《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等報刊上發表論文120多篇。馮治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論文，經過層層篩選，入選了列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年度工作重點的中央高層次理論研討會。馮治憑論文分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京西賓館受到胡錦濤等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與合影留念，聆聽過他們的講話。
馮治的論著已經獲獎60多項，其中省部級以上12項，獨著、參著的一等獎各2項、獨著二等獎各2項。
馮治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調研報告，上了《國內動態清樣》，送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案頭。主持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國家課題的成果，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報直接報送給了相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馮治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成果與他本人被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和《報紙與新聞摘要》節目、《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學習時報》、《新京報》、《北京青年報》、《南方周末》、《第一財經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新加坡《聯合早報》、中央電視台、江蘇衛視、第一財經衛視、日本富士電視台等幾十家媒體作過介紹、採訪、專訪或評述。如2000年7月5日《光明日報》以《研究農民，富裕農民——記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為題，介紹了他的感人事迹；2004年10月25日《學習時報》（中央黨校主辦）以《解決中國“三農”問題道路的艱辛探索》為題（均為長篇），介紹了他創新的觀點與理論。《發展導報》、《社科信息》等以整版的篇幅介紹了他研究三農問題的感人事迹和學術成就。
2000年6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為了表彰馮治“為發展我國社會科學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特決定發給政府特殊津貼並頒發證書”。
1997年6月3日，江蘇省人民政府授予馮治“江蘇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
1998年12月，馮治被評為首屆江蘇省“優秀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
1981年12月，馮治被評為“江蘇省高等學校三好學生”。
1996年1月30日，馮治被評為江蘇省委黨校“優秀黨員”。
1998年1月18日，馮治被評為江蘇省委黨校“優秀共產黨員”。
（以省部級為主）
馮治的科研成果獲得省部級以上獎12項（其中一等獎4項，參著3項）。如他的個人專著《中國農民富裕化道路》和《吳仁寶評傳》這兩項成果，均獲得了中央黨校的“全國黨校系統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江蘇省五個一工程獎”、“江蘇黨校特別獎”等，共60多項。
馮治獨著：《中國農民富裕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0年分別獲中央黨校“全國黨校系統第三屆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江蘇省第四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一等獎，“江蘇省委黨校優秀科研成果特別獎”。
馮治獨著：《吳仁寶評傳》，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6年分別被評為中央黨校“全國黨校系統第一屆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江蘇省第二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江蘇省委黨校科研特別獎”、“江蘇人民廣播電台連播節目二等獎”、“江蘇省首屆報告文學獎”。
馮治獨著：《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與規律》，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同年獲中央黨校“全國黨校系統第五屆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
馮治獨著：《中國三大村》，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1999年～2001年分別獲：當時的“全國最高文學獎金獎”，獎金12萬元，江蘇省“最高文學獎”——“1978～1998年江蘇省首屆紫金山文學獎”， “江蘇省首屆報告文學獎”，“江蘇省委黨校優秀科研成果特別獎”。
馮治獨著：《徐州會戰失敗的原因及其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1988年3月15日，獲江蘇省人民政府第二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馮治獨著：《創建“四型”農村黨組織及運行機制，為全面建設農村小康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2005年12月，獲江蘇省人民政府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馮治與孫海燕合著：《<鄧小平“兩手硬”理論在華西的成功實踐>等3篇系列論文》獲1996～1998年度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馮治參著：《 民國社會經濟史》（陸仰淵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1990年出版；1994年7月，獲江蘇省人民政府第四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馮治獨著：《吳仁寶新傳》，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馮治獨著：《果都春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
馮治獨著：《永葆先進——吳仁寶與華西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實踐》，光明日報出版社2005年出版。
馮治與常永青合著：《江南水鄉巨變——向陽村工業化歷程》，山西經濟出版社2001年出版。
馮治與李樹林合著：《中國華西道路》，經濟日報出版社1996年出版。
馮治與彭征合著：《精彩吳仁寶》，現代出版社出版社2008年出版。
馮治與徐宏俊合著：《周恩來的交際藝術》，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
馮治與劉永彪合著：《民國名人逸聞》，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餘明俠主編、馮治第一副主編：《中華民國法制史》，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1994年12月獲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和江蘇省中國現代史學會中國現代史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
馮治主持國家重點和一般項目3項，省部級課題6項，參與國家、省部級課題各1項。
1、主持國家社科規劃項目：《圍繞全面小康目標 創新農村基層黨組織運行機制研究》，（立項編號：03BDJ014，結項證書號：20050022），課題主持人，2003年12月完成；人民出版社2003.12。
2、主持國家社科規劃項目：《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創新農村黨組織工作機制研究》（立項編號：06BDJ034）。
3、《江蘇堅持統籌城鄉發展，在統籌城鄉發展的視野中解決“三農”問題研究》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重點課題（6—5，招標），2004年9月完成。
4、《新時期黨對社會主義農村現代化道路探索的研究》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重點課題（B2—006），2003年11月獨立完成；人民出版社2003.12。
5、《東南沿海地區農業現代化模式與實現途徑研究》國家教育部重大課題（2000ZDXM790001）的子課題《錫山市農業現代化實證研究——兼論江蘇省農業現代化進程與實現途徑》（2000ZDXM790001C）（在《光明日報》上登招標啟事），2001年12月獨立完成；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12。
6、《中國農民富裕化道路》，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劃基金項目（02—007）， 1999年10月獨立完成；人民出版社1999.12；“江蘇省第四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
7、《吳仁寶評傳》，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八五”規劃基金項目（02—008）， 1995年8月獨立完成；人民出版社1995.12；1996年分別獲中央黨校“全國黨校系統第一屆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江蘇省第二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
8、中華民國法制史，第二主持人，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基金項目1994年7月完成。
1、1988年參與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六五”規劃基金項目：“民國社會經濟史”。
2、1993年參與國家社科基金七五規劃項目：“中國對日作戰史”。
1988年3月15日，馮治獨著《徐州會戰失敗的原因及其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獲江蘇省人民政府第二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199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全國政協副主席王任重為江蘇省委黨校講師馮治與新鄉市委黨校講師張敬民合著的《史來賀評傳》一書所寫的《序》。《史來賀評傳》同月由華齡出版社出版。
1991年6月5日，中共河南省委宣傳部、組織部和華齡出版社出版聯合召開的江蘇省委黨校講師馮治張敬民合著的《史來賀評傳》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陳丕顯、段君毅，全國政協副主席楊成武，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袁木，全國政協常委王光美出席會議併發了言。參加座談會的還有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汪鋒、馮文彬和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以及首都理論界、新聞界人士200餘人。與會同志發言對《史來賀評傳》作了較高評價，認為該書探索得河南劉庄富從穩中來，主動調整生產關係、產業結構，適時選擇突破口，把經濟引向騰飛的規律；和總結得劉庄黨組織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經驗都值得學習借鑒。肯定該書是一本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好教材。江蘇省委黨校科研處處長周明生受校委委託，代表校委出席了座談會。馮治在座談會上作了《我們寫〈史來賀評傳〉》（載《唯實》1991年第4期）的發言。當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節目等媒體評介了《史來賀評傳》。其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農民日報》《中國教育報》、《中國社會報》、《中共黨史研究》等報刊評介了《史來賀評傳》。《史來賀評傳》被評為江蘇省委黨校“優秀科研成果特別獎”、江蘇省人民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1991年6月26日，馮治等著的《史來賀評傳》被中共河南省委作為最珍貴的獎品獎給全省愛表彰的400名優秀黨員和先進黨組織的代表。
1991年10月1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授予錢學森“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大會。錢學森說：“在今天這麼一個隆重的場合，我心情到底怎麼樣。如果說老實話，應該承認我並不很激動。怎麼回事？因為我這一輩子已經有了三次非常激動的時刻。”第三次就是從王任重為馮治等著的《史來賀評傳》寫的《序》中，知道“中共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五個人作為解放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
1993年3月4日，南京出版社在南京梅園新村紀念館舉行了《周恩來的行政方略》、《周恩來的交際藝術》兩本新書的座談會。中共江蘇省委常委、江蘇省委黨校校長胡福明、江蘇省委黨校副校長陳兆德出席座談會並作了發言。出席座談會的還有中央及南京市委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和研究周恩來的專家學者，共40多人。這兩本書的第一作者吳志鴻、馮治均為江蘇省委黨校的青年教師。與會同志發言對這兩本書作了較高評價。認為《周恩來的行政方略》一書從行政學的角度比較系統地探討了周恩來長期的治國方略，填補了行政學研究的一個空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周恩來的交際藝術》一書，從十個方面展示了周恩來在人際交往中獨特的藝術和風格，具有較強的指導性和實踐性。新華社發了電訊稿，向國內外評介了這兩本書。
1995年12月，江蘇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馮治獨著的《吳仁寶評傳》、36.7萬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江蘇省委黨校的專家學者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學術專著。
1996年3月18日，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宣傳部、農工部、江蘇省委黨校和江蘇省社科院等五家單位在北京聯合召開了“《吳仁寶評傳》出版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倪志福、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肖萬鈞、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楊春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吳建國、國務院副秘書長劉濟民，江蘇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沈達人、江蘇省政協副主席胡福明，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以及首都新聞界、理論界出版界人士，共100餘人。倪志福、肖萬鈞、楊春貴、吳建國、胡福明等十餘位同志發言。與會同志認為《吳仁寶評傳》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農村基層模範人物的傳記，是一部難得的研究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的優秀參考書，是一份寶貴的精神產品（《<吳仁寶評傳>出版座談會發言摘要》載《唯實》1996年第6期）。江蘇省委黨校常務校長潘宗白和辦公室主任陶溶出席了座談會。馮治在會上作了《為事業研究為事業寫書——撰寫<吳仁寶評傳>的彙報》（載《唯實》1996年第4期）的發言。當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節目、北京電視台、江蘇電視台等媒體評介了《吳仁寶評傳》，中國新聞社以“人民出版社出版首部農村基層模範人物傳記《吳仁寶評傳》”為標題，向海內外新聞媒體送發了950多字的“中新社北京三月十八日電”。其後，新華社以“《吳仁寶評傳》近日出版”為標題，向新聞媒體送發了“中新社北京三月二十日電”。《經濟日報》、《光明日報》、《經濟參考報》、《每日電訊》、《農民日報》、《中國文化報》、《中國婦女報》、《中國鄉鎮企業報》、《新華日報》、《揚子晚報》、《中共黨史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等全國幾十家報刊評介了《吳仁寶評傳》，引起了轟動效應。
1996年3月28日，中共江蘇省委黨校頒發《關於表彰馮治同志的決定》的文件。《決定》指出：馮治同志撰寫的《吳仁寶評傳》“以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為典型，著重研究當代中國農民共同富裕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問題，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重要的社會意義，並已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經校委研究決定，授予馮治同志科研特別獎，發給獎金兩千元。希望全校職工宣傳和學習馮治同志的敬業精神，為黨校教學、科研做出自己的貢獻。”
1996年3月29日，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召開表彰大會，授予《吳仁寶評傳》作者馮治“科研特別獎”，發給榮譽證書和2000元獎金。副校長郭榮成主持大會，他在大會上講：“這是江蘇省委黨校建校以來，第一次為表彰一個人專門單獨地下一份文件和召開一次表彰大會。”副校長汪錫奎宣讀了《關於表彰馮治同志的決定》的文件。常務副校長潘宗白在表彰大會上發表講話，高度讚揚了馮治的敬業精神和嚴謹治學態度，“希望全體教研人員向馮治學習，從六個方面努力搞好教學科研，出更多更好的成果，為社會奉獻一流的精神產品。”馮治向大家彙報了寫作《吳仁寶評傳》的經過。
1996年4月19日，中共無錫市委宣傳部召開了《吳仁寶評傳》座談會。與會的無錫市宣傳理論界人士“充分肯定《吳仁寶評傳》對華西創業歷史的成功總結，高度評價該書在引導人們了解吳仁寶的思想和業績，揭開華西崛起之謎，以及思考和展望21世紀中國農村的走向將起到積極的有益的作用。”《吳仁寶評傳》的作者馮治應邀出席會議，並作了發言。該座談會的發言以《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典範——<吳仁寶評傳>出版座談會發言摘要》為標題，刊登在《江南論壇》1996年第3期。
1996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倪志福在《吳仁寶評傳》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以《改革和發展必須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眾》為標題，刊登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該文認為：“我們做城市工作、搞工業的同志要很好地總結和借鑒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吳仁寶評傳》全面總結了中國農村典型華西的經驗，是一本很好的參考書，可以為我們研究和學習農村改革經驗提供幫助。只要我們認真學習借鑒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同時也認真總結我們城市及其企業的新創造、新經驗，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深化改革，加快發展，使城市和企業改革順利進行下去，我相信，我們的城市改革和企業改革也一定會像農村改革那樣，獲得成功!”
1996年10～11月，《吳仁寶評傳》先後分別獲中央黨校“全國黨校系統第一屆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江蘇省第二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
1996年12月17日～19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家計委、國家教委、中國社科院、解放軍總政治部聯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第三次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討會”。黨和國家領導人朱鎔基、劉華清、胡錦濤、丁關根、李嵐清、李鐵映等出席了會議，接見了出席會議的代表，並與代表合影留念。胡錦濤、丁關根分別在開幕和閉幕時作重要講話。研討會在上萬篇論文中層層選拔、精心挑選，並經專家評審，入選論文100篇，特約論文28篇。江蘇省入選論文2篇，特約論文1篇。江蘇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馮治獨撰的《鄧小平“兩手硬”理論在華西的成功實踐》入選，《新華日報》、中共中央黨校《黨校報》作了介紹。這3 篇論文被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陳煥友作為省理論戰線的成果寫進他著的《江蘇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與思考》（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一書。
1997年6月3日，《省政府關於公布1996年度江蘇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名單的通知》（蘇政發【1997】58號，1997年6月3日）頒發，江蘇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馮治被評比批准為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
1997年9月27日，《關於馮治等同志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的通知》【蘇委校（1997）第119號】下發。經江蘇省委黨校系統教師高級職務資格評審委員會評審，並報省職稱辦蘇人復（1997）年第11號文批准，確認馮治同志已具備教授任職資格。
1997年10月8日，江蘇省委黨校和《今古傳奇》雜誌社聯合在江蘇省委黨校召開“馮治農民問題作品研討會”。江蘇省委宣傳部、江蘇省委黨校、南京大學、江蘇省社科院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出席了研討會。江蘇省委黨校常務校長潘宗白主持會議，並發表了講話。他說：“馮治致力於農民問題的研究已經多年。……我們一直支持他，也希望他多出成果，他也沒負眾望，不斷有新的成果發表，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與會專家對馮治的農民問題研究及其論著，和在《今古傳奇》1997年第5、6期上連載的新作《中國三大村》給予了高度評價，並認為，“現在外界公認，農民問題研究成了江蘇省委黨校的一大特色。”《“馮治農民問題作品研討會”發言摘要》刊登在《唯實》1998年第1期。
1999年5月4日，由湖北省公證處公證的《今古傳奇》文學徵文大獎評獎活動揭曉。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獨著的《中國三大村》在全國讀者投票推薦，編輯部初評，專家學者中評，以張賢亮、程樹臻、浩然、梁鳳儀（香港）等海內外著名作家組成的高評委會終評等4道公開、公平、公正的評選程序中，得票數一路領先，獲當時的“全國最高文學獎金獎”，獎金12萬元。有100多家報刊對此作了報道，引起了轟動效應。
1999年7月20日，《今古傳奇》文學大獎頒獎文藝晚會在湖北電視台（衛視）舉行。湖北省和武漢市的領導出席了晚會。江蘇省委黨校常務校長潘宗白應邀到會發表講話，致了賀辭。獲大獎的《中國三大村》作者、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致了獲獎答謝辭。
1999年12月，馮治與孫海燕合著：《<鄧小平“兩手硬”理論在華西的成功實踐>等3篇系列論文》獲1978～1998年度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2000年7月5日，《光明日報》刊載該報記者朱慶采寫的《研究農民，富裕農民》的長文，評介了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研究農民問題的事迹和學術成果。馮治是江蘇省委黨校被《光明日報》專門介紹的第一位學者。該文還重點評介了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馮治的38萬多字的新著《中國農民富裕化道路——錫山市農村現代化研究》。稱“本書是人民出版社建社以來，出版的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農民富裕化與農村現代化的學術專著”。本書首次提出了農民富裕化的新概念，建構了關於農民富裕化的理論體系。探索和揭示了農民富裕化與農村現代化的內涵、特徵、道路及規律。《光明日報》、《學習時報、《新華日報》、《發展導報》等近20家報刊作了評介。其中《光明日報》、《新華日報》均各評介了兩次，《發展導報》以一個整版一萬多字的篇幅摘載了本書創新的精要觀點。本書分別獲中央黨校“全國黨校系統第三屆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江蘇省第四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一等獎。
2000年9月26日，江蘇省“最高文學獎”——“1978～1998年江蘇省首屆紫金山文學獎”正式揭曉，並舉行了頒獎大會。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獨著的《中國三大村》獲此項大獎。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長任彥申到會並發表講話。馮治出席了頒獎大會，領取了獲獎證書和獎金。
2001年1月17日～2月4日，國際學術會議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在巴西阿雷格里港舉行。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接受“世界社會論壇”組委會和國外學術單位出全額經費邀請赴會。馮治在會上宣讀了《論中國的農業保護制度》的論文，受到外國專家好評。會議期間，聯合國糧農組織專家約瑟夫等人多次聽取了馮治關於中國加入WTO后，應怎樣保護中國農民農業的意見。馮治是唯一應邀出席本次大會的中國專家。會議期間，馮治考察了巴西的一些農村。
2001年1月，《中國三大村》獲“江蘇省委黨校、江蘇省行政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特別獎”。
2001年8月27日～9月11日，“世界糧食安全論壇大會”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舉行。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接受“世界糧食安全論壇大會”組委會和國外學術單位出全額經費邀請赴會。馮治在會上宣讀了《中國應確定怎樣的糧食安全觀》，和《論中國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論文，受到外國專家好評。會議期間，馮治還在古巴國民議會大廈見到了古巴總統菲德爾-卡斯特羅，聆聽了他的講話，考察了古巴的一些農村。
2003年6月27日， 2003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立項課題揭曉，馮治的課題《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創新農村基層黨組織運行機制研究》獲准立項。
2003年12月，馮治參著的《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獲江蘇省人民政府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
2003年12月，馮治參著的《中華民國史大辭典》獲南京市人民政府第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
2004年5月23日～29日，“世界漁業論壇”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舉行。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應“世界漁業論壇大會”組委會和法國“農民農業·社會與世界化”（APM項目）出全額經費資助邀請赴會。馮治入選了《論中國漁業國際化現代化道路》的論文。馮治應邀分別在5月24日、5月27日的大會上作了《中國漁業的現狀、問題與對策》、《加入WTO對中國漁業的影響》的發言。在分組會上，馮治作了《漁業的糧食安全與糧食主權問題》、《手工漁業的特點》等發言。受到外國專家好評。43個國家的110位代表出席了論壇大會。會議期間，馮治隨與會代表考察了葡萄牙的漁村和漁民生活。大會形成了“世界漁業論壇·里斯本九點宣言”。在“世界漁業論壇”的換屆選舉中，馮治被選為“世界漁業論壇”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之一。大會即將閉幕時，馮治受大會組委會委託，向為大會做出貢獻的人士和服務人員敬獻了鮮花。
2004年11月29日，江蘇省委黨校、泰州市委聯合在南京舉行了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獨著的《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與規律——張郭研究》（該書34.5萬字，200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座談會，江蘇省委副書記張連珍，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孫志軍出席並作了長篇講話。與會的領導與專家在研討中，都對本書作了較高的評價。江蘇衛視“新時空”、江蘇人民廣播電台、泰州電視台、泰州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黨校網站（首頁）、《學習時報》、《新華日報》、《唯實》、《揚子晚報》、《泰州日報》、《泰州晚報》等媒體對座談會和本書作了評介。泰州電視台還製作了專題節目。《江蘇黨校報》以一個整版加中縫的篇幅發表了座談會的發言摘要（部分）。
2005年1月19日—2月5日，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應““第五屆世界社會論壇”組委會和法國“農民農業·社會與世界化”（APM項目）出全額經費資助邀請：1月19日—1月25日，考察了巴西東部的農村。1月26日—1月31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出席了“第五屆世界社會論壇”，馮治在會上宣讀了《公民社會協調管理的中國創造》的論文，受到外國專家好評。2月2日—2月5日，馮治應邀考察了法國的農村。
2005年5月,《中國三大村》獲首屆“江蘇報告文學獎”。
2005年12月，馮治獨著的《永葆先進——吳仁寶與華西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實踐》25萬字，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江蘇省委主要領導為該書作序，有關部門發文推薦該書為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的教材，《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了對該書較長篇幅的書評，社會反響較大較好。
2005年12月，馮治獨著《創建“四型”農村黨組織及運行機制，為全面建設農村小康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獲江蘇省人民政府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2006年6月13日，200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立項課題揭曉，馮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創新農村黨組織工作機制研究》獲准立項。
2008 年 11月 16日，馮治獨著：《吳仁寶新傳》，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被評為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江蘇省行政學院“第六屆全省黨校系統優秀科研成果獎一等獎”。
2008 年 11月 16日，馮治著：《增加農民致富資本：解決“三農“問題的新視野》，載《江蘇發展道路與發展特色研究》一書，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被評為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江蘇省行政學院“第六屆全省黨校系統優秀科研成果獎二等獎”。
2009年9月10日，馮治為其撰著過“評傳”的2位傳主——中國傑出農民的優秀代表吳仁寶、史來賀都被全國各族人民投票選舉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吳仁寶與華西、史來賀與劉庄的等典型致富經驗也都在各界人士與馮治的大力推廣與弘揚下，由精神財富變成了物質財富。
解讀華西——專訪《吳仁寶評傳》作者、江蘇省黨校教授馮治
南方周末記者鄧瑾：《解讀華西——專訪<吳仁寶評傳>作者、江蘇省黨校教授馮治》《南方周末》2006-01-06
從來艱辛是農家，讀書唯望富桑麻———與馮治教授對話
胡安平、薛林《從來艱辛是農家，讀書唯望富桑麻———與馮治教授對話》，《泰州日報》 2004年8月9日。
等等。
解決中國“三農”問題道路的艱辛探索
陳國裕：《解決中國“三農”問題道路的艱辛探索》，《學習時報》（北京市）2004年10月25日。
馮治，1955年12月出生，江蘇省豐縣人。現為江蘇省委黨校教授，獲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主要論著有：《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與規律——張郭研究》、《中國農民富裕化道路》、《吳仁寶評傳》、《史來賀評傳》（合著）、《中國三大村》、《果都春秋》、《江南水鄉巨變》（合著）、《周恩來的交際藝術》等。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中共黨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報刊上發表論文80餘篇，其中多篇被《新華文摘》、《文摘報》、《人大報刊複印資料》等報刊轉載或摘載。論著獲獎40多項，其中中共中央黨校評比頒發的“全國黨校系統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2項，“江蘇省五個一工程獎”2項，江蘇省委黨校科研特別獎4項。主持國家、省部社科基金招標、重點與一般項目7項。接受“世界論壇”組委會和國外學術單位出全額經費邀請，2001年初出席了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世界社會論壇”，同年夏天出席了在古巴哈瓦那召開的“世界糧食安全論壇”，2004年5月出席了在葡萄牙理斯本召開的“世界水產業論壇”，並分別提交了論文、作了學術交流發言。
記者：據我了解，您是農民的兒子，高中畢業后，當過幾年農村基層幹部。1978年考入徐州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后留校，擔任中國現代史教師。1986年，被選調到江蘇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您研究“三農”問題撰寫了多部專著，並應邀出席了三次有關國際會議，在這方面獲得過不少榮譽。您學的是歷史，教的是歷史，卻在“三農”問題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績，這是為什麼？
馮治：應該說，這和我所學的歷史專業有關。農民自古是中國社會的主體，歷史的主人，可一部《二十四史》卻把農民排斥在史學大門之外，自古還沒有給在田野上耕耘的農民寫長篇大書評傳的。我當時給史來賀、吳仁寶等中國傑出農民立傳，是想改變“精英”史學，使史學成為真正的“民學”，讓歷史回歸歷史的創造者。不曾想，從此走上了一條寫農民、直接實證研究當代中國農民問題的學術道路。以直接描述農民自身實踐，具體、真實、形象地回答中國農民如何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向富裕化與現代化這一深刻的、迫切需要回答的時代命題。
記者：這麼說，您走上這條學術之路，還有一定的偶然性。那麼，您的研究有沒有具體的計劃呢？
馮治：詳細的計劃談不上，但我的研究方向始終是明確的。經過較長時間的研究實踐和摸索，我把研究規劃調整為兩個系列一個最終成果：第一系列是在東部、中部、西部3個區域各選一些典型村，在自然環境上兼顧山區、平原、沿海，以撰寫這些典型村帶頭人的評傳為載體，研究村級發展規律；第二系列是在第一系列基礎上，把研究的範圍擴大到鄉（鎮）、縣。在兩個系列縱橫交叉比較研究的過程中，逐步吃透中國“農情”，積累資料，提煉觀點，把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研究的學問從下往上做，從實踐往理論上做，往道路上做，往規律上做，力求在典型性、針對性和指導性的結合上，逐步疏理建構解決當代中國“三農”問題的理論體系，探索解決當代中國“三農”問題的道路與規律。
記者：您研究中國“三農”問題，常常思考，思考最多的問題是什麼？
馮治：為什麼中國農民苦了幾千年，大多數農民還是苦？農村窮了幾千年大多數農村還是窮？農村現代化建設搞了這麼多年，還是這樣難？“三農”問題實質上是“農民問題。農民怎樣才能口袋“鼓”起來，腦袋“富”起來，腰桿“挺”起來，人格尊嚴“立”起來，在社會上“站”起來，成為大寫的“人”？多年來，這些魂牽夢繞在心頭的問題，糾纏得我寢食不安，不論如何苦思冥想，如何向人請教，如何查詢紙質和網路學術信息文獻，都難以找到解釋力強、能自圓其說的理論答案，真不知從何處下手、何處突破才好！
記者：理清思路，找准突破口至關重要。您是怎樣尋找突破口的？
馮治：我想，醫生看病要找准病根，解決中國“三農”問題，也要找准農民太苦、農村太窮的根本原因，這才能對症下藥。“因果關係”看似平常，生產生活中每時都有，無處不在，但要真正找出來，讓大家信服，談何容易！多年來，我做夢都想探尋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因果關係”，搞清楚在統籌城鄉發展，推進農村小康與現代化進程的函數方程中，哪些是常量，是領導部門決策時的硬約束條件，哪些是可變數，是領導部門決策時可發揮主觀能動性、靈活運用的條件，從而探索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道路、規律與對策，為各級黨政部門決策提供依據。
記者：您是如何探尋這一“因果關係”的？
馮治：做學問的難點就是突破點、也是成功點！只要咬住難點不放，煎熬苦修，就能獲得有價值的“正果”！近20年來，我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深入農村，和農民與農村幹部在一起苦苦探尋。2002年除夕那天，我來到了經濟欠發達地區新崛起的農民快速致富的典型——江蘇省興化市張郭鎮。春節當日，到農民家拜年，進行調研。向老年農民問及家庭情況，他們開口便是女兒在哪家企業上班，兒子在哪座城市經商。和農民商人交談，他們張口“資本”，閉口還是“資本”，開始外出經商時，最缺乏的是“資本”，最難完成的是“資本”積累，“資本”多了才能賺大錢，“資本”少了只能賺小錢。和張郭鎮的企業家交談，他們講的是“資本運營”。和張郭鎮黨政幹部交談，他們講的是如何經營城鎮，增加城鎮資本。聯想到我在全國許多地方農村調研時，農民經常談的也是不論幹什麼，都得要“本錢”，就像種莊稼，倘若你“本錢”少，比別人少施一次肥，少澆一次水，收穫的糧食就會比別人少許多， “本錢”實際上就是“資本”。
農民有“資本”才能發家致富，無“資本”只能受窮。張郭及全國農民的實踐和我的思索交融碰撞，穿過歷史時空與學術理論的隧道，一個破解中國農民太苦、農村太窮之因，探索富裕農民道路難題的“因果關係”的鏈條漸漸顯現出來：農民太苦，農村現代化太難的根本原因是“農民致富的資本”太少！
記者：這一認識看似簡單平常，卻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對這一“因果關係”，您是怎樣論證的？
馮治：在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專著《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與規律——張郭研究》一書中，我通過對幾千年歷史及現實的考察，理論與實踐的分析，找出找准了中國農民最苦，農村現代化最難的根本原因是“農民致富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本”最少。建立並闡釋了農民致富的這“四大資本”的新概念。建立了“分”與“統”有機結合的理論模型。由此，創立了“農民致富資本論”，探索出了“統籌城鄉發展，增加‘農民致富資本’的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以此緒論作為第一板塊，統率全書。第二板塊，對創立的“農民致富資本論”，結合興化市張郭鎮的實踐，進行了實踐驗證，使之立得准，站得住。在全景式反映張郭鎮農村現代化進程歷史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了對“農民致富資本論”、農民富裕化與農村現代化一些重要問題研究的深度和力度。第三板塊，把“農民致富資本論”深化到規律性認識的層次。前呼后應，進一步深化和豐富了該書創立的“農民致富資本論”。
記者：創立“農民致富資本論”，對解決“三農”問題有什麼意義？
馮治：“三農”問題的研究還局限在某一個方面，比如搞農業經濟學的，就從農業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搞社會學的，就著重從農村農民生活的變遷來研究，從而提出解決“三農”問題的方案。這都是有價值的。但我在思考，有沒有可能形成綜合解決“三農”問題的方案，從學術意義來說，就是把“三農”問題從某一學科的研究推進到多學科、全方位、綜合創新研究的層面和階段，制定出能真正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綜合方案。不然的話，如研究農民增收，主要是考慮經濟方面的措施，但農民如果沒有政治資本，政治權利得不到保障，增了收還是保不住。
我認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系統工程。我把千方百計增加農民致富的“四大資本”，上升到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道路和規律，就是說中國解決“三農”問題，要從這四個方面同時推進，不能只限於某一方面，如果不同時推進，即使富裕了也保不住。要把增加農民致富的“四大資本”，與大力推進農村全面小康與現代化建設作為統一進程，實施統一謀划，統一考核，這是中國農村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記者：提出“農民致富資本論”，可以說是一次理論創新，不過，是否得到社會的認同了呢？
馮治：我運用“農民致富資本論”的理論去投標江蘇省的《江蘇堅持統籌城鄉發展，在統籌城鄉發展的視野中解決“三農”問題研究》的招標課題，經權威專家匿名評審，在眾多“標書”中，得分第一，一舉中標。今年暑假，我又到陝西、甘肅等省的西部農村進行了調查，感受到東西部農村發展的差距，主要是農民擁有的致富的這“四大資本”的差距，這也可說明“農民致富資本論”是具有生命力與普適性的。對此，我充滿信心。
記者：您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鍥而不捨追求的精神，令許多人為之感動。捨得一番寒徹骨，如今碩果的芳香正微微地飄來。但發展正未有窮期，解決中國“三農”問題依然任重道遠。我想，您提出的“農民致富資本論”將隨著歷史前進的步伐，還需要豐富、完善，同時進一步經受實踐的經驗。祝願您不畏勞苦，繼續探索、攀登，去爭取更大的成功。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倪志福：《改革和發展必須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眾》（在《吳仁寶評傳》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中國學術期刊》（網路版）全文轉載。
郭中（著名歷史學家郭德宏的筆名）：《史來賀評傳評介》，《中共黨史研究》（北京）1992年1期第84～86頁。
葉南客：《尋找中國現代化的啟動點—<吳仁寶評傳>的理論價值評介》，《群眾》（南京）1996年第11期，第61～62頁。《中國學術期刊》（網路版）全文轉載。
王磊：《<吳仁寶評傳>簡介》，《中共黨史研究》（北京）1997年第3期，封底一。《中國學術期刊》（網路版）全文轉載。
徐學銀，戴德生：《評馮治中國農民富裕化道路——錫山市農村現代化研究》，《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中國學術期刊》（網路版）全文轉載。
春坦：《一部震撼心靈的作品——讀馮治的<吳仁寶評傳>》，《中國鄉鎮企業報》（北京）1996年9月2日。
寧兆坤：《貴在創新──略評<果都春秋>》，《社科信息》（南京）1994年第7期。
孟瑤：《把目光投向農民》，《今古傳奇》（武漢）1997年6期。
王世誼：《馮治近著<吳仁寶評傳>簡評》，《社科信息》（南京）1996年第11期。
葉南客：《中國農村現代化的熱情謳歌與理性思考—<中國三大村>簡評》，《江蘇黨校》（南京）1997年10月15日。
李雲河：《一本準確闡釋當代中國農民問題的好書──讀<吳仁寶評傳>有感》，《當代學術信息》（杭州）1996年第3期。
周明生：《以創新解決“三農”問題》，《光明日報》（北京市）2004年5月20日。
中國為數最多的“民”是農民。從一定意義上說，農民問題即中國問題，中國問題即農民問題。農民的生存發展狀態如何，歷來關乎國家的治亂興衰。
悠悠萬事，富民為先，富民為本，富民為大。被譽為“農民教授”的著名學者、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讀書唯望富桑麻”，農民如何才能過上幸福生活，社會主義理論如何在中國農村變為現實，是他一直苦苦探求的問題。他一年有一多半的時間下農村，春節也走村入戶，大年初一向農民拜年，調研“三農”問題。就這樣，20年的潛心執著，以實現他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尋找到一條能真正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富裕農民道路的畢生追求！從《中國農民富裕化道路》、《吳仁寶評傳》、《史來賀評傳》、《中國三大村》、《江南水鄉巨變》、《果都春秋》，到新近推出的《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與規律——張郭研究》，該書是他主持承擔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課題和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重點課題的最終成果，記錄承載了他的探索歷程和心血結晶，也增色了他的學術追求和生命。
該書克服了中國“三農”問題十分複雜、理論難點甚多、學科基礎相當薄弱等困難，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作指導，以為什麼中國農民最苦，農村現代化最難，怎樣才能實現農民的富裕化為分析主線，通過對中國幾
千年歷史及現實的考察，理論與實踐的分析，找出找准了中國農民最苦、農村現代化最難的根本原因是“農民致富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本”最少。要實現農民富裕化、農村現代化，就必須把千方百計增加“農民致富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與大力推進農村現代化作為統一進程，實施經一謀划，統一考核，這是中國農村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與其相對應，農民才能口袋“鼓”起來，腦袋“富”起來，腰桿“挺”起來，人格尊嚴“立”起來，在社會上“站”起來，成為大寫的“人”，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由此，把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為建造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理論大廈”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該書採用了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普遍性與典型相結合的綜合創新的研究方法，創立了“農民致富資本論”的新學說。書中建立了“農民致富的經濟資本”、“農民致富的文化資本”、“農民致富的政治資本”、“農民致富的社會資本”等新概念，並進行了詳盡闡釋和深入探究，使之科學化、立得住；理出了“解決農民最苦農村現代化最難的問題的思路”，建立了“農民的致富資本與農村現代化相互轉型促進”等多個理論模型，提出了應以“文化資本”變資源與財富，替代和彌補硬約束的耕地等短缺資本，促進農民增收致富的一條條切實可行的對策建議，探索出了“統籌城鄉發展，增加農民致富資本的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與規律”。這些創新性的探索成果，不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引發人們的深層思考，在深層思考中滿懷信心地看到了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希望之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些探索性的成果，是中國農民的一大福音。（ 《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與規律》馮治著人民出版社，稿件來源：光明日報）
朱慶：《研究農民 富裕農民——記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光明日報》（北京）2000年07月05日。
張丁：《馮治：立傳為農民》，《檢察日報》（北京）1996年9月13日。
劉新華：《三進華西兩遭拒，書成不負有心人——訪<吳仁寶評傳>作者馮治》，《中國市場經濟報》（北京）1996年4月6日。
孔德芳：《學者老馮》，《科技日報》（北京）2004年3月1日。
王磊：《為社會主義的創業者立傳》，《黨建研究內參》（北京）1996年第8期。
心玉：《他在為農民作傳》，《江蘇宣傳》（南京）1996年第11期。
支德裕：《一位青年學者與華西的情結》（近一個整版），《揚子晚報》（南京）1996年6月7日。
超群：《馮治：從農民到作家、教授》（整版），《社科信息》（南京）1998年12月7日。
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談學習華西村新經驗
激蕩三十年（1978-2008）第9集訪談江蘇省委黨校教授馮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