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敬

日本 明治、大正時代資產階級政治家，日本歷史上第一屆正式政黨內閣的“平民宰相”。

原敬幼名健次郎，生於1856年2月9日，是盛岡城外本宮村南部藩士家臣原直記之孫，其父名原直治。健次郎十歲喪父，十二歲入藩校修文所學習三年。1871年，十六歲的健次郎赴 東京，在共憤義塾學習英語。廢藩置縣后，他家境貧困，一面給同鄉的前輩江幡梧樓當書童，一面刻苦讀書，繼而轉入箕作麟祥的家塾，學習法語，並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

1875年，健次郎二十歲時再度前往東京，先在東京三叉學社學習英語、法語，後於1876年考入司法部法律學校，由於學校發生學生搗毀食堂事件，原敬等人作為學生代表上書司法大臣，使得校長難堪，於1879年初，被學校勒令退學。

同年春天，原敬被招聘為《郵便報知新聞》的政治記者，同時還兼任山梨縣《峽中新報》的社論撰稿人，此時他以鷲山樵夫為筆名撰寫了《政體變更論》、《勤王之說》、《露西亞國勢論》等三十七篇論文，論證了國體和政體的區別，還連載了半年《海內周遊日記》。在《郵便報知新聞》上發表的論文，可說是他整個生涯的思想縮圖。

1882年1月，他退出“報知新聞社”，4月，加入帝政黨創辦的《大東日報》社，擔任主筆，此時，他極力標榜國家主義，鼓吹主權在君之說。在自由民權運動十分高漲的情況下，他唯恐發生有損帝室的事件，主張要參加自由民權運動的人們要維護天皇的權威。他擁護“憲政”，但又宣稱這“非獨人民之希望，實則聖職之所在。”。宣揚所謂“欲擁護皇室，若不知以自由民權擁護之，其乃誤用自由民權者，焉可擇之哉！”他認為：維新的元勛只不過是擅長革命，但是缺乏建設的智慧，建設應委任懂得製法的才學之士，云云。 1883年11月，二十八歲的原敬與中井貞子結婚。婚後無子，五十歲時離婚。

1884年12月，朝鮮漢城“甲申事變”，日本政府派遣外交大臣 井上馨為全權特使赴朝談判。原敬以《大東日報》特派員的身份隨行，深得井上馨之賞識，隨及任命他為外務省秘書，使他得以在政界嶄露頭角。從此踏上了從平民到宰相的政治階梯。

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原敬被日本政府派往中國任駐天津領事。1885年7月，當 蜂須賀任駐法公使時，他被任命為一等秘書，前往巴黎並代理公使獨擋外交重任。駐法期間，原敬與駐奧公使 西園寺公望關係甚密，進而結識了 陸奧宗光、高橋是清等人。1889年，井上馨任農商大臣時，調原敬歸國任農商部秘書。1890年5月，駐美全權公使陸奧宗光歸國任 山縣有朋內閣的農商大臣，原敬任農商部參事官兼秘書。第二屆 伊藤博文內閣時，原敬任外務部通商司長，繼而晉陞為外務次官，參與策劃統治中國 台灣的根本方針。1896年第二屆松方正義內閣組成后，他主動請求調任朝鮮特命全權公使，九個月後，歸國辭職，結束了其前後十五年的官吏生活。

1897年9月，受大阪《每日新聞》社的聘請，任該社編輯總務及社長職務。他利用報紙為武器，攻擊憲政黨內閣。1900年6月，接受伊藤博文的邀請，任政友會的幹事長，這便成為他以後作為伊藤博文和西園寺公望繼承人的晉身之階。同年12月，第四屆伊藤內閣組成，在東京發生了市會議員瀆職事件之後，原敬接替星亨的郵電大臣職務。翌年6月辭職，11月，在北濱銀行任總經理。

1918年9月原敬內閣成立，這是日本政治史上劃時代的事件。雖然當時國民的選舉權受納稅額限制，但這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實現了由在國民代表組成的眾議院中擁有席位的政黨領導人組閣，擔任政府最高責任者。原敬領導的政友會是當時眾議院中相對第一大黨，他擔任首相標誌著由多數國民支持的政黨組閣的政黨內閣制實現了，從此出現了所謂政黨內閣。如果僅就政黨內閣來說，在原敬內閣之前1898年成立的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內閣（所謂“隈板內閣”）也是以憲政會為支持基礎的，但由於內部意見分歧而毫無建樹，僅四個月便垮台了。而且大隈重信首相雖為憲政黨黨首，但不是眾院議員，加之他擁有爵位，所以原敬內閣才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政黨內閣。

如果僅從由黨人擔任閣僚這一點上看，1900年10月成立的第四次伊藤內閣也可以稱為政黨內閣。那屆內閣中除陸軍、海軍、外務三位大臣以外的閣員全部是政友會黨員，伊藤是政友會總裁。但伊藤與大隈一樣是擁有爵位的元勛，不象原敬那樣是眾議員。原敬是第一個在眾院擁有議席的首相。名義上首相是由天皇降旨任命的，但作為政府之長的首相能從以國民為基礎的議會中登場亮相，意義重大。日本歷史上延續下來的君臨國民、高高在上的政府第一次被建立在國民基礎之上的政府所代替。原敬成為首相的意義不單純在於實現了政黨內閣，還應特別指出的是原敬內閣在內外政策上有系統的政策構想，並按此實施。政黨政治下運營政權的基本特點就在於提出政策主張，爭取獲得國民支持。從這個觀點出發，原敬積極從官界和財界內發展有才能的人加入政友會，以期提高制定政策能力，使政友會有質的發展。以往的政黨打著自由民權運動的旗號，多為豪言壯語派和演說派，缺乏近代政黨所必需的制定政策能力和經濟運營方面的優秀人材。對於以政黨政治取代藩閥政治為目標的原敬來說，當務之急是培養有國策擔當能力的政黨和人材。原敬內閣提出的“四大政策綱領”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由政友會打出的政策構想。

為什麼原敬的政黨內閣能夠取代明治維新以來一直執國政之牛耳的藩閥官僚政權呢？背景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內外民主主義高漲，形成國民要求參與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時代大趨勢。寺內內閣由於米騷動和出兵西伯利亞而遭到批判，走投無路的寺內正毅以身體有病為由辭去首相職務，將繼任首相人選問題全部委託給素有“首相製造者”之稱的山縣有朋。山縣推舉元老之一的西園寺公望為首相，但西園寺稱疾固辭，並說服了山縣，推薦原敬出任首相。原敬立即開始接近事實上掌握著首相任命權的山縣有朋，就當時政局交換意見。山縣雖然支持寺內內閣，但採取就事論事的態度，在很多問題上對第一大黨政友會採取了合作的姿態。原敬堅信藩閥官僚內閣已走到盡頭，政黨內閣取而代之的時代已經到來。從表面上看原敬接近山縣是為討其歡心，實際上原敬是在為移交政權做周密的準備工作。

山縣經過不斷與原敬交換意見，逐漸對他的人品、實力給予很高評價。據《原敬日記》記載，山縣曾對西園寺談稱：“原敬和我沒有什麼不同意見。只不過原敬要爭取政黨中大多數贊同，並要改良政黨，我反對他這種作法。分歧僅此一點而已。”山縣認識到在藩閥官僚勢力中沒有能順應時代的人物，最終接受了西園寺的意見，同意由原敬擔任首相。當時的時局令山縣擔心，國內米騷動和要求實現普選制的民眾運動以及民主主義思潮高漲。國際上則面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局勢發生激烈變化，美國開始抬頭，俄國爆發革命，中國的民族主義高漲。冷徹的山縣不得不認識到藩閥官僚政治家已無法擔當應對時代的重任。

拉開政黨政治大幕的原敬是大正民主主義的象徵，也是一位現實主義政治家和漸進主義者，既心懷民主主義又是一個保守的人。原敬在日記中曾這樣寫道：“實際上將來民主主義發展是件可怕的事情，對此我與官僚勢力有相同的擔憂。所不同之處在於官僚勢力想阻斷這種潮流，而我是想不讓這種潮流發展過快，進行疏導，使之不致引起大亂。”面對民主主義潮流希望避免急進化，而以漸進方式進行，這就是保守政治家原敬的政治立場。同是現實主義政治家的山縣有朋對原敬這種主張也表示了肯定態度。一位與原敬關係密切的記者曾對就任首相后的原敬說：“山縣的眼光還是挺敏銳的。”原敬回答說：“米騷動時我們的黨還年輕，煽動事態嚴重化。官僚內閣毫無對應能力，但山縣卻很好地化解了事態。”

原敬內閣受到國民歡迎，不僅是輿論，就連在野黨憲政會和國民黨也對政黨內閣的誕生表示歡欣鼓舞。這種好評源於原敬的“平民首相”形象和國民對政黨內閣取代藩閥官僚政治的期待。原敬冷靜地看待了這種歡迎氣氛，他說過：“國民的期待感太高了。期待我在短時間內做很多事。”充分表明了他的心境。組閣不久的11月11日，持續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原敬親自說服西園寺擔任日本政府全權代表出席戰後媾和會議。派遣西原寺和牧野伸顯等親英美派出席和會表明原敬認為在戰後國際社會中與英美特別是美國建立良好關係對日本來說比什麼都重要。他在日記中寫道：“日美英三國進行合作對國家的將來極為有利。反之，如果日本與美國關係疏遠那將是十分危險的。”在原敬內閣成立前一年爆發的俄國十月革命使山縣有朋和軍部策劃的通過日俄合作對抗英美，進而在大陸擴大勢力的外交戰略從根本上破滅。原敬上台後，為了應對日本面臨的國際環境新變化採取了與英美進行協調的外交路線。為了避免日本在國際上受孤立，山縣也不得不對原敬外交抱有期待。原敬與山縣之間的力學關係不知不覺發生了逆轉。

原敬對英美協調的外交政策首先表現在調整對華政策上。原敬認為迄今日本以武力對中國實行擴張主義政策，從而引起日本與歐美各國間的摩擦，招致日本在國際上受到孤立。他反對大隈內閣對華提出二十一條也是出於認為這樣做會刺激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僅損害日中友好關係，西方列強還會猜疑日本對中國懷有野心，使日本在國際上倍受孤立。在不干涉內政的方針下，原敬把日中友好做為對華基本政策。當時中國北方的北洋軍閥政府和孫中山領導的南方政府對立，原敬確定了由中國南北政府達成妥協建立統一政府，日本將和這個統一政府建立友好關係的基本政策。原敬內閣成立后，立即禁止向中國北方政府借款和出口武器。基於這種構想，原敬內閣決定通過美國提議的新對華貸款團向中國提供貸款。原敬內閣的基本對華政策是以與美英協調為前提，本著不干涉內政的精神而確立的，意味著迄今日本以軍事力量把中國置於勢力範圍之內，將其作為鐵、煤等資源供給地和日本製品出口市場的大陸政策發生巨大轉換。雖然原敬堅持確保日本在滿蒙（中國東北和內蒙古）的利益，但畢竟他還是想通過經濟活動加強日本在中國的影響力。

現實並沒有象原敬想像的那樣發展。在巴黎和會上，如何處理德國在中國山東半島權益問題成為焦點。日本主張有繼承這些權益的權力，中國則要求歸還山東，雙方發生對立。日本以不參加國際聯盟相要挾，逼迫歐美列強承認了日本對山東的特權。中國表示強烈抗議，1919年5月，在全中國範圍內爆發了要求歸還山東主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即“五·四”運動）。抵制日貸等反日運動高漲，中日關係惡化。同時，要求民族自決的民族主義運動在朝鮮半島也爆發出來。同年三月朝鮮爆發了要求從日本殖民地下解放出來的三·一運動。原敬內閣為了與中國改善關係，開始出現歸還山東權益的動向。（最終實現返還是在1923年華盛頓裁軍會議上由原敬的繼任者高橋是清實現的）。

原敬對英美協調的外交路線還表現在以撒兵來解決前內閣留下的負面遺產—出兵西伯利亞問題上。眾所周知，原敬一直反對寺內內閣出兵西伯利亞。原敬曾反駁寺內內閣本野一郎外相的出兵論稱：“向他國派兵還說不是為了戰爭目的，這種論調是行不通的。”對寺內他也提出“儘早收場”勸告。原敬之所以反對出兵西伯利來是出於擔心招致美國對日本不信任，使日本孤立化的考慮。原敬在寺內內閣外交調查會上指出：“（關於出兵西伯利亞問題）在此要特別提起注意的是日美關係，日美關係直接影響我國未來命運，如果日美關係疏遠，究其原因就是美國懷疑我國在西伯利亞和中國懷有侵略野心，因此我們應該努力避免使其疑慮加深，這樣才符合我國利益。”

當時政府內部因恐懼俄國革命主張以鎮壓革命為借口出兵的人不在少數，原敬在這種潮流之中對俄國革命有著冷靜的認識和分析。他認為“雖然不贊同俄國過激派的所作所為，但作為國家不能以他們為敵”，“過激派勢力遍及全俄國，與之相對抗的穩健派事實上大勢已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日本的政策招致過激派反感則不是好策略”。現實主義政治家原敬終究還是立足於現實考慮問題，而不是從意識形態作出判斷。此後，出兵西伯利亞問題由於美國為救援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向日本提出在限定人員和地域前提下共同出兵的請求而發生變化。寺內等政府首腦及參謀本部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主張以自衛為借口向西伯利亞派遣大量軍隊。原敬主張只向美國提出的限制範圍內派兵，但在參謀本部的主導下還是增加了對西伯利亞派兵的數量，至原敬擔任首相的1918年9月，出兵總人數達7萬2、3千人，招致美國的強烈抗議。原敬組閣后立即決定從西伯利亞撤軍，把留守部隊削減至2萬6千人。1920年1月美國單方面宣布撤軍，原敬也在3月作出撤軍的內閣決議。但是在同年5月發生了所謂“廟街事件”，當地游擊隊對日軍的進攻發動反擊，日本守備隊士兵和大量居留民被殺。日本出兵佔領了北樺太，要求俄國謝罪並賠償，西伯利亞撤兵遭到挫折。實現完全從西伯利亞撤兵是在原敬死後，1923年10月的加藤友三郎內閣時期。

原敬就任首相后，10月應東京商工會議所邀請發表施政演說，（1）提出改善教育。特別是擴充高等教育機關；（2）整備交通機關。完善、擴充鐵道、海運、郵電、電報電話等交通通信網路建設，促進國民經濟發展；（3）充實國防。防止外來侵略，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戰教訓，從國家防衛視點出發完善軍備；（4）控制米價等物價政策。這就是所謂政友會主張的“四大政策綱領”。此外，原敬還實現了其長年主張的陪審制度、修改選舉制度（將獲得選舉權的納稅額由10日元下調為3日元）等。每一項政策都是在其強有力的領導下實施的。原敬大力擴充高等教育機關，是因為他認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競爭已由軍事力量轉移到以經濟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競爭時代，為此必須培養大量受過高等教育，有專門知識的人材。他在組閣不久后的1918年12月，在已有的國立大學之外正式承認慶應、早稻田等專門學校為大學，並增設高等學校，將一些學校升格為專科大學，以此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機構。他還果斷地作出向私立大學提供政府補助金的劃時代的教育改革政策。政友會長年以來一直推動完善、擴充鐵路、通信、道路、港灣，原敬特別以完善擴充鐵路網以中心展開工作。原敬沒有對后藤新平和陸軍為運輸兵力而提出的鐵路寬軌化要求讓步，主張應優先在全國普及鐵路，並在國會提出包括新建地方鐵路線在內的龐大的新線鋪設計劃。這個計劃在貴族會遭到反對一度成為廢案，但在原敬死後的高橋是清內閣期間得以成立。在全國鋪設鐵路網相當於現在通過道路建設振興地方經濟，也為擴大政友會勢力作出很大貢獻。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契機，城市發展迅速，城市建設計劃明顯落後。為此原敬內閣制定了道路法、城市規劃法，開始對都市進行正規建設。第二是在振興產業方面。原敬內閣設立了臨時財政經濟調查會，根據該會議提出的建議實施各項政策。鋼鐵、造船、化學等產業受到重視，政府試圖以重化學工業為中心實現產業高度構造化。原敬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倡導充實第四國防。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經歷的首次大規模屠殺的戰爭，飛機、坦克、潛水艇、毒氣等新型武器被大量使用。它也是一場科技戰、綜合國力戰。原敬非常重視飛機的作用，提出有必要在陸海軍之外單獨設立空軍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原敬在主張充實國防力的同時提出應防止過度依賴軍事力量。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國國防政策不應有侵略方針……，軍國主義為世界所不容”，“此次戰爭的教訓在於，僅靠兵力數目無法達到目的，必須發展、充實國力”，“（今後在發展軍備方面）如果沒有國民的同情和支持什麼事情也辦不成。”

原敬根據向公眾承諾的“充實國防”方針，打出以建立“八·八艦隊”（戰列艦8隻、巡洋艦8隻）為代表的武器機械化、近代化、完備航空兵等大規模增強軍備計劃。面對巨額財政負擔，原敬果斷地改革所得稅和法人稅稅制。支撐日本經濟的大戰景氣在1920年3月15日以股價暴跌為標誌而終結，隨之而來的是戰後經濟大恐慌，日本經濟陷入慢性衰退。由於經濟形勢激變，政府不得不對軍擴計劃進行根本性修改。原敬對美國提出的裁軍方案表示歡迎，表示將參加華盛頓裁軍會議。這一方面是出於他堅持日美協調外交路線的考慮，一方面也是考慮到日本的財政狀況。原敬認為軍備終究是相對性的，如果能控制在低水平就不要超越它，大規模的擴軍是無益的。美國總統哈汀呼籲召開裁軍會議無異於給了原敬一個很好的台階。對於軍事力量的作用，原敬始終認為“政治應高于軍事”。為了抑制逐漸膨脹的軍閥勢力，他試圖廢止參謀本部和殖民地長官武官專任制，允許文官擔任。關於第二點，原敬的意圖是想要把對殖民地的統治地從力統治改為文官統治，起因是1919年在朝鮮爆發的“三·一運動”（朝鮮民族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運動）。當時日本政府出動軍隊進行了殘酷鎮壓，造成大量死傷。以此為機會，原敬主張在朝鮮不僅要實行文官統治，而且當地的教育制度也應和日本本土一樣，即在朝鮮推行“內地同化”政策。

對於軍部的存在原敬在日記中寫道：“參謀本部總是強調統帥權，其前途危險……。參謀本部的軍人們……動輒抬出皇室對政界施壓，其謬甚也”，“參謀本部直屬天皇，獨立於政府之外，不論什麼事都反覆強調統帥權問題，這還不足以令人憂慮嗎？值此之際，將此弊端一掃而光才是為國家皇室著想之策。”表現出他對軍部借統帥權之名為所欲為抱有危機感和強烈的警惕。

當時的陸軍大臣田中義一給了原敬很大幫助。圍繞西伯利亞撤兵等問題，田中與掄著統帥權大棒的參謀本部（上原勇作總長）的對立加深。大藏相高橋是清出於對軍部勢力抬頭的擔憂向原敬提出廢止參謀本部的建議。但是原敬以“若行此策，內閣須有堅定的統一意見和有排除萬難之決心”為由將高橋的建議書壓下沒有公開。高橋在之後幾年間屢次出任大藏大臣，努力抑制軍費澎脹，用自己的身體抵抗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結果在“二·二六事件”（1936年）中被暗殺。

原敬執政兩年後，他向國民承諾的政策開始走上軌道。原敬向西園寺和山縣有 朋表明希望下野的意思。原敬之所以能在比較短的時間裡處理了內政外交方面的諸多課題主要源於他卓越的領導力。他的領導能力首先表現在對政友會的掌握上。他領導的政友會在1920年5月舉行的引入小選舉區制后首次眾院選舉中獲得279個席位（總數464席），占絕對多數，取得壓倒性勝利。而藩閥官僚組成的小黨派在這次選舉中受到毀滅性打擊。原敬在眾議院取得壓倒性多數的同時還向山縣派系藩閥官僚的據點貴族院打進楔子（所謂分斷兩院政策），成功取得貴族院對內閣的支持與合作。原敬在議會中的政權基礎堅如磐石，其領導地位無人可以撼動。

原敬成功地以政黨政治取代了藩閥政治。他之所以對藩閥政治懷有如此強烈的對抗心理，根源在於其出生在東北諸藩閥之一的南部藩，該藩在幕府末期戊辰戰爭中一直與薩長政府軍戰鬥到最後。原敬在晚年寫俳句時以“一山”為號，其意在於對當年薩長政府軍輕蔑地將南部藩形容為“白河以北一山百文”表示反擊，表現出從逆境中成長起的原敬的反抗心理。當年南部藩相對“官軍”而言身負“賊軍”惡名，原敬即出生於擔任南部藩家老的家族中。明治維新時期他十三歲，從幼年期到少年期再到青年期，原敬一直是在失敗者忍受生活辛酸的氣氛之中成長起來的。原敬豪放堅毅、不服輸、依靠自己、自立性強的性格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逐漸形成的。由於交不起學費，他沒有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只得作為天主教神父的僕人學習法語，並接受了洗禮。他參加過公費海軍學校考試，沒有通過。雖然之後他以優秀的成績考入司法省法學學校，但由於參與學校騷動而遭開除處分。之後原敬投身新聞界，又相繼在外務省、農商省工作過，並有在中國、巴黎等海外工作的經歷。所幸的是原敬在這期間得到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的知遇之恩，在海外的經歷也對他在國際關係和對國際形勢的見識方面大有益處。原敬經過 十五年的官僚生涯得以嶄露頭角，成為他日後進入政界的資本。他曾給擔任農商相和外相時發揮了老道政治手腕的陸奧宗光作秘書，這決定了原敬的一生。陸奧是一個古板的人，但對原敬的骨氣非常賞識，提拔他擔任外務次官等要職，原敬對此也非常感謝。兩個人都出生於反對薩長藩的地方（陸奧出生於紀州藩），都對自己的才幹懷有自信，並且性格剛烈。正如外界評論的：“不論公事私事，兩人鮮有分歧”。陸奧去世后，原敬也離開官界進入大阪每日新聞社，第二年成為社長。

1900年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創建立憲政友會，原敬在他們的勸說下加入該黨。伊藤在天津工作期間與原敬熟識，非常欣賞他的能力，因此讓原敬擔任黨的重要職務—幹事長。第四次伊藤內閣期間，由於星亨辭職，原敬接替他出任郵遞相，成為首位出生於東北地區的大臣。原敬在伊藤和西園寺兩代黨總裁時期一直是政友會的實力人物。由於西園寺總裁缺乏領導力，所以原敬被委以黨運營的重任。他與桂太郎就政權移交問題討價還價，同時作為內相以廢除郡縣制為目標，試圖通過引入小選舉區制擴大政友會在眾議院的勢力（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但在貴族院被否決），因此他被稱為“實力派政治家”、“現實主義政治家”。原敬的現實主義還表現在他不拒絕和藩閥勢力接近並達成妥協，這些作法為政友會逼近政權發揮了作用。

對於原敬這些作法也存在諸如“今天主義”、“雖有政治家天分，但無經世家之抱負經綸”的評價，批判他雖能對眼前的問題臨機應變、巧妙處理，是一個務實型政治家，但不是一個高舉自己理想、擁有主義和信念的經世濟民者。然而實際上他並非沒有理想和信念、只會就事論事的政治家。原敬的思想軌跡都反映在可稱之為言行錄的日記當中，表現出原敬是日本政治家中十分罕見的懷有國家構想的人，而且之後回過頭看這些構想，發現它們是正確和有先見之明的。原敬認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將是民主主義時代，但不能通過群眾運動使其過激，應使政黨政治確立下來。在對外政策上，原敬制定了與美國友好協調，與中國友好親善的路線。不幸的是原敬被暗殺身亡，生前沒能看到他的國家構想得以實現。在他的繼任者政友會高橋是清首相任下締結了華盛頓裁軍協議。之後，在昭和初期民政黨浜口雄幸首相任下締結了倫敦裁軍協議。直到1931年發生“滿洲事變”為止，原敬制定的國際協調的和平外交路線和政黨政治一直是國家的基本政策。

原敬作為政黨政治家，從幹事長到總裁再到首相，經過了18年。地位造就人，原敬就是一個典型。在入黨之初，他滿身稜角，與周圍人缺乏協調。擔任總裁后他變得溫和，臉上總是掛著微笑，對別人的意見側耳傾聽，非常有包容力。原敬在籌集選舉和黨運營所必須的政治資金方面很有才能。選舉之際，如果黨員申請1萬日元資金，他會發給1萬5千日元；申請2萬日元，他會援助3萬日元，而且他還為黨員的利益與權力進行斡旋。每年歲末，原敬總是呆在東京家中，因為他知道黨員中有一些人難渡年關，所以在家中開門等他們來求助。原敬每次和別人激烈辯論或批評某人之後，必定將他送至大門口，並囑咐一些“當心別感冒”、“注意回去的路上有個大坑”的話。原敬在政友會中有很高的聲望和統率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政治能力和手腕以及見識，同時也因為他對黨員情誼深厚，在金錢方面為黨員著想，人格魅力讓黨員心悅誠服。連原敬的反對派也承認他是個清廉寡慾的人，生活簡樸。但是政友會主張的擴建鐵路綱計劃產生的各種利益使政治醜聞不斷。在一連串的事件中，有很多政友會黨員被牽扯進去，其中不乏原敬的老朋友，因此來自在野黨的責難越來越強。但是原敬仍然為黨員和老朋友們進行辯護。答辯時他的聲音象金屬一樣低沉，經常把在野黨駁倒，而且態度激憤，給人們留下強烈的“實力派政治家”、“桀傲不遜”的印象，被指責為依靠在議會佔壓倒多數強行運營。面對在野黨對政友會的攻擊，政友會也揭露出在野黨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的金錢問題，使議會陷入停滯狀態，國民對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的不信任感增加。在原敬死後，這種不信任更加嚴重，可以說是政黨政治自掘墳墓，在這一點上不能不說原敬作為政友

會總裁責任重大。

1921年11月4日下午7點多，原敬在東京車站前被中岡艮一暗殺。這是自1885年內閣制建立以來首位被暗殺的現職首相。原敬被暗殺是因為社會對政界一連串貪污事件以及對原敬處理措施的不滿。但是事件並非突發事件，背後存在著與所謂“宮中某大事件”、皇太子出訪問題等相關聯的右翼勢力背景。所謂某重大事件是指被內定為皇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妃的久邇宮公主良子被檢查出其母家族有色盲遺傳史，元老山縣有朋要求解除婚約，久邇宮家表示反對。右翼勢力對此心懷不滿，雙方對立加深。結果此事以不改變內定而收場。由於當局對有關此事的報道進行控制，沒有在新聞界引起引人注目的騷動，然而事件使皇室問題成為政治鬥爭的焦點。山縣被稱為“國賊”，政治勢力 受到打擊，一年後即因病去逝。原敬雖然同情山縣贊同取消婚約，但極力保持著靜觀立場。為此，部分反對派要求追究原敬作為首相的責任。

還有一個宮中問題即皇太子出國訪問問題。當時大正天皇病情惡化，宮中存在反對皇太子此時出國訪問的意見，但原敬認為皇太子有必要擴展見識和教養，積極主張皇太子出國訪問。歷時半年的出訪對皇太子的思想形成給與了很大影響，皇太子回國后在賜給原敬的話中稱：“余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教訓有了鮮明認識，達到學習目的，余心甚喜”，對原敬力排反對意見積極推進出訪計劃的見識給予了高度評價。為此原敬被右翼 盯上，早就有右翼要暗殺原敬的傳聞。但是原敬在生前寫下的遺書中對忠告表示感謝，表現出“暗殺就暗殺吧”的滿不在乎的心情。原敬之死對內外造成衝擊，海外媒體十分罕見地予以報道，表示痛惜。原敬永眠在他熱愛的故鄉—盛岡，根據他的遺言，墓碑上只刻著“原敬之墓”。

1856年2月9日 出生於岩手縣盛岡

1876年 考入司法省法律學校

1879年 被學校開除

1885年 在巴黎公使館工作

1890年 任農商相陸奧宗光秘書

1895年 任外務次官

1897年 進入大阪每日新聞社，第二年任社長

1900年 加入政友會，任幹事長。第四次伊藤內閣郵遞相

1902年 當選眾院議員

1906年 任第一次西園寺內閣內相

1911年 任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內相

1913年 任第一次山本內閣內相

1914年 任第三次任政友會總裁

1918年 任首相

1921年11月4日 被暗殺，6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