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大哉言乎！野蠻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旨趣甚簡單而常不相容；文明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性質甚繁雜而各呈其用。

而吾人所最當研究而受用者，則凡百之道德，皆有一種妙相，即自形質上觀之，划然立於反對之兩端；自精神上觀之，純然出於同體之一貫者。譬之數學，有正必有負；譬之電學，有陰必有陽；譬之冷勢兩暗潮，互沖而互調；譬之輕重兩空氣，相薄而相劑。善學道者，能備其繁雜之性質而利用之，如佛說華嚴宗所謂相是無礙、相入無礙。苟有得於是，則以之獨善其身而一身善，以之兼善天下而天下善。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凡我輩有志於自治，有志於覺天下者，不可不重念此言也。天下固有絕好之義理，絕好之名目，而提倡之者不得其法，遂以成絕大之流弊者。流弊猶可言也，而因此流弊之故，遂使流俗人口實之，以此義理、此名目為詬病；即熱誠達識之士，亦或疑其害多利少而不敢復道。則其於公理之流行，反生阻力，而文明進化之機，為之大窒。莊子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可不懼乎？可不慎乎？故我輩討論公理，必當平其心，公其量，不可徇俗以自畫，不可驚世以自喜。徇俗以自畫，是謂奴性；驚世以自喜，是謂客氣。

吾今者以讀書思索之所得，覺有十種德性，其形質相反，其精神相成，而為凡人類所當具有，缺一不可者。今試分別論之：

其一　獨立與合群

獨立者何？不倚賴他力，而常昂然獨往獨來干世界者也。

（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是其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此，文明人所以異於野蠻者以此。吾中國所以不成為獨立國者，以國民乏獨立之德而已。言學問則倚賴古人，言政術則倚賴外國。官吏倚賴君主，君主倚賴官吏。百姓倚賴政府，政府倚賴百姓。乃至一國之人，各各放棄其責任，而惟倚賴之是務。究其極也，實則無一人之可倚賴者。譬猶群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牽丙袂，究其極也，實不過盲者依賴盲者。一國腐敗，皆根於是。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獨立。人人各斷絕倚賴，如孤軍陷重圍，以人自為戰之心，作背城借一之舉，庶可以掃拔已往數千年奴性之壁壘，可以脫離此後四百兆奴種之沈淪。今世之言獨立者，或曰“拒列強之干涉而獨立”，或曰“脫滿洲之羈軛而獨立”；吾以為不患中國不為獨立之國，特患中國今無獨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先言道德上之獨立，乃能言形勢上之獨立。危哉微哉！獨立之在我國乎？

合群雲者，合多數之獨而成群也。以物競天擇之公理衡之，則其合群之力愈堅而大者，愈能佔優勝權於世界上，此稍學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國謂之為無群乎？彼固龐然四百兆人，經數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寧惟是，其地方自治之發達頗早，各省中所含小群無數也；同業聯盟之組織頗密，四民中所含小群無數也。然終不免一盤散沙之誚者，則以無合群之德故也。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對於一群，常肯絀身而就群；以小群對於大群，常肯絀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後能合內部固有之群，以敵外部來侵之群。乃我中國之現狀，則有異於是矣。彼不識群義者不必論，即有號稱求新之士，日日以合群呼號於天下，而甲地設一會，乙徒立一黨，始也互相輕，繼也互相妒，終也互相殘。其力薄者，旋起旋滅，等於無有；其力強者，且將釀成內訌，為世道憂。此其故，亦非盡出於各人之私心焉，蓋國民未有合群之德，欲集無數之不能群者強命為君，有其形質，無其精神也。故今日吾輩所最當講求者，在養群德之一事。

獨與群，對待之名詞也。入人斷絕倚賴，是倚群毋乃可恥？常絀身而就群，是主獨無乃可羞？以此間隙，遂有誤解者與託名者之二派出焉。其老朽腐敗者，以和光同塵為合群之不二法門，馴至盡棄其獨立，閹然以媚於世；其年少氣銳者，避奴隸之微號，乃專以盡排儕輩、惟我獨尊為主義。由前之說，是合群為獨立之賊；由后之說，是獨立為合群之賊。

若是乎兩者之終不能並存也。今我輩所亟當說明者有二語，曰獨立之反面，依賴也，非合群也；合群之反面，營私也，非獨立也。雖人自為戰，而軍令自聯絡而整齊，不過以獨而扶其群雲爾；雖全機運動，而輪軸自分勞而赴節，不過以群而扶其獨雲爾。苟明此義，則無所容其托，亦不必用其避。臂之物質然，合無數“阿屯”而成一體，合群之義也；每一“阿屯”中，皆具有本體所含原質之全分，獨立之義也。若是者，謂之合群之獨立。

其二　自由與制裁

自由者，權利之表證也。凡人所以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為其重也。我中國謂其無自由乎？則交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住居行動之自由，官吏不禁也；置管產業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信教之自由，官吏不禁也；書信秘密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集會、言論之自由，官吏不禁也。

（近雖禁其一部分，然比之前世紀法、普、奧等國相去遠甚。）凡各國憲法所定形式上之自由，幾皆有之。雖然，吾不敢謂之為自由者何也？有自由之俗，而無自由之德也。自由之德者，非他人所能予奪，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故文明國之得享用自由也，其權非操諸官吏，而常采諸國民。中國則不然，今所以幸得此習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則其自由可以忽消滅而無復蹤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專重人權在而不敢禁也，不過其政術拙劣，其事務廢馳，無暇及此雲耳。官吏無日不可以禁，自由無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謂之奴隸之自由。若夫思想自由，為凡百自由之母者，則政府不禁之，而社會自禁之。以故吾中國四萬萬人，無一可稱完人者，以其僅有形質界之生命，而無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國，舍自由美德外，其道無由！

制裁雲者，自由之對待也。有制裁之主體，則必有服從之客體。既曰服從，尚得為有自由乎？顧吾嘗觀萬國之成例，凡最尊自由權之民族，恆即為最富於制裁力之民族。

其故何哉？自由之公例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制裁者，制此界也；服從者，服此界也。故真自由之國民，其常要服從之點有三：一曰服從公理，二曰服從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從多數之決議。是故文明人最自由，野蠻人亦最自由，自由等也，而文野之別，全在其有制裁力與否。無制裁之自由，群之賊也；有制裁之自由，群之寶也。童子未及年，不許享有自由權者，為其不能自治也，無制裁也。國民亦然，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權，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制。而文明程度愈高者，其法律常愈繁密，而其服從法律之義務亦常愈嚴整，幾於見有制裁不見有自由。而不知其一群之中，無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無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一，是乃所謂真自由也。不然者，妄竊一二口頭禪語，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顧公益，而漫然號於眾曰：“吾自由也。”則自由之禍，將烈於洪水猛獸矣。昔美國一度建設共和政體，其基礎遂確乎不拔，日益發達，繼長增高，以迄今日；法國則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君民兩黨，互起互仆，垂半世紀余，而至今民權之盛猶不及英美者，則法蘭西民族之制裁力，遠出英吉利民族之下故也。然則自治之德不備，而徒漫言自由，是將欲急之，反以緩之；將欲利之，反以害之也。故自由與制裁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已，又乃相待而成，不可須臾離。言自由主義者，不可不於此三致意也。

其三　自信與虛心

自信力者，成就大業之原也。西哲有言曰：“凡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是故欲為豪傑，則豪傑矣；欲為奴隸，則奴隸矣。”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天下人固有識想與議論過絕尋常，而所行事不能有益於大局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有初時持一宗旨，任一事業，及為外界毀譽之所刺激，或半途變更廢止，不能達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居今日之中國，上之不可不衝破二千年頑謬之學理，內之不可不鏖戰四百兆群盲之習俗，外之不可不對抗五洲萬國猛烈侵略、溫柔籠絡之方策，非有絕大之氣魄，絕大之膽量，何能於此四面楚歌中，打開一條血路，以導我國民於新世界者乎？

伊尹曰：“余天民之先覺者也，余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余覺之而誰也？”孟子曰：“夫天未欲賓士天下也，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抑何其言之大而誇歟，自信則然耳！

故我國民而自以為國權不能保，斯不能保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奠定國權，強鄰孰得而侮之？國民而自以為民權不能興，斯不能興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奪爭民權，民賊孰得而壓之？而欲求國民全體之信力，必先自志士仁人之自信力始！

或問曰：吾見有頑錮之輩，抱持中國一二經典古義，謂可以攘斥外國陵鑠全球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吾見有少年學子，摭拾一二新理新說，遂自以為足，廢學高談，目空一切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由前之說，則中國人中富於自信力者，莫如端王、剛毅；由后之說，則如格蘭斯頓之耄而向學，奈端之自視欿然，非其自信力之有不足乎？

曰：惡，是何言歟！自信與虛心，相反而相成者也。人之能有自信力者，必其氣象闊大，其膽識雄遠，既註定一目的地，則必求貫達之而後已。而當其始之求此目的地也，必校群長以擇之；其繼之行此目的地也，必集群力以圖之。故愈自重者愈不敢輕薄天下人，愈堅忍者愈不敢易視天下事。海納百川，任重致遠，殆其勢所必然也。彼故見自封、一得自喜者，是表明其器小易盈之跡於天下。如河伯之見海若，終必望洋而氣沮；如遼豕之到河東，卒乃懷慚而不前；未見其自信力之能全始全終者也。故自信與驕傲異：自信者常沈著，而驕傲者常浮揚；自信者在主權，而驕傲者在客氣。故豪傑之士，其取於人者，常以三人行必有我師為心；其立於已者，常以百世俟聖而不惑為鵠。夫是之謂虛心之自信。

其四　利已與愛他

為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國古義以為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曰：惡，是何言！

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已而立者也。對於禽獸而倡自貴知類之義，則利已而已，而人類之所以能主宰世界者賴是焉；對於他族而倡愛國保種之義，則利己而已，而國民之所以能進步繁榮者賴是焉。故人而無利已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彼芸芸萬類，平等競存於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優而勝，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敗，此實有生之公例矣。西語曰：“天助自助者。”故生人之大患，莫甚於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夫既謂人矣，則安有肯助我而利我者乎？

又安有能助我而利我者乎？國不自強而望列國之為我保全，民不自治而望君相之為我興革，若是者，皆缺利已之德而已。昔中國楊朱以“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及解英德諸國哲學大家之書，其所標名義與楊朱吻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論之完備，實有足以助人群之發達，進國民之文明者。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於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於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為意也？故今日不獨發明墨翟之學足以救中國，即發明楊朱之學亦足以救中國。

問者曰：然則愛他之義，可以吐棄乎？曰：是不然。利己心與愛他心，一而非二者也。近世哲學家，謂人類皆有兩種愛己心：一本來之愛己心，二變相之愛己心。變相之愛己心者，即愛他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獨立於世界也，於是乎有群。其處於一群之中而與儔侶共營生存也，勢不能獨享利益而不顧儔侶之有害與否，苟或爾爾，則己之利未見而害先睹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後已之利亦從而進焉。以一家論，則我之家興，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禍；以一國論，則國之強也，生長於其國者罔不強，國之亡也，生長於其國者罔不亡。故真能愛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愛國，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人、愛國人，於是乎愛他之義生焉。凡所以愛他者，亦為我而已。故苟深明二者之異名同源，固不必侈談“兼愛”以為名高，亦不必諱言“為我”

以自欺蔽。但使舉利己之實，自然成為愛他之行；充愛他之量，自然能收利己之效。

其五　破壞與成立

破壞亦可謂之德乎？破壞猶葯也。葯所以治病，無病而葯，則葯之害莫大；有病而葯，則葯之功莫大。故論葯者，不能泛論其性之良否，而必以其病之有無與病葯二者相應與否，提而並論，然後藥性可得而言焉。破壞本非德也，而無如往古來今之世界，其蒙垢積污之時常多，非時時摧陷廓清之，則不足以進步，於是而破壞之效力顯焉。今日之中國，又積數千年之沈痾，合四百兆之痼疾，盤踞膏盲，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則一切調攝、滋補、榮衛之術，皆無所用。故破壞之葯，遂成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為今日第一美德！世有深仁博愛之君子，懼破壞之劇且烈也，於是竊竊然欲補直而倖免之。

吾非不懼破壞，顧吾尤懼夫今日不破壞，而他日之破壞終不可免，且愈劇而愈烈也。故與其聽彼自然之破壞而終不可救，無寧加以人為之破壞而尚可有為。自然之破壞者，即以病致死之喻也；人為之破壞者，即以葯攻病之喻也。故破壞主義之在今日，實萬無可避者也。《書》曰：“若葯不瞑眩，厥疾不廖”。西諺曰：“文明者非徒購之以價值而已，又購之以苦痛。”破壞主義者，實衝破文明進步之阻力，掃蕩魑魅罔兩之巢穴，而救國救種之下手第一著也。處今日而猶憚言破壞者，是畢竟保守之心盛，欲布新而不欲除舊，未見其能濟者也。

破壞之與成立，非不相容乎？曰：是不然。與成立不相容者，自然之破壞也；與成立兩相濟者，人為之破壞也。吾輩所以汲汲然倡人為之破壞者，懼夫委心任運聽其自腐自敗，而將終無成立之望也，故不得不用破壞之手段以成立之。凡所以破壞者，為成立也，故持破壞主義者，不可不先認此目的。苟不爾，則滿朝奴顏婢膝之官吏，舉國醉生夢死之人民，其力自足以任破壞之役而有餘，又何用我輩之汲汲為也？故今日而言破壞，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事。彼法國十八世紀末葉之破壞，所以造十九世紀近年之成立也；彼日本明治七、八年以前之破壞，所以造明治二十三年以後之成立也。破壞乎，成立乎，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雖然，天下事成難於登天，而敗易於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壞為快心之具，為出氣之端，恐不免為無成立之破壞。譬之葯不治病，而徒以速死，將使天下人以葯為詬，而此後諱疾忌醫之風將益熾。是亦有志之士不可不戒者也！

結論

嗚呼，老朽者不足道矣！今日以天下自任而為天下人所屬望者，實惟中國之少年。

我少年既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說公諸天下，將以一洗數千年之舊毒，甘心為四萬萬人安坐以待亡國者之公敵，則必毋以新毒代舊毒，毋使敵我者得所口實，毋使旁觀者轉生大惑，毋使後來同志者反因我而生阻力。

然則其道何由？亦曰：知有合群之獨立，則獨立而不軋轢；知有制裁之自由，則自由而不亂暴；知有虛心之自信，則自信而不驕盈；知有愛他之利己，則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壞，則破壞而不危險。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國之道亦在是！天下大矣，前途遠矣，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在少年！

是在吾黨！

1901年6月16日、7月6日

梁啟超（1873~1929年）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字卓如，號任公、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早年從學於康有為萬木草堂，並協助康有為從事變法維新，時稱“康粱”。1895年同康有為共同發動“公車上書”。後於上海主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等論著，在全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897年10月，受聘為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次年入京參與戊戌新政。變法失敗后逃亡日本，創辦《清議報》，宣傳改良主義，鼓吹民權，並主張君主立憲制。1913年歸國后擁護袁世凱統一，並出任司法總長。后反對復辟帝制，策動護國軍反袁。一度出任段祺瑞內閣財政總長。“五四”運動期間，反對尊孔復古，謳歌民主與科學。學識淵博，著述宏富，晚年講學於清華大學。著作輯為《飲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