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山書院

據現存的明、清碑記和舊《新昌縣誌》記載，鼓山書院的前身，為宋·嘉佑初（1056）的石鼓書堂，“舊為石亞之讀書之處。”石亞子（1018—？），乃創建石溪義塾的石待旦次子。字潛夫，別號少庵，又號石鼓主人。宋·景佑元年（1034）進士，時年方十七，丰神俊秀。宋神宗愛其才貌，欲選為駙馬。亞子辭曰：“家已議鮑氏，王姬非敢偶。”帝不強之。仕至太常博士。年三十九，即棄官歸隱，讀書於鼓山，並捐田立觀宇。宋·景佑三年（1036）朝散大夫韋驤作的《石鼓主人記》載：“佳山秀水之盤旋，中建一室以為棲息藏修之所者也。石公耕石溪之田以為食，汲石鼓之水以為飲，樵石鼓之木以為炊，蠶石鼓之桑以為衣，群石鼓之麋鹿以為友……”宋末及元代，石鼓書堂後續記載極少。

今存書院東側部分建築，約有1200平方米左右，院門以內，總體布局為縱軸線上三進，橫軸線上三進。縱軸線上由南向北有前廳、講堂、藏書樓，逐進遞升；兩側為學舍。前廳一層三間，明間作通道；講堂、藏書樓、學舍均為兩層樓房。院落曲房別院，縱橫有序；以天井相隔，用作採光排水；房舍間以廊互連，結構緊湊聯繫方便。東側書房建築部分，雖經1995年落架大修，仍保持了舊制原貌。

書院西側部分建築，建國后直至“文革”時尚存，然而因年久失修，破敗不堪已成危房，被水泥廠作職工宿舍時拆毀一部分，后石城中學在此又建起了極不協調的鋼筋水泥教學大樓。

雖然說，“鼓山書院”四字最早見諸石亞子墓誌銘中的“鼓山書院乃石城公待旦集賢開講之所”，但從嚴格意義上講，鼓山書院正式見諸可靠文字記載的，為明·嘉靖十三年書院落成，狀元出身的知府洪珠所撰的《鼓山書院碑》記。其中云：“乃尋鼓山舊址，得地直可十八丈，橫如其數（約為3600平方米），中設石塾神位。前四楹為台門。南臨大路，建綽楔（即牌坊）以樹風聲。山田地共28畝，咸畀先生裔孫（石家子孫）克剛歲供祀事。堂中屹勢尊，宅安境靜，泉石幽響，前人講學聲韻，若可聽聞。”作碑記的知府洪珠，后官至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鼓山書院何以“中設石墪神位？”石墪（1128-1182）邑人，宋一代理學大儒，紹興十八年進士，先後任武進縣令、尤溪縣令、知南康軍，均有政績。他與朱熹三仕同官，交往密切。石墪天資高邁，探究理學，盡得精奧。一生著作甚豐，有文集數十卷，對《中庸》、《大學》、《周易》等儒家經典有深刻研究和獨到見解。尤以《中庸集解》一書廣為刊刻發行，全國著名書院列為重要教材。

據南明書院三碑（乾隆十八年的《新昌縣南明書院碑》、嘉慶十年的《建南明書院碑》、南明書院《田畝碑》）記載，乾隆十六年（1751），新昌城隍廟修繕后尚有餘金，知縣曹鎜在城隍廟一牆之隔處，動建南明書院，六十六年後，至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因“南明書院地勢卑隘，又壓以譙樓……議遷鼓山重建。”（見《呂氏宗譜》）。清·嘉慶二十三年《重建鼓山書院碑》記載，知縣凃日曜稱“余每於視事之暇，課諸南明書院，院逼西城，蓋前令曹公自乾隆中創也，其地湫隘囂塵，……肄業者日眾，院舍不能容，余欲因先哲遺址重建山中，以為挹名山之秀……”“余自承乏茲土，以歲時遍謁鄉先生，登山四顧，惟荒祠兩楹，殘碑孑立榛莽中，隱約見遺址，而破瓦頹垣，已無復存者，蓋院之廢久矣。”知縣凃日曜自捐官俸，石氏捐地址，時有鄉紳陳氏恭人（中憲大夫呂周緒之妻、大夫呂保之母）“令其孫喬柯、喬蔭投狀願獨建”。據《呂氏宗譜》載：“費萬有餘金”。“遂鑿山拓基，宏其規制，經始乙亥冬（1815），越丙子（1816）秋告蕆。前立講堂，後設立先生（指石塾）座，旁列學舍（據載50餘間），燦爛炳煥，輝映雲山，蓋前此所未睹也。”書院告竣后，呂氏又“捐田三十畝為修葺費。”

鼓山書院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又作大修。據《呂氏宗譜》載，縣令侯琫森，每月去書院課士，“周視院舍，頹壞殊甚，徐而察之，非獨榱題瓴甓年久失修，亦且山嵐之氣，蒸為白蟻，蟻善蝕木。數歲不治，則一柱之朽，全廈為傾。因而謀之院董，陳恭人之曾玄孫輩呂茹藻、茹藩、邦鈞等，皆應諾重修。於是不多時，所修之木材運到現場，不一年修成。”院舍再度美輪美奐。呂氏又捐田8畝助學。有清一代，對修建鼓山書院貢獻最大的是呂氏家族。建國后尚存的書院建築，當是光緒時大修，歷經民國失修的建築遺存。

抗日戰爭期間，陳石民先生曾借鼓山書院辦農桑學校；抗日戰爭勝利后，鼓山書院曾作為新昌簡師校舍；建國后西嶺鄉政府曾作為駐地，對於保護鼓山書院功不可沒；文革期間，新昌縣革委會曾把鼓山書院劃撥給同在西隅的新昌水泥廠作職工宿舍；1995年8月，縣府發文把鼓山書院收回國有，撥款25萬元給縣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修葺鼓山書院作石城中學辦學之處。

今鼓山書院內原地尚保存有1995年大修時出土的明·嘉靖甲午年（1534）紹興知府洪珠撰文的《鼓山書院碑》一方、明柏一株。另在千佛岩下的城隍廟碑廊內保存有早年徵集來的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的《重建鼓山書院碑》一方。

“書院肇始於唐，盛於兩宋，它是一種頗有中國特色的教育機構。一方面在私塾、義學、家塾等初級教育基礎上深造士子，另一方面也是傳承和發展學術文化的研究機構。一般來說，書院由官府統一規定招收生徒名額，生徒分正課、附課、隨課三個等級。正課生徒每月膏火費三兩銀子，附課生徒一兩，隨課生徒無膏火費。每月進行官課、院課兩種校課。課考評分按名次排列，可升降原有等級。鼓山書院辦學數百年間，大致上也按此制度辦。院請著名學者、博通之士執掌教席，地方官也常親臨講堂。”（見陳百剛、陳新宇《鼓山歷史文脈簡說·明清至民國的鼓山書院》）舊志稱，鼓山書院“嘗延程夫子明道（顥）講學於此。”后與理學家朱熹友善的“石子重（塾）晚年亦講學於此，著《中庸集注》，朱熹嘗采其說。”清·乾隆年間，書院聘會稽茹芬（后中狀元）長院。書院肄業諸生，探究理學，取科第達官者眾。如東街橫鋪石板陳家一門才俊大都從鼓山書院培育成才……連天台著名學者齊召南也和鼓山書院有不解之緣。乾隆十七年（1752）禮部侍郎天台齊召南為鼓山道觀作《重修鼓山觀碑記》，其中有“書院石坊峙道左，院與觀犬牙相錯，唇齒相依，觀興則書院亦興”。

鼓山書院建築，小青瓦屋面，風火牆風格，梁架穿斗式，硬山造。依山勢而建，高低錯落有致。建築布局上，採用中國傳統的棋盤式格局，在滿足書院教育功用的同時，也十分注重書院建築的穩重對稱。

鼓山的歷史文脈源遠流長，可從晉代王羲之說起，可謂起點很高。永和十年（355），王羲之誓墓辭官后，隱居剡東，在鼓山創紫芝庵，採藥煉丹，《鼓山題辭》。乾隆以後，鼓山書院與元真道觀同時並立於鼓山中，琅琅書聲與裊裊香煙使鼓山籠罩在濃濃的儒道文化氣氛中。鼓山又經宋代新昌石氏的經營，儒道兩種文化傳統在鼓山并行不悖地存在著、發展著。到明、清儒學文化發揚光大起來，出現了新昌鼓山書院的輝煌時期。

鼓山書院系書院形式辦學的一處難得的遺存，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很有保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