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籌開辦京師大學堂折

籌辦京師大學堂之議，首倡於李端棻的《請推廣學校折》。1898年康有為在《請開學校折》中又重申此議。同年六月光緒下《明定國事詔》，宣布舉辦京師大學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委託梁啟超草擬京師大學堂章程上報，令孫家鼐為管學大臣，聘請美國人丁韙良為總教習。

奏摺的開頭反覆引用光緒催辦京師大學堂的詔諭，又一再說明草創之初的謹慎小心和深恐怠慢，由此可以看到當時光緒君臣變法圖強的熱情和急切心情。奏摺指出京師大學堂最突出的問題有四個，第一是經費的籌措問題，第二是校舍的興建和借用問題，第三是管學大臣的挑選，第四是總教習的選派。光緒幾乎是完全採納了奏摺中的建議：校舍在北京地安門內馬神廟；吏部尚書孫家鼐為管學大臣，管理大學堂事務；開辦經費、常年用款，由戶部籌撥；原設之官書局和新設之譯書局，均併入大學堂；大學堂的辦學方針為“中西並用”，宗旨是“廣育人才，講求時務”，課程分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可見完全是按照奏摺中的規劃運作的。

“戊戌政變”之後，光緒遭到幽囚，維新派或出逃，或被治罪。慈禧進行了全面復辟，把變法的所有新政統統廢除，但卻保留了新政中正在艱難籌建的京師大學堂。當時在天津出版的《國聞報》曾這樣評論：“戊戌政變”后的“北京塵天糞地之中，所留一線光明，獨有大學堂而已。”京師大學堂成為“戊戌政變”后所有新法措施中唯一的倖存者。

孫家鼐（1827年-1909年），清安徽壽州（今壽縣）人，字燮臣，號蟄生，又號澹靜老人。咸豐狀元，授修撰。與翁同和同為光緒帝的師傅，並列名晚清“強學會”。戊戌變法中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上《遵籌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並以管學大臣主辦京師大學堂。戊戌政變后，因病乞免官。後起為禮部尚書，拜體仁閣大學士，轉文淵閣大學士，充學務大臣。后病逝。

奏為遵旨籌辦京師大學堂，並頒開辦詳細章程，謹繕清單，敬呈御覽，恭折仰祈聖鑒事。竊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奏上諭：“御史王鵬運奏請開辦京師大學堂等語。京師大學堂迭經臣工奏請，准其建立，現在亟須開辦，其詳細章程，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議具奏，欽此。”臣等以事屬創始，籌劃匪易，當即查取東西洋各國學校制度，暨各省學堂現行章程，參酌釐定，尚未就緒。旋於四月二十三日奉上諭：“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等因，欽此。”臣等往返商榷，正在將章程妥議具覆，復於本月初八日奉上諭：“前因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特降諭旨，命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議奏，即著迅速覆奏，勿再遲延等因，欽此。”

臣等跪誦之下，悚懼莫名。竊維今日中國亟圖自強，自必以育才興學為要綜。考歐美各國富強之故，實由於無人不學，無事不學。其學校每年所需經費，英至九百三十餘萬鎊，每年約合華銀六千五百數十萬兩，法至四百餘萬鎊，每年約合華銀二千八百數十萬兩，其餘諸國，亦數百千萬不等，以故負笈之士，成就遠大，政治學藝，日異月新。近人至以學校之多寡，覘國政之盛衰，非無因也。

中國當更新之始，京師為首善之基，創茲巨典，必當規模宏遠，條理詳備，始足以隆觀聽而育人才。臣等仰體聖意，廣集良法，斟酌損益，草定章程，規模略具，舉其要義，凡有四端：一曰寬籌經費。二曰宏建學舍。三曰慎選管學大臣。四曰簡派總教習。提綱挈領，在此數者。學堂養士數百，購圖書儀器，需款甚巨，非有額撥常年專款，斷難持久。而現在經營創始，所費尤為不貲。臣等約計開辦經費，需銀三十五萬兩，常年經費一十八萬兩有奇，其數似已甚多，然較諸西國尚不及千分之一，皇上垂注大學堂，屢發明詔，作人之意至勤勤矣。伏乞飭下戶部，即速籌撥專款，俾得興辦，所有常年經費，亦預先指定，庶免延誤。將來如有推廣，不敷支給，再由管學大臣臨時酌度請旨辦理。

現在開辦經費內，仰蒙聖恩，撥給官地，亦可稍從節省，然黌舍未具，尚須興築，臣等竊思時事日殷，需才孔亟，若待從容築室，又當遲以歲月。查日本開學之先，皆權假邸舍以集生徒，今事當速舉，似可權宜。伏乞皇上先行撥給公中廣大房室一所，暫充學舍，命官選士，克日興辦，其大學堂仍應別撥公地，另行構建，則規範既閎，而舉事不滯。學舍具矣，任事需人，大學堂設於京師，以為各省表率，事當開創，一切制度，均宜審慎精詳，非有明體達用之大臣，以管攝之，不足以宏此遠謨。況風氣漸開，各省已設學堂，近又迭奉諭旨，停試八股，講求西學，各省向課制藝，書院自應一律更改，將來學堂日有增益，而無所統轄，必至各分畛域，其弊不可不防。伏祈皇上簡派大臣中之博通中外學術者一員，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即以節制各省所設之學堂，其在堂辦事各員，統由該大臣慎選奏派。命官既須鄭重，而擇師尤關緊要。今士人學無本原，不通中國政教之故，徒襲西學皮毛，豈能供國家之用？欲轉移之，非精選總教習不可。苟得其人，學術正而道藝興；苟失其人，學術謬而道藝亦誤。

伏維皇上孜孜興學，尤應慎簡教習，以收遵道敬學之效。總教習綜司學堂功課，非有學賅中外之士，不足以膺斯重任，非請皇上破格錄用，不足以得斯宏才。若總教習得人，分教習皆由其選派，亦可收指臂之效，其餘一切擬辦事宜，悉具章程之內，謹繕清樣，恭呈御覽。所有臣等遵旨籌辦京師大學堂並擬詳細章程緣由，理合恭折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再此折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稿，會同軍機處辦理，合併聲明，謹奏。

臣等所奏的是：遵皇上聖旨籌辦京師大學堂，並擬訂開辦的詳細章程，謹慎地繕寫清單，敬呈皇上審閱，恭繕奏摺，祈請皇上鑒察。今年正月25日奉皇帝的上諭：“御史王鵬運奏摺中有請開辦京師大學堂等語。京師大學堂經群臣多次上奏請求，准予建立，現在急需開辦京師大學堂，開辦的詳細章程，命令軍機大臣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善商議后具奏，欽此。”臣等認為這件事因為是初創，籌劃不易，所以立即查考了世界各國學校制度，和我國各省學堂的現行章程，斟酌情況整理制訂，還沒有就緒。隨即於4月23日又奉皇上的上諭：“辦理京師大學堂對各行省有示範的作用，尤其應該首先舉辦。命令軍機大臣和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迅速地共同妥善商議後上奏等因，欽此。”臣等往返商榷，正要將章程妥善商議，一一回復皇上的垂詢。又在本月初8日奉上諭：“以前因為京師大學堂是各行省的倡導，特為降下諭旨，令軍機大臣和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共同商議后詳細彙報。命令他們迅速一一奏明彙報皇上，不要再拖延等因，欽此。”

臣等跪讀上諭，深感沒有辦好皇上指定的事，十分惶恐。考慮到現在我們迫切希望自強，自然應當以培育人才興辦學校為首要大事。考查歐美各國富強的原因，確實是因為他們國家沒有人不熱愛學習，沒有哪方面的事不研究。他們學校每年的經費，英國達到930餘萬鎊，約合我國白銀6500數10萬兩；法國達到400多萬鎊，約合我國白銀2800數10萬兩；其他各國也數百千萬不等。因為他們教育經費充足，所以學生成就大，他們國家的政府管理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現代有的學者甚至從學校的多少看國家的盛衰，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國正當國家更新開始的時候，京城是全國各地的楷模，開創這樣的大事業，一定要有遠大規劃，還應有具體詳細條例，這樣才能夠得到足夠的重視，又真正培育出人才。臣等體會到皇上的意圖，廣泛的徵求各種辦學的好方法，斟酌情況進行調整，草擬出章程，已經初具規模，列舉其中主要的共有四點：一是多籌措經費。二是大規模興建校舍。三是慎重挑選管學大臣。四是選派總教習。將章程提綱挈領，就是這四點。京師大學堂在校學生要達到數百人，要購買圖書儀器，需要數額巨大的資金，沒有每年定額撥發專款絕對難以長期辦下去。而現在正在籌劃創始階段，所以需要花費的錢無法估算。臣等約略計算開辦經費，需銀35萬兩，常年經費18萬多兩。這個數目似乎已經很大，但是比起西方國家來還達不到他們的千分之一。皇上重視大學堂，多次發布詔書，培養人才的願望極為殷切。俯伏請求皇上命令戶部馬上籌撥專款，使其得以興辦，所有常年經費，也預先確定下來，以免延誤時間。將來大學堂如果擴大，不敷支出，再由管學大臣，臨時斟酌考慮，奏請皇上傳旨辦理。

現在開辦經費中，承蒙皇上恩典撥給官地，也可以稍微節省一部分購買土地的支出，但是沒有校舍，還需要新建。臣等考慮到時局越來越令人憂慮，又急需人才，如果慢慢建築，要耽誤興辦大學堂的時間。考查一下日本開始辦學的時候，都暫時借用首都高級官員辦事所用的邸舍作為校舍，現在要儘快興辦大學堂，似乎也可以效法日本，採取變通的辦法。俯伏請求皇上先撥給公家寬大房屋一所，暫作校舍，先任命官員，選拔學生，即定日期興辦大學堂。但是大學堂還是應該另撥公地，另行建設，規模就可以更宏大，這才能叫作辦事不拖沓。校舍有了，辦學需要人，大學堂設在京城，作為各省表率，是開創性的事業，一切制度都應該周密慎重地討論，制訂出來要精細詳明，沒有能明辨事情的輕重緩急的大臣加以管理，就不能實現這個遠大的規劃。況且興辦新學堂的風氣已經傳開，各省都已經設立學堂，最近又多次奉皇上諭旨，決定停止八股考試，研究學習西學，各省從前講授學習的八股文，和書院中的課程，自然都應該予以一律修改。將來學堂數量逐漸增加，如果沒有專門的機構進行管理，必然各自獨立互不統屬，這種弊端不可不防。俯伏請求皇上選派一員學貫中西的大臣管理京師大學堂的事務，並且任命他管理各省所設的學堂，那些在大學堂辦事的各種官員，全部由該大臣慎重選擇，再奏明皇上，由皇上加以委派。任命官員既然必須慎重，那麼選擇老師則尤其重要。現在讀書人學問缺乏根基，是因為他們不懂中國的政治教化，只學得西學的皮毛，國家怎麼能任用這樣的人呢？想轉變這種情況，不精選總教習是不行的。如果所選人員合適，學堂里的學生就能夠學到正統的學問和各種技能；如果所選人員不合適，學堂里的學生所學的就是荒謬的見解和錯誤的技能。想到皇上費盡心思地興辦學堂，就尤其應當慎重選派教習，以達到尊重道統，尊重老師的目的。總教習主管學堂的課程，不是學貫中西的讀書人不足以擔當這一重任。而不請皇上破格錄用，不能得到這樣的大才。如果總教習找到合適人選，分教習都由他選派，也可以收到指揮靈活的效果。其他一切計劃應該辦的事情，全部寫在章程之內，謹慎地繕寫清單，恭敬地呈進皇上審閱。臣等遵旨籌辦京師大學堂並且擬定詳細章程，所有討論過程及問題理應恭繕奏摺向皇上陳述，俯伏請皇上鑒察訓示，以便遵行。另外，這個奏摺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稿，會同軍機處辦理，一起向皇上聲明，謹奏。

京師大學堂，是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也是當時中國的最高教育行政機關。1900年，帝國主義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京師大學堂一度停辦。1902年學堂恢復后，朝廷委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先設速成、預備兩科。1903年增設進士館、譯學館及醫學實業館。同年改管學大臣為學務大臣，統轄全國學務。另設總監督，專管京師大學堂事宜，派張亨嘉為第一任總監督，從此成為單純的高等學校。1910年發展為設有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的大學。辛亥革命后，於1912年改為北京大學。1917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義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從此北京大學成為思想解放和學術繁榮的代名詞。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作為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科學思想的發祥地，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活動基地，北京大學為民族的振興和解放、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社會的文明和進步做出了不可代替的貢獻，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鋒作用。而所有這些的源頭都要追溯到京師大學堂這樣一個前身，追溯到這一篇奠定了它的基礎的草創性文件———《遵籌開辦京師大學堂折》。